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历史都有其代表性的焦点时刻、焦点事件、焦点人物。聚焦这些时刻、事件和人物，历史的画面才可能被清楚地定格，才可能被恒久地铭记。
所以，一提起奥斯维辛集中营，人们便会想起德国纳粹的暴行;一说到南京大屠杀，人们便会想起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疯狂。一霎间，多少残暴、多少黑暗、多少苦难、多少悲愤，都凝集在这个浓缩的画面之中，而这样的记忆，任凭时间的风霜雨雪，也永远难以磨灭。
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事件本身的典型意义，也因为这些事件得到了应有的聚焦。正如在法庭上，事实虽然是事实，而只有经过质证、确认才能成为铁证。
对中国人民来说，南京大屠杀只是日本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血色浩劫的一个案例。侵华日军在中国留下的大量“万人坑”，作为日军残暴罪行的铁证，同样值得我们聚焦。
所谓“万人坑”，即尸骨坑，是民众对非正常死亡者大规模丛葬地的一种通俗称谓。“万人坑”的出现通常紧随着天灾、疫症、种族灭绝及战争等事件。在抗日战争胜利近70年的今天，“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仍在无声控诉着日军的罪行。日军侵华造成的“万人坑”数量有多少?分布如何?具体研究有何进展?
本报记者行程两千余公里，探访南北几个不同类型“万人坑”后发现，学术界整体对“万人坑”发掘、保护、研究的关注都较为有限。遗骸或有难存之日，比保存遗骸更为紧迫的是搜集、充实相关证据，通过多学科协作研究，聚焦历史焦点、还原历史真相、保存历史记忆。
遗址保存
骸骨防腐刻不容缓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分三处陈列着数百具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骸。这些遗骸分三次发掘，均出土于纪念馆所在地江东门附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副馆长王伟民告诉记者，像这样屠杀和掩埋尸体的现场，南京有17处，现各处都建有纪念碑，目前保存较完好的就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南京冬冷夏热、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条件本就不利于遗骸的保存，加之纪念馆建于水沟之上，所处环境更加潮湿。在不利的环境条件下，遗骸防腐工作显得更为重要。据了解，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遗骸保存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保证稳定的温、湿度外，还通过科技手段对地下水、微生物等进行控制，并且随着新技术和新情况的出现不断更新相关措施。“应该说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界环境还是会给遗骸带来一些损害。”王伟民坦言。
实际上，日军侵华造成的“万人坑”远不止南京一处。1932年9月16日，日军在平顶山一次性屠杀3000余名无辜村民，并烧毁全部房屋，整个村庄一夜间灰飞烟灭。平顶山惨案被认为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起点。
在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内，记者见到了被发掘出的800余具被屠杀村民的遗骸。血腥的一幕被定格在数百具遗骸上，在昏暗的陈列室内，绵延数十米的遗骸给人一种无声的震撼。全部遗骸已被罩上玻璃钢保护罩进行封闭保护，透过玻璃，这些发掘出土约40年的遗骸骸骨表面已有些发黑。尽管北方气候条件对遗骸防腐较为有利，但仍需有关部门加大投入和保护力度。记者了解到，此前平顶山“万人坑”遗骸裸露陈列，风化发黑情况较为明显，经学者呼吁和有关部门努力，现已经通过底部防水、外部加玻璃钢保护罩隔离及骸骨表面喷刷防腐材料等办法进行了处理，对遗骸腐化起到了延缓作用。
日本侵华时期造成的“万人坑”中，有相当一部分位于矿区和边远要塞，大批劳工因开采煤矿、修建军事工事而死亡。这些“万人坑”或地处偏远鲜为人知;或分属于矿务局和文保部门，管理标准并不统一;或受地方政府资金、技术等条件约束，其遗址面临骸骨虫食风化的困境。大大小小的“万人坑”中，并非每一处遗址都能得到妥善的防腐处理。
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辽宁省阜新“万人坑”是四个“满碳墓地”之一，也是东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处日本侵华时期死难矿工遗址。1936年，伪满炭矿株式会社成立了“阜新矿业所”，开始全面掠夺阜新煤炭资源，他们实行“人肉开采”政策，造成大量劳工死亡。遗址距离今阜新市区有一段距离，临近遗址的路程崎岖不平。为保证原址原貌保存，散落几处的遗址被长满野草的山路连接起来。在没有参观者到访时，几个展馆的大门通常是紧锁的。如今馆内已不通电，尽管是白天，当地文化局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是带上手电筒。记者观察发现，阜新“万人坑”遗骸保存状况整体良好，但仍有少量遗骸发生霉变。很多遗骸的指骨已风化消失，部分遗骸的脊椎骨也出现风化、粉化迹象。
辽宁省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原馆长赵春芳告诉记者，遗骸未经任何防腐处理保存至今，一方面得益于阜新气候干燥，同时也离不开工作人员的悉心管理，他们定期对场馆进行察看、通风，最大限度减缓骸骨变质。赵春芳还透露，他们的遗址保护规划刚刚获得国家文物局审批。“相信未来通过有效保护能更好改善当前遗址骸骨的保存状况。”他充满期待。事实上，被核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万人坑”屈指可数，那么更多不属“国保”级别的“万人坑”遗址保存状况如何?有知情者痛心地表示，一些保存条件有限的“万人坑”遗址骸骨风化情况严重，有些只剩残骨。
调查发掘
抢救史料是和时间赛跑
随着幸存者、知情者纷纷年迈辞世，遗骸逐渐消失，对“万人坑”进行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一方面对“活资料”要加快抢救步伐，另一方面对遗骨遗存等证据资料要加紧收集整理。有学者说，对“万人坑”资料的调查发掘就像是在和时间赛跑。
宋吉庆是黑龙江省东宁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身为东宁人的他告诉记者，小时候他经常看到劳工坟附近裸露的人骨，现在这些骨头已经风化消失。宋吉庆口中的劳工坟，源于关东军要塞的修筑。二战时期，侵华日军曾在中苏、中蒙边境构筑了17个筑垒地域，形成5000多公里的要塞防线，日军称其为牢不可破的“东方马其顿防线”，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最长的防线，也是20世纪亚洲最大的军事工程。巨大的军事工程背后，是无数无辜殒命的中国劳工。
一些地方工已开展对幸存者口述史的整理工作。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的劳工和知情者越来越少。宋吉庆告诉记者，为防止泄密，日军通常会屠杀所有修建核心机密要塞的劳工。他曾和黑龙江大学合作，对200多位幸存劳工进行口述史调查。得知当年有一个小孩在修筑机密要塞的屠杀中幸存，宋吉庆万分激动，当他辗转找到这位幸存者时，老人刚刚去世。“所以到现在，我们都没有采访过一个修筑机密要塞的幸存者。”虽然事情已过去多年，言及此处，宋吉庆依然满脸遗憾。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李秉刚对“万人坑”问题颇为关注。他告诉记者，对“万人坑”较为专业的研究、整理、鉴定还显不足;特别是涉及经费问题，所在厂矿企业一般无此项开支，致使保护无法达到标准，有的地方如淮南、辽阳弓长岭等“万人坑”损毁严重，只剩下一些碎骨。对此，李秉刚建议，由文物保护部门介入，对已发掘的“万人坑”进行保护;对尚知确切位置但未发掘的“万人坑”进行探查，否则随着时间流逝，了解情况的人越来越少，遗骸也会因长期埋葬而化为泥土，尸骨无存;对部分典型的“万人坑”应由考古专家介入勘察，出具相关鉴定报告。抚顺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傅波认为，“抢救活资料这项工作应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应列入大学、研究机构的科研规划之中。”
深入研究
搜集资料要拓宽途径
“‘万人坑’遗址是文物，也是固化的罪证，是铁证，所以我们从考古学、民俗学、法医学和法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和论证，将其作为学术成果来发布。”王伟民告诉记者。
王伟民提及的这次发掘是1998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的一次主动发掘。1984年囿于当时的遗址保护意识，在发掘中遇难者遗骸被清理出来，待场馆建成后重新摆放陈列。此举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百般挑剔和攻击。为了更好地保留遗址原貌，留存更多信息，纪念馆将1998年发掘的7层叠加、表层分布208具遗骸的遗址原址原貌保存。除请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从考古学角度判断遗骸性别、死亡原因、所处位置外，还请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介入，判断其是否正常死亡，并对遗骸骨密度进行了分析，判断死亡时间正是1938年前后。与此同时，全部过程由南京市公证处公证。
“通过司法介入，我们对遗骸的保护进行公证，对幸存者的采访进行公证，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证据在保留。”王伟民表示，这应该是多学科协作研究“万人坑”问题的范例。
实际上，从考古学、历史学等角度对“万人坑”开展的研究很少。20世纪70年代前后，对“万人坑”的发掘和展览达到一个高潮，但很多实地发掘并不是由专业考古学工做的。赵春芳告诉记者，当时基本上是根据幸存矿工的记忆确定“万人坑”的位置，实际发掘工作也是由矿工完成的。还原“万人坑”遗骸信息，则主要通过遗骸呈现的样貌、遗留的伤痕进行判断，通过法医或考古学进行鉴定的情况也极少。有学者表示，在考古学研究中，从生物考古学角度对遗骸进行分析主要集中于年代较早的标本，对近现代时期的“万人坑”遗骸进行化验研究的确实不多。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张全超倡导对“万人坑”开展法医考古学研究，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对“万人坑”遇难者遗骸的信息采集工作还存在大量空白，尤其是充分提取遇难者遗骸所包含的大量信息，如性别、年龄、创伤、病理、死因分析等。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法医考古学调查模式相比，目前我国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遇难者遗骸均未开展过系统的法医考古学调查，随着时间推移很多遗骸已出现虫蛀风化现象，相关研究或面临重大历史证据的损失。
全国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万人坑”?目前国内还没有确切统计。甚至可以说，学术界对于“万人坑”深入研究远远不够。李秉刚曾做过辽宁境内“万人坑”的调查，他告诉记者，东北三省的“万人坑”数量难以确切统计，只能说凡是在日本统治时期使用了大量劳工的大型煤矿、铁矿、镁矿等矿山及大型工程中，都有“万人坑”。其中在边境要塞工程中，因当时日军严格保密，极少有集中埋葬劳工的场所即“万人坑”，绝大多数都抛尸荒野，任野兽撕扯吃掉。李秉刚说，在辽宁境内，1931年后形成的较大的“万人坑”约34处，死亡人数超50余万。吉林、黑龙江没有统计过，但据他所知，吉林的辽源、石人矿、老头沟矿，丰满水电站工程，黑龙江的鹤岗煤矿、密山(鸡西)矿，黑河的纳金口子道路工程，以及沿中苏边境的17处要塞，每处都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万人坑”。
深入研究“万人坑”，需要拓宽资料获取途径。李秉刚告诉记者，当前国内能找到的日本人留下的相关资料主要是发掘出的关东军司令部宪兵队的档案残卷，更多的信息很可能在日本国内。按照国际惯例，很多档案已经解密。此外，还有一些当时在华企业的档案，个人日记、回忆录可以利用。他表示，除深入发掘研究已有资料外，到日本搜集相关资料亦十分必要。
史学何为
为国家、民族担起责任
“这些问题我们这代人说不清楚，后人想研究明白就更困难了。”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很多学者坦陈的心声。
历史的焦点应该是学术的焦点。像“万人坑”这样浸透了民族血泪的事件没有得到适当的聚焦，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的史学研究中存在一些缺失。
著名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曾谈到，历史研究工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是一种无可推脱的历史责任。因而，类似“万人坑”这样极其紧要、涉及重要历史证据与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历史焦点，学术界应当给予更多关注与投入。
从研究方法来说，史学研究不能光钻入故纸堆内，埋首象牙塔中，反而忘记了离开我们不远的历史。金冲及常引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当代人应研究当代史这一问题。柏格森说如果给你一百张凯旋门的照片，你看了仍未必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到凯旋门面前站五分钟，你就会顿时懂得它了。像“万人坑”这样去之不远、身历者犹在的历史焦点，的确有必要给予深度聚焦。
对日本侵华这段中国近现代史上屈辱过往的全面研究，既是个人的学术事业，更是学者追问历史、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神圣使命。尤其是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篡改侵略历史、歪曲历史真相的丑恶行径，我们的史学工用扎实的调查、深入的研究、广泛的宣传，让白骨能控诉，令尸骸而不朽，精研取义，长歌当哭，就尤为义不容辞，责任重大。
在“万人坑”的累累白骨中，不但要筑起控诉日军暴行不可移易之铁证，而且要树起中华民族史学研究的大义与尊严。
记者手记
追问的力量
本报记者 耿雪
“第一次下要塞考察后，我就下决心要搞清楚这个事儿。作为生长在这里的中国人，日本人修了这么大的工事，我们都搞不清楚，也太麻木了!”
讲起自己调查研究东宁要塞近20年的经历，坐在对面的宋吉庆显得有点激动。宋吉庆曾任黑龙江省东宁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而头发花白、黑黑瘦瘦的他看上去却更像一位农民。
记者先后奔赴南京、阜新、抚顺、东宁等地不同类型的“万人坑”遗址察访，其间，接触了很多像宋吉庆一样拥有满腔热情的基层工。他们有些是职业学者，有些则是学术研究的“门外汉”，但是为了日本侵华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们上山下河、长途跋涉，还常常自掏腰包。
“那个时候我赶上事业高峰了，做过最大的事儿就是对东宁侵华日军遗址的调查。”说到这里，宋吉庆眼睛里透着由衷的喜悦。
“搞清楚这个事儿”，正是对历史真相的追问，推动着有关“万人坑”民间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以还原那段屈辱历史，告慰不幸遇难同胞。
追问是研究的动力之一，如何在追问的力量中不断探索、深入研究?
辽宁省抚顺市社科院副院长王平鲁告诉记者，有关平顶山惨案的研究，他们计划将研究视角置于当时的国际社会，但受研究力量和资料所限，目前仍存在很多困难。他希望能和相关院校、研究机构就这些问题展开合作。
记者观察到，地方上常常掌握第一手资料，但囿于各种因素，在研究力量、技术水平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仍存在短板;而各大高校和省级以上研究机构，往往拥有相对充足的资源。如何打破两者之间的藩篱，使地方发现的新资料能够及时为学术界所了解和研究，同时将前沿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尽快应用到基层工作中?这恐怕仍需学术界付诸切实的探索和行动。
声音
步平
这些年来，在日本侵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学界、档案部门、出版部门做出了积极努力，已发掘、披露、出版了相当多的证据资料，现在的问题是普及面不够广、影响力不够大。发掘、搜集、整理资料的工作要继续做下去，利用现有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工作更要做下去。深入研究，不是简单地披露史料，而是对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对比、去伪存真，从多角度、多维度对史料进行分析。中日历史问题，表现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并不完全重合但也不完全分离的层面上，其中科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基础。
有许多地方的研究者或爱好者从事着包括“万人坑”等日本侵华罪证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工作，这是我们民族和社会成长的标志。我们应当提倡从关注身边的历史入手，从地方历史的研究入手，进一步扩展视野，关注更宏观的历史问题。所谓“门外汉”，只要真正用心，就可以进入门内。何况“一切科学都是历史学”，历史学领域本身就很宽。但同时也应注意，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仅凭热情和兴趣是不够的;要产生真正科学的研究成果，需要在理论修养、专业训练与资料积累方面下功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
宋吉庆
对“万人坑”等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基层工和民间业余学者参与其中。不少学者从事地方研究，对地方上的情况不是很熟悉，做村头调查等常常要依靠基层学者甚至民间业余学者。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地方情况和档案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而基层学者能够接触到的研究资料比较少。到省级以上的档案馆、资料馆查阅资料很困难，没有熟悉的人介绍，很难看到相关资料。一个日本朋友给了我一份在东宁进行化学武器测试的报告，显示驻扎在长春孟家屯的关东军第100部队在东宁设有支队，我想去档案馆查询相关信息，至今没能查成。希望档案管理部门能够完善档案管理查询机制，提高支持科研、服务社会的职能意识。
与此同时，一些大的报纸、学术杂志的刊发要求很高，基层工将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传播和介绍到学术界也比较难。
——黑龙江省东宁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
傅波
日本侵华罪行没有得到清算，日本是一个发动过侵略战争、有历史污点的国家。7月1日，其又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这就不仅仅是右翼势力抬头的问题，从历史到现实，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从被侵略的一方看，中国受害者没有得到慰藉。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还没有全部公之于众，地方社科工有责任、有义务为此多做工作。
——抚顺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
(本报记者 耿雪/采访整理)
链接
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三种类型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日本侵华时期的“万人坑”，按其成因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军民进行大规模集体屠杀所致，如南京江东门“万人坑”、辽宁抚顺平顶山“万人坑”、山东济南琵琶山“万人坑”;二是日本侵华时期修筑大型军事工程或其他设施造成大量劳工死亡所致，如内蒙古海拉尔“万人坑”、黑龙江东宁要塞“万人坑”;三是日本侵华时期疯狂掠夺各类矿产资源，施行野蛮的“以人换矿”政策， 造成各类劳工大量死亡所致，如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万人坑”、吉林辽源矿工墓“万人坑”、山西大同煤峪口煤矿“万人坑”、安徽淮南大通煤矿“万人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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