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早期（1840-1913）的自发经济斗争

　　中国工人早期(1840-1913)的自发经济斗争

　　——《中国工人运动史》读书笔记

　　“工人为劳动价格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与工人所处的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地位。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

 ——马克思

　　基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在早期，中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是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封建性的压迫剥削。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我国工人早期抗争的历史，将有助于理解当下矛盾的发展。以下分三个时期介绍中国工人经济斗争的情况。

　　1840-1894年

　　在本章中一开始就提到，“1894年以前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和他们在同一时期参加的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一样，都是我国工人阶级从产生的时候起就具有的革命性、斗争性的表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工人驯服地接受资本家的意志，接受资本家的命令，并把它当作最高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接受奴隶所受的一切痛苦，而又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谁想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阻止奴役，他就必须坚决参加战斗。”“我国工人阶级在开始产生的阶段，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性和坚决、勇敢的战斗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

　　1894年之前的50多年前，中国工人阶级群众性的自发斗争还处在比较低级和原始的阶段，表现为：

　　1、斗争次数[[1]]稀少，比较零星和偶然，没有形成一种频繁发生、彼此联系、互相呼应的社会运动。1840-1861年，1863-1867年，1873，1878年，除了有些工人参加反侵略和反殖民统治和农民起义外，至今没有发现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工人经济斗争。其余26年，每年有1次斗争的有5年，有2次斗争的有10年，有3次斗争的有5年，有4次斗争的有4年，只有1881年发生过8次，1882年发生过7次，是最多的两年。分布地区最多的是上海，共计34次，

　　2、斗争绝大多数是由于雇主、监工和封建把头等加重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引起的，失败的多，胜利的少。71次斗争中由于加重对工人压迫剥削而引起的共计50次，占总数的70%，而工人提出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只有17次，只有两次是产业工人的斗争。

　　3、斗争大多发生在手工行业和苦力运输工人中，近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还没有在所有工人斗争中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近代工业和工人阶级产生时期，由旧的封建行会时代的工人斗争向新的近代工人运动开始转变的突出表现”。

　　4、多数斗争规模不大，坚持时间不长。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只有21次，很多斗争人数还不到10人。最大一次是1876年江西景德镇瓷业工人要求改善饭食的斗争，遭到当地政府镇压时，曾“集众至万人”。坚持时间最长的只有一个月左右，产业工人的斗争超过10天的只有1882年7月上海德丰公司驳船水手的罢工。很多只是坚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手工业工人和苦力运输工人斗争的规模相对较大和坚持时间较长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是按照行业进行斗争的，封建性的帮会组织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虽然有时候是破坏团结的消极作用，但在早期工人阶级缺乏觉悟和阶级组织的情况下，对于团结人数众多但很分散的手工业工人坚持斗争来说，是很重要的。

　　5、比较确定的是23次采取了向官府告状的形式，采取了大规模暴力行动的有10余次。告状表现了工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对官府存在幻想，如1870年上海车夫反对租界强迫征税时，委托商人向外国人上书说到“采取豁达的态度，不要再催促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区区小数而对我们却是繁重的税收了。”虽然这次上书被外国殖民者称赞为“更为聪明的办法”，但租界当局并未发善心免除他们的捐税。还有采取封建方式的，如1877年苏州丝织业机匠七八十人为反对屡次减工价而“焚香环跪堂府”。比较暴力的有1889年云南锡矿1200多名矿工因官府闭矿，断了生路，聚集起来，“戕官劫库，掠去库银二万五千两”，像这样的矿工暴动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在许多地方屡次发生。这些工人暴力行动表明近代工人的早期斗争中还存在许多封建社会旧式的手工业工人斗争和农民斗争的传统影像。

　　6、当时城市手工业个人和苦力运输工人的斗争比较多，文字记载71次经济斗争，手工业工人占40次，占一大半，其斗争规模之大和时间之长以及激烈程度，均超过同一时期的产业工人。1870年江西纸厂手工业工人罢工，和当地的红莲教组织有联系，该组织和当时南方各省流行“哥老会”、安清道友、黄莲教、白莲教一样，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一直在地区酝酿进行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打击封建统治。那次罢工由于形势不利而失败。1886年上海和祥栈房装卸工人罢工和1888年上海英法租界小车夫罢工，是当时城市苦力运输工人的两次大规模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斗争。1868年英国资本家在牛庄(今辽宁营口)创办机器榨油厂，1874年香港、广州等地引进缝纫机出售，都遭到了当地榨油工业的手工业者和旧式裁缝的反对，直到1918年北平还发生过人力车夫砸毁电车的事件。

　　7、1894年以前的产业工人的经济罢工不算多，举例有：1862年上海茶叶包装工人和洗衣房工人反对英国资本的斗争，要求洋人增加工资。1868年10月，上海英资造船厂工人反对降低工资，是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产业工人的经济斗争。1872-1890年上海江南制造局3次罢工，可能是那个阶段官办企业和所有产业工人罢工中规模最大的。1872年罢工的起因是小官吏和造船工被殴打，1883年资方某个管理人员嫌工人做工慢，加快机器转速，导致罢工，1890年罢工则因为资方延长工时所致。

　　1895-1913年

　　1895年到1913年期间，早期工人的经济斗争有了初步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由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外资企业在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有了初步发展，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数目从甲午战争前的9万人增加到了90万左右。并且，随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在外来资本冲击下逐渐解体，破坏了城乡手工业，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形成了廉价的劳动力大军，有利于资本的剥削，压低工资比重和延长劳动日、提高劳动强度成是常见的手段。基于以上一系列因素，中国工人与中外资本家的矛盾也在相应的范围和程度上发展起来。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反帝爱国运动的不断发展也无疑对当时工人的经济斗争十分有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给了工人很大的鼓舞。

　　这一阶段工人斗争的特点如下列所述：

　　1、罢工次数显著增多，19年277次，是前一阶段50多年罢工总数的4.8倍。上海罢工116次，占全国的69.8%。1912-1913年比较厉害的是汉阳兵工厂的3次大罢工，与民国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发生了直接冲突。工人因薪资问题罢工，黎元洪对此十分恼恨，将一个叫做梁瀚生的罢工首领斩首示众，引起全厂工人愤慨，再度罢工。最终当局没能用武力慑服工人，想另招工人也因为兵工厂生产要求有熟练技术而不得，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

　　2、产业工人罢工的比重增加，罢工次数超过了非产业工人。143次罢工，占全部罢工的51.6%，罢工最多的是缫丝厂和棉纺织厂的工人，其次是煤矿和铁路工人。1912年11月，广东顺德各个丝厂工人反对苛刻待遇和用纸币发放工资，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同盟罢工，参加人数达5000余人，可惜没有详细记载。1905年6月，江西萍乡煤矿工人因反对将三班制改为两班制而罢工，当局派来驻军弹压罢工，并把罢工首领游街示众。这次罢工最终失败，但加深了安源矿工对反动当局的仇恨，他们不久就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萍浏醴起义。1913又发生两次反对克扣工资的罢工，当局又请来军队弹压。1907年山东潍县坊子煤矿发生爆炸致110多工人惨死，激起的罢工延续了“好几个星期”才平息。包括其他诸如安徽、湖北、东北等地区的矿业工人的罢工都显示了这一时期刚刚形成的新式矿业工人队伍的战斗精神。

　　1911年底，中国(除台湾外)已建成铁路干线和支线里程合计9200多公里(70%以上受外资控制)，共有铁路工人8万余人。1905年，在俄国国内反对沙皇的总罢工和起义的影响下，沙俄控制的东清铁路1400多工人(俄籍工人占3/4)罢工，反对加班加点和军警压迫。1907年中俄工人还举行了纪念1905年俄国革命的集会，1908年又为纪念国际劳动节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和群众集会。1909年京汉铁路工人反对厂首串通法籍工程师和工头克扣工资和向工人索贿，集体停工，是京汉铁路第一次较为重要的罢工。在143次产业工人罢工中，除4次罢工所在企业性质没有明确记载外，其余139次中，罢工发生在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的有49次，发生在官办企业的27次，发生在民族资本企业的63次。主要是民族资本有了初步发展，民办企业工人罢工次数大大增加，但是民办企业的罢工规模都比较小。53次有人数记载的罢工中，参加人数在1000人以上有14次，外资5次，官办3次，民办1次，三种企业都有的联合罢工5次。

　　城市手工业和运输工人的罢工共计134次。最集中的是上海，其次是江苏、浙江的一些中小城市和汉口、长沙等地。1897年上海公共租界小车夫罢工，遭到军队开枪镇压而失败。1911年11月，上海在一周之内发生两起手工业工人的全行业罢工，一是木匠，二是银楼业工人，均因工资太低，到月底都未结算。当时外国人办的报纸评论银楼业的罢工时，认为这次罢工和当时其他一些罢工都“非常强烈地表现了工会的精神”，“有些工人愿意在工资增加少于团体所要求的条件下复工”。1901年苏州全城织布工人罢工，因物价上涨而要求增加工资，外国报纸称这次罢工“跟西洋的方式一样”。杭州丝织业“机户工匠不下万人”，从1901年8月到1906年6月，因铜钱贬值物价上涨，先后罢工四次，大都取得了增加工资的胜利。1911年1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抗议英人踢死车夫一人，全体罢工，遭到英国军舰水兵上岸镇压，开枪打死工人一人，伤十几人。1912年8、9月间汉口3000余人力车工人要求减少车租而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

　　1914-1919年4月

　　这一阶段有记载的259次罢工中有184次是因为工资问题，占71%。非产业工人130次罢工有106次是因工资问题引起的，占81%。与前一时期类似，但是比重更大了，而且突出的是为要求增加工资而进行罢工的次数大大超过了为反对降低、克扣和拖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上述184次因工资引起的罢工中有130次是为要求增加工资而发动的。产业和非产业工人还为反对雇主、监工、包工头和军警的打骂、凌辱、监禁和勒索等举行了40多次罢工，反映了早期工人不甘奴役的斗争精神有了发展。

　　一般手工业工人和一些规模较大的产业工人的罢工，大多是在旧式的行会和帮会的领导下进行的，斗争中沿袭了很多旧式行会、帮会的一些传统方法，比如齐行罢市，聚众要求雇主答应条件和集体向官府告状请愿或者跪求，在遭到无理拒绝和蛮横压迫时则形成骚动和暴动。不团结的现象也时有出现，例如上海各船厂广东帮木匠发起罢工，宁波帮木匠往往拒绝参加，甚至趁机应招代替广东罢工工人的工作，引起双方的争执和冲突。

　　该时期不同于前一个时期的特点是：

　　1、开始出现产业工人的同盟罢工和几个不同行业的非产业工人的同时罢工。例如1911年上海闸北4家丝厂女工同盟罢工，发表了共同的宣言，还得了梧州路和法租界丝厂女工的罢工相应。1912、1913年上海10个船厂的翻砂工人两次联合罢工，还受到了工党的支持和帮助，并在其影响下建立了翻砂工人同义会的组织。1913年工党同盟会领导了汉阳10余家工厂的千余翻砂工人联合罢工。还有安庆、杭州和开封的各行业的手工业工人为着同样的原因和共同的经济要求同时或相继举行过罢工斗争，在过去是少有的

　　2、有些采取了散发传单和游行示威的斗争方式。这表明早期工人的经济斗争正在由旧式的行会斗争和毫无组织的斗争，转向新式的有组织的罢工斗争。

　　3、辛亥革命前后在上海、武汉和长沙等地曾出现了一些在工党领导或影响下举行的罢工斗争，也有在工人自己建立的组织下领导的斗争，如1911年上海印字馆工人在工人朱全麟倡议建立的“西字联合会”领导下进行罢工，1912年上海首饰业工人在以张鸿尧为首的“饰业团”领导下罢工，还设立了事务所，散发传单，并派调查员到工人中活动，提出条件向雇主交涉。当时外国记者认为这些罢工都表现了“日趋显著的”“工会主义的精神和方法”。特别是受到1905年俄国革命影响的哈尔滨等地，有些罢工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可以说这是在中国工人早期自发斗争阶段的个别特殊条件下出现的某些自觉的斗争。

　　这一时期工人经济斗争走向高涨的原因分析：

　　(1)一战后，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日、美帝国主义趁机在华发展，中国产业工人人数成倍增加，随之中国工人与中外资本家的矛盾相应发展以来，这是工人罢工斗争日益频繁的客观基础。

　　(2)辛亥革命时开始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铜元和纸币贬值的问题在这一时期更加严重。

　　(3)早期工人经过前两个时期的斗争实践，逐渐萌发了阶级意识，积累的斗争经验。国际工人运动和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对国内的影响。

　　从1914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5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工人群众共举行经济性质的罢工斗争185次，平均每年34.7次，是前一阶段14.7次的2倍多。并且几乎月月都有罢工。1919年开头4个月，即五四前夕，就发生了24次罢工，其频繁程度超过了之前最多的1918年(一年60次)。

　　罢工最多的仍然是上海，有85次，占全国的46%之多。1919年2月发生了日华纱厂3000余工人反对改行计件工资的罢工，3月份有全市人力车夫8000余人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4月份三新纱厂8000余工人要求加薪而罢工，这些是当时规模的最大的罢工。1919年2~4月，武汉连续发生了扬子机器厂、翻砂机器业、制笔业、打石业、铁工厂、汉阳铁厂、印花厂等工人的7次罢工。1914年，东北地区诸如沈阳、大连和哈尔滨都少有罢工的记载，到了这个阶段共发生罢工49次，其中沈阳7次，大连11次，哈尔滨9次，它们成了除上海、武汉外罢工最多的城市。

　　全国185次罢工中，产业工人的作用更加突出，有114次，占62%。与前一阶段相比，产业工人年均罢工21.3次，约为前一阶段的5倍，非产业工人年均罢工13次，为前一阶段的3倍多。从地方上看，上海85次罢工中产业工人占49次，广州5次罢工产业工人占4次，大连11次罢工全是产业工人举行的，东北地区产业工人罢工41次，占总数84%。

　　表1为两个时期的罢工情况的对比简表，可以明显看到工人斗争程度的加深。

　　表1 1895～1913年、1914～1919年两个时期的罢工情况的对比

　　根据现有材料的不完全统计，这个阶段产业工人的114次罢工中，大约有25次或多或少地突破了帮会、行会界限，具有不同职业、不同企业的工人联合起来进行的同盟罢工的性质。例如英美烟草公司新老两厂工人在这个阶段举行了4次同盟罢工，人数最多一次达到3000人，罢工工人还在厂门口阻拦进去上班的工人，类似工人纠察。1916年上海13家翻砂厂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在工匠领袖王义杰、江临泉等人组织的翻砂工人同义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有一个多月!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1000多人罢工，罢工在之前部分工人创设的“集成同志社”的领导下，提出了工资和工厂管理方面的要求，并曾向其他商店的工匠及苦力宣传，准备联合起来斗争，但罢工坚持不到一星期就在资方的威胁利诱和分化瓦解下失败了。罢工领袖4人被斥退，集成同志社组织也遭到破坏。

　　1918年，帝俄反动势力仍然统治远东部分，为了利用铁路向俄国国内运输军队进攻革命，加强了对铁路工人的统治压迫，激起了全路中俄两国工人强烈反抗，哈尔滨铁路工厂和火车站工人的罢工使得机车开行仅有平常的三分之一，有力地支援了十月革命。

　　从罢工人数上看，超过500人(包括成千上万)的罢工共66次，占有人数记载的罢工综述的72%，超过1000人就有42次，占46%。上海油漆工人、水木工人、英美烟厂工人、三新纱厂工人、日华纱厂工人和帝俄控制的中东铁路的工人的罢工，都是一些规模巨大的罢工。

　　这期间上海人力车夫工人的3次大罢工曾引起帝国主义当局的惊慌，在当时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特别是1915年12月的罢工期间，革命党人陈其美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上海聚众起义，“闻有大半车夫，约四五千人，为革命党所利用，雇充前敌”，表现了人力车工人的革命精神。有罢工经过记载的130多次罢工中，就有20余次工人群众同资方及军警发生激烈冲突而造成了人员伤亡，而这些都是由资方和反动军警野蛮残暴的压迫引起的，其中以矿业工人的斗争最为激烈。

　　这一阶段的罢工斗争，工人群众除了采取一些传统的方式进行斗争外，还有一些新的做法：

　　(1)根据群众的共同意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条件。

　　(2)散发宣言传单等，发动更多工人群众，谋求各界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3)先进工人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说，进行宣传鼓动，并到附近单位的职工群众中去争取支援。

　　这一阶段已知罢工结果的共计115次，胜利和部分胜利的共66次，占57%，和前一阶段相比，胜利的比例是在上升的。取得的胜利越多，就越能促使工人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力量，鼓舞他们的团结和斗争。

　　结语

　　在本章结尾提到，从19世纪40年代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斗争方面经历了比较原始的阶段(1840~1894)，有了初步发展的阶段(1895~1913)和开始走向高涨的阶段(1914~1919年4月)”。“早期工人队伍的经济政治斗争的这些发展，为我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和在五四运动以后建立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走上自觉地为谋求本阶级和全国人民彻底解放的革命道路准备了条件。”

　　确实，以前在看到教科书上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这种说法时，我没有多少理解。现在看来，中国的工人阶级不是一下子就成熟的，建党的条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重大的历史转变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群众运动的积淀，正如列宁所说，“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

　　[[1]] 该书中关于罢工的信息(次数、人数、坚持时间、斗争结果等)都是根据已有历史资料整理得来的，因此都是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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