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花落去 无可奈何花已开
——纪念120周年
郭伏生
“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毛泽东思想，简言之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是领导中国革命和指导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主席革命实践的结晶，凝结了千万烈士的鲜血，又一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成型后，老人家曾意味深长地说：“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1981年1月胡耀邦在某会议上讲：“坚持毛泽东思想，又把它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加以区别，听说有一个大学，把这句话讲了以后，哄堂大笑，......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主要靠马克思，还有一个恩格斯。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第一是毛泽东同志贡献的，第二是他的战友们贡献的......有什么可笑呢?”就是这个胡耀邦，运用此种逻辑，批大寨，否定文革，否定主席始从1953年，把剩下的思想进行了“集体化”。
毛主席离开我们37年了，在坊间，人民把他当成了传说中的神顶礼膜拜。可有一些人，其中他们是一代又一代，恐如惊弓之鸟，大肆反毛非毛，或瞒天过海，或移花接木，篡改捏造，歪曲肢裂。建党90余年，建国60多年，时间在流失，实践在检验，是真理就不怕批评，不怕检验，如果能够批评倒，实践证明不行了，那么其也就不为真理了。今年是他老人家诞辰120周年，让我们拔云去雾，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一)
他是一个诗人。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他曾自豪地对外国记者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然后指着自己的鼻子，声音提高了一倍，“这儿就有一个。”毛体书法洋洋洒洒，那么诗则是笔走龙蛇。阳春白雪，山雄水滔，为民忧为民泣，更多的是记录了“狂飙为我从天落”的征程，流注其中的是对于社会祸福和个人悲欢的深思。解放初期，他解剖自己战争年代的诗作时，不无感慨地说：“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种严峻的现实。”“万里长征，千回百转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一首《忆秦娥.娄山关》就记录了当时的苍凉和凝重。红军在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傍晚攻克。主席在往这道雄关攀登的时候，迎面碰上抬下来的一名伤员，他看了伤情并问了伤员的姓名(独腿将军钟赤兵)。登上山顶，夕阳晚照，显然，战场还没有打扫干净，南方冬天少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胜寒。他走近那道“娄山关”的石碑，审视着这远近的一切，多日郁闷的心情，豁然而出。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境况不同，使他不是一位高产的诗人，但却能和任何一位大家相媲美，最能倾倒国人的莫过于《沁园春.雪》这一首了。这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主席回赠柳亚子的一首诗，被一民营报纸发表后，立刻在山城引起很大的轰动，纷纷传抄，赞语更是不绝，“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膛乎其后。”“风格涵浑奔放，气吞山河如虎”......知识界的名人学者意识到这是一首佳作，不仅思想深刻，艺术水平高，而且气势磅礴，字里行间洋溢着豪情壮志，一时和者接踵，各报纷纷刊登，为政治气氛紧张的陪都平添了几分风雅。国统区的人民感到惊讶，这个被称为“草莽英雄”的“土匪头子”，竟有如此文采，如此的文学修养，诗中的胸襟气魄，多么符合圣与王融为一体的人格思想，常常身裹戎装的蒋委员长倒有点酷似“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夫了，治国平天下不寄于这样的风流人物还有何求?应该说，在吟诗填词方面，蒋与毛相比，虽望尘莫及，但并非草包一个，这首有“帝王之风”(邵力子语)的词，使他不寒而栗，难以容忍，一批御用文人自然是一番围剿，无奈蚍蜉撼大树罢了。
“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主席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还有着渊博的历史知识。纯文人之作情胜于理，政治家之作理胜于情，而这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从情到理既文字激扬，又入骨三分，气势上俯瞰宇宙，指点江山。高烹老教授的一首诗词颇为形象地表达出了主席诗词的风格“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云，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携卷登高唱，流韵壮东风。”
主席的诗作仅仅是信手拈来罢了，正如与主席有诗词交往的文坛巨匠郭沫若所说，“经伦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其实，主席曾经有过个一个“文学梦”，他幼时发现书中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是就有一个愿望，长大要当作家，写就写农民，到晚年还想，“退下国家主席就写”，曾说过“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否则“鲁郭茅巴老曹”的队列中要增加一位了。虽说为一憾事，但却推动了一个时代文艺事业翻天覆地的发展，在延安时就主张“文艺要面向大众，面向工农兵”，写文章要“真实、生动、鲜明”。从《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到已成经典的样板戏;从《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艳阳天》，它们和那个时代交相辉映，谱下了人类史上最动人的乐章。
(二)
他是一位军事家，一位战略家。是军事家想必就该将星闪耀，戎装笔挺了，你看黄埔校长蒋介石，腰挎中正剑，戎装紧裹，可他是资产阶级的，那就再看无产阶级的斯大林，身着元帅服，唇留胡须，何等威武。可他毛泽东不是，长征后到达陕北，斯诺与他照的那张头戴红五星帽的像，清秀的面庞中透着知识分子的精明，其实那顶帽子还是照相时借用的。郭沫若回忆与他的第一面是“静若处子”，“一大”代表回忆他“有着书生气”。鲁迅为救国救民从学医改成学文，而他则从一个教书匠，一个四平八稳的小学校长，投身到了枪林弹雨的洪流中。在消灭蒋介石的八百万正规军的征程中，先是小米加步枪与游击战，最后发展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在朝鲜战场上抗击的是武装到牙齿，以头号强国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军，外界对他不甚了了，说他的残酷比斯大林还斯大林，印度总理尼赫鲁见后说他“象一位慈祥的老伯伯”。他戎马倥偬20多年，却很少摸枪，上将陈士榘在战场上缴获了一支小手枪，可能确实地好，便给了顶头上司林彪，林彪可见也爱，转给了他。他见后说：“我如果用上了枪，我们的红军就完了。”在黄土高坡的窑洞中，在西柏坡的土坯房里，桌上、墙上、百姓的腌菜缸上，满是地图，长长是几十个小时，甚至有过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不合眼的记录，烟是一支接一支，茶水更是不断，喝浓茶，吃残茶，疲劳了喝上一点酒，饿了煮上一茶缸麦片粥，有时山下就是敌人，却要指挥全国各地数个战场的战斗。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
他是早期共产党的领袖当中，唯一没有喝过洋墨水的一位，你看瞿秋白、王明、博古，青年时即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青睐，张国焘，北大的高才生，李大钊的得意弟子，“一大”就是张主持的，与张相识时，他还是月挣八块大洋的北大图书馆的小伙计，有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之称的梁漱溟与毛同龄，可当他成为北大教授，经常出入同事杨怀中(杨开慧之父)家中时，有一个住在门房里的大个子青年来开门，他就是毛泽东。长时间生活在最底层，所以对祖国城乡有着深刻的了解，与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早年从事农运时，瞿秋白曾送他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张国焘回忆说，是“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其间写下了一系列农村农运的文章，“跑到你熟悉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著名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历时33天，行程700公里，农协减租减息，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在艰苦的探索中，他敏感地注意到了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他认识到“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的革命”，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不可，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秋收起义挫折后转兵南下，长途跋涉，伤兵员增加，逃跑成了公开的事。于是进行了“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彻底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后来又取消了兵晌，自古以来当兵领晌啊，可居然行通了。就是这一增一减，部队越战越强，越战越多，朱德来了，彭德怀来了。当时，共产党建立了多处的根据地，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彭湃开创的海陆丰以及湖北的黄麻，皆因政治与军事上没有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相继失败。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给了进步力量以极大鼓舞，他们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又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军大发展是和井冈山的影响的分不开的(黄克诚回忆)。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实行的是政府与军队抗战，主席主张全民抗战，他如走围棋一般，把八路军三个师分布到山西的四个角，并逐步从山地到平原，用他老人家的话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占到哪里”。针对当时的“亡国论”与“速胜论”，他写出了《论持久战》。从战争的性质到两国的国情得出了“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书中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国民党中的“小诸葛”白崇禧看后认为这是克敌致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向蒋介石转述，最终成为了全国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日本也看到了，他们在内部称毛是“难以找到的杰出的组织家和战略家”，集中精力研究对付持久战的办法，研究来研究去也没有拿出一整套真正有效的办法，就是称霸世界的美国，他的西点军校也是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当作了必修课。
对毛主席的非议从来没有间断过，只不过时强时弱罢了。在中央苏区时，临时中央的那些留过洋的，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的领导，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遵义会议上有人当面讥讽他，打仗并不高明，只会按照《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打。从中央“三人团”与国民党的“堡垒对堡垒”，到张国焘的“打到成都吃大米”，再到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次又一次把革命导入歧途，正是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一次又一次为革命拨正了航向。
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在他的关注与培养下，有两个人对主席的思想领悟的最为透彻，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只可惜不是出将入相的文武合璧，那就是林彪与张春桥，这是任何历史都无法回避的事实。林指挥打仗伤亡小，战果大，长征时即为破围先锋，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一路过关斩将，他随身的小提箱里全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根据主席的战略思想，因地制宜地制定出了“攻城的一点两面”，“三三制”等很多战术原则，在指导南满军区的斗争中，指示部下学主席的战略学，并具体到几章几节“应反复研究……当做胜利的诀窍来看，当做作战指令来看”。解放后，林主持军队工作十几年，采取“政治挂帅，思想领先”部队的精神风貌是何等的一个高，曾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1950年，大半国土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国家一穷二白，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朝鲜战争爆发。而将要面对的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这成了他一生最艰难的选择，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喝浓茶、吃茶叶，烟卷滋滋作响。在中央会议上，多数同僚不赞成出兵，有能力财力与美抗衡的斯大林，更是主张要金日成到我东北组织流亡政府，是他毛泽东好战，还是不懂得韬光养晦?七十年代，他与总理在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程。“事情总是那么弯弯曲曲，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政治局会议上，……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彭德怀曾做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要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彻力和判断力”，于是就有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有了“一条大河波浪宽”，有了我们“最可爱的人”。开战初期，他的机要秘书回忆，主席半个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睡眠极少。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战况瞬息万变，都要他加以分析，并很快做出决断，这一年他57岁。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一战，一扫百年来的耻辱，不仅保全了朝鲜的三千里江山，更是极大地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未来的发展 创造了宽松稳定的国际环境，成了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和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抗美援朝，我方有一底线，美方不得越过“三八线”，抗美援越，我方也有一底线，那就是“十七度纬线”，美方视若雷池，望而不及。从金门到雪域高原，从珍宝岛到南疆海战，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瞄准尖端科技，即使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也没有缩步。两弹一星，陈毅言“当了裤子也要搞”，“有了原子弹，我这个外长腰杆就硬了”。林彪说“火柴烧也要烧响”。60年代，国家的战略方针是“靠山、进洞、备战备荒为人民”。投巨资在中西部建设近两千家大中型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规模宏大的大三线建设，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这就有了中美苏三足鼎立，有了尼克松访问中国，有了七八十年代的和平局面。于是邓公认为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战争，提出“我们要忍耐几年，……经济力量增强了就可拿出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大规模的调整三线建设，把核武、航天等尖端国防工业，也实行军民结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新思路，“东部带动西部，先富带动后富”。曾几何时，美总统尼克松对记者说“如果说在死之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继尼克松访中的轰动效应，日首相田中角荣就职当天就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就是这个东洋岛国，几十年后狼子野心再现，在钓鱼岛造势，我这个第二经济大国，只要人家承认存在争议，“人家一点面子都不讲”。南海诸小国对我海岛哄而占之。国内民众聚会游行，抵制日货，为了装点门面凝聚民心，无可奈何地提出了一个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主席的军事思想是人民利益的守护神，是镇国之宝，军事方略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基础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想来可悲可叹。
(三)
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思想家。
读书知天下，读书识古今。他学问高深，知识渊博，他所取得的一些成就，都是和他一生刻苦读书和投身革命实践(是谓读大书，无字之书)分不开的。少年时背着父亲读，学堂上背着老师读。在戎马倥偬中，从国民党邮局中找书，从地富家中找书，在稍为安静的延安借同事的书，要周恩来从重庆买书。少年时读的书是当时视为禁书，造反的书。成人后，以马列书籍和历史书居多。他最喜欢的是现代作家鲁讯，一本《鲁讯全集》从孤岛道上海转送到陕北根据地，直至北京。建国初去苏联访问挑了几本鲁讯的书，新中国出版的十卷本《鲁讯全集》，放在床上反复阅读。晚年后无法坐着看就躺着看，用放大镜看。他曾说“读书是智慧的事”，“一天可以不吃饭，一天可以不睡觉，但不可一天不读书”。他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离开我们的几个小时前还在读书。书陪伴了他一生，他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高山上，可以看到很多很远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一部《红楼梦》看过不下五遍，曾有不读《红楼梦》只是半个中国人之说，窑工大将徐海东、少林将军许世友为此努力坚持读。一部《资治通鉴》竞然看过十七遍。他是一位俯瞰看宇宙的政治家，读书时运用哲学思维，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在一般人看来，他的读书方法有些“刁钻”，充满了颠覆性，他把《水浒传》当做政治书看，把《红楼梦》《聊斋志异》当历史书看，联系自己的实际，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充实的读书生涯，使他读透了中国，读透了世界人类史，化作了智慧，化作了领导艺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他的著作百炼成钢，在某些领域给予充分的阐述和创造性的发挥。他曾这样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常的事，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者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通的东西，并能掌握住他，这才叫领导”。正是这种智慧，使他成为一个走在时间前面的人，领导中国人民少走了很多弯路，从胜利走向了更大的胜利。
马克思讲，共产党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列宁讲，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命题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成名至今，在这个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度里，经过了七十多年的实践检验。早年到陕北不久，主席就写出了哲学史上的名篇《矛盾论》、《实践论》，同时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篇文章以学生礼送阅共产国际，并成为了主席战胜党内对手的有力武器。建国后出版《毛泽东选集》，主席曾让斯大林派党的理论专家来帮助，看可否成集。此人(尤金)回去后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是群众教给我们的”。从游击战、持久战到两弹一星、大小三线建设;从田间地头、柴米油盐到鞍钢宪法、哲学理论，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很有文学大家的风范与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味，还有嬉笑怒骂皆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当专业作家的理想没有实现，但却诞生了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孔子的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主张“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吃着农民的，用着工人的，反过来视之为奴才，百般虐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历史，私有制社会的历史就是奴役劳动人民的历史，一版又一版的天下财富到吾家的“蒋宋孔陈”，劳苦大众夫打工，妻打工，子打工，子子孙孙无穷尽焉地打工。主席有一句名言，“马列主义千头万绪，归根到底一句话，造反有理”，可以肯定地说，他毛泽东的历史就是造反的历史，造孔子的反，造剥削阶级的反，造帝官封的反。主张公有制，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今，劳动人民要做天下的主人。
也说“人民公社”
农业、农村、农民，贫穷、落后、愚昧，这几个词是常常连在一起的，同是一方天，还是这片地，在毛泽东时代，却是活力四射。人民公社，一个久违了的名词，已渐行渐远，这又成了一个中国农民的梦。然而，他却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的方向，应当逐步的，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最基层单位……”，几十年以后，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公社，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科研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这就是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构想。其实，早在1919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有类似的设想，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其预设的轨道。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世世代代最宝贵的财富，是毛主席使他们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但这远远不够，1943年时其就指出，经过了土地革命，打破了封建剥削关系，这是第一次革命，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生产力就可大大提高，进一步推动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是第二次革命。
山西是革命的老区，土地改革走在了革命的前列，五一年夏天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随着互助组的发展，……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主张向初级社发展。刘少奇否定了这份报告，认为这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主张采取苏联模式，任其发展，十几年后，城市工业强大了，就发动一个运动，一举走向集体化。而主席肯定了这份报告，认为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但那是一条痛苦的路，这不仅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且是一场技术革命，“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可以引向社会主义;是私有者和农产品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趋向是资本主义。我们的政策是在于积极地而有谨慎地经过许多具体的、恰当的、多样的过度形式，把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轨道上来”。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且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他的心、他的感情总是同广大贫困农民息息相通，紧密相连。合作社运动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办到的事情，特别在抵御自然灾害面前，显示出了自己的优越性，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科学种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场深刻的社会改造运动中，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相反，粮食连年增产，农业总产值从49年的326亿元增加到了57年的604亿元，“一五”的增长率是4.5%，看到农村翻天覆地的发展，看到农村的勃勃生机，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曾说“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都没有这样高兴”，1958年丰收在望，情不自禁的赞叹“人民公社好”。1958年全国粮食大丰收，而1959年，全国的很多地方发生春荒，一个“瞒产私分”使主席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党的许多干部否认了生产队的重要性，否认了按劳分配，否认了等价交换，他不仅没有批评当事的干部与群众，还说道“瞒产私分极其正确”，为此把上述三项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春耕在即，他忧心如焚，写下了一封《党内通信》，从省委书记直插到生产小队长，讲生产、讲密植、讲机械化，点睛之笔的是讲真话问题，通俗的语言，特有的风格，就像是和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谈心似的，南方正在插秧，北方正在春播，如春风、似春雨，润泽到了祖国的角角落落。
1960年，连续的干旱使新中国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面对苏联的逼债，面对各地粮食的吃紧，从10月开始他也不吃肉了，他说：“国家有困难，我也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渡难关，吃素不要紧，省下来换外汇。”身材高大的毛泽东，这时体重下降到了75公斤，一个“信阳事件”，对毛泽东震动极大，一些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这些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人的天下了，这个问题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为他后来发动“四清运动”的重要起因。对暴露出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同时发现很多干部不懂得按劳分配，不懂得价值法则与等价交换，一个浙江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说得清楚，为此，他痛心疾首，怒斥那封《党内通信》为放屁，硬性规定“生产队(初级社)为核算基础”“规模以二三十户”“至少三十年不变”的规定。薄一波回忆，“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务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从能查到的文献看，到这时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负责农村工作的人在内，像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的地位和权力，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从59年春他就提出的“三级核算，队(高级社)为基础”，直到62年春的硬性规定，整整三年时间，毛主席认识上的变化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他曾有一句令国人难忘的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看到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迎刃而解了，他犹如久病初愈一般，“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人民公社的发展阶段可为一波三折。1962年，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大刮“黑暗风”“单干风”，当时，党内首屈一指的经济专家陈云向主席反映意见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级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需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可以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而分田到户是他老人家最不能容忍的，他讲到：“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在他看来，两年都不要，一年多以后就会出现两级分化，干部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贫苦农民破产，卖地，这是在重走回头路。其时，一主抓农业的副总理劝主席试一试，主席发出了响彻千年的一问：“中国两千年来就是如此，还用再试吗?”实际是仅仅二年，到1964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恢复了，62-66年，粮食每年增产260亿斤，棉花增长600万担。
他老人家的最后十年，早已被说成是“十年浩劫”。让人绝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党却为人民办了两件“改开盛世”也办不到的大好事——医疗卫生与“五小”企业的大发展。建国以后，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长期危害国人的鼠疫、天花等传染病相继消失，但因为一线领导人的偏差，1964年的统计显示，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在为占中国15%的人群服务，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30%)比五亿农民(27%)还多，为此，主席痛斥卫生部为“老爷卫生部”“城市老爷卫生部”，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所以才有了农村1965-1979年的卫生医疗事业的飞速发展，合作医疗覆盖率超过90%，到1975年，农村的卫生经费占到65%。有人说主席不懂得经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实他恨透了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主义经济，终身为之奋斗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人与人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与分配，生产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完全解放出来，所以创造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创造了“赤脚医生”这样的新生事物，赤脚医生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方)、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为特点，开辟药园，种植易用常用药物。“荷锄扶犁，耕地种田”，社员称为“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被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称为奇迹，作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央支持强调地方上五小(小矿山、小煤矿、小钢厂、小水泥、小化肥)企业的发展，到1970年，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小水泥、小化肥的产量占到全国的40%，以小煤窑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产量增长70%，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为80年代后乡镇企业的崛起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富渔。三十年来，建成了八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五千多处万亩以上的灌溉区，面积达七亿亩，比1949年增长两倍，粮食产量51年是2870多亿斤，到1978年已超过6000亿斤，当时，有四十万台大中型拖拉机，并正以年增七万台的速度递增。在这段中国人口增长最多最快的时间内，人均寿命由35岁提高到了65岁，小学、中学免费，大学有工资，没有上不起学，没有看不起病，没有空巢老人，没有留守儿童，没有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没有矿难黑砖窑。安居乐业，从来就是一种神话，一种传说，但是在毛泽东时代成了现实，从山川到平原，从穷乡僻壤到内地心脏，天更蓝，水更绿，莺歌燕舞，生机盎然。
现在的党史宣传是，大寨与红旗渠是那个时代的杰作，其实，不能忽视的还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陈永贵从老少组、初级社到人民公社，1964年开始宣传;林县的红旗渠从开建到配套网渠建设，历经十年，大力发威的时七十年代;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品种，1973年秋育成，74年种了20亩，75年发展到5000亩，真正的大推广是七十年代的中后期。八十年代末，有人指责国人“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国人不是不懂得感恩，而是也知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懂得“桃三杏四梨五年，想吃核桃等九年”，何时挂果，何时盛果，何人栽树，何人刨根。历史发展到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在全球191个国家中，中国农村的卫生经费下降到了15.9%，公平性为188位，是倒数第四，又是一个15%，一个悬殊不尽然的15%，这是偶然的吗?2011年的一场大旱，电视画面上出现消防车洒水浇地的镜头，当说道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利工程在起作用时，那些当年餐风露宿，战天斗地的老社员的心都碎了。
浅议“文化大革命”
有一个并非虚构的场景，而且也不止一次看到。广场上，一位青年拉着他蹒跚走路，呀呀学语的孩子。孩子指着一尊雕像，稚气童声地问：“这是谁?”这位青年蹲下身来，搂着孩子，语气是那样地亲切，“这是毛爷爷。”他已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尽管他的身上背负着很沉很重的、无可奈何的，也只能算是“错误”了，然而，他的人民，对这些好像并不存在，也看不到一点的阴影，随着时间的增长，晚辈人又有了自己的称呼。
(少年时)他挽着双腿，在稻田里插秧;在黄土高坡上，骑着大青马，脸上满是征尘;他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广场上“毛主席万岁”的喊声山呼海啸，喇叭里传出了他的声音“人民万岁!”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他的心，他的感情，他的立场，始终同身上沾满泥浆，手上满是油污的劳动人民在一起。在战斗的间隙里，进行“整风”，进行“三反”“五反”，在和平的环境中，开展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城市称五反)，推动文化大革命，他的枪口，他的笔锋，始终对着凶恶的敌人，对着剥削阶级。
1965年5月，毛主席来到了井冈山。他已经36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沿路所看到的变化和劳动人民的热情，是这位革命导师心潮更加澎湃，写下了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与《念奴娇.井冈山》，其实当时主席的心境并不轻松，词中表达若隐若现，他内心正在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已实现“久有”的“凌云”之“志”，期待着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这就是他一生要干的第二件事。
事情的起源来自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会议，主题意识就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会议的第一项，就是听取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报告，也是会议的主要议程，预备会议上，中央对刘的报告，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可刘在会议上，把国内的经济形势突然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紧接下来的“西楼会议”上成了“漆黑一周”。四个月后，对形势的估计更为严峻：“这样下去，无产阶级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于是，提出了“分田到户”的主张，邓小平拿出了“黄猫、黑猫”的论断(连续几个月的“黑暗风”，使几个中央局负责人也意见纷纷，彭真提出：“讲困难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
刘对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大会后对形势的估计同主席在各地所见到的、听到的是那样的不同。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越大，越到北京越厉害。“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事隔十年，刘再次提出如此的主张，主席感到非比寻常，在他看来，代表什么阶级，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联系到大多数干部不懂得按劳分配与等价交换，想到了“信阳事件”，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教”运动的初期，主席就有了清晰的思路，用家史、村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方法;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紧紧依靠贫下中农，进行“四清”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方针。他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的确实保证”。希望三年后，“使我们的干部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
这场运动最初并没有引起一线领导人的响应，在主席的一再督促下才开展起来，仔细品味这段历史，充满了那么多偶然性，那么多的戏剧性。主席的指导思想是先搞豺狼，后搞狐狸，并引用杜甫的一首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警觉中央高层和高级干部，刘则眼光向下，认为党内高级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还是可信任可倚重的，对基层干部明显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江青推出了“样板戏”，王光美试点出了“桃园经验”;主席认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方法上不要大量的把工作队员集中到一个点上，刘则认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主张搞“大兵团”作战，省工作队员分到地委、地县工作队员集中到地委，一个县一个县地搞，结果如主席批评的“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你只依靠工作队员，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这是“形左而实右”。
由于主席与刘少奇之间，从运动一开始就有着不同的指导思想，不同的思路，道不同，谋亦不同。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相反愈来愈严重，一部分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党的高级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为所欲为，“靠老爷，不靠人民”，“以其昏，使人昭昭”，归根到底不行。
从一些他老人家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清晰的思路与逻辑。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的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所有制的基础一变，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身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我们是黄昏的时候了，......趁着还有一口气......，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那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不仅能解决中国当前所存在的问题，而且对于中国的发展“意义深远”，“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七八年后再来一次”。
如果从理论上总结主席一生的两件事，那就是“革命，继续革命”，通俗一些用主席的话就是“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学习主席的军事思想，出类拔萃的就是林彪，而政治思想上则非张春桥莫属，毛主席眼中的“思想家”，一些人眼中的“狗头军师”。还有一些人说他“有着鲁迅一样的铮铮铁骨”。从《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到《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反对洋奴哲学》等一系列文章的宣传，是那一代人的思想中都融入了他的精神!
“安亭事件”，现在的党史称之为张的一次政治赌博，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张押的是什么“宝”，又押在了何方?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场运动，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后，上海的工人阶级闻风而动，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6年11月9日召开成立大会，希望市主要领导出席，市长认为这些人都是“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拒绝出席。当晚9点，群众举行游行，要求市长接见，仍被拒绝。于是，工人于10月凌晨5时强行登上北去的列车，“非法上访”。8时被拦阻于安亭车站。中午12时，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全线中断。11日晚10时，张乘军用飞机飞抵上海，行前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陶铸交待，“把这件事处理好”，“方针是不能妥协”。一下飞机，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安坐官邸，还在等待张与他们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径直赶往安亭。张到后发现，那是什么“安亭车站”，工人被阻于距安亭车站几里远的一处运煤岔道上。已有上千名工人加入声援的队伍，初冬的午夜，天下着霏霏细雨，工人淋在雨中。年老体弱者已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看到中央来人，有的人哭了;有的人大骂，甚至指着张的鼻子骂;更多的是控诉上海市委的腐败。经过了十六个小时的艰难对话，张批评了工人的做法，答应工人，“这次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
回到上海，一方是聚集到文化广场上的上万名工人，一方是要与他统一意见的上海市委，张过去曾长期在上海工作，市长对他以往的“阴阳怪气”就有所警惕，并再次让他接听陶铸的电话。张春桥，这位早年曾大段大段背诵主席语录的人，善于“揣摩”主席思路的人，毅然把“宝”押在了工人一方，主席称之为“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从《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已有很多不脱产的工人农民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九大”时(中央委员会)，八大的老人还不占五分之一，到“十大”时，工人、农民、现役军人及其它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已占到67%，其中就有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人。
整个毛泽东时代，劳动光荣，懒惰可耻;推崇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反对洋奴哲学，“借鸡生蛋”，为人民服务成为时尚，成为风气，而追求个人主义、贪图享乐的意识却少有;劳动人民扬眉吐气，资产阶级灰心丧气。有人把那个时代称之为“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啊!“常香玉剧社”义演捐献了一架战斗机;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铁人王进喜身跳进了水泥池，用身体加快搅拌，制服井喷;焦裕禄“活着没有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延安农民孙万福深情地拥抱着毛泽东，“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啊!”昔阳农民陈永贵，搓搓手上的泥，拍打一下身上的灰土，从虎头山直飞中南海，共商国事。从井冈山、黄土高原到首都北京，五十年长盛不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人类历史上可曾有过第二个这样的时代吗?
用常规俗理看，他是一个好儿子吗?父母晚年，是大弟毛泽民尽了主要责任;是一个好丈夫吗?杨开慧牺牲了，贺子珍病了，江青被判了刑，哪一个是因为嫁了他毛泽东而享福?是一位好父亲吗?毛岸英牺牲了，毛岸青病了，毛岸龙丢了，红色公主与常人一样吃不饱(三年困难时期)，一样蹲“牛棚”。他曾经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着全中国最大的财富，然而，他竟没有半点资产，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堂前没有尽孝，那么他的忠又献给了谁，他究竟为了些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所谓的中国特色，是为了少数特权者先富，是让劳动人民的女儿再次沦为白毛女?(摘自李德生前的讲话)
他是一面镜子，一面照妖镜;他是一座碑，一座人格思想天人合一的丰碑;他是一座山，一座使人仰止令走资派逾越不过的一座山。
在他离我们而去的三十多年来，牛鬼蛇神死灰复燃，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私有化浪潮。社会矛盾尖锐，“群体事件”频发。一方春潮熏醉，歌舞升平，一方“开胸验肺”，“连十三跳”，相对应的是一拔又一拔的毛泽东热。
泸定桥上，22名突击队员手攀铁索，冒着枪弹，面对着熊熊的烈火勇往直前，红军总政副主任李富春要蔡畅向后续部队介绍。蔡畅，这位共和国妇女运动开拓者，心情激动地说：“我要为勇士们歌唱。”便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上泸定桥头，面对过桥的队伍，尽情高歌《国际歌》，高唱《马赛曲》。
红歌，代表了工农兵的心声，是信念，是旗帜，是方向，是力量的源泉，她孕育于井冈山，诞生于瑞金，成长天宝塔山，于是从太行山唱到了齐鲁大地，从松花江畔唱到了天涯海角。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共和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四十不惑，久违了的红歌在华夏大地再次唱响!六十华诞跚跚来迟，甲子轮回，“唱红打黑”成为一道最亮丽的风景显现在世界的东方。
那里树有主席像，那里就香烟袅袅，何时红歌唱响，何时的人民就看到了新升的曙光;哪里有真自由，卫国权的人群，毛泽东的旗帜就在高高飘扬!
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
参考书目：
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
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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