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毛泽东感慨万千，似对身边的人又似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 ，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大的气力。”此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任务极为迫切：对内要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解放全中国，尽力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对外要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要争取同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后的二三个月里，全神贯注的就是这些最伟大、最艰苦的工作。
军事大迂回
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毛泽东就开始规划向全国进军的路线：一野、二野向西进军，解放四川、贵州、西康;四野渡江后，占领两湖，10月即可尾随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11月或12月解放广东和广西。在与国民党多年的军事交锋中，毛泽东感觉惟有白崇禧的桂系军队颇有战斗力。针对他们狡猾善跑的特点，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指示四野：
“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二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迫至昆明歼灭之。”
这种“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战术，在中外战争史上也是一大奇观。四野和二野四兵团分东、西、中三路，于9月中旬分别向广东、湘西、湘南挺进。人民解放军突破湘粤联合防线，切断白崇禧部主力撤往贵州的道路。在衡宝战役中，白崇禧的精锐主力4个师被歼灭。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发起广东战役。10月14日解放广州。在湘南、广州解放后，毛泽东重新作了兵力部署。10月31日，他致电林彪并告邓子恢、叶剑英、陈赓及刘伯承、邓小平，说明了他和中央的意思。
11月，人民解放军分三路挥师入桂，切断桂系军队退往云南、雷州半岛、桂南和越南的各条道路，分而围之，各个歼灭。至12月14日，共歼灭国民党军17.3万人，广西全境宣告解放。
按照蒋介石如意算盘，胡宗南部撤往西南，试图在西南站稳脚跟，然后卷土重来，再与共产党一决雌雄。此时，解放西南已变得刻不容缓，毛泽东精心部署西南防务，一是以秦岭为第一道防线，二是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为第二道防线。构成针对胡宗南的两道防线，形成川陕边的守备重点。为防不测之虞，还在川东和贵州布防。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西南防线的后侧，而一野作出大举入川的姿态，有意吸引胡宗南部主力。11月1日，二野第五、第三兵团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快速行动，一举突破湘黔防线，于15日解放贵阳，21日占领遵义，四川境内之敌已无路可逃。刘伯承、邓小平等向中央请示，乘胜解放和占领重庆。11月28日，毛泽东复电同意。11月30日，二野主力部队解放重庆。接着，卢汉、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和西康两省和平解放。随即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12月27日，成都解放。
至此，正如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说：“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毛泽东对西藏问题已有明确的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同时指出，要利用一切可能，力争和平解放西藏。
学经济工作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毛泽东明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毛泽东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他说：“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毛泽东提醒全党同志注意，“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错误”。“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是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他还说：“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毛泽东已说得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向资本家学习管理的经验。
国民党留给共产党的是一副烂摊子。农业减产，工业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就是在最富庶的上海和浙江，生产和生活主要资源的煤也仅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蒋介石溃败前的掠夺和劫运，更使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
新生的政权面临强大的经济压力，各种流言纷起，一些人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扬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就能将共产党挤出大城市。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狠狠打击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不法行为。11月25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全国各地紧急调集的粮食、棉纱和煤炭，在京、津、沪等大城市敞开抛售，使暴涨的物价顿时下跌。与此同时，中央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步棋果然奏效，投机商因此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原想以“两白一黑”挤走共产党的如意算盘落空。
新政甫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财政预算。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就财政预算，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各项财政费用中，军费是大头，这种局面应该得以改善，他说：“如果后年能将军队从五百七十万减到三百万甚至二百五十万就好多了。‘飞鸟尽，良弓变’，变为生产的，不是‘良弓藏’。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他还提出：“所有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在业务以外都要进行生产。”为此，毛泽东发了专门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这样“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
早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中共最早接管的工业在东北，毛泽东对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尤为关注。鞍钢恢复生产后，他十分高兴，派李富春前去祝贺，并让代表中共中央给鞍钢赠送“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毛泽东出访苏联时，东北工业部被特准派了多人随行。毛泽东访苏归来经过沈阳，就东北工业的发展专门作了报告，据时在东北工业部工作的袁宝华回忆：
“这一次我们都去听了，毛泽东着重提出了要建设东北工业基地，东北要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当时全国经济秩序非常混乱，帝国主义封锁，资本家捣乱，上海的物价一天要涨几次。为了使东北的经济不受关内物价不稳的影响，毛主席指示，东北的货币和关内的货币不统一，关内用人民币，东北还是东北币。这样东北建设有个稳定的环境，就保证了东北能够出产品，出经济，出人才。”人民解放军于10月13日进驻新疆，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写篇短评见报，指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新疆民族军对人民解放军入疆，积极予以接应和配合。毛泽东对此给以充分的肯定，他说：
“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过去反动派压迫新疆人民主要地就是压迫维吾尔族。现在人民解放军入疆，维吾尔族及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因此，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
拜会斯大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予以承认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中接过这一苏联照会时，情不自禁地与之热烈握手。他的意念之中，已把机要秘书当作苏联外交人员，可见其兴奋的心情。11月8日，他在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前往莫斯科的专列，这是他生平的第一次出国。16日12时(莫斯科时间)，专列抵达莫斯科。毛泽东访苏有着很强的目的性，要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的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处理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3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毛泽东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谈。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3至5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大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而且能够保障20至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斯大林回答：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5至10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20至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紧接着，毛泽东提出敏感的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1945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但他又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
毛泽东表示：我们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一下。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政府订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毛泽东还提出希望苏联给予中国贷款;解放台湾缺少海军、空军，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的问题。斯大林痛快地答应了给予中国贷款，但却婉拒援助海军空军。他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斯大林之所以不愿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最大的顾虑是怕得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而损及苏联的国家利益。可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访苏的主要使命，他当然不愿放弃。12月22日，毛泽东让陪同的苏方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转告斯大林，希望在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中，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柯瓦廖夫将毛泽东上述的谈话记录及时地转交给斯大林。
第二次会谈于24日举行，时间长达5个半小时，气氛融洽，据毛泽东于次日致中共中央电：“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谈了很多问题。”可斯大林就是避口不谈中苏条约。毛泽东有意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政府主席既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则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所以“还是认为恩来以不来为宜”。毛泽东让周恩来来，是要具体处理签订新的条约及一些协定的技术性问题，而斯大林予以否定，显然还是不愿另订新的中苏条约。
自从这天开始，斯大林虽是每天都来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生活，可就是不见毛泽东。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这天，柯瓦廖夫和苏联翻译费德林前来看望。毛泽东气冲冲地说：“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毛泽东有意通过他们，向斯大林传递他对不签订新约的不满。
事有凑巧，这时，缅甸、印度等国都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好的时机，他致电刘少奇、周恩来，让将这一消息“公开发表”，“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以此刺激斯大林。加之媒体已有很长时间不见毛泽东的消息，英国通讯社揣测说，斯大林已把毛泽东软禁了起来。斯大林为了辟谣，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代毛泽东起草了份答塔斯社记者问，主要回答访苏的日程问题，其中就有：“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斯大林终于让步了，同意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1950年1月2日晚11时，毛泽东以十分欣喜的心情，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说：“斯大林同志已同意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儿女家乡情
开国大典后半个月，也就是10月15日。毛泽东为长子毛岸英与刘思齐举办婚礼。婚礼在中南海举办，那天没有轿车迎送，更没有收受任何人的一分钱、一份礼。惟一的例外，是毛泽东送了一件自己所穿的大衣给岸英。新房就是机关宿舍里的普通房间。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岸英和思齐说：“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
岸英和思齐经过商量，给父亲列出了一张名单，其中有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谢觉哉、陈瑾昆等。看了这张名单，毛泽东笑着说：“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要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还要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该请梁淑华。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婚事要简办，我完全赞同，就要改一改旧习嘛。”这天，岸英穿着日常工作时的服装，思齐也没有浓妆艳抹，只是脚上所穿方口布鞋，是刚刚新买的。这就是共和国主席长子的婚礼，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不仅寒碜，而且是不可思议，可这是历史的真实。当年参加岸英、思齐婚礼的王定国在晚年回忆说：
“谢老和我如约来到毛主席住处，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国家的伟大领袖，为其长子举办的婚礼宴席竟是那样的简朴。这时的毛主席完全是一位平凡的家长，慈爱的父亲。毛主席与往常一样，着一身灰中山装，脚穿尖口黑布鞋。新郎官岸英和新娘子思齐，则只是穿着整齐干净的布衣服，没有更多的装饰打扮。毛主席关照岸英和新媳妇招呼我和谢老，为我俩泡茶。毛主席为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几个亲友，有毛主席的弟媳钱希均，还有陈瑾昆、梁淑华夫妇等。而后，毛主席引领大家入席。一张圆桌，碗筷、饭菜已经摆好———只不过比平时多了几道家常菜，没有鸡鸭鱼肉，没有满座佳宾……饭后，毛主席嘱岸英夫妇领我们看新房。新房是在朝内大街中联部李克农办公室院内的一间旧平房，布置得极简单：一张木床，两床花布被子，惟一的一件奢侈品就是一个苏联朋友送的一件小小的装饰品。”
毛泽东自投身革命后，已与家乡的亲友暌违数十年。开国大典后，最早与毛泽东相见的是堂弟毛泽连和堂表弟李轲。毛泽连比毛泽东小20岁，两人虽是堂兄弟，可却亲如同胞所生。他俩关系亲密非同一般，还有着更深的原因。毛泽连家人口多，生活难以为继。毛泽东的母亲见此，便将毛泽连的大姐毛泽建接来做女儿。毛泽东待毛泽建如亲妹妹，带她到省城读书，后又将她带上革命的道路。1928年5月，毛泽建被捕。敌人知她是“毛泽东之妹”，更是用尽酷刑。次年8月，被敌人杀害，年仅24岁。
随毛泽连一同进京的李轲，又名李祝华，是毛泽东的堂表弟。他家虽距韶山冲有10里路，可两家常有往来。毛泽东的伯祖父毛恩农生有一女，嫁与李家，她就是李轲的母亲。李轲的母亲，待少年毛泽东很好，毛泽东也总是亲切地称她为姑妈。少年毛泽东只要有空，就要去看望这位姑妈，姑侄关系亲密、融洽。
毛泽连千里迢迢进京，除了要见主席三哥，还想在北京治疗几近失明的眼睛。此时的毛泽东特别繁忙，可谓是日理万机。他还是尽量挤出时间，和泽连、李轲在一起。他让毛岸英和傅连暲陪着毛泽连去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眼睛。毛泽连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右眼恢复了一些功能。李轲也在医院做了痔疮切除手术，他们双双出了院。转眼到了11月，北京已有瑟瑟凉意。他们来时也没带棉衣，再说离家这么长时间，也开始思念家乡了。他们提出回家的打算，毛泽东也没有挽留。临行的那天，毛泽东送给他们皮箱、衣服和一些钱。
湖南和平解放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给毛泽东去信，告诉他，杨老夫人健在，并询问外甥岸英、岸青及女儿杨展的近况。毛泽东得知岳母健在，甚感欣慰，当即回信告知岸英、岸青的近况，并说岸英“很想看外祖母”。同时告诉杨开智，他的女儿杨展“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杨家亲人的生活，尤其是岳母的身体，时时牵挂着毛泽东的心，他多想回趟湖南，看看家乡，访访亲友。可国事政事，使他根本脱不了身。所以，他准备让岸英代表自己回趟家乡，以了却自己的心愿。
就在这时，杨开智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毛泽东知道这是旧的思想观念在作怪，亲友中这种东西万万不能滋长蔓延。10月9日，他致电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这个“另电”则是给杨开智的，电文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杨开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他谋个“位置”的想法也是一念之间。他接受省委的分配，在省政府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他兢兢业业，在专业方面颇有建树，多次去北京开会。毛泽东也多次见他，鼓励他：“积极努力，表现成绩。”他们之间常有书信来往。1976年夏，已在病危中的毛泽东，看到工作人员送来杨开智的近照时，当即让打电话见面。只是医务人员考虑到毛泽东的病况，让留待病情好转再见面。没曾想，毛泽东沉疴不起，他们再也不能相见，这成为杨开智一生的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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