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涵着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全部世界观。而更重要的是，这个观点突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著作中，都有关于人民群众的重要思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生产斗争，乃至政治运动，也构成了毛泽东一生的政治活动的主线。无论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活动，研究其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的群众思想，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毛泽东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末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以及后来的过渡时期、十年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每一个阶段，毛泽东都有大量体现其群众思想的论著(旧民主主义革命末期少一些)，同时，每一个阶段也都有浩如烟海的具体历史信息需要去把握。这些历史的具体情境使毛泽东群众思想成为一个在总体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理论中独具特色的风貌;同时，历史信息也把毛泽东的根本立场、群众思想，填充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要研究毛泽东群众思想，就需要找到一个具体的切入点。下面，我们就从抗日战争末期，毛泽东的一封信谈起。
一、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和延安文艺名作《逼上梁山》
（一）毛泽东在一封书信中表达的历史观
1944年1月9日夜，毛泽东在观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给编导者写了一封信。信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台戏的编导和演出。这封信的主体内容如下：“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1]
延安文艺是我们党新文艺运动的开端，并且是一个蔚为大观的时期。大量的优秀作品创作出来，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使中国的革命文艺别开生面。然而，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达的思想，却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文艺讨论的范畴。这封信充分表达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于是，关于京剧的讨论就变成了历史发展问题的讨论。
戏曲是古代的艺术形式，其程式源于高度提炼的古代生活，因而，当时的戏曲创作题材尚以古代故事为主，《逼上梁山》就是取材于经典名著《水浒传》中的故事。因此，讨论历史发展问题，就是讨论当时的戏剧编导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为发展动力的。信中提到的人民，主要就是封建社会中广大的农民群众;而“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则主要是指地主阶级。对于这样一段漫长、复杂的历史，毛泽东有着明确的认识：“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2]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就是以其群众思想在剖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对于人民和剥削阶级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总带有鲜明的立场，这个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产物。
毛泽东认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农民阶级的极度困苦，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而农民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可以打击封建统治，并且或多或少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地主阶级却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机器，将历史颠倒了过来，使得地主阶级以及知识精英成为文艺作品中的历史主宰;同时，农民和手工业者不仅没有被人真实地塑造为文化和财富的创造者，反而被当成了“渣滓”。那么，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创作中，历史是如何恢复本来面目的呢?下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出当年被毛泽东盛赞的京剧作品。
（二）京剧《逼上梁山》的进步思想
《逼上梁山》于1943年9月至10月完成初稿，后来经过集体改编创作，于1944年1月9日晚正式演出，一年之内连演五十多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3]尽管在当时演出的场面，至今已经看不到了，但我们完全可以从文学剧本中一窥其辉煌的成就。
这出京剧是否很好地体现了创进步的历史观呢?我们可以从它对《水浒传》的重大改写中看出创的匠心。对于原有题材的重新处理，最能反映的立场。
《水浒传》中，“逼上梁山”这段故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其矛盾核心在于当权者高俅和林冲，从“误入白虎堂”的阴谋陷害，到“火烧草料场”的步步紧逼，高太尉对林冲的一连串迫害，导致林冲踏上了去往梁山的造反之路。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高俅要迫害林冲?对两个人矛盾根源的不同解释，构成了《水浒传》与《逼上梁山》这两个作品的思想差异。众所周知，在《水浒传》中，二人矛盾的根源是这样的：高俅的叔伯兄弟高衙内觊觎林冲的妻子张氏，需要铲除林冲这个障碍。而高俅之所以要竭力帮助高衙内，不仅是因为亲戚关系，而且是源于二人特殊的感情：“原来高俅新发迹，不曾有亲儿，无人帮助，因此过房这高阿叔高三郎儿子在房内为子。本是叔伯弟兄，却与他做干儿子，因此高太尉爱惜他。”[4]原著中，这种矛盾背后的思想是正统家庭伦理的问题。而在新编的《逼上梁山》一剧中，关于高俅与林冲的矛盾根源，却有着更为复杂的解释，其背后的思想也随之焕然一新。
高衙内对张氏的垂涎一样出现在了剧本中，然而，这个情节仅仅是高俅与林冲的冲突的导火索。剧本取消了高俅与高衙内的情感关系：尽管是亲戚，但高衙内是一个让高俅厌恶的无赖。剧本第一幕第二场就写到了兄弟二人的见面，高衙内听说高俅加官进爵，于是赶来占便宜。一开始，高俅甚至想把他轰走，然而，无奈高衙内的死缠烂打，只得假作父子将其留下。这个场面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认识到：高俅不会为了高衙内的兽欲而置林冲于死地。因为，剧作中，高俅和林冲有着三个方面的更深层次的矛盾。这个矛盾线索的建构正体现了毛泽东站在群众立场上的历史观，也体现了新文艺的根本变革。
第一个矛盾：作为地主阶级暴力机关的一名武官，林冲镇压灾民不利。在京剧一开场，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大批遭遇饥荒的人民群众，他们涌向宋朝的都城东京避难。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高俅下令禁军紧闭城门，并且镇压愤怒的灾民。“高太尉一上任就让弟兄们打灾民，你想咱们禁军弟兄们谁不是庄稼户出身?谁下得去手打自己的父母兄弟呀?”[5]这里便出现了明显的群众立场。首先，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境遇与统治阶级对于灾难的荒唐姿态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所说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以高太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对于林冲这种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异己分子所抱有的仇恨。可以说，人民的形象拉开了《逼上梁山》的大幕：他们不是苦苦哀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的“渣滓”，他们是努力奋斗、苦苦挣扎的劳动者，并且是正在苦难中孕育着的革命力量。
第二个矛盾：作为武将，林冲开创了抵御外侮的“穿沟战法”，意思是：训练农民群众用劳动工具作为武器，在田间地头展开战斗;然而，高俅却对这种人民战争表示鄙夷。首先，高俅认为，这种庄稼汉的练兵不成体统;其次，高俅在剧中是金国在宋国的代言人，因此要反对这种有效的军事训练思路。在此，关于高俅的身份我们暂且不论。而创涉及的问题是对于人民战争的态度。毛泽东说过：“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6]这种人民战争的思想正是源于群众立场，以及对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地位的认识;而人民战争也为革命带来了最终的胜利。
第三个矛盾：高俅与林冲对于当时的“国际环境”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林冲选择了依靠宋国的人民群众去努力奋斗，以求保卫祖国、收复失地;而高俅，正如前面所说，却是金国的利益代言人。高俅强调辽国衰弱，而金国与宋国是“战略合作伙伴”，燕云地区将会随着辽国的衰退而回归大宋。但是，林冲强调，金寇有吞并中原的狼子野心。这一重矛盾是戏剧创对抗战末期国内、国际形势的影射。高俅，象征着代表美帝国主义利益的蒋介石反动派，而金国正象征美国，辽国则象征着即将失败的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戏剧创当年在民族战争即将结束，中国人民同蒋介石反动派的矛盾即将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代，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引导。总体而言，这样的明确象征是一种阶级意识的培养，也是一种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宣传。这样的矛盾设计让我们看到了当年最具体的历史情境。
上述三方面的矛盾，扭结成了这部革命文艺作品的主线，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两点特征：第一，作品中，人民群众的形象直接地影响到了整体构思，他们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出现，也作为在压迫中奋起反抗的革命力量出现。我们注意到最后，陆虞侯火烧草料场陷害林冲，而奋起反抗的不仅是林冲这样一个武艺超群的精英，而且还有千千万万受压迫的人民群众。他们愤怒地拿起武器，将前来镇压的州兵、州将、官差杀死，和林冲一起上了梁山。这就是作品的人民性在内容中的体现。第二，这个作品对人民群众有着明显的教育意义，它不仅要唤醒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也鼓舞广大的边区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处境之后，同心同德地投入到伟大的革命事业当中。它是为人民创作的文艺作品，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新文艺的根本宗旨。因此，这样的作品才能够得到毛泽东至高无上的赞誉。
开掘这个作品的思想特色，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认为它改变了头足倒置、黑白颠倒的历史书写方式。其实，正是因为它在读解历史的时候，坚持了正确的人民群众的立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且在当时，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服务于人民。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相被生动地描绘出来。按照自然辩证法的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马克思主义处理的社会发展不是如此抽象的问题，它会向统治阶级宣告：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
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这个原理要求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一点，就是毛泽东群众思想的核心问题。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引发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次斗争。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以及后来著名的“《海瑞罢官》案”与对《谢瑶环》的批判。这些事件都触及到了我们十年建设时期的具体历史问题，比如“三面红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等等，它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在人民群众形象的问题上引起了争论。无论是吴晗创造的海瑞，还是田汉创造的谢瑶环，都是地主阶级的官僚。应该歌颂这些“清官”、“好官”，还是应该歌颂人民群众的生产和斗争，成为了当时讨论的一个核心。面对剧本中的“青天大老爷”和跪下来求“老爷”为民做主的人民群众，毛泽东曾经愤怒地说：“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7]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群众思想，而非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历史问题。但是，如果认真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毛泽东坚定的人民立场，以及在他心中，立场这一根本问题的敏感性。突出好官还是突出人民，这对于毛泽东而言就是原则问题。而对于剥削阶级统治集团中，那些具有“优良品质”的“好官”，毛泽东认为，不仅应该看清楚其阶级性的反动，也应该注意到，突出这些人的行为本身所暴露出来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对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阶级性上当然不可以与封建官僚等同。然而，脱离群众的危险却一样存在。在此，我们便触及到两个命题的辨析：由官僚替人民做主，还是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
二、“支部建在连上”与“士兵委员会”的辩证
（一）对井冈山精神的重新思考
无论是高俅这样的里通外国的奸臣，还是海瑞、谢瑶环这样的好官，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人民的统治者，都是社会中一小部分掌握权力的人，他们和不掌握权力的人民群众有着根本的“异质”，这种“异质”是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我们辩证地看待群众路线，就需要认识群众路线的反面——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作风问题，也不仅仅是执政者的思想意识的问题，对于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官僚主义既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作为领导人民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共产党本身就是人民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曾谈到共产党人说：“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阐释，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的最近目的在于“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9]那么，夺取了政权之后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见过十月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个夺取政权之后的根本任务，即“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或者说“消灭私有制”[10]。
然而，我们的历史实践证明，经济制度的建立有遭到官僚主义挑战的危机。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会有自己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个组织会用到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领导，并不是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必然地保持一致。如果这些领导干部出现官僚主义，那么就算是私有制已经废除，人民也会因为“领导权”的丧失而失去“自己名下”的生产资料。如果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那么无产阶级就算是夺取政权了;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我们就算是消灭私有制了。但是，如果出现官僚主义，领导者脱离群众，那么，人民革命的成果将付诸东流，改造成果也形同虚设。
因此，官僚主义，对于以世界人民解放为己任的共产党而言，隐含着历史倒退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没有停止反对官僚主义，然而，程度却是不断加强。从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年代，到过渡时期，再到十年建设时期，社会环境愈是趋向于和平稳定，毛泽东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忧虑就愈是严重。这就是毛泽东群众思想被独特的历史情境所赋予的特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弊病，遥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中国已经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用改造的方式结束了一国之内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然而，革命并未结束，它以反对官僚主义的形式一直延续着来自人民群众的历史力量。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有大量的群众路线的论述，改造时期又有对官僚主义者禁止贫农加入合作社的批评，改造之后的1957年整风，更是明确地打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帜。毛泽东当时曾和文艺界代表说：“对孙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个人英雄主义蛮厉害，自称齐天大圣，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11]
这样诙谐的论说，后来逐渐变成了愤怒和忧虑。1965年1月12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已经把“官僚”视为最大的历史复辟的危险，因为，领导者心安理得地坐享革命成果的官僚主义和放弃阶级斗争、告别革命的论调结合在了一起。毛泽东说：“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12]同年三月到五月，毛泽东沿着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5月25日下午，他在井冈山宾馆，和身边的同志们讨论了一个重要的关于群众路线的话题：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一开始，同志们认为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却让大家再想想;汪东兴同志说是“支部建在连上”。最后，毛泽东自己补充了一个大家尚未想到的答案。[13]毛泽东说道：“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14]士兵委员会就是当年军队中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的制度体现，它的存在保障了官兵平等，通过群众管理，而非官僚管理，杜绝了军官的军阀作风和贪污现象。毛泽东对这个制度的回顾，意味着他反对官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到了最紧张的阶段。在革命战争年代，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和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管理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而到了和平年代，统治者、领导阶层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有效，而社会组织力也空前加强，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保障却日益被忽略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人民的政党，她来领导、执政，怎么会出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危机呢?然而，官僚主义的出现，却导致保障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能必然地等同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曾经有人问过毛泽东，工会、贫下中农协会是不是等同于士兵委员会;毛泽东不以为然：“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15]当和平年代的官，更容易脱离群众;脱离了群众，就有历史倒退的危险。
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和他对苏联领导阶层的观察有关，他曾经在中苏论战的“第九评”中，改写了一段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文字：“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成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16]这就是官僚主义背离群众路线的结果。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具体历史语境之下的这个特殊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群众思想的最大的特色：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反对官僚主义，进而，依靠群众而非另一部分官僚，来彻底地反对官僚主义。这个特色再一次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问题，即人民立场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在毛泽东群众思想中，作为执政党、官员、领导干部可以替人民做主的思想被彻底排斥，而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则成为我们党的制度和作风探索的目标。而这两者的差别，可以看作是重上井冈山时，“支部建在连上”与“士兵委员会”的辩证。
在此，毛泽东群众路线的人民性达到了极致，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甚至不惜通过发动群众、进行我们党“自我革命”的方式来“正本清源”，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保障人民群众，或者说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历史，毛泽东的人民性深深地植根于他坚定不移的立场之中。曾有最普通的劳动者接触毛泽东之后回忆说，毛主席带着一种“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17]。然而，毛泽东的立场，并不仅仅来源于他个人的平等意识或者精神气质;毛泽东的人民立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它的具体内涵，更多地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丰富实践。下面，我们就简要回溯一下这种群众思想的理论根源。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理论概述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以往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与机械唯物主义哲学进行了继承、批判和超越，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实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庞大思想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实践哲学(或者说，唯物史观)是其总体的精神内核。
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是他以前的欧洲哲学的集大成。黑格尔的哲学用炉火纯青的辩证法解释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他认为事物内部含有自身的反面，因而，事物就与自己的这个反面，形成了正与反的对立矛盾。矛盾构成了发展的根本动力：正与反在斗争中放弃各自的片面性，统一成一个“合题”。而合题又是更高层次上辩证发展的正题，它也有自身的反面，因此会在斗争中继续发展下去。然而，这套辩证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人的意识为事物的定名，也就是概念，是第一性的，具体的事物却从中衍生出来。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正题，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有自己的反面，即具体的事物(客观实在);概念和具体事物的统一构成了一个合题，即理念;黑格尔辩证发展观点，不是不断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事物发展有一个终极的结果，那就是：绝对理念。绝对理念包含万物，也包含万物的所有概念。是一个极度抽象的世界本源、最终归宿。发展本应该是不断向前迈进，然而却在这里终结了。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唯物主义化，形成了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而在唯物主义化的过程中，绝对被取消了，发展变成了无止境的。一切斗争变成绝对的，一切运动因此也变成绝对的，最终，一切现实都是暂时的。同时，马克思把具体事物看作是第一性的，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概念，而不是从概念中外化出具体事物。这个观点，把黑格尔头足倒置的思想颠倒了过来，相比人的意识，现实物质世界成为了更本质的东西：“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8]由此可见，对于抽象精神的分析，演化成了对于实际存在的分析;作为事物发展动力的内部矛盾，也变成了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一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又是从其物质生产方式中形成的。
由于黑格尔的哲学出现了绝对理念这样一个披着哲学外衣的上帝，因此，唯物主义哲学可以算得上是对神学的反叛。这种反叛不是马克思开创的，而是费尔巴哈的功绩。在人和神的对抗中，费尔巴哈看到了神是人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因此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进而，他要求将人的本质还给人。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形成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在于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把机械唯物论能动化。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9]在此，我们看到了主客体的全新的统一，不是抽象的统一，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黑格尔哲学中，人与世界是在理念，也就是人的认识活动中统一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与世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统一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个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而是一个实践主体与实践对象的关系。这就是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将会是马克思所说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0]世界是人的改造对象。这样一个命题，取消了外在于“人的活动”的神或者命运，社会历史现实的一切，被交还到实践的人的手中。同时，我们注意到，实践这个概念，本身有着社会革命的内涵。毛泽东曾经定义实践的具体含义：“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21]因此，实践活动可以被总结为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人类活动。前面说过，阶级斗争，(除了政治性的阶级斗争之外)，是源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并且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物质生产力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和它们一向在其中发展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或者与不过是这些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束缚生产力的桎梏。于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2]
为什么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因为人民群众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体，也就是实践的主体。在实践哲学理论中，历史的辩证前进，不是主观与客观在认识过程中的统一，而是人与世界在实践过程中的统一。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这样一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背后正包含着重大的思想革命，这种思想革命，构成了群众路线的理论渊源。毛泽东的群众思想及其根本立场，正是他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反映。
三、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
（一）实践与真理，人民与民族
我们从旧戏改革的一次实践切入了毛泽东思想的根基，也就是服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曾经在他们的文艺讨论中，表现出了他们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根本立场。1859年4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分别致信拉萨尔，讨论他的历史悲剧《济金根》。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创始人认为，这出戏剧不能构成悲剧性冲突，因为它并没有描写人民群众带着历史进步的正义去反抗现存制度，而是描写了垂死阶级反抗现存制度的新形式。济金根是没落骑士的代表，在十六世纪的革命中，他如果想胜利，就必须在一开始便将斗争诉诸人民群众，也就是当时的农民阶级。然而，马克思指出对于济金根这样一个垂死阶级的代表而言，农民阶级是一个“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23]。换句话说，济金根作为反动阶级利益的维护者，已经不可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了。而只有人民群众，以历史的创造者的身份和现存秩序碰撞，才能构成悲剧性的冲突。看过这样的文艺讨论，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要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4]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界定人民群众含义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现实中发现，谁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创造者，谁是在现存秩序中维护自己利益的反动力量。
作为一种认识和判断，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我在上一节简要地分析了实践哲学的来龙去脉，并且了解了它在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地位。实际上，实践不仅把历史发展的权力交给了人，而且要求人的思想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其理论内涵却需要认真辨析。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感性认识，感性认识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完成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理性认识再回过头来指导实践;进而，认识在实践中接受检验，重新认识，这是一个循环往复、无穷发展的过程。我们自然可以说，一个认识，或者一个思想路线，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然而，我们用什么来检验实践是否成功?也就是说，实践成功与否的标准在哪里?例如，文化产业化的路线指导了我们全新的实践;实践中，我们用意识形态的事业去盈利;结果证明：文化的确可以赚钱。但是，我们是不是由此可以判定，实践成功了，进而判定其指导思想是一个真理呢?如果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应该是失败的实践;如果站在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解放战争也应该是失败的实践。由此观之，判断实践成功与否，应该像马克思判断济金根革命、毛泽东判断《逼上梁山》一样，首先有一个不容动摇的立场。毛泽东说过，革命战争年代检验路线是否正确是比较简单的：路线对，战胜，路线错，失败。然而和平年代则不然：“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25]这个立场是源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到底，还是人民性的问题。我们曾经说过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其实，那恰恰证明了任何一个政权，无论是地主阶级官僚，还是共产党的官员，都存在着丧失人民性的危险。然而，毛泽东却一直对这个危险保有高度警惕。有一个典型的事例，那就是毛泽东对长征的判断。我们都知道，王明“左”倾路线导致井冈山根据地丧失，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包括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都损失惨重。但是，毛泽东却说，长征是胜利的，因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26]为什么呢?因为长征发动了十一个省内的两亿人民群众。
历史，归根结底是需要人民群众来创造的。因此，毛泽东会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7]共产党人究竟要“为什么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我们要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体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在今天，这个理论容易被一些概念混淆。人民是什么?人民不是纳税人，一个农民比一个倒卖房地产的富豪纳税少，那么我们为谁服务?人民不必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先富起来的人，人民是至今仍然奋斗在田间地头的农民，人民是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半无产阶级，人民更是拼搏在大大小小企业中的工人;他们是用劳动创造价值、并将推动历史前进的人。
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人民不是民族。人民群众会在两种特定情况之下需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一，民族独立的任务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成为人民解放的前提。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如不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来进行民族战争则民族危亡，那么，只有民族解放，才能让劳动人民的解放成为可能。毛泽东说：“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28]第二，民族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且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一句话，需要有人民的国家。如果，用来对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阶级实行专政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并巩固，人民才算是有祖国，我们才有可能让爱国主义不至于沦为空泛的口号;我们没有道理要求人民去爱剥削阶级的国家。民族也是如此，如果说民族内部有阶级分化、阶级斗争，那么，站稳了中华民族的立场是绝对说不通的。我们必须清楚，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的话，如果一国之内、一民族之内出现两个对立的阶级的话，那么就会出现马克思那句话：“工人没有祖国。”[29]国庆六十周年的庆典中，广场上的中学生喊出了“祖国万岁”。确切地说，应该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万岁;简称：人民万岁。一旦“祖国”前面的几个限定出现了动摇，万岁就会动摇。大清帝国万岁了吗?中华民国万岁了吗?历史上一切反人民的国家机器又有哪一个是“万岁”的呢?
最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第一句话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30]。在此，我们看到了人民与民族是区分开来的，而我们党作为人民革命的组织，之所以能够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因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华民族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才能暂时与中国人民的概念等同。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立场，走进我们当下，即改革开放时期的具体环境。
（二）继续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曾经说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1]这里，邓小平的忧虑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保的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却是政治上压倒一切的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32]这里的稳定就是政治环境的稳定、政治体制的稳定，即保证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就保证了分配社会资源时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一点没有错。但是，关键在于稳定只有在一定前提之下才能压倒一切：党的性质不能改变、党的立场不能动摇。这对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只有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站稳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才能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杜绝官僚主义、防止脱离群众。否则，所谓的政治稳定，无异于成为滋生官僚主义、滋养特权阶层的温床。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党“执政地位”的根基，只有人民的根本权利，才是保全“执政地位”的意义。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的今天，人民的根本权利，与人民通过革命获得的权利是一致的;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义，也与人民解放的意义是一致的。历史，不容许这种意义被理解为“统治”，或者那种永远与统治地位相伴随的一己私利。
前面说过，对我们党来说，官僚主义问题，隐含着历史复辟的问题。毛泽东后期一直把官僚主义当作是敌我矛盾来处理。毛泽东说过：“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33]生产资料归人民群众，然而，其管理却是要用“官”。如果管理者脱离群众，谋取私利，那么，这样的官僚就和人民群众构成了政治对立的两个阶级。如果我们能把形势想得更加严峻一些，把更加尖锐的问题暴露出来，我们就应该依靠群众来反对官僚主义。如果我们搞形式主义，用官僚主义的干部去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活动，其意义将大打折扣。就像林冲一个人武艺再高强，若离开了千千万万的灾民，也无法打退反动政府的镇压一样;我们党就是信心再坚定，不真正依靠群众，也难以正本清源。
毛泽东说：“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34]人民的力量是历史创造者的力量，不借助这样的力量，我们党很难根除现存的问题。例如，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加强了对网络造谣的打击力度。我们有没有想到，谣言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真的是因为造谣者的谣言有细节描写吗?不。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网络上的群众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们，反而愿意相信一切对我们党、我们的干部队伍不利的言论。其背后的社会矛盾，才是问题的根源。而对于我们党来说，问题在于长期以来为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对广大的人民群众采取了关门主义、神秘主义的态度，其后果便是离心离德。实际上，和谐应该是光明磊落的和谐、有是非标准的和谐、依靠群众的和谐，而不能是无原则的、脱离群众的和谐。如果面对一切社会问题，我们的姿态都是想尽办法歌功颂德、寻找好人好事;如果面对一切尖锐矛盾，我们的姿态都是自欺欺人、粉饰太平，那么，就算实现了稳定，也仅仅是表面的稳定而已。总而言之，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是融为一体的，而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天然对立的关系。融为一体的思想，也许就是毛泽东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感情和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反映。
结语：
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行程经过湖南郴州，他老人家回忆起郴州的“三绝碑”，所谓三绝就是秦观的一曲《踏莎行》，苏轼的一句感叹秦观文才的话，以及米芾抄写前面淮海词、东坡语的书法作品。苏轼当年深爱“郴江幸自绕郴山”一句，故感叹秦少游的早逝。他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35]我们今天却要借苏子之言，发一句感慨：毛泽东已矣，虽万人何赎。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作为一个精英，能够顶上一万个人;而是因为毛泽东这个名字背后，一直代表着千千万万的人：土地革命时期，是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阶级;抗日战争时期，是团结在我们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之下的广大爱国志士;解放战争时期，是全中国决心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寻求自身解放的人民。甚至直到今天，毛泽东的名字依然不是一个人，而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如果他们不能当家作主，那么沉默将会是有限的;如果他们被套上了锁链，那么，无论如何“统治”，他们都将继续推动历史的前进。
卢鸣 2013年10月29日定稿
[1] 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88页。
[2]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625页。
[3] 参见，《延安文艺史》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第465-470页。
[4] 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03页。
[5] 《逼上梁山》;《延安文艺丛书》第十卷，戏曲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第52页。
[6]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36页。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22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6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6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65页。
[11] 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254页。
[12]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33页。
[13] 参见：马社香，《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3-174页。
[14]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4页。
[15]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7页。
[16]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24页。
[17]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32页。
[1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82页。
[19]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6页。
[20]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7页。
[21]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83页。
[2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82-83页。
[23] 马克思，《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70页。
[24]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3页。
[25]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2页。
[26]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50页。
[2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857页。
[28]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2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70页。
[30]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页。
[31]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0-111页。
[32] 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84页。
[33] 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265-266页。
[34] 毛泽东，《教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49页。
[35]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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