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14，在一篇题为《分析斯大林的错误，是否就等于反毛?》的帖子后面，远航一号同志有一个跟帖，其中提到：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斯大林曾经提出一个口号：“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这句口号后来为修正主义者所利用。
斯大林提出过“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这句口号吗?没有，根本没有!
查阅斯大林的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曾经提出过这样两个口号：
一个是：“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另一个是：“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
前一个，出自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后一个，出自斯大林1935年5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这两个口号，和“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这句口号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它们是两个口号，而不是一个口号，而且两个口号后面都没有惊叹号。
其次，它们一个提出于1931年，一个提出于1935年;前者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后者是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再次，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口号，都有各自的前提：“技术决定一切”是“在改造时期”;“干部决定一切”是“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当然，出于行文简便，斯大林在讲话中也曾单独用了“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说法。)
斯大林曾经说过，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两个口号的前提条件和客观环境、时间期限规定了，“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都有着各自特定的对象和具体的内容(这在斯大林的两次演说中讲得很清楚)，而不是针对所有问题、适用于任何情况的。
真理总是具体的。如果把斯大林提出的这两个口号，抽去它们的“条件、地点和时间”，变成抽象的、可以任意解释的口号，再加以褒贬，那是否有断章取义之嫌呢?
至于这两句口号“后来为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惯用手段，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它们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词句，进行篡改、歪曲，以售其奸。
所以，对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口号，首先要核对原话，看看是否符合;其次要查阅全文，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为此，下面就附上斯大林两次演说的原文，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地(!)读一读这两篇文章，全面地(!)理解他所提出的两个口号，而不要轻易被历来的误传所误导。实际上，将斯大林的这两个口号在误传误信的基础上再加以“批判”，并非自今日始，而是由来已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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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
(1931年2月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你们代表会议的工作快要结束了。现在你们就要通过决议了。我相信这些决议是会一致通过的。在这些决议中(这些决议我知道得不多)，你们赞成1931年的工业控制数字并且保证完成这些控制数字。
布尔什维克的话是严肃的。布尔什维克是习惯于履行他们所许下的诺言的。可是保证完成1931年的控制数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保证使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五。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不仅如此，你们作这样的保证还意味着你们不只是要四年完成我们的五年计划(这是已经解决了的事情，再不需要任何决议)，——这就是说，你们要在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三年完成五年计划。
代表会议提出诺言完成1931年的计划，三年完成五年计划，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有过“沉痛的经验”。我们知道，诺言并不总是履行的。1930年初也曾提出过这种完成年度计划的诺言。当时必须使我们的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然而诺言并没有完全履行。事实上，1930年工业产值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我们要问一问：今年会不会又出现这种情形呢?我们工业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现在提出诺言在1931年使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五。但是有什么保证能履行这个诺言呢?
为了完成控制数字，为了使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五，为了不是四年完成五年计划，而是在基本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部门三年完成五年计划，需要什么呢?
为此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要有实际的或者象我们平常所说的“客观的”可能性。
第二，要有领导我们企业的愿望和本领，以便把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
去年我们有没有完成全部计划的“客观的”可能性呢?是的，是有的。不容争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事实是：去年3月和4月工业产值比前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试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完成全年计划呢?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件事呢?缺乏什么呢?缺乏利用现有可能性的本领。缺乏正确领导工厂和矿井的本领。
我们具备了第一个条件，即完成计划的“客观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没有充分具备第二个条件，即领导生产的本领。正因为缺乏领导企业的本领，所以计划没有完成。我们没有使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而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
当然，增长百分之二十五是一件大事。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值在1930年都没有增长，而且现在也没有增长。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毫无例外地都发生了生产急剧下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已经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本来能够增长得更多。我们具有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客观的”条件。
那么，有什么保证能使今年不再重复去年的意外事件，使计划全部完成，使现有的可能性被我们充分地利用，使你们的诺言不致有某一部分成为纸上空文呢?
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各国军队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军队也就失败了。
我们有没有完成1931年的控制数字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呢?
有的，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是什么呢?需要什么才能使这些可能性成为实际的呢?
首先需要国内有充足的自然富源：铁矿石、煤炭、石油、粮食、棉花。我们有没有这些东西呢?有的。而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就拿乌拉尔来说吧，它是在任何国家都找不出来的富源总汇。矿石、煤炭、石油、粮食——在乌拉尔哪一样没有呢!我们国内什么都有，也许只是橡胶没有。但是再过一两年，连橡胶我们也会有的。在这方面，在自然富源方面，我们是完全有保障的。在我国，自然富源甚至是绰绰有余的。
还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个愿意而且能够利用这些丰富的自然富源来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政权呢?有的。固然，在利用自然富源的工作方面，我们的工作人员之间有时不免发生一些争执。例如去年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在建立第二个煤炭钢铁基地的问题上进行一些斗争，而没有这个基地我们就不能继续发展。但是，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些障碍。我们很快就会有这个基地。
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这个政权受到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拥护。我们的政权是不是受到这样的拥护呢?是的，是受到的。你们在世界上再找不到另外一个象苏维埃政权那样受到工人和农民拥护的政权。我不准备举出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突击运动的发展、为生产财务响应计划而斗争的运动等等事实。这一切显然表明千百万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事实是大家知道的。
为了完成并超额完成1931年的控制数字，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一种不患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而且大大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失业、浪费和广大群众的贫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我们的制度不患这种病症，因为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因为我们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地积累资财，并且按国民经济各部门合理地加以分配。我们不患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这就是我们和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有决定意义的地方。
请看资本家想怎样摆脱经济危机。他们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资。他们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料价格。可是，他们不肯稍微认真地降低日用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这就是说，他们想靠牺牲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利益，牺牲工人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摆脱危机。资本家在拆自己的台脚。结果不是摆脱危机而是加深了危机，积累了引起更加剧烈的新危机的新前提。
我们的优越性在于我们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我们没有而且不会有几百万失业者，我们没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不仅如此，我们是工业集中程度最高的国家。这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最优良的技术基础上建设我们的工业，从而保证空前未有的劳动生产率，空前未有的积累速度。我们过去的弱点在于我们的工业是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但这是过去的情形。现在这种情形已经没有了。不久，也许再过一年，我们就会成为世界上农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它们就是大经济形式)今年出产的商品谷物已经占我国全部商品谷物的一半。这就是说，我们的制度，苏维埃制度，使我们有了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梦想不到的迅速前进的可能性。
为了一日千里地前进，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一个政党，这个党要十分团结和统一，足以把工人阶级一切优秀分子的努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去，这个党要十分有经验，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而能一贯实行正确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党呢?是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是的，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政策使我们获得重大的胜利。这一点现在不仅工人阶级的朋友，就连工人阶级的敌人也都承认。请看人所共知的“可敬的”绅士们——美国的菲什、英国的邱吉尔、法国的彭加勒怎样向我们党暴跳狂吠呵。他们为什么暴跳狂吠呢?就因为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就因为这个政策使我们接连不断地获得胜利。
同志们，这就是使我们容易实现1931年控制数字、帮助我们四年完成五年计划而在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甚至三年完成五年计划的一切客观的可能性。
可见，完成计划的第一个条件即“客观的”可能性我们是具备的。
我们有没有第二个条件即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本领呢?
换句话说，我们对工厂和矿井有没有正确的经济领导呢?这里是不是一切都很好呢?
可惜这里并不是一切都很好。我们既然是布尔什维克，就应当公开坦白地说出这一点。
领导生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些人并不总是用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待领导企业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往往以为领导就是签署公文和命令。这是令人痛心的，但这是事实。有时不禁令人想起谢德林小说中的彭帕杜尔。你们记得彭帕杜尔太太是怎样教导小彭帕杜尔的：不要埋头学问，不要钻研业务，让别人去干这些事情吧，这不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是签署公文。应当承认，可耻的是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中间也有不少靠签署公文来进行领导的人。至于钻研业务，掌握技术，变成内行，——这方面他们却根本不管。
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干过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的人，是解决了建立现代工业的重大任务的人，是把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可是在领导生产方面我们为什么会屈服于一纸公文呢?
原因就在于签署公文要比领导生产容易。于是很多经济工作人员就走上了这条阻力最小的道路。这里也有我们的过错，中央的过错。十年以前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既然共产党员还没有很好地懂得生产技术，既然他们还需要学习管理经济，那么就让旧的技师、工程师、专家去管理生产，你们共产党员不要去干预业务;虽然可以不干预，但是你们要不懈地研究技术，研究管理生产的科学，以便将来和忠实于我们的专家一道成为真正的生产领导者，真正的内行。”当时的口号就是这样。可是事实怎样呢?这个公式的后一部分被抛弃了，因为学习要比签署公文困难;公式的前一部分被庸俗化了，把不干预曲解为放弃研究生产技术。结果就变成胡闹，有害和危险的胡闹。必须摆脱这种状况，愈快愈好。
生活本身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发出警报，说这方面的情形不好。沙赫特案件就是第一次严重的警报。沙赫特案件表明：党组织和工会缺乏革命警惕性。这一事件表明：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在技术方面落后得不象话;某些旧工程师和技师因为在工作上无人监督，就比较容易滚到暗害活动的道路上去，况且国外敌人还不断用种种“建议”来缠住他们。
第二次警报就是“工业党”审判案。
当然，暗害活动的基础是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敌人是要疯狂地反抗社会主义进攻的。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暗害活动如此猖獗。
暗害活动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规模呢?这是谁的过错呢?这是我们的过错。如果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来处理经济领导问题，如果我们老早就开始研究业务，掌握技术，如果我们更多地和精明地干预经济领导，那么暗害分子就不能干出这样多的暗害勾当来。
必须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内行，必须面向技术知识，——这就是实际生活要我们走的道路。但是，无论第一次警报，甚至第二次警报，都还没有促成必要的转变。已经是而且早已是面向技术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个过时的不干预技术的旧口号而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能手，成为精通经济工作的行家的时候了。
人们时常问：为什么我们没有一长制呢?只要我们还没有掌握技术，我们就没有而且不会有一长制。只要在我们中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还没有足够的精通技术、经济和财务问题的人才，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一长制。如果你们不掌握工厂和矿井的技术、经济和财务，那么随便你们写多少决议，随便你们怎样宣誓，也都无济于事，也都不会有一长制。
因此，任务就是要我们自己掌握技术，成为内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计划全部完成，而一长制也才能实行。
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科学、技术经验、知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得到的。今天没有，明天就会有。这里主要的就是要有布尔什维克的掌握技术、掌握生产科学的热烈愿望。有了热烈愿望，就能得到一切，就能战胜一切。
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别克(注：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和土耳其等地王公贵族等上层人士的尊号。——编者注)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的话吧：“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这些先生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
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说：“或是灭亡，或是赶上并且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注：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69页。——编者注)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这就是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更重大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对世界无产阶级所负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和第一种义务相符合的。但是我们把这种义务看得更高。苏联工人阶级是世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所以取得了胜利，不仅是由于苏联工人阶级的努力，而且是由于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我们早就被消灭了。有人说，我国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突击队。这说得很好。但是这使我们担负了极重大的义务。国际无产阶级为什么支持我们呢?我们凭什么配受这种支持呢?因为我们最先投入了对资本主义的战斗，我们最先建立了工人政权，我们最先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所进行的事业一旦成功，就会翻转整个世界，解放整个工人阶级。可是要怎样才能成功呢?要消灭我国的落后状况，展开布尔什维克的高度的建设速度。我们应当这样向前迈进，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可以望着我们说：看呵，这就是我们的先锋队，这就是我们的突击队，这就是我们的工人政权，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他们把自己的事业，也就是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很好，让我们来支持他们反对资本家，让我们来推进世界革命事业吧。我们是否应当实现世界工人阶级的希望呢?我们是否应当履行我们对他们所负的义务呢?是的，是应当的，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脸丢尽的话。
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和国际的义务。
你们看，就是这些义务要求我们采取布尔什维克的发展速度。
我并不是说我们这几年来在领导经济方面什么也没有做。是做了的，甚至做得很多。我们使工业产值比战前增长了一倍。我们创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生产。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期间真正努力掌握生产、生产的技术、生产的财务和经济，那我们会做得更多。
我们至多在十年内就应当跑完我们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我们有一切“客观的”可能性来做到这一点。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本领。而这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并且仅仅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已经是我们学会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种不干预生产的陈腐方针的时候了。已经是领会另一个方针，即适合于目前时期的要干预一切的新方针的时候了。如果你是厂长，你就要干预一切事务，就要熟悉一切，什么都不要忽略过去，就要学习再学习。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已经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成为专家的时候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一个经济工作人员竟不愿意研究技术，不愿意掌握技术，——这是笑话，这就不成其为经济工作人员了。
有人说，掌握技术是困难的。不对!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我们已经解决了许多极困难的任务。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建立了规模极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把中农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到了。剩下的已经不多，这就是钻研技术，掌握科学。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甚至我们现在不敢梦想的速度。
只要我们真正愿意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选自《斯大林选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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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35年5月4日)
同志们!不可否认，我们近来无论在建设方面或在管理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是在我们这里人们就过多地谈论起领导人的功绩，领袖们的功绩来了。人们把所有一切，几乎把我们所有的成绩都归功于他们。这当然是不对的，不正确的。问题不仅仅在于领袖。但是我今天想说的，不是这一点。我想就干部问题，就我们所有的干部，其中也包括我们红军的干部问题讲几句话。
大家知道，我们从旧时代所得到的遗产，是一个技术落后的、近于赤贫的和遭到破坏的国家。它遭到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又遭到三年国内战争的破坏。在这个国家里，居民很少识字，技术水平很低，工业好象零星的孤岛淹没在无数极小农户的汪洋大海中，——我们从旧时代继承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当时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国家从中世纪和愚昧无知的轨道转到现代化工业和机械化农业的轨道上去。可见，任务是严重而困难的。当时，问题这样摆着：或者是我们在最短期间解决这个任务并在我国把社会主义巩固起来;或者是我们不能解决这个任务，那时我们这个技术薄弱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而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玩物。
我国当时处在技术极其缺乏的时期。没有足够的机器供应工业。没有机器供应农业。没有机器供应运输业。没有国家工业改造所绝对必需的起码的技术基础，而只有一些创立这种基础的前提。当时必须创立头等的工业，必须使这个工业在技术上不仅能够改造工业，而且能够改造农业并改造我国的铁路运输业。为此必须作出牺牲，在各方面厉行节约，节约饮食，节约教育经费，节约布匹，以便积累建立工业所必需的资金。那时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克服十分缺乏技术的困难。列宁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我们在这一事业中也正是踏着列宁的足迹前进的。
当然，在这样巨大而困难的事业中，决不能期望获得接连不断的和迅速的成功。在这种事业中，只有经过几年以后，才会看到成就。因此必须用坚强的精神、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顽强的耐心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便克服最初的挫折，坚定不移地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不许在自己的队伍里有动摇和犹豫。
大家知道，我们正是这样进行这一事业的。可是，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具有足够的顽强精神、耐心和坚定性。当时在我们的同志中，有些人开头遇到一些困难，就叫人退却。常言道：“既往不咎”。这固然是对的。但是，人既然有记性，因此在总结我们的工作时，就会在无意中想起过去的事情来。(全场活跃)我们当时确实有一些同志是害怕困难并叫党退却的。他们说：“你们的工业化、集体化、机器、钢铁、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汽车，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倒不如多给一些布匹，多买一些生产日用品的原料，多给人们一些美化日常生活的零星物件更好些。要在我国落后的情形下建立工业，而且是头等的工业，这是危险的幻想。”
当然，我们当时也可以把我们厉行节约获得的、花在建立我国工业上的三十亿金卢布，拿去进口原料，增加日用品的生产。这也是一种“计划”。可是，如果我们采用了这种“计划”，我们就不会有冶金业，就不会有机器制造业，就不会有拖拉机和汽车、飞机和坦克了。我们在外来敌人面前就会成为手无寸铁的人。我们就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就会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俘虏。
显然，当时必须在两个计划中间选择一个：一个是退却的计划，是要使社会主义遭受失败，而且不能不使社会主义遭受失败的计划;另一个是进攻的计划，是要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胜利，而且你们知道，是已经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了胜利的计划。
我们选择了进攻的计划，循着列宁的道路前进，而撇开了那些同志，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鼻子底下的一点东西，却根本不愿看见我国最近的将来，不愿看见我国社会主义的将来。
可是，这些同志并不始终只限于批评和消极抵抗。他们还以在党内举行暴动反对中央委员会来威胁我们。他们甚至曾用子弹威胁过我们中间的某些人。看来，他们指望吓倒我们，迫使我们离开列宁的道路。这些人显然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具有特殊气概的人。他们忘记了，布尔什维克不是用困难和威胁所能吓倒的。他们忘记了，把我们锻炼成钢的是在斗争中不知道和不承认恐惧为何物的伟大的列宁，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我们的父亲。他们忘记了，敌人愈是发疯，党内的反对者愈是歇斯底里地发狂，布尔什维克就愈加奋发地进行新的斗争，愈加急速地向前迈进。
当然，我们也根本没有打算过离开列宁的道路。而且，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站稳脚跟以后，扫除路上的种种障碍，更加急速地前进了。固然，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时曾经不得不狠狠地打击了这些同志中间的某些人。可是这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应当承认，对于这件事我也是出了一臂之力的。(热烈鼓掌，高呼“乌拉”)
是的，同志们，我们是充满信心地、一往直前地沿着使我国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道路前进的。现在这条道路可以认为是已经走过来了。
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已经拥有强大的头等的工业，强大的机械化的农业，日益发展的和蒸蒸日上的运输业，有组织的和装备精良的红军。
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度过了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
可是，度过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新的时期，进入了我认为是十分缺乏人才、缺乏干部和缺乏能够驾驭技术并推进技术的工的时期。问题在于我们有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运输业、军队，我们有技术来装备所有这一切部门，但是缺乏具有足够的必要的经验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从前我们说：“技术决定一切。”这个口号曾经帮助我们消灭了十分缺乏技术的现象，在一切工作部门里建立了极其广泛的技术基础，使我们能够用头等技术来武装我们的人才。这是很好的。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如果在我们的头等工厂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在我们的运输部门里，在我们的红军里，有足够数量的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干部，那么我们国家所得到的效果，就会比现有的要多两三倍。正因为如此，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正因为如此，“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的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能说我们的人都已经充分了解到和认识到这个新口号的伟大意义了吗?我看不能这样说。否则，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不会有人时常用一种岂有此理的态度去对待人才、对待干部、对待工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对我们的工，对无论在哪个部门中工作的“大”“小”工，采取最关切的态度，用心地培养他们，当他们需要支持时帮助他们，当他们做出初步成绩时鼓励他们，推动他们前进等等。而实际上我们却往往看到人们对工竟采取一种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态度和简直是岂有此理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所以往往不去考察人才，不是先考察后任用，而是往往象对待小卒子那样把他们摆来摆去。重视机器，报告我们工厂里有多少技术设备，这一点已经学会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人用同样的热情来报告说，我们在某个时期内培养了多少人才，我们怎样帮助这些人才在工作中成长起来和受到锻炼。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工，重视干部。
我回想起了我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碰见的一件事。这是在春季涨水时发生的。当时有三十个人到河里去捞取被波涛汹涌的大水冲下来的木料。当傍晚他们回到村里时，却少了一个同伴。当我问第三十个人在哪里时，他们冷淡地回答道：第三十个人“留在那里了”。我问：“怎么会留在那里呢?”他们又同样冷淡地回答道：“那还要问什么，当然是淹死了。”当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忙着要走，说是“要给母马饮水去”。我责备他们对人还不如对牲畜那样爱惜，他们中间便有一个人在其余的人的赞同下回答道：“干吗我们要爱惜人呢?人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出来的。而母马呢……你试一试去做出一匹母马来看。”(全场活跃)你们看，这件事也许不大重要，但是很能说明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领导人对人才、对干部采取的冷淡态度以及不会重视人才，就是上述这个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发生的事情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对人的奇怪态度的残余。
所以，同志们，如果我们想要顺利地消灭十分缺乏人才的现象，使我国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我们首先就应当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重视每一个有益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工。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让我举杯祝贺我们的红军学院毕业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祝你们在组织和领导我国国防事业中获得成就!
同志们!你们已经在高等学校毕业了，你们在那里受到了初步的锻炼。但是，学校还只是一个预备阶段。干部的真正锻炼，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在学校以外，在同困难作斗争中，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得到的。同志们，要记住：只有那些不害怕困难，不躲避困难，反而前去迎接困难，以便克服和消灭困难的干部，才是好的干部。真正的干部，只有在同困难作斗争中才能锻炼出来。如果我们的军队拥有足够数量的真正受过锻炼的干部，那它就将是无敌的。
同志们，祝你们身体健康!(全场热烈鼓掌。全体起立，高呼“乌拉”向斯大林同志致敬。)
——选自《斯大林选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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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顺便说一句，远航一号同志在跟帖中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全面占统治地位，是在赫鲁晓夫时期，但是其根子在斯大林，这符合中苏论战前夕中共中央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训》中的基本观点，也符合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对此，本文没有论及，姑且存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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