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赏爱国主义，所以我很崇拜屈原，因此也总想寻找有关爱国主义者屈原的先进事迹，哪怕是关于他忧国忧民，“先楚国之忧而忧，后楚国之乐而乐”的豪言壮语也行，可惜我很失望。 屈原的事迹已经过去了差不多2300年了，如果当初有他的先进事迹报告团，那这个报告团的任何一个成员也和屈原一样无处寻觅。所以，要了解屈原的爱国主义热情，就只能从历史记忆中去寻找。
对屈原事迹记述最详细的历史文献要数《史记》了。不知是司马迁的误解还是本人的浅薄，从《史记》中关于屈原的先进事迹材料看，我是实在不能把这位被人们歌颂了2000多年的爱国主义诗人和爱国主义者相提并论。以屈原千百年来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分析，他肯定有过人之处和不同凡响的一面，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精神会被人们歌颂2000多年还没有停歇的迹象，甚至人们认为吃粽子(端午节)这样的共和国节日，赛龙舟这样的体育比赛都是在纪念他，如果真是这样，那人们对他的纪念还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永远。
现在，虽然无法还原屈原的真实和真实的屈原，但屈原的死因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因为政治上的失利，最后，投汨罗江“以身殉国”。 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还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道理像屈原这样“通古博今”“博闻强志”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无论对谁，失利也好，失败也罢，其实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失败而消沉，从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和目标，甚至生命，或者忘记自己应尽的责任。屈原的失败，就在于此。
也许屈原想以死唤醒楚国的统治者“该醒醒了”，可惜他没有成功，因为在他死后，楚国的统治者依旧浑浑噩噩，五十年多后竟为秦国所灭而消亡。 死虽然是生命的终结，但是在不该死的时候选择去死却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说像屈原这样想唤醒什么人，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消极的表现，不能否认这其实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做法。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屈原是政治家，不是个普通人，即所谓的“匹夫”。
事实上一个做人做事的高手未必是政治高手，因为政治并不单纯，有时还比较残酷，政治中少有的是温情和温柔，多有的是残酷和杀戮，所以，千百年来，为了政治父子相残，兄弟反目，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易牙把自己的儿子蒸熟了给齐桓公吃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杨广杀了自己的父亲当上了皇帝是为了自己的政治贪婪，李世民杀死自己的兄弟夺取江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就连一代女皇武则天，她也有母爱，但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亲手掐死自己刚出生没有多久的女儿(虽然这是一庄历史谜案，但无法证明武则天的清白)，嫁祸于人，才最终登上了女皇的宝座。并不是这些人本性喜好杀人，除了野心外，政治也像荷尔蒙一样激发他们杀人的亢奋，不管这人是谁。他们的做法也不能简单的用道德标准衡量，难怪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借助“狂人”之口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本人吃人的历史。其实，翻开世界历史，也是一样，这就是政治的残酷性。
搞政治，不是谈情说爱，一味的情意绵绵是不行的，一味的大慈大悲是不可以的，一味的乐善好施是行不通的，一味的真诚是不能长久的，需要智慧，更需要手段，温柔和残忍都不可或缺，温情和冷酷缺一不可。千古一帝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光有温情他能做到吗?前苏联那个弱智的戈尔巴乔夫异想天开，想以脉脉温情统治苏联，结果苏联解体，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被葬送。虽然屈原不知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但按照《史记》的记载，他“博闻强志”，应该知道在他以前那个没有人权的时代，政治更加残酷，至少应该知道孔子吧。 孔子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然而，以孔子的博学多才，在小小的鲁国，他的管辖区域也就是差不多现在的山东省泰安和曲阜这一带，连个省级都够不上，就是这么一个小国，孔子做官都做不下去了，于是，只好逃离鲁国，去游说诸侯，宣扬他的儒家思想。尽管他能言善辩，却还是到处碰壁，尚且不能自保，孔子所历经的磨难不比《西游记》里那个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少。虽然也遇到了挫折，和屈原一样官也是当不了了，可孔子的过人之处就是他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放弃。他既没有屈原那种“举是混浊而我独清”的自负，也没有屈原那种“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清高，而是深切的感觉到人们知识的匮乏，思想的僵化，需要“教化”，所以，他才会去讲学论道，做了一回连一分钱工资都没处去领的“民办教师”，不光为当时的社会培养了许多栋梁之才，还创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儒家思想。
更为可贵的是，并不无官一身轻的孔子在鲁国遭受齐国攻击而出现危难时，他派门生子贡出手化解了危机，挽救了鲁国。看来孔子并不只是一个先进的“民办教师”，也是一个优秀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事迹说明救国救难不一定非得当官不可，做平民百姓照样可以有所作为。和鲁国这位百折不挠，百炼成钢的孔子相比，楚国这位“三闾大夫”屈原简直就是一个经不起风雨的政治家。和屈原同样命运的白居易的感悟是：“宦海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我们不能说这种政治上的委曲求全是一种堕落，比如越王勾践的做法更证明，委曲求全并不等于消沉，因为一个政治家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他又怎么能保护他的国家和人民。 政治有时也像污泥浊水一样，所以追求政治清明也是一种人类理想，因此做政治的人往往会用荷花“出污泥而不染”来自比。荷花是“出污泥而不染”，但是，“未出污泥”的荷花也是这样的性格特征吗?我看也未见得。所以，鲁迅先生说：“存学者的良心，用市侩的手段。” 从屈原在汨罗江畔和渔父的对话中，一点都看不出他对楚国的眷恋和热爱之情，倒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他是多么的在乎自己的清白，似乎清白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他的死似乎也不是为了楚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他的清白，所以我认为他爱自己的清白要远远超过他对楚国的爱，他的自我意识要比他的社会责任感强，尤其在他怀抱大石投汨罗江时那种坚毅态度，不知那一时刻的屈原有没有社会责任感，如果有也完全忘记了，忘得一干二净。
我怀疑司马迁的《史记》对屈原的先进事迹记载是不是有什么遗漏，如果没有，那对于屈原的这种选择，我想问一句，他真的爱国吗? 根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宫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屈原的这种“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处世态度别说几千年前那个没有人权的时代，就是现在这个处处都讲个人权的时代，恐怕也很难赢得人心。你想，如果我们的身边有这么一个人，在他遭受挫折或者失败时跟别人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举世)没有一个人做事清楚，大家都(众人)浑浑噩噩像个醉汉，就我做事清楚不糊涂，这样一个人能有几个朋友，能得到什么样的老板赏识?他在这世界上能找到知音吗?用屈原自己在《怀沙》的说法，“众不知余之异采”，“孰知余之从容”，“世既莫吾知兮”，看来英雄也孤独无助，他确实没有知己。这样看问题也不是不可以，那你既然处在这样一个世道中，就要想方设法在这样的世道中去求生存，求发展，然后去完成自己的政治责任，适者生存嘛，所以，渔父才对屈原说：“夫圣人者，不凝滞与物，而能与世推移。”所谓的圣人，不应该拘泥禁锢自己的思想，应该去适应社会和环境，和时代一起前进，这可能是最早的“与时俱进”观吧。 任何时候都要与时俱进，人只能去适应社会，适应环境，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屈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思想境界还不如那个目不识丁的渔父(似乎不像)，真是叫人费解!
屈原还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身鱼腹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难道“常流”里就清白吗?“鱼腹”里就干净吗?可能那个时代没有环境污染，江里河里的水确实很清吧，但是有人在河边洗衣服能把河水弄脏屈原应该见过，无从知道屈原自己杀没有杀过鱼，他生活在江南水乡，应该见过别人杀鱼吧。我们谁都知道，河水并不是一尘不染，鱼腹并不是清洁无暇，可屈原并不以为然，这也许是屈原的偏见。再说，人是刚洗完澡穿衣服戴帽子时要弹一弹的灰尘，但这并不等于从此后就不染灰尘，要不然，人一生洗一回澡就可以了，这可能吗?这种只看一时不看一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方法，和屈原的学问很不相称，这也许是屈原的悲哀和悲剧所在。
屈原死时没有留下遗书(也许那时不兴这个)，但是他临终前和渔父在汨罗江畔的对话，完全可以看作他临终的遗言，至少能从对话中找出屈原为什么选择去死。但是，再怎么找，也从这些话语中找不出任何一句爱国的言辞，更不要说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豪言壮语，倒是能看出他是多么的爱他的清白，如果他的清白受到玷污，他“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都不愿“蒙世俗之温蠖”。于是，“作《怀沙》之赋”，“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即使在《怀沙》赋中，看到的也是他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懑，叹息世间已没有商汤夏禹这样的圣贤(汤禹久远兮)和伯乐(伯乐既没)，他都官至“三闾大夫”了，“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象他这样至少在当时楚国可以说是呼风唤雨的能有几人?在这种经历下感叹世间没有圣贤和伯乐发现自己恐怕有失公允吧。屈原把自己不幸遭遇的责任全部推向社会，这公平吗?难道自己就十全十美一点责任都没有?而且在《怀沙》赋中，也同样看不到屈原爱国之情，仍然看到的是他对自己“清白”的感慨和对世间“污浊”的感叹(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所以我认为屈原的死是为了他自己与众不同的“清白和清醒”，而不是楚国。也许屈原很爱国，但他好像不是为爱国才去投汨罗江的。 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博闻强志的诗人屈原，不愿意去适应自己不喜欢的世界，不愿与时俱进适者生存，带着他对世界的不满和偏见，带着他对世界的屈解，为了自己的清白和清醒，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留下千年叹息，投汨罗江以身殉国，这不全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也不全是楚国的悲哀，只能的是屈原自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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