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九四二》中，美国记者白修德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当时，像白修德这样活跃在中国的美国人并不少，约翰·戴维斯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费正清曾感叹说：“在约翰逊总统使我们陷入越南战争时，如果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柯乐博3人中有一个能取代那些对亚洲没有多大了解的官员，当上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话，美国人在越南的结局会好很多。”戴维斯跑在时代前面，是最早主张与中共建立联系的美国外交官，却也因此遭到清算，“流亡”秘鲁10年。
图：戴维斯(中)访问延安时与中共领导人合影
“这命运可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的”
1908年，戴维斯出生在中国四川一个传教士家庭。戴维斯的童年生活在遍地烽火的中国，这锻炼了他坚忍克制的性格，也让他对中国革命有着亲近感。戴维斯在中国读了小学和中学，后来返回美国接受大学教育，毕业后加入外交官行列，并于1933年回到中国。
1938年夏，戴维斯在汉口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风度翩翩的周恩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当戴维斯再次与周恩来见面时，已经是1942年，他在当年2月被任命为美军驻中缅印战区部队司令官史迪威的顾问、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二秘。这年夏天，他在重庆三次拜会周恩来。周恩来向他表达了抗战决心，并欢迎美国代表去延安看一看。
此后，戴维斯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此事。因为凭他这么多年的观察，他感觉蒋介石永远赢不了。1943年6月，戴维斯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如果蒋介石与共产党人之间爆发一场内战，蒋介石要想以其武器上的明显优势击垮共产党人是不大可能的。他在报告中建议美国与共产党人建立直接的联系，并向延安派驻观察员。
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致函史迪威，再次呼吁尽早向中共控制区派遣军事和政治观察小组。后来，他进一步提出与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类似的建议：与中共建立某种联系。在戴维斯等人的努力下，1944年7月，美国军事观察小组抵达延安。10月22日，戴维斯和白修德等人飞赴延安。他在延安逗留了16天，得出结论说，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对于蒋介石所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他语带讽刺地说：“这命运可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的。”
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将支持蒋介石视为自己的使命。戴维斯与赫尔利关系紧张，与史迪威的接任者魏德迈关系也谈不上好，加上国民政府对他恨之入骨，他在中国待不下去了。离开中国前，戴维斯再次飞赴延安。
调到莫斯科后，戴维斯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在1945年4月15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戴维斯再次断言中国不会统一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同时建议美国政府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三个约翰丢了中国?
两年后，戴维斯回到华盛顿，在国务院政策司任职。他的预言很快变为现实，随后美国国内掀起一场谁失去了中国的大辩论。参议员麦卡锡声称国务院内有“81个共产党间谍”，而约翰·戴维斯、约翰·文森特(范宣德)、约翰·谢伟思这三位“中国通”被认为是罪魁祸首。
对戴维斯来说，还发生了一件对他极为不利的事。美国情报部门需要招募一批收集新中国情报的人员，戴维斯推荐了斯诺、费正清及史沫特莱等了解中国的人士。院外援蒋集团似乎抓到了攻击他的“把柄”，因为上述人士均已被认为是共产党人或亲共分子。戴维斯一次次接受审查，一次次被宣布无罪。1954年，他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审查，罪名不再是不忠诚，而是缺乏判断力、不审慎和不可靠。时任国务卿杜勒斯捎来话说，如果戴维斯主动辞职，他能领到退职金。戴维斯拒绝了，他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我必须让历史来为我见证。
后来，为了证明自己并不亲共，戴维斯要求公布有关他的问题的所有记录，其中包括1950年他提出的让拥有核优势的美国对苏联“摊牌”的建议。他认为，当初建议美国与中共合作完全是出于维护美国的利益，避免中共与苏联走到一起。的确，戴维斯崇尚的是明智的现实主义政治，他对共产党人及其主张都不认可。1944年访问延安时，他曾不停地逼问一名负责外事的官员承认中苏友谊背后难以弥合的分歧。甚至在1938年，他就对史沫特莱说，不要凭着性子一意痴心地宣传中共，现在正处于革命高潮时期，一切都是振奋人心和浪漫主义的，但共产党一旦成功，就会变得盛气凌人，贪污腐化。
时隔15年才获平反
戴维斯被辞退后去了秘鲁，一待就是10年。为了养活家人，他做起了家具生意，但他并不特别善于经营，只能说勉强维持生计。在秘鲁，戴维斯将往事深深掩埋，即使跟家人也不谈论，但也有例外。比如有一次谢伟思来秘鲁同戴维斯待了一周，戴维斯少年时的朋友、前台湾驻秘鲁“大使”保君健也加入进来，三人一边吃烤肉，一边伤感地唱中国歌曲。
1960年是美国大选年，戴维斯的妻子从广播中听到了肯尼迪胜选的消息。她很兴奋，认为丈夫可以东山再起了。她觉得肯尼迪那帮人是自己人，而且她的母亲和肯尼迪的母亲是好友。不久，她又得知国务院的新领导是腊斯克丈夫的好朋友，两人曾一道在中缅印战区共事。接下来公布的其他政府成员名单更让她兴奋，里面有不少一直支持戴维斯的老朋友，如乔治·凯南、哈里曼等。但戴维斯认为，新政府不会急于改变过去的政策。他的看法是对的。哈里曼直接对他说，他的问题要到肯尼迪第二任期才能提出来。
1964年，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前途，戴维斯迁回美国，并开始了争取恢复名誉的漫长过程。他聘请的律师年复一年地要求国务院重新审查他的案件，但国务卿腊斯克不予合作。1966年，腊斯克甚至拒绝了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延揽戴维斯参加亚洲问题专家顾问委员会的建议。腊斯克宁可用费正清，至于戴维斯，他认为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直到1969年，国务院终于通过批准戴维斯参与一项涉及接触保密资料的研究项目，间接为戴维斯平了反。而此时的戴维斯已过了花甲之年。
1971年中美通过“乒乓外交”恢复接触后，周恩来向一些“中国通”们发出邀请。谢伟思欣然前往;范宣德接受了邀请，可惜在访华前病逝;戴维斯没有接受邀请。随着中美关系解冻，戴维斯发现自己重新成为名流。名记者们开始议论，他将是美国驻北京首任大使的候选人。1971年夏，戴维斯的小儿子结婚，受邀者全部到席，而过去通常只有一半人接受邀请。
戴维斯似乎不愿意再参与外交事务。1971年底，他举家搬到西班牙。1973年，美国外交协会举办了一场250人参加的盛大午餐会，向那些40年代在中国的外交官致敬，他们曾写出极有预见性的报告，但时隔近30年才得到认可。远在西班牙的戴维斯没有出席。他说，为这顿午餐去华盛顿，旅途实在太远了。过了几年，戴维斯又搬回美国，直到1999年谢世。
2012年，戴维斯从1972年就开始写的自传终于出版。在这本名为《一位中国通的自传》的书中，他只写到麦卡锡对他的攻击便戛然而止，对后半生的经历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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