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汉族居民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投资和生活。双方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客观存在。为了避免暴恐分子利用这些差异制造族群矛盾，大力推动族群融合的工作刻不容缓。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新疆分裂势力组织策划了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9死、143伤的严重后果。暴恐袭击将中国的族群问题再次推到了海内外的关注中心。
融合是化解族群矛盾的良好方式
我国面对的一个客观实际是，边境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汉族居民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投资和生活。双方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客观存在。为了避免暴恐分子利用这些差异制造族群矛盾，大力推动族群融合的工作刻不容缓。其中，通婚融合和文化融合是族群融合的两种比较理想的方式。
中国族群关系的核心在于：部分单一少数民族大面积聚居，聚居点相对集中，而不是在全国都有所分布。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少数民族重新分类，分为全国性少数民族和地方性少数民族，而地方性少数民族再进一步分为地方性大少数民族和地方性小少数民族。中国族群关系的核心难点，就是地方性大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从政策角度看，其核心就是如何把地方性大少数民族转变成全国性大少数民族，否则族群关系的隐患恐长期存在。融合是消除族群冲突比较合适的方式：
其一，融合是不断发生的过程。融合更多的是消除不同族群间那些容易引起冲突和对抗的差异，是为了让族群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
其二，促进融合是中央政府处理族群关系的强大武器。每个国家都存在中央对地方的权力边界，即中央政府的实际影响范围及对边境的影响强度。如果这种影响力受限源于客观障碍，那么分裂主义者需要面对同样的难题。就促进族群融合而言，中央政府拥有庞大的资源，比分裂主义者更容易克服这种客观障碍。
其三，高级融合是通婚和文化融合。初级融合仅仅表现为混合居住，而通婚就是血统融合，是用婚姻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文化融合就是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交往从而相互吸收和渗透，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是化解族群矛盾的高级方式。
以新疆为例的政策建议
笔者在新疆做社会考察时，有两点印象很深：在中亚人口居于前列的大民族当中，唯独维吾尔族没有独立建国;伊斯兰教无处不在地渗透于维吾尔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之中。对于这两者我们都应给予深刻同情和理解。如果认识不到这两点，在新疆只是简单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反而会强化维吾尔族的分裂倾向。
新疆存在治理问题，但问题不局限于新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是全国一盘棋，而非某一地区的问题。国家统一不只是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更是少数民族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认同，而后者常常被人们忽视。北京原来有多条新疆街和许多清真餐馆，新疆人在北京不会有强烈陌生感或恐慌感。随着首都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疆街和清真餐馆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表明，东部城市这些年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出现“去少数民族化”，某些少数民族在东部城市的生活空间被不经意地压缩。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打跑，要么融进来。维吾尔民族，要从地方性大少数民族变成全国性少数民族，比较好的选择是让维族同胞从新疆走出来。就此，笔者提出如下六项政策建议。
第一，发展不得先于实质主权力。所谓实质主权力，也可称内在边疆，即主权的实质控制状态。这源于笔者在边疆地区考察获得的体认，即1)维族富人对中国主权的认同低于维族穷人，2)边远地区关于中国和中央的认知相当贫乏，3)维族地区高层官员后代的离心力比较强。主权力落实以后的发展才会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促进作用。
第二，可以从现实和历史同时着手，打破少数民族内部的简单认同，增强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张力。现实就是在东部地区形成同一少数民族的不同地域风格。历史就是呈现该少数民族充满差异和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科学的民族史教育。比如尝试加强维吾尔族前穆斯林时代的历史研究和宣传，保留维吾尔族几百年佛教信仰的记忆。
第三，加强边疆板块化建设。首先是大板块建设，即大西北建设，要确立大西北的中心地带并鼓励优先发展。大西北的中心地带是陕西。陕西如果获得很大发展，对西北就会产生很强的正面辐射效应。应将新疆纳入与甘肃、青海、陕西等地构成的大板块。仅仅是新疆板块化是不够的，因为无法解决地方性大少数民族问题。其次是小板块建设，要做到经济发展与民族混居两个指标并重，增加少数民族聚居区中间地带的小版块建设，为不同族群的融合创造地理条件。这一点我们目前认识不足。
第四，让少数民族文化走出来。比如推广西北少数民族服饰，把外部性差异缩小。适当将个别维吾尔族节日立为全国节日，强化他们的全国性存在。可以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体人才在东部地区成为全国性明星。
第五，让少数民族走出来。共享改革成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东中部城市落户就业。促进少数民族到东部就业，将就业与落户联系起来。
最近政府放开西部少数民族到东部落户的条件，就是很好的尝试。然而光放开还不行，还要为他们建立相应的生活空间。我们要在东中部城市中建立适量的少数民族餐馆、清真寺和新疆街，让西部穆斯林在东中部落地生根。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建十多个新疆街区。在此基础上可以让少数民族在东中部不同地区形成地域性文化，比如海派维族文化、京派维族文化等，以打破族群内部的简单认同。可以重点发展陕甘青等地，使其成为吸纳西北少数民族就业经商落户的大基地。
第六，让全国人民走进去。首先要发挥新疆非维吾尔族地区的特殊功能，即非维吾尔族地区可以成为内地移民的首选地。在这些地区民族矛盾依然难以避免，但不至于引发暴力事件。
民族混居是新疆一切政策的基本要素。为了实现民族混居，首先要有相应的城镇化战略。城镇化就是将分散居民适当聚集。新疆城镇化规划，重点应放在多民族地区，多建多民族小镇。其次是适当的生态化战略，生态移民、地质灾害移民等，都可以达到混居目标。再次要有相应的产业化战略，并与整个大西部的产业发展相匹配。同时要摆脱各种教条主义，使内地人口大踏步走进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在新疆搞移民，因为移民会带来冲突，其实冲突并不可怕，没有冲突就没有融合，关键是如何处理冲突以及如何引导和管理。
要发挥跨民族机构的融合功能。央企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它们也可以适当发挥族群融合功能，分布在新疆的央企尤其应该发挥融合的功能，因为在历史上它们就曾被赋予政治任务。非政府组织和学校，可以发挥相当的族群融合功能。党组织、团组织则更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族群融合使命。
（天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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