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系俄罗斯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文集《战争明天爆发!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和军事改革》中收录的一篇军事问题报告，原文标题为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России:вчера, сеrодня и завтра。本报告回顾了苏联国防工业发展建设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分析了俄罗斯国防工业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前景，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章编译如下：
30-40年代军事现代化的教训
苏联国防工业综合体的国家管理体系自1920和1930年代之交开始建设。当时这项工作是在时间极为紧迫和军事政治形势非常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第一次全联盟社会主义工业工会议上众所周知的讲话可被视为对其的表述，他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我们需要在10年内消除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要么被打败。”
换言之，必须大致在两个五年计划内从零开始建立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它不仅要能够成功地抵御先进国家的敌对包围，还要能够在军事上战胜他们。为此需要：
•首先，为军队装备必须由本国企业研制的现代化新装备;
•其次，建立本国军事工业的科研和生产基础;
•第三，建设一支能够生产致胜武器并在未来战争中占据优势的生产技术和军事干部队伍。
还需要解决许多其他大大小小的问题，如不解决这些问题，上述三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实现，全部实现更无从谈起。
在今天看来，要在很短时间内高质量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看上去任务艰巨。但军事工业建设的主要任务最终完成了，所提出的目标也实现了。
苏军摧毁了希特勒第三帝国及其盟国，建立了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在国内建成了能够培养高素质的民事和军事干部的先进科学和教育体系。
这一快速的历史性突破是如何完成的?
显然，这一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答的——这需要长时间的详尽讨论，逐步揭示斯大林的军事建设计划和战前苏联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细节。但是，如果要确定这一长长链条中的主要环节，那么一切将归结于人的因素，亦即需要完成这一历史飞跃的大量人员的挑选、训练、配置机制。任何事业的成功取决于人，同时国家领导层的任务是，选择并在每个管理层级上配置有相应经验、教育程度并善于领导的人员。在理想上应该是这样。而苏联领导层在实践中也以应有的效能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复杂任务，尽管为此所采用的一整套方法极为专业。
看上去，正是正确的干部工作在苏联成功的战前国防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而建成的统一的中央管理体系——从政府到部队、科研机构、工业企业和院校——只起次要作用。
在这一体系的顶端是由其亲密战友围绕的人民爱戴的领袖，用现在的话说，其每位战友在其行政权限内都获得了无限的权力。“斯大林”的神话之一是，战后，1946年秋季，他从索契给新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N•S•帕托利切夫打电话说：“记一下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决议。第一条：‘指派帕托利切夫•N•S负责1946年的粮食收购’。记下来了吗?第二条写您顺利进行粮食收购所需的全部东西。”
对于“斯大林风格”的所有领导人来说，成功的标准都是一样的，这就是速度和质量，确保以最高效率完成所受领的工作任务。当然，尽管评估中有过错误，而且个别领导人和国防建设项目的普通参与者的命运发生过急剧转折。今天流行的观点认为，整个这项工作似乎是在党的绝对专政的环境下进行的，不仅排除了下面的主动性，也没有被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专业知识和文化程度所拖累。
但远非如此。例如，“原子项目”的许多参与者证实，库尔恰托夫正是因为总是能与政治领导人找到共同语言而成为项目的科研领导人。也就是说，如无职业技能与相应职务的结合，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在干部选拔中，预先发现、考验、考虑和观察关注范围中的每名候选者的工作成绩的党的中央机关确实起关键作用。按照众所周知的说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选择正确与否首先取决于实际成绩。同乡、帮派和亲缘关系因素都不起作用。贪腐因素，特别是在任命高级行政职务时，实际上不存在。因为在所指派的任务完不成的情况下，任何职务都会成被“枪毙”。
后来这一帮被选拔出来的人员被称作“名单”，而且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名单，还有军事、经济、科研、生产、教学等名单。与今天的情况不同，没有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而经过严格的行政筛选被选拔担任领导职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名单顶端的数量非常有限，同时受多种独立于它的外部机构的监督(各级党的机构、安全机关、人民监督)，在其内部形成了自己非常严格的存在和来往规则。选拔和生存的标准非常严格。
与此同时，还存在更低但更广泛的管理层级：既有形式上的(人民委员部、国家委员会、国有企业)，还有非形式上。社会各阶层的许多代表都有直接渠道找到斯大林：学者，工程技术知识分子，教育工。苏联对科学界，首先是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业学者的态度比较特殊。无疑，斯大林明白，这些领域的科研成果是国防建设领先的关键。例如，引人注目的是其科学事务助理，化学家S•V•卡夫塔诺夫的重要作用。战前他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战争期间进入国家国防委员会，作为国家国防委员会科学事务全权代表，战后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长。
国家正是把原子项目的启动归功于卡夫塔诺夫。按照自己的业务工作方式，他对科学代表们致斯大林的请求做出了结论，其中有未来的院士，当时刚入行的核物理学家G•N•弗列罗夫的著名的信件。卡夫塔诺夫是许多其他组织方面的决定的倡议人。这些决定有时耗资巨大，并因此要求坚信所提出的建议是必要的，在其论证和推进过程中需要高度的公民勇气和顽强精神。其工作在苏联科学和教育系统结构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世界经验表明，先进的国防研发总是得到军民两方面的应用，而这意味着，今天应该在俄罗斯联邦总统身边设置在国家范围内负责整个科研的状况和组织的领导人。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在美国有这样的官员或者相应的高级管理环节。其中，奥巴马有美国总统官方科学顾问——生态学领域权威的世界级科学家G•霍尔德林。斯大林的此类顾问是S•V•卡夫塔诺夫。在苏联，上级机关科研管理中心的功能由政府之上的精干(25-30名负责人员)的苏共中央科研处承担。今天，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中则没有担负“科研事务顾问”功能的官员。
战后的教训
战后，苏联军事工业最高国家管理体系逐步转型。1940年代后期，在部长会议(即政府)以下成立了几个专业委员会。第1专业委员会(原子项目)由L•P•贝利亚领导。负责喷气技术装备和雷达事务的两个专业委员会由G•M•马林科夫领导。所有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都由科学家或著名专家担任：I•V•库尔恰托夫，A•I•乌斯季诺夫等。在这里遵循被多次证明正确的原则：为了解决具体的军事工业问题，组成了管理小组，小组由亲自负责事业最终结果的人员和具有无限职权的最高国家领导人的代表以及权威的科学界代表组成。
在整个战后年代，发展苏联国防工业最重要的杠杆仍然是该领域内目标明确的干部工作，在政府、工业界和军事科学界不断寻找和配置人员。该领域内的连续选择和监督系统得到了加强：从高校大学生到部长。例如，出现了象“斯大林人民委员”这样的集体概念，它成为集大量的职业知识、工作能力和严格要求与一人的同义词。所有这些首先属于最高领导干部——苏联部长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领导人以及苏联国防领域各部部长。战后年代的口号是高度职业化和监督每个工作岗位。只要这一原则起作用，这种体制就会运行。随着新时代、新经济和干部选拔新方法的到来，这种体制渐渐衰落。今天我国已经接近干部工作完全退化的门槛。“高效的经理”优于创造者和职业家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规范。
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苏联国防工业最高管理机构数量众多。例如，上述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每个专业委员会机关都由数十名负有责任的工作人员组成。接班的军事工业委员会(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负责管理该领域的全部科研和工业部门)工作人员约为100名。负责军事科研的苏联科学院应用问题分部以及负责跟踪装备批量生产的苏联特别国家计划处(第10处)的编制如此有限。
这些组织环节是科学院军事科研和量产军事工业管理链条中的重要环节。1990年代，随着这些机构被撤销，统一的国防工业一体化垂直管理体系消失了，该体系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撑，不仅丧失了可控性，还丧失了前瞻事业的战略角度。
苏联是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但在军事工业管理领域一贯采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方法。用指令方法“从上面”推广竞争环境。通常，由多个国有科研生产联合体(公司)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研发装备系统。引人注目的是，1970-1980年代，正是国防工业领域竞争原则的削弱，导致军事技术系统质量逐渐下降，而性能接近的装备数量众多导致维护复杂。官僚主义管理程序更加复杂。所有这些还表现为军事开支大幅度增加而效率下降。
存在着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苏联是被军备竞赛拖垮的”。这种观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宣传公式。1983-1986年，包括航天和航空制造业在内的苏联军事经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尚未达到30%。只是随着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和其他“改革家”上台，才犯了重大错误，使苏联经济陷入日益恶化的境地。摧毁苏联经济的不是“子虚乌有的美国‘战略防御倡议’(‘星球大战’计划)”，而是三部改变了整个基础行业运行环境的法律。这三部法律是《国有企业法》(1987年6月)、《合作组织法》(1988年5月)和《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独立法》(1989年11月)。此外还要加上包括成立“劳动集体苏维埃”和企业领导人选举制的管理改革。所有这一切，首先是允许企业把非现金帐转为现金以及出售“多余的物资”，破坏了各部门和企业的业务，形成了营私舞弊和不负责任的环境。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工业企业仍然继续运行，尽管是在非常受限的状态下。
目前的国防工业和武装力量发展周期
今天在美国和俄罗斯国防工业管理体系中形成了反常的形势。美国：有竞争，稳定而完全确定的所有权，一以贯之的专项计划、管理和监督原则，严格的拨款和竞争性挑选标准，有力地杜绝情报泄露，与使命类似、功能、责任范围和运行标准不清、在不停改革的情况下运行的俄罗斯军事工业国家管理体系相比，与苏联原来的军事工业体系更为相似。
但苏联时期打下基础的国产武器系统的高质量与相对较低的成本目前仍是俄罗斯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尽管消极方面和问题在继续积累。
首先，1990年代我国整个工业发生了严重的非工业化过程。装备制造，首先是国防制造——机器制造、车床制造、航空制造、船舶制造、仪表制造——的基础蒙受的损失尤为巨大。结果导致武器装备质量下降。认为损失无法弥补的流行观点似乎很有道理。
1990年代的私有化导致许多国防企业要么关闭，要么实际上脱离了国家的控制。“改革”的结果是责任分散，预算资金被大规模侵占。以政府高级官员的名义进行的削弱我国科研的作用和威望的顽固尝试也非常值得警惕。在这里可以看到有意识地破坏无可争辩的规则——“没有现代化科研不可能研制出现代化武器”——的迹象。
最后，缺乏目标选择和在此问题上的清晰的相应方针给军事建设的战略设计、俄罗斯军队未来面貌的确定造成明显的损失。在目前情况下，有清晰的军事建设战略至关重要，这一战略可成为面向未来的论据充分的方向标。因此，就目前国防工业问题的解决和对国防工业领域未来预期成果宣传的实践，想举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明显的例子。
不久前，俄罗斯互联网上出现了一部时长仅四分钟的电影，名字叫作《俄罗斯军队——我们回来了!》。表面上看它是一部普通的宣传片。互联网和电视充斥着这样的情节，看了就忘。
但这次并非如此。这部颇有气势的短片明显出自高级领导人的授意，披露了俄罗斯政府在武装力量未来建设方面目前最重要、最昂贵的计划。影片在某种程度上揭开了一直笼罩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任何重要国际玩家的军事技术建设计划上的神秘面纱之一角。
今天时代正在改变，战略计划公众皆可讨论。出现了可供评估有各种行为主体及其联盟参加的潜在武装冲突结局前景的许多信息。相关预测的逻辑完全可以理解，这逻辑建立在没有争议的论点的基础上：交战某一方拥有具备何种先进程度和质量以及国际科技水准的武器——未来军事冲突的结局对其来说就是什么样的。
如果从这一角度审视上述视频材料，从俄罗斯政府描绘的装备现代化计划与现代化技术类型相符的观点出发，那么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十分令人不快。主要是，很显然没有打算在装备领域推广象样的创新。一切都是无节制地自吹自擂的貌似全新的装备——而实际上是略经修整的旧装备，有的甚至是苏联时期研制的。
我们再次强调，苏联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强国，在国防领域留下了巨大的科技工业储备。但20年前开发的技术是否应该成为目前的2020年前俄罗斯军队换装规划的基础?
从那时起至今，政治挑战和威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先进的工程技术方案今天正在过时，甚至已经是落后的上几代技术类型。
未来的武器要么在某处使用，要么对谁构成现实威胁，换句话说——担负遏制潜在侵略者的功能。在这一层面上似乎甚至没有什么问题。计划装备的“新”武器系统没有现实的遏制潜力。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可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出口。
一个著名的论断经常被提起，即将军们(现在是政府)总是在准备过去的战争。遗憾的是，该视频明显在证明这一论点是正确的。
最近二十年，世界见证了一系列血腥的军事冲突。同时，两场武装冲突：南斯拉夫战争(1999年)和利比亚战争(2011年)可以被视为新型战争。这两场战争的所有阶段都很相似：无论是“冷”阶段，还是“热”阶段——武装冲突，后者的表现形式是对被攻击国的军事和经济潜力的敏感组成部分进行精确摧毁。每个阶段都运用了该阶段固有的特殊侦察、监视和作战使用方法、对敌作战手段、专业化武器系统。
而俄罗斯目前的规划中实际上没有类似的先进新型武器系统和指挥系统，或者是有意未提及。例如，规划中对未来侦察技术手段只字未提，包括各种无人机——现代化战争没有它已经不可思议。也完全没有涉及精确制导武器(航空、炮兵、导弹、射束武器等)和一体化航空航天打击集团。没有提及军用机器人技术装备，而西方和东方都已在宽广的战线上展开了研发。引人注目的是，正是这些武器系统被视为未来远程不接触战的基础，而专家们认为，它们能引发真正的军事革命。在南斯拉夫和利比亚可以看到这些新手段的最初亮相。
如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进行的工业化使苏联不仅建立了先进的军事工业，还建立了一系列在当时来说十分先进的民用行业。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向军民两用领域的突破。所有这些在政府自命为史无前例的2020年前军队换装规划中都是没有的。
当然，不排除这一宣传材料是为反宣传而制作和展示的，真实的规划内容则完全不同。这完全符合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精神，它经常广泛宣传自己的军事技术项目，但同时对一些全新的和突破性的重点研究严格保密。如果这种推测不正确，那么该规划在政府近年来一系列衰败的创举(例如，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调整时区，驾驶员血液零酒精含量等类似的“创新”)中应占有“应有的”位置
国防工业的问题及解决前景
今天的俄罗斯与上世纪30年代一样，迫切需要科技工业市场，否则我们将被压垮。可能有必要再次讨论政府的2020年前军队换装规划，召集专家，对一切进行周密考虑，斟酌并讨论?甚至关注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与我国国防工业(包括科学技术部门)之间关系动态的民间专家从外面也很容易找出我国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在其目前协作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根儿在“艰难的90年代”初，在苏联解体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是位于其他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国防企业脱离了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包括乌克兰的强大的国防和科学技术企业综合体。显然，新的独立国家，甚至象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大的国家，根本不需要其继承自苏联的高度专业化的国防工业企业。尽管，对企业的这种分割不是必须根据“零方案”与国界联系在一起——况且，这符合各方的利益。
当时的俄罗斯领导人完全可以象在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基地和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例如，张罗租赁所需生产设施的问题。但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俄罗斯在90年代实际上没有安排能在独联体框架内一度统一的联合国防工业综合体的企业之间保持必要技术联系所需规模的国家国防订货。
其次，在俄罗斯联邦迅速出现国防工业分崩离析的现象，并愈演愈烈。国防工业失去了苏联时期清晰的行业组织。说白了，1992年企业被抛入汹涌的“市场关系”大海，远非所有企业都能成功地从中“浮上来”。从而，国防工业内部所有的生产和科研链条被破坏。甚至主要靠出口而“浮上来”的那些企业有时都会陷入无力生产“基本”产品的境地，更不用说改进和完善了。按印度要求改装“戈尔什科夫”号载机巡洋舰的“马拉松”工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市场关系”被理解为在客观上形成灵活供需关系，国家没有需求就会导致一系列军事企业关门或依靠外部投资转产，但这些什么也没有做。
第三，私有化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它将国防工业综合体分割成纯私有企业、私有/国有混合企业和国有企业。各种所有权人和不受任何人领导的各种负责人的存在制造了新的利益冲突、价格斗争进而贪腐操作的空间。
美国联邦合同体制形成于80年代，以吸收各种所有制形式(国家对新军事技术装备的全部研发和生产过程进行监督)企业参与执行订货的原则为基础。
我国在装备生产领域放弃了国家的领导作用，出现了各种所有制形式，这导致了有组织的崩溃，因为国家建设和战略发展的所有基本标准和原则都被一笔勾销。
任何国防企业都绝对不是权利和资本主体自由市场协作的产物，而是作为社会和国家对军事安全保障的客观需求而出现的机构，用于完成源于这些需求的一定范围的任务。这些企业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监督之外，显著改变着自己战略计划特点，这同时又影响着其作为社会机构的重要性。在巩固国防力领域保留旧的或出现新的、规模更大的任务的情况下，直到建立新企业或重建老企业之前，将再次出现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曾在数十年前以巨大的资金和物质代价成功地解决过。请问，为什么当时需要在私有化进程中将这些企业转让给私人或私营机构所有，从而不仅导致国防工业综合体的组织受到破坏，还让国家蒙受直接经济和物质损失?
我国国防工业近二十年来的实际倒退规模一点也没有被考虑到。在“高效所有者”管理期间，许多企业的设备一次也没有更新，甚至在设备独一无二和极为需要的情况下。但是把独一无二的设备当作废品处理、转卖不再生产国防产品的“闲置”不动产设施的情况非常多并且在变得越来越多。
例如，“新的所有者”将萨拉托夫航空厂的全部设备都当金属废料处理了，包括4架未建成的图-154飞机及装配架，并从市和州领导人那里获准在腾出来的地方建设住宅。早些时候萨拉托夫一家大型国防科研所的地块还被转让给了修道院。同时，该州并无发达的工业和耀眼的科技成就，也未显示出对高水平干部的需求增加。正在出现许多问题。例如，所有者为什么收购类似的企业：他准备获得利润以补充离岸帐户还是打算巩固祖国的国防?并且，为什么要把这一切转让给他?而主要的是，是谁转让给他的?
有些大型企业的产品目前仍然需要，但其职工数量缩减为原来的几分之一，而信息-计算技术装备仍停留在1990年代的水平。这些企业被迫在2013年紧急购买新的计算机，以安装1S程序，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按照政府官员的指示争取国防订货。CAD/CAM、IT和其他现代化信息技术新花样显然还没有进入这些官员的职业视野。
而不久前，俄罗斯政府宣布，在建设大莫斯科的同时，未来五年将其他国防企业分阶段私有化是政府的重点计划之一。一百年前，弗拉季米尔•普里什科维奇曾以同样的理由问到：“这是什么?是愚蠢还是背叛?”
第四个动摇和实际葬送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因素是取消价格调控和混乱的税收政策，这导致原料(确切地说是能源)部门占有优越地位，国内价格飙升，出口占优势。机器制造综合体和机器制造行业遇到了根本无法将自己的产品卖给其他企业或通过国家预算卖给国家的问题。我国工业和农业能耗很高。但从2006年起，俄罗斯的汽车燃油比美国昂贵。堪察加和远东的一些组织开始研究从美国输入燃油的问题，因为比在国内购买便宜。2011-2012年，美国开始分阶段降低电费。为了提高能源系统的效能，三十年来美国人以苏联统一的能源系统为榜样，越来越紧密地将其各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
第五，用于国防工业、军事建设和军事发展的预算项目实际上是零。相应地，保持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队伍也是不可能的。这些队伍开始解体——实际上没有任何恢复前景。例如，希姆基著名的格卢什科院士动力机械制造科研生产联合企业为在两年内成功地将平均工资提高到23000卢布而自豪(显然得益于美国的弹道导弹发动机订货)。而早在十年前天然石油总公司门诊部的工资就比这高得多。而今天莫斯科的保洁人员的工资完全可与世界上最好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生产者相提并论。我国的工资差距也许可与中非相提并论。从而年轻人面临选择：成为贫困的不许离境人员，巩固国家的国防力，还是移民以获得标准的美元(欧元、英镑还是人民币元——这并不重要)工资。
第六，科学：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部门科学，都因90年代的改革而蒙受巨大损失。如果说基础科学在俄罗斯科学院框架内还得以保留，那么没有具有出口潜力的大型企业牵引的大部分技术中心已经消亡。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高技术企业本来支出就更多，包括附加开支。不能把它们与开放领域的企业相比，因为对于国防企业而言，甚至效能的概念也与普通概念大不相同，它更要复杂得多，实际上没有固定形式。.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产生了目前非常值得探讨的俄罗斯武装力量与国防工业综合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景观。当然，2000年代初世界碳氢化合物价格飙升造成国家预算开支急剧增加导致了新的情况。况且，普京2001年就任俄罗斯总统开始巩固“权利垂直体系”并重新研究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推迟了解体进程并推动国防工业领域和军队工作更加正常化。所有这些都对形势起到了改善和稳定的作用。
无疑，可以把获得批准的2020年前军队换装开支——23万亿卢布——视为这种稳定的财政体现，而任命D•罗戈津为掌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是组织体现。
但如果说恢复经过检验的旧的生产程序还完全可行的话，那么鉴于国内现有的组织-技术基础，未来的21世纪军事技术计划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在这里，最大的困难是前面提到的——国家没有军事发展战略，科研-技术集体解体。
评价各军事领域(包括导弹核力量、海军、空军和陆军，)向政府提出的计划建议不是本文的任务。但如前所述，拨款20万亿卢布的2020年前俄军换装计划可能是我国科研和国防工业综合体最后一次获得大规模投资的机会。
因此，或许应该象当年苏联那样，首先预先确定未来战争和军事威胁的性质;然后修正军事学说，明确武装力量编制，制订新的军事建设计划;购买(包括进口)数千家工业企业和大量成套设备;建立新的科研基础和设计局，加强现有科研基础和设计局;在其之下建立科研、工程技术干部和工人教育与职业训练体系;最后决定需要为此投资多少资金和如何取得成果?
否则，整个换装规划将冒变成丘拜斯型“私有化者”和军队腐败人员的新摇钱树。所有这些都要求在安全领域采取严格的反腐败立场，并为破坏武装力量建设及其现代化计划的人建立特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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