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世界的次序因工业化程度的高低而重新排列。19世纪中叶，傲慢的“夷人”来到了“老大帝国”的家门口，他们不是来朝贡的，而是来夺食的，他们用坚船利炮让拖着长长的辫子的大清王朝脸面全无，威风扫地，祖宗留下的地割了，白花花的银子送了，关得严严的大门洞开了。不甘心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认识到自己技不如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格物致理”，要做“洋务”，于是中国有了矿山，有了铁路，有了工厂，那个被打得满地找牙的大清国甚至还曾一度建起了强大的“北洋水师”，然而，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里，是不可能长出壮硕的工业之花的，再大的水师也会化作历史的尘埃，沉落进大海的深处。可中国的工业之路究竟是在苦难中起步了，尽管踉踉跄跄，但它点燃了无数追求强国梦想的中国人心中那团熊熊烈火。
中国要走工业化，这是世界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注定这条道路是不平坦的，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都是稀缺和不充分的。农民被束缚在封建族权、政权、夫权、神权之下，没有得到解放，整个国家又困顿贫弱，战乱分裂，小农经济盛行，无法满足工业所需的资金和市场需求，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控制，更使中国的民族工业举步维艰，而且大多只能在纺织业、面粉业这种技术含量低的行业里求生存，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掌握在西方列强及他们的代理人大买办手里。整个中华民族的工业裹挟在世界工业的洪流中被动前行，象一叶浮萍随波逐流，迷茫而无助，谁也不知道漂向哪里，哪里是彼岸。而此时，在中国西北一个叫延安的小地方，最贫瘠的一块土地上，一个人却在思考着中国的工业化的未来。这个人就是率先被那里的老百姓称为“大救星”的毛泽东。
毛泽东所在的地方叫“陕甘宁边区政府”，这个边区政府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块“试验田”。1938年3月，工业专家和技师沈鸿带10部机器和7名工人到延安，建立起边区机器厂。六年后，边区政府的工人数量有一万二千个了。毛泽东很看重边区的工业，尽管它很弱小，他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说：“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他把工业看得很重，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他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毛泽东用他惯有的风趣和幽默评价边区的工业：“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做工业”。
1944年8月，《解放日报》拟发表一篇《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社论稿，毛泽东就此给时任解放日报社长的秦邦宪(即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不发表，并表达了自己对社论草稿观点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在毛泽东的思想里，革命的目标是远大的，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不是为了推翻一个政权或者建立一个政权，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为了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强大国家。
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著名报告，在报告中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中国工业的问题，他认为“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他回顾了中国的历史，“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在报告里，毛泽东甚至展望了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毛泽东的这种预见，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是那么吻合，当我们今天重温历史的时候，不能不折服于他的远见卓识。在“七大”上，毛泽东再次表达了一种观点，那就是工业化关系到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不能解决，对于大城市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一定要灭亡的。二十五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过二十五年不解决，就要灭亡。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这些东西，还能活下去。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
那时候，毛泽东还把战略眼光瞄准了东北，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看中了东北的工业，他认为：“东北四省是极其重要的区域，有许多工业设备，有大工厂，大城市，如果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指示开辟东北解放区，山东军区5万主力部队和4000多地方干部，从烟台、龙口等港口渡海北上，踏上了广褒的东北大地，在白山黑水之间与蒋介石进行角力，最终逐步踏实了这块毛泽东眼中的“特别重要”的宝地，并在几年后的辽沈战役中一举功成，毛泽东在中国大棋盘上下的第一盘大棋“棋开得胜”：他手里有了梦牵魂绕的第一块重工业基地。
当着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中国未来大局已定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一条“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此作了解释：“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的苏联一边，还是因为“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1950年2月，毛泽东首访莫斯科期间，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一边倒的国际外交政策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的工业化因此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52年底，中国政府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0月1日，又宣布实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10-15年或更多一些时期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工业化正式揭开了新篇章，“一五”期间，国家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694个，实际施工的达921个，其中有156项是由苏联援建的，68项是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援助的，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配置在东北、中部和西部，大都是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工业项目，拉起了中国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在此期间，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帮助是无私的，他们帮助中国编制工业计划，援建工业项目，供应设备，传授技术，代培人才，担供低息贷款，输送专家顾问，真象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而苏联则是实实在在的“老大哥”，中国当时的口号也是“向苏联学习”，“让我们现代化和苏维埃化”。毛泽东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也要求：“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一五”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石，1954年的时候，毛泽东还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中国工业产值几乎翻了一番，中国第一次生产了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的汽车、拖拉机、喷气式飞机和商船，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比苏联在1928年至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要快，中国是苏联的一个出色的学生。
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因循的照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者，他最喜欢的是走自己的路，他需要自己的东西。1956年，他听取了34个部委汇报，历时两个月，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对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一一进行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梳理和探讨，在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他认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上，他认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他力诫对于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到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更加担忧对苏联模式的过度依赖，他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他进而指出了在学习苏联过程中的种种不足：“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因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毛泽东决意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的工业发展道路，他在思考，他在规划，他的心里有一幅美好的工业图画。1959年12月，他拟写了一个讲话提纲，他对工业的前景这样描绘：“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设，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设。”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他的探索之一，他的理想是群众自己掌握文化和科学，“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自力更生，实现农村工业化，“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组成大的人民公社。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对中国工业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中小企业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如雨后春笋一样成长起来，后来遍布全国的乡镇企业，许许多多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去年我到福建建瓯出差，一家企业的办公室负责人带着我们参观他们厂的老厂房，上世纪50年代末建造的，虽然房顶已破损，但青砖砌成的墙体完好，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洗礼而不倒，那位负责人说当时的工厂非常红火，生产的活塞等机械部件很有市场，置身于那宽阔的几近废弃的老厂区，除了让人感叹岁月的沧桑，还仿佛看到了我们的前辈们创业的艰辛。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封信就是后来有名的“五七指示”，那时小工厂也是遍地开花，学校也有，村里也有，城市的街道也有，还记得当时有一首歌谣，有两句是：“五七指示放光芒，我校办起小工厂……”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苏之间由亲如兄弟到相互吵架，除了政治观念的冲突，还因为苏联对毛泽东抛弃苏联模式感到不满和愤怒，最终导致1960年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中止援助，大批的工厂不得不停了下来，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中国没有经历过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搞工业化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因难。没有技术，没有经验，没有一批有文化的产业工人，在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方面，更不可能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扩张方式取得，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身的积累，通过从农业中征收，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水平自然不会实现较快的提高。这必然会引起一些误解，甚至是不满。在民主派人士梁漱溟和毛泽东之间曾就这个问题引起了一桩公案，梁漱溟曾在1953年9月的政协会议上讲到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毛泽东对这一说法很不满，与梁漱溟进行了争论和批驳，他说：“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毛泽东进而阐述了一种“大仁政，小仁政”的观点：“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不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来说，放在历史的长河来看，毛泽东的眼光无疑是远大的，他的“仁政观”无疑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的。梁漱溟那个倔强的老头在晚年跟人谈起这一经历，也感到后悔，他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毛泽东)已故去了，我感到深深寂寞。”
尽管艰难，中国的工业化还是在亿万人民“勒紧裤腰带”的困境中毅然前行着。1959年9月14日，中国第一台每秒种运算一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1959年11月，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建成投产;我国第一台液压内燃机车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试制成功;1960年4月22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4月23日，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般万吨远洋货轮“东风号”下水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5月14日，中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颗卫星飞向太空……每一次听到中国工业的好消息，毛泽东都充满了无比的欣慰。当听到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建成投产的时候，他手拿着报纸跟身边的人说：“这就好了呢，中国的老百姓，从此可以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拖拉机耕田了。”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朗声吟道：“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这已不只是一个诗人的想象，而已成了中国的现实。
当毛泽东接管中国这个烂摊子的时候，是一贫如洗的城市和乡村，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这样描述：“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正是在这种赤贫的条件下开始的。”而当毛泽东离开的时候，中国已“可上九天揽月”了。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书中说：“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当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由当初的30%提高到了72%，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家了。难怪莫里斯.迈斯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
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他写道：“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是毛泽东的梦，是毛泽东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梦，历史早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见证了这个梦想的实现。
毛泽东离我们远去了，其实他永远都不会远去，因为他是一个给了中华民族“大仁政”的人，他把一个让人瞧不起的国家带进了工业化的时代，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之父。
附文：毛泽东的组织梦
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一个讲话，题目叫《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其中有一段这样讲：“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而在此以前的一个多个世纪，中国人民频受“洋祸”之苦，无论是西洋还是东洋，隔三差五就打上门来，不仅惹得，而且惹翻了也满不在乎。那时的中国人民是孙中山眼里的“一盘散沙”，是鲁迅笔下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是毛泽东诗中描写的：“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缺乏组织，分崩离析，哪有不受人欺负的道理?所以，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留下这样的感慨：“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鲁迅先生则于那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而毛泽东无疑是那被惊醒的人中的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他擎起了“唤起民众”的旗帜，并担当起了把民众“组织起来”的历史重任。
1919年夏季，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连连发文《民众的大联合》，他振臂高呼：“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信心满满地预见：“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那时的毛泽东，思想还没有成熟，他象千千万万怀抱救国救民思想的热血青年一样，还走在探求真理的路上。然而他已经敏锐地发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出路，他在写给蔡和森、肖子升等留法同学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了“同志联络”的问题：“这项极为要紧，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王、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此节和森信中详言，子升亦有提及。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尽管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提出“组织起来”的思想，但这一思想的雏形已经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1927年，农民革命运动面临着来自党内党外的诘难，在有些地方被骂作“惰农运动”、“痞子运动”，被指责为“过火”、“糟得很”，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32天的考察，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事实回答和反击了对农民运动的无端责难。报告用了“组织起来”作为其中一节的一个标题，报告写道：“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报告用铁的事实为组织起来的农民的革命行动进行了辩护，并义正严词地指出：“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毛泽东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党内实权派的采纳，大革命失败了，但毛泽东从中却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农民“组织起来”所产生的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组织起来”便从此成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成为他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坚强后盾和信心的来源。“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这种压倒一切的气势只能来自毛泽东，有一首歌里唱道：“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除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毛泽东后来提到的：“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而这常常被后人所忽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仅面临着抵抗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在抗战的策略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片面抗战思想大有市场。在整个战争期间，毛泽东无时不在为他的抗战策略鼓与呼，他写了大量的著作来阐述“组织起来”的全民抗战思想。1937年9月29日，他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说:“ 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它的严重性，就是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还在今年五月间，就对于这个问题大声疾呼地警告过当权的国民党，指出了没有民众起来抗战，就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不但中国共产党人，各地的许多先进同胞以及国民党的许多贤明的党员，都曾指出了这一点。可是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其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隔离，军队和人民隔离，军队中指挥员和战斗员隔离。统一战线没有民众充实起来，前线危机就无可避免地只会增大，不会缩小。”同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说：“全国的群众力量也还是很薄弱，全国工农基本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所有这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和压迫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没有工作或工作不足。这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他说：“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延安边区政府遭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困难，国民党停发经费并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毛泽东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为了渡过经济和财政难关，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生产运动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一个《组织起来》的讲话，在这篇著名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整个边区，产生了许多农业劳动英雄、工业劳动英雄、机关学校劳动英雄，军队中也出了许多劳动英雄，边区的生产，可以说是走上了轨道。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他还高度赞扬了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性自发组织——合作社，他说：“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在讲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对劳动英雄们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希望你们回去实行这一条，宣传这一条，使明年再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绩。”毛泽东对合作化的情有独钟盖缘于此，合作化这种形式，不仅能够实现把分散的人民组织起来的功能，而且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状态下能够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效。解放后毛泽东积极推行的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毛泽东“组织起来”的思想的运用和实践。
1945年4月，当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洒向大地的时候，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开始谋划着新中国的未来：“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1945年8月13日，当着日本军国主义发布无条件投降书的前夜，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庄严号召：“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组织起来”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数百万国民党军队陷入了组织起来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本来要打十几年的，结果仅用了三年就结束了战斗。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读的开幕词中自豪地宣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说：“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从1919年青年毛泽东奋笔疾书《民众的大联合》到1949年中年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足足30年时光，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留下的那句怪话“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成了已经得到验证了的伟大的预言。毛泽东曾在《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讲过：“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是一个高超的“组织学”大师，他把“组织起来”运用得出神入化，他把那些倍受欺压的劳苦人组织成了“历史的创造者”，他把那些扛着锄头下工回家的农人组织成了“遍地英雄”，他把生活在神州大地的人民组织成了“尽舜尧”，他“组织起来”一个不一样的新中国，一个如太阳升起在东方的新中国。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他对新中国有这样的评价：“孙中山曾称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迅速地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
回顾历史，没有“组织”就没有中国的解放，没有“组织”也就没有人民的解放，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里曾经断言：“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能力。”毛泽东也深深地知道，这种伟大的能力只有在中华民族“组织起来”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毛泽东穷其一生都在做着一件事：把中华民族组织起来。这是他的“组织梦”，也是他的“强国梦”。在今天看来，“组织起来”依然没有过时，它依然是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的一件大事情，一时一刻都轻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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