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日点燃“舆论战”火苗，操纵日本媒体，接连在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上，对外发出刺激性话语。实际上，在对外战争方面，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秉承着面对国际冲突，“枪杆子”和“笔杆子”都要上，并且两杆子都要硬的一贯做法，在对外舆论宣传战方面叫获颇丰。
“借才异域”成外宣法宝
日本对外宣传战，始于甲战争前。当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发生冲突时，日本为了拖延从朝鲜撤军，提出将改革朝鲜内政作为撤军的前提条件，并假意邀请中方参与这一改革。
这一朝鲜内政改革案，被日本宣传机器包装成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一场较量，进而向西方强力推销。“借才异域”是日本外宣的法宝之一。他们秘密聘用英文版《东京时报》编辑、美国《纽约论坛报》前记者豪斯(美国人)为其捉刀。豪斯曾是记者，自1870年就在日本生活，深得日本政界和军界赏识。
在美国人豪斯的推动下，日本果然得到西方的普遍赞赏。美国《纽约先驱报》认为：“(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它一旦失败将令这一隐士之国重回清朝野蛮的统治。” 《旧金山检查者报》的社论，则指责清王朝将朝鲜控制得如此死板，令“这个可怜的国家似乎并不存在，它的1000万人民的任何野心都会被轻轻弹去，这是清朝一个毫无色彩和低能的翻版。”日本人的公关，赢得全世界大多数欧美国家媒体的支持，将其作为进步的象征。美国《亚特兰大宪政报》称“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同情日本，一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明与进步。”当时的德国社民党主席贝蓓尔在议会演说时认为，德国公众普遍对日本这个小国家敢于挑战庞大的清王朝、并不断赢得胜利而十分钦佩，一些德国报纸已经将日本称为“东方的普鲁士”。
同时，日本也在国内开始大规模的类似宣传，而日本的知识分子们不论左中右，在对待清朝的问题上看法惊人一致：都认可日本对华战争是文明对野蛮、进步对落后之战。
危机公关将日本包装成“勇士”
甲午开战后，日本最初与中国一样，拒绝任何媒体随军采访的要求。甚至，日本政府还试图加强新闻控制，包括对美国海军官兵经由日本发回美国本土的所有信件，也实行检查乃至涂改。
战争爆发后仅一个月(1894年8月)，哈佛大学毕业的日本外交官栗野慎一郎出任驻美公使。他与日本时任驻英国兼德国公使青木周藏一起，推动了战时外宣体系的建立。在他们的努力下，日本政府给西方记者及本国记者，颁发了随军采访许可。德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仅从日本出发的战地记者就有114名，另还有11名现场速描记者(当时影象主要靠画师绘制)和4名摄影记者。栗野慎一郎和青木周藏等人，外语水平相当高，他们亲自撰稿，也组织日本外交人员以及学者撰稿，向西方媒体积极宣传日本的主张。各地的日本外交使团，一时之间都成为新闻策划中心。大量文章发布在西方报刊上，产生巨大影响。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方面几乎彻底的沉默——在外交官还被看作低贱“鬼使”的大清国，不仅缺乏宣传舆论战的顶层设计，甚至不少外交官基本不懂外语，必须依靠翻译人员。
日本的宣传战，一是痛诉中国如何阻挠日本在亚洲推行西方文明的努力，中国的顽固僵化才是造成危机乃至战争的根源;二是大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挑战邪恶的庞大帝国的勇士。
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的西方记者、尤其《纽约世界报》的克里曼进行了大量报道，震撼世界。但是，日本随即采取高强度的危机公关，居然彻底扭转了在西方媒休上的不利形象。当然，中国声音的缺席，是其能够为所欲为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也十分重视战地宣传。日军发布的大量文告，都自称为“驱除鞑虏”的解放者，公开号召汉人“逐满清氏于境外”。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甚至认为日本胜利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
建国际宣传网对付“黄祸论”
甲午战后，中日之间曾有一段冰冻期，中国外交曾出现“一边倒”的联俄倾向。在日本政府主导下，由宗方小太郎等以“民间人士”名义出面，在汉口创办了日本控制下的第一张中文报纸《汉报》，该报迅速成为推动“中日亲善”的舆论阵地。
1897年，一度靠向俄国的中国外交，因德俄先后强占胶州湾、大连湾而再度调整。日本方面迅速抓住机会，由参谋次长(1898年升任总长)、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川上操六出面，邀请中国军方观摩11月中旬在日本本土举行的军事演习，以此建立两军的互访机制。日本代表团随即访问了长江流域各省。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们，对俄德两国极度失望，态度上来了180度的巨大转弯，认可了日本人的观点。自此，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开始全面进步为期十年的蜜月期，“日本热”和“清国热”分别在两国兴起。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甚至因此赢得了主场优势。大量的旅日学生组织抗俄义勇队，由日军进行军事训练后，回国配合日军作战。日军则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
当中日关系因德俄侵华而解冻，日本就立即开始反击德俄掀起的“黄祸论”。1898年，日本外务省负责政治事务的内田康哉，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小团队，负责对西方媒体和记者进行公关。首先，为了避免继续刺激西方，日本拒绝了中日两国“兴亚主义”者们提出的中日结盟战略，甚至当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日本对出兵参与八国联军一事都有相当的顾虑，迟迟不愿卷入。义和团—八国联军战乱之后，日俄对抗的局势更为明朗，日本强化了以俄国为“假想敌”的外宣工作。以德国柏林为中心，日本人组建了一张庞大的国际宣传网。日本当时的资深外交官、法学家末松谦澄，奉命进驻欧洲负责这场宣传战，他得到内阁的保证，财政将全力支持他的外宣开支。日本内阁给末松谦澄的外宣任务十分明确：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了日本作战目的，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全力阻止“黄祸论”的再度爆发;确保中国在即将到来的日俄冲突中保持中立，以免剌激欧洲更强的敌意;同时向西方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所给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针对西方。
为此，日本先后与西方多家通讯社签订协议，收买它们为日本发布通稿。在日本的特别经费领取名单中，当时的四大通讯社，法国哈瓦斯、德国沃尔夫通讯社、英国路透社及美国的美联社均榜上有名。日本外交档案记载了不少细节，如外相青木周藏曾特批从秘密经费中支出1000日元(约合500两白银)，作为支付给哈瓦斯通讯社的额外报酬，以换取其对日本提供的任何稿件进行无条件播发，而非此前的有选择播发。
在日本巧妙而有效的宣传战下，俄德发起的“黄祸论”，并没有对日本产生多大的阻碍能力。相反，日本的“老大哥”英国却提出，所谓的“黄祸”不在于肤色，而在于政体，俄国才是值得警惕的“黄祸”。当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成功地消除了西方国家组成“反黄祸同盟”的可能，笔杆子之战有力地配合了枪杆子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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