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他们在遭受侮辱，在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走兽，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牛马看待以后，在走啊，走啊，流汗流血之后，他们在这里孤单地倒在迷幻花下。”这是1971年获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年轻时参观中国一座城市的鸦片烟馆后留下的诗句。
“现世界之中，只有中国的人民才比五百年前吃的更少，生活得更苦，穿得更坏。”这是美国自由主义记者怀特在他的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对抗战时期中国见闻的描述。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和意和澈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这是青年毛泽东在1919年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对当时社会的认知。
从近代以来，在封建王朝的腐朽堕落和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双重打压之下，拥有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跌入了历史的谷底，救亡图存的呐喊声从此便此起彼伏，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他们思考，他们抗争，他们抛头颅，他们洒热血，他们前赴后继，他们义无返顾。在这个英雄的群体里，毛泽东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个，他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问题想的最多，想的最深，也想的最远，他想民族要自决，他想民族要解放，他想民族要平等。
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印了毛泽东草拟的一篇《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共十二条，第一条算总则吧，解释订立章程的目的和意义：“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章程第十一条是“民族自决问题”。192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中说：“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他的好友张国基的信中写道：“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1925年12月5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表明创刊的目的：“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十大政纲，其中第三条为：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东北，继尔向华北步步紧逼，1935年1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抗日救国宣言，宣言中号召：“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12月27日，他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是全中国各民族的，他特别强调：“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毛泽东对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充满了自信，他赞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接受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再次对统一战线的民族性进行了重申：“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
七.七事变爆发后第二天，中共发表抗日宣言，向全国同胞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30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文章以“民族革命战争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结尾。1937年8月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个提纲指出：“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提纲发出了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其中要求：“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毛泽东在提纲中坚信：“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1938年7月15日，毛泽东在《解放》杂志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各个民族是平等的”。1939年冬天，毛泽东与他人在延安写作了一个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对中华民族作了一个介绍：“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关于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其中讲道：“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941年，为贯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培养各民族干部，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延安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学院以毛泽东题写的“团结”为校风。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进行了演说，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已有四年多，这个抗战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其中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报告专门谈到少数民族问题，对国民党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进行了抨击，要求“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报告指出：“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称：“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宣言列举了解放军的诸多政策，其一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七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决定草案，草案指出：“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1949年9月21日，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的六百多位代表齐聚北平，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自豪地向世界宣称：“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宣言称“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全国各族人民逐步开展了土地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作为这项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业的总设计师，他时时刻刻关注着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关注着民族的团结、合作和发展，对于少数民族，他尤为关心和牵挂，在各个时期、多种场合都把少数民族工作当做一个专门的问题来提议和指导。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三次会议上指出：“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闭幕词《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要求“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要求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题为《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开会词，开会词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年中，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我们是依靠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才获得的。在国内，我们是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1952年4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对解放军入藏作出指示：“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1953年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批判大汉族主义》，指出“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讲话，谈到少数民族问题，他说：“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宪法草案第七十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讲“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一一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讲到少数民族问题，他说：“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次全会上针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指出：“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凡是条件成熟了的地方，都可以办合作社……这里还要除开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即大小凉山、西藏以及其他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的不能搞。”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提到了批判大汉族主义的问题：“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会要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只要汉族同志态度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确实公道，在民族政策上、民族关系的立场上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说，没有大汉族主义，那末，少数民族中间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是比较容易克服的。现在大汉族主义还是很不少的，例如包办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等等。在今年三月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我曾经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1955年，毛泽东在《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一文的按语中说：“这是一篇好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使人懂得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他们为了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也已经培养出来了。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蒙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经办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几个族的人民联合办的合作社，并且成绩很好，这就驳斥了那些对于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的人们的错误观点。”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列为其一大关系，他说：“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关于少数民族问题，毛泽东认为：“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八届三次全会上谈到计划生育问题：“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195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说：“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1959年3月，西藏上层贵族发动武装叛乱，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了下去。9月21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在西藏开始了民主改革运动，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头一次得到土地的西藏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载歌载舞，创作于这一年的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记录了人们的欢快心情：“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雪山啊闪银光，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驱散乌云见太阳，革命道路多宽广。毛主席呀红太阳，救星就是共产党。翻身农奴把歌唱，幸福的歌声传四方。”
除了西藏，新疆也时时牵动着毛泽东的心。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多次指示：“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他旋即把入疆大军就地组成建设兵团，垦荒屯田，发展生产，又在新疆开展土改，使少数民族人民都成了土地的主人。提起毛泽东与新疆少数民族的关系，自然会让人想起那个骑着毛驴、笑逐颜开的库尔班大叔。库尔班是新疆于田县一个孤苦无依的农民，在土改中分到了14亩地、一处房子，还有一头毛驴。生活有依靠的库尔班萌生了到北京见毛主席的念头，几次想骑着毛驴上北京，无奈路途遥远，无功而返。1958年6月18日，他随新疆和田进京参加全国农具改革展览会的参观团到了北京，28日，毛泽东在接见参观团的时候，单独与库尔班握了手，还亲切地交谈了近十分钟，握手的那一刻，被新华社摄影师侯波捕捉进了镜头，成为至今都广为流传的历史经典和传世佳话。后来，以库尔班为题材创作的歌典便传唱起来，《库尔班大叔喜洋洋》这样唱道：“库尔班大叔喜洋洋，赶着毛驴叮当响，绿葡萄，红苹果，一筐一筐往上装，蹄声洒一路，歌声满天涯……”《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这样唱道：“库尔班大叔为什么笑咪咪，你骑着那毛驴要到哪里去;库尔班大叔笑咪咪，我要到北京见毛主席。库尔班大叔北京在哪里，为什么要去见毛主席;骑着毛驴要走多少里，一国之主怎么会见你。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风尘仆仆日夜不停息，不管是千里万里，也要到北京见毛主席。祖祖辈辈做苦役，没有牛羊没有土地 ，吃不饱肚子还受气，谁把咱穷人放在眼里。如今换了天换了地，受欺压的日子永远过去;不是靠祈祷和神赐，是靠共产党和毛主席。红红的太阳东方升起，梦里的北京就在那里;不管是万里万万里，走也要走到北京见毛主席。库尔班大叔终于见到了毛主席，手握手毛主席笑咪咪，库尔班大叔有千言万语，热泪滚滚说不出一句。穷人的救星是毛主席，世世代代忘不了你;祖国会更强更美丽，各族人民永远热爱你。”
在中国的历史上，民族之间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平等，民族失和是一种历史的常态，“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也不时在历史的天幕下上演，即便有所谓的融洽的美好时光，也是通过上层统治者之间的“和亲”、“赐封”等手段达到臣服的片刻安宁。毛泽东改写了历史，在20世纪的舞台上，毛泽东谱写了一曲民族和谐的华丽乐章，民族区域自冶成为一项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平等实现了落地生根，民族团结犹如春风化雨，“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歌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土上空回响。毛泽东民族思想中最根本的是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解放，这是民族稳定的基石。当西藏世代为奴的劳动人民从封建农奴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他们欢呼：“达赖的太阳照在贵人的头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穷人的头上。”中华民族刚刚解放的时候，各个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有的民族处在封建社会阶段，有的民族处在奴肃制社会阶段，有的民族甚至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如生活在雅鲁藏布江边的洛巴族人、生活在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族、生活在西双版纳的基诺族和布朗族，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派出了支援边疆建设的大军，一个都不落下，把落后的少数民族人民带进了文明的新时代。至今，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仍然对毛泽东充满了敬重，他们甚至把毛泽东称为他们心中的太阳。我曾经看过一个记录片，讲述的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那个少数民族解放以前还处在原始社会时期，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人民政府帮他们建学校、建医院，让他们一步步摆脱了落后，走上了文明。记录片的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里的许多人居然姓毛，经过深入的入解才弄明白，原来过去许多贫弱的人连自己的姓氏都没有，于是翻身解放后就跟着毛主席姓了。
1950年第一个国庆节期间，首都北京举成了盛大的庆祝活动。10月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庆祝晚会上，毛泽东出席了晚会，与许多民主人士一起观看了多个民族文工团演出的少数民族歌舞节目。毛泽东请柳亚子即席赋诗，柳亚子先生随即赋诗一首《浣溪沙》：“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作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毛泽东随后也步其韵奉和：“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而在8年之后，来自新疆于田的库尔班大叔喜洋洋地与毛泽东的手握在了一起，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毛泽东全部的民族梦想，尽在这一句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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