【本文为专门给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摘要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与其说是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曾经走过的某段道路的否定，不如说是对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一直坚守并将继续坚守的精神状态的肯定。它不是对一种历史道路的评价，而是对一种思想路线的选择。如果把它理解为对历史道路的评价，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只有把它理解为对思想路线的选择，才能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关键词党的十八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封闭僵化的老路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两不走”尽管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但还是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对“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对“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认识上的分歧就大了。有论者说，“所谓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指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路子，当然也包括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路子。”但也有论者指出，封闭僵化的老路绝非指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而应该是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之路。对此到底该如何看待?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路子是封闭僵化的吗？
在一些论者看来，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但在历史上，正是这个社会主义，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坚持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坚持、完善和发展这个社会主义，而不是要改掉这个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①]”
那么，对此到底该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二十八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呢?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很明白：“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②]对于这段历史，能够简单地用“封闭僵化”来指称吗?
先说封闭。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向来主张平等互利的交往，反对闭关锁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④]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对新中国政权采取敌视态度，除了军事上的威胁、政治上的孤立，还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和制裁。1950年12月，美国政府悍然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并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巴特尔法案”，以停止美援来迫使接受美援的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1952年9月，美国又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增设“中国委员会”，专门执行对中国的禁运。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间，封中国之门、闭中国之关的绝非中国共产党人自己，而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追随者。
即使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勇敢坚定地带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顶住沉重的压力，灵活而巧妙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五十年代，按照“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方针，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保障了国家安全，而且争取到了大笔援助，对新中国工业基础的最终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难道这一时期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开放，就不叫开放吗?后来，当这种开放要损害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时，毛泽东断然拒绝了。六十年代，中国在不得不“两面出击”、与苏美同时对抗的情况下，把对外关系的重点转向了广大亚非拉国家，这为日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国际上赢得更多的尊重和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时机，毅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空前扩大了中国的国际空间。这期间，中国投资160多亿元，从西方国家引进了大批先进的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7套大型化工原料生产设备、4套30万–11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以及武钢的1.7米轧钢设备、南京的烷基苯设备。难道这不叫开放吗?
再说僵化。从毛泽东一生的言行中，不仅找不到他有僵化保守、经验主义的印迹，相反随处可见他刻苦学习、奋发向上、从不安于现状的精神和表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反对本本主义，力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强调“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⑥]“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⑦]正是这样既遵守、坚持又创造、发展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才得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曲折，但还是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比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一直到今天还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指针;工业上建成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上开展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的较大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尤其是尖端国防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就，都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成功开辟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奠定了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所有这些，是能够在一个僵化保守的时代取得的吗?
即使专门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八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不能简单地说是僵化了，更准确地应该说是急躁了、冒进了。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 [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但在修正错误的时候，一定要弄明白所犯的是什么错误。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既未说僵化封闭的老路就是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未杜撰出什么“传统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前后截然分割开来，而是高度肯定和赞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丰功伟绩，称其“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最近，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也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⑨]现实中，有人总是通过自造的定义，以“僵化封闭”之名，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道路大泼脏水，不过是再一次借题发挥罢了，与党的十八大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二、中国走过“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路子吗？
这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什么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模式，通常被称为“苏联模式”。由于这一模式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又被称为“斯大林模式”。从制度层面看，“苏联模式”或者说“斯大林模式”在苏联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着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毫无疑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应该说是正确的、成功的。它创造了在落后国家快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奇迹，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并在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使苏联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推崇，甚至照抄照搬。但从具体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层面看，这一模式中的政策措施，大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必要的，可是也有因脱离了苏联的具体国情或者受斯大林专断作风的影响是错误的，还有随着客观条件变化必须进行改革而没有进行改革的。正是这样一些弊端和失误，构成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实际运行中封闭僵化的一面，引起了不良后果，招致了人们不满，因而孕育着危机，成为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在因素。
这样的危机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情况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得不照抄苏联的办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⑩]所以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11]接下来，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国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经过苏共二十大，“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12]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自己的路，继续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探索这一道路，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正确结合起来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两者的结合应该是有机的，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如果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共同性，即否定了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那搞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别的什么主义了;如果不从中国实际出发，那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不可能搞好的。所以，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伊始，就没有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路子。如果真的像有论者指称的那样，中国当年走的也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路子，那么哪还会有后来的中苏论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在改革开放中改掉的也绝非什么“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而是如邓小平所说：“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13]对于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方面，则必须进行改革，这“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14]所以，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苏联的“改革”。苏联的“改革”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不仅引申到包括列宁在内的苏共所有领导人，而且全面否定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而怀疑整个七十年的历史，批判社会主义道路。这已经不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了，而是彻底走上了“改旗易帜的邪路”。从“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开始，一点点地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苏共亡党的教训何其深刻呀!
三、“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评判，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
既然改革开放前中国走过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很难说上什么封闭僵化，那么党的十八大报告所称“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到底是指什么?有论者从1949年再往前推，那就是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路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形态。要说封闭，既然叫半殖民地，应当很难谈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早在坚船利炮的掩护下，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无论军事侵略还是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在中华大地上都如入无人之境。要说僵化，既然叫半封建，在守旧派那里还是比较明显的，“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但在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那里，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一场又一场艰辛的探索和不屈的斗争，这恐怕也不能叫僵化吧。既然如此，“封闭僵化的老路”还能指什么?总不能继续往前推到清朝、明朝的海禁吧。
还是回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虽说九十多年来，党在实践中形成和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开拓创新，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但这些胜利也都来之不易，都是在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打破头脑封闭、思想僵化的基础上取得的。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已指出，本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15]。在这里，他说“从斗争中”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像有些同志那样从主观想象出发;他说“创造新局面”就是要有创造性，而不能像有些同志那样照抄照搬。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表现在革命中，教条主义者总是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看不到中国革命的生动实践;经验主义者总是封闭于一时一地的狭隘经验，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16]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 [17]
为了发起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邓小平最先打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旗帜，明确指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18]正是牢牢把握住解放思想这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党才在前进的道路上应对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在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十八大提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与其说是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曾经走过的某段道路的否定，不如说是对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一直坚守并将继续坚守的精神状态的肯定。这不是一种历史道路的评价，而是一种思想路线的选择。如果把它理解为历史道路的评价，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只有把它理解为思想路线的选择，才能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今天，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要紧密追踪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解放思想，攻坚克难，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这个过程中，既不能忘乎所以，把自己的思想封闭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其采取迷信和盲目崇拜的教条主义态度，认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不需顾及自身的特殊国情，只要照此办理，就万事大吉了;也不能精神懈怠，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是停留在对其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盲目地沿袭已成惯性但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观点和做法。只有克服了这两个方面的错误，我们才能真正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左鹏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4-1085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⑧]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7页。
[⑨] 《人民日报》，2003年1月6日。
[⑩]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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