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着骆驼不吹牛，拼命歌爹不怕羞

——评《不忘初心为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一文的中篇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不忘初心为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的中篇发布出来了。相信每个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及中国革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读了这篇文章之后，马上就会想起谭震林在听到粟裕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这件事后说出的那八个字：贪天之功，无耻之尤。

　　刘源上将可能以为历史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于是便跳出来要公然篡改历史，想为他爹争抢“一二•九运动”这天大之功。这真是“逮着骆驼不吹牛，拼命歌爹不怕羞。”

　　关于“一二•九运动”，刘源上将在文中是这样描述的：“在刘少奇领导下，彭真、林枫、李葆华、李铁夫、郭明秋是将‘一二·九运动’成功推向全国的关键人物。”

　　“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大中学生进行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示威游行尽管只是局限在了北平，但“一二•九运动”却推动了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然而由于“一二•九运动”发生时，刘少奇还远在千里之外的陕北，与“一二•九运动”扯不上丝毫的关系。于是刘源上将便再次祭出了模糊的手法，要通过把他爹描绘成是把“一二•九运动”成功推向全国的关键人物这种方式，从而替他爹抢夺“一二•九运动”这天大之功。所以，既然当时在刘少奇领导下的彭真、林枫、李葆华、李铁夫、郭明秋，都是将‘一二·九运动’成功推向全国的关键人物。那么领导他们的刘少奇，不就是更为关键的人物了吗。

　　“一二•九运动”不只是一场推动了全国抗日形势发展的爱国运动，而且更是一场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运动。“一二•九运动”爆发一年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主要就是由于“一二•九运动”的推动。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不久的一九三六年一月，远在西安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便派人到北平，慰问那些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由他创办并兼任校长但此时却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同时，张学良还三次打电报，要东北大学的学生“派民主代表赴西安”。经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研究，让东大学生宋黎等人去西安。宋黎等人到西安之后，先是晋见了十七路军总指挥并兼任陕西省主席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之后，宋黎等人还应邀向十七路军的将领介绍了“一二•九运动”的经过。在会上，宋黎慷慨陈词，引起了到会者的强烈共鸣。杨虎城更是激动不已，领头振臂高呼：“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久，宋黎等人又见到了他们的校长张学良，向他讲述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详细经过，张学良听后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坚决主张抗日，东北从他手中失掉，一定要由他亲手收复。同时，张学良又决定把宋黎留在自己的身边当秘书。而在此期间，北平学联和民族解放先锋队也正式派出了由学联和民族解放先锋队主要负责人黄诚、敖白枫、何风元等人所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安会见张学良和杨虎城，向他们说明北平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宗旨，并在西安好多学校作了报告。一九三六年的七、八月间，张学良成立了学兵队，队员大部分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去的抗日积极分子，其中还有一些人是从北平去的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中共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

　　在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西安各界的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展开了。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初，党组织分析了西北的新形势，决定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一周年的这天，通过“西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民众救亡会”，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向来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继续“剿共”的蒋介石进行示威的群众游行活动。

　　十二月九日清晨，当游行队伍集合时，国民党的特务军警悍然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顿时群情激愤，决定到临潼的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闻讯，急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打电话给张学良，强令他制止群众的“胡闹”并命令他自己带来的警卫部队，做好开枪镇压示威群众的准备。张学良接到电话并得知蒋介石的警卫部队已经做好了开枪镇压示威群众的准备之后，亲自驾车追到灞桥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游行示威的群众回去。他说，再向前走就有危险。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学生高呼：“我们愿为祖国而死!”顿时全场痛哭不止并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誓雪国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张学良也哭了，他当场激动地高声向群众说到：“我不是愿意当亡国奴的人。在一个星期之内，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如果失信，请你们把我处死!”果然，三天后，“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一二•九运动”是不屈的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发出的第一声怒吼。“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尽管是由于抗日救亡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决定的，但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推动。

　　一九三三年，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在上海滩外国人的租借里再也混不下去了，于是打算前往中央苏区。但是为了能够继续控制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临行前，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决定由“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成员中的李竹声和盛中亮以及黄文蓉等人组成上海中央局，以作为他们与共产国际和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机构。然而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这个上海中央局却接连三次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破获。一九三五年七月，由于这个上海中央局的最后一位负责人王世英带着几个没有被捕的共产党员也转移到了天津，于是，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也就与远在中央苏区的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北方局书记孔原调上海工作。临行前，孔原把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与柯庆施、李大章、王林、罗根等河北省委的主要领导和北方局的工作人员找到一起，商议他走以后北方局的工作如何安排。会上，孔原提出了一个方案：由河北省委兼负北方局工作，叫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就是指导北方局所属地区工作时，用北方局名义;指导河北省工作时，用河北省委名义。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并决定高文华、柯庆施、李大章三同志为主要负责人。

　　孔原走后不久，北方局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于是，北方局就只得开始独自领导北方地区的地下斗争。

　　由于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这种妥协投降政策，因此从一九三五年年初开始，驻华日军就开始筹划进一步侵略我国的“华北五省两市防共自治运动”。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在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青年党员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了解到北平的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爱国要求并通过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刊登的《八一宣言》中，得知党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这一号召。于是三人敏锐地认识到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斗争的策略也应调整。但是他们的这一正确主张，却遭到了市工委书记王健和组织部长朱子贞的反对。为此，谷景生、彭涛、周小舟多次向河北省委报告北平党内的意见分歧，并派周小舟直接向省委汇报。中共河北省委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批准了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并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撤消了北平工委，决定组成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由谷景生任临时工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并派李常青为省委特派员，代表省委领导北平党组织的工作。

　　北平临时工委成立后，立刻深入到各大中学校建立起各种群众团体。而后，他们又组织团委、学联以及各学校的学生骨干，经过周密部署和层层发动，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这天掀起了举世震惊的“一二•九运动”。而运动中喊出的口号、打出的标语和提出的要求，也不再是打到国民党，而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和“反对华北特殊化”等。

　　从北平大中学生掀起 “一二•九运动”第三天的十二月十一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城市的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持学生斗争。广州和上海的工人还召开大会并发表了通电，要求对日宣战。

　　十二月十二日，在上海的沈钧儒、鲁迅、邹韬奋等二百八十三位名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会并推举沈钧儒为主席。此后，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也纷纷成立了各界救国会并要求国民党政府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同时，海外侨胞也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支持国内的爱国行动。这样，由北平爱国学生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扩展为了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六年一月，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利用寒假的机会，组织五百多名北平和天津的大中学学生，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铁路一路徒步南下进行抗日宣传。宣传团由中国大学的蕫毓华担任总指挥，下分四个团。“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一路上不仅做了许多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撒下了抗日救国的种子，而且第一、二团和笫三团在南下宣传的途中，还分别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这两个青年群众团体。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扰，“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走到保定之后，被迫返回。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在南下扩大宣传团召开的团员代表大会上，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这两个团体，合并成了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各校成立大队，上设北平总队部统一领导，由敖白枫(高锦明)任总队长。一九三六年六月，李昌接任了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队长。而后，全国各地陆续组建起了三十多个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并正式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在东北沦陷，华北危急的情况下，抗日救亡就成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首要选择。因此当北平的大中学生点燃了 “一二•九运动”的这把抗日救亡之火后，便迅速扩展到了全国的许多地方。这其中，当然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但是如果从全国各地发生的响应 “一二•九运动”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时间上看，把“一二•九运动”成功推向全国的，更多的是像谷景生和郭涛、周小舟、李常青等那样虽然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但却仍然不怕牺牲地在为党工作的普通党员，而决不是刘少奇领导下的彭真、林枫、李葆华、李铁夫等，也更不是什么刘少奇。

　　在刘源上将所提到的那些“将‘一二·九运动’成功推向全国的关键人物”中，郭明秋可以算是例外。

　　一九三五年，在北平市女一中读书的郭明秋结识了共产党员谷景生、郭涛和周小舟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郭明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郭明秋就转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又先后担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北平市委的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推动和领导下，北平市的十一所大中学校在女一中开会，决定成立“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在会上，郭明秋被推举为主席。于是，郭明秋就同其他几位共产党员姚依林、黄敬、黄华、孙敬文一道，成为了“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十二月七日，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开会决定在十二月九日这天，由“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出面组织，开展一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示威请愿活动。于是在十二月九日的这一天，郭明秋和姚依林、黄敬、黄华、孙敬文等共产党员一道，公开出面领导了“一二•九运动”。

　　而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的这件事上，刘源上将更是敢于公然篡改历史，硬说是他爹“在群众运动中，他禁绝冒险激进做法，尽量避免牺牲，养护有生力量;又坚决克服“关门”问题，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公开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进步团体，人家想入，敞开大门;共产党从中选优，秘密吸收大量新党员。”

　　为了突出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所做出的历史功绩，刘源上将又这样写到：“刚才说到，一九三六年初北方局仅有三十多名党员，一年后党员已经发展到五千多名”。然而从当时河北省委、也就是北方局的书记高文华的回忆文章来看，一九三六年初北方局所属的党员，绝不止三十多名。

　　一九八二年二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中，刊登了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也就是原中共北方局的书记高文华所写的《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一文。在文中，高文华这样写到：

　　“一九三四年五月，上海党组织被破坏，敌人到处抓人，我们在上海呆不住了。这年的九、十月间，党组织通知我转移到河北省委(在天津)，我们全家来到天津。

　　当时，北方局也在天津，书记是孔原同志，他是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北方局工作的。他管辖的有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北、东北、绥远等地。孔原同志有一个班子，我记得有罗根(中央派来的，负责职工工作，现在广东，已七十多岁)，毕根(负责青年工作，现在天津搞计划工作)，小莲(柯庆施爱人)，还有姚蓬子(姚文元父亲)，我到天津时，姚已被捕。

　　我到天津后，经王林同志联系，见到了孔原同志，他让我在河北省委工作。河北省委书记是朱理治同志，成员有聂洪钧(由上海来)，王林(省委秘书，负责跟外地联系，现电力部副部长)，大莲(王林爱人)，鲁笨(现民政部政治部主任，安建干同志爱人)等同志。

　　一九三四年底或一九三五年初，孔原同志拟定朱理治同志去陕北。朱收集情况，写出了《目前的形势》等文件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春节后)到了陕北。朱走后，我就接替了他，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职务。不久，聂洪钧同志也去了陕北。这年三月，河北省主要成员又增进了柯庆施、李大章两同志。

　　那时，河北省党的力量是很强的，共有一千多名党员。党的主要干部大都是由保定师范和濮阳师范出来的学生。党组织的建设也比较严密。省委下设许多特委(相当现在的地区)。我记得有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冀东特委(书记李运昌，现司法部副部长;组织部长李一夫，现外贸部顾问)，冀南特委(书记刘子厚)，冀中特委(书记已忘记)，沧州特委(书记王任重)，盐区特委(书记张霖之)，冀鲁豫边区特委(书记黎玉，现农机部顾问)，鲁西特委(由冠县县委发展而来的，书记黎玉兼任)，石家庄特委(书记是王从吾的侄子王作玉，组织部长郭森，现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一位姓杨的)，还有白洋淀特委，后来发展为保定特委(书记已忘记)。各特委下边一般都设了县委，没设县委的也有县支部。有的特委还按片设立了中心县委(管辖几个县)。

　　这些特委中，黎玉同志领导的冀鲁豫边区特委管辖的范围最广，组织基础也比较好。陈少敏大姐是这个特委的组织部长，王从吾是这个特委的宣传部长。他们俩以‘假夫妻’的身份进行工作。王从吾负责的滑县(书记赵毅敏，现中纪委副书记)和磁县(书记王维纲，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组织基础最好，有一套对敌斗争经验。王维纲曾被捕过，他从几层楼上跳到停放汽车的棚子上，逃了出来。

　　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央调孔原同志去上海。孔原同志的爱人张越霞同志在孔原走以前去了上海，不久就被捕了。

　　孔原同志临走前，把我、柯庆施、李大章、王林、罗根找到一起，商议他走以后北方局的工作如何安排。他提出个方案：由河北省委兼负北方局工作，当时叫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也就是说，指导北方局所属地区工作时，用北方局名义;指导河北省工作时，用河北省委名义。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并决定我、柯庆施、李大章三同志为主要负责人。

　　孔原同志交待完了工作，并写出了《关于北方局的情况》等文件后，于1935年6月离开天津。他走以后我们三人分了工：我是书记，负责农村工作，主管河北省的工作和冀中、冀南、冀鲁豫、鲁西等特委;柯庆施负责军事、组织工作，主管冀东特委和北平市委(市委书记赵升阳，即李葆华同志);李大章负责宣传王作和联系外地的工作，主管山东、山西和天津工作，并兼任天津市委书记。在天津市委工作的还有彭真同志、王鹤寿同志等。

　　孔原同志走后，他跟我们没有领导关系了。我们跟中央就失掉联系，发生了经费困难的问题。跟中央失去联系的广东、广西等地的党组织，也跑到北方局来联系经费问题。那年正是华北大旱。为了渡过难关，我们一方面派鲁笨同志去陕北，通过朱理冶同志跟中央取得联系;另一方面紧缩机关，下乡斗地主，搞粮食，并由王林、赵升阳同志在北平、天津发起募捐，但经费仍然很紧张。我爱人贾琏同志当时在省委负责经济工作，眼看着这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她跟我商量要卖掉我们的孩子，来维持一下这一困境。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头，男孩比女孩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四个月的儿子卖了五十元大洋。这钱，分给王林十元，李大章十元，解决吃饭问题。这五十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三个月的生活。

　　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冀东二十二个县伪化，形势十分紧张。北平、天津的学生纷纷起来反对，还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队长是李昌(当时不是党员，现在科学院)。学生运动一直发展到后来的‘一二•九运动’。我们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李葆华)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而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一二•九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学生、教员、教授等知识分子。

　　那时，各特委的对敌斗争也很激烈。就拿盐区特委来说吧，盐区的盐民都是私自熬盐。国民党政府有个‘盐税团’，经常敲诈勒索，欺压剥削盐民。我们派张霖之同志去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部分武装，有一百多支枪，跟‘盐税团’展开了斗争。”

　　从高文华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一九三五年前后的中共北方局，不仅党员人数众多，而且更是组织机构健全，领导力量强健。仅是北方局下属的有名称的组织机构，就有十一个。而高文华在文中提到的有姓名的领导干部，更是多达将近二十人。可见，刘少奇到北方局工作时，绝不是什么“一九三六年初北方局仅有三十多名党员”。有健全的组织机构，有强有力的领导，因而在“一二•九运动”后政治形势有了极大改善的情况下，党员队伍的迅速发展壮大，是极为正常的。

　　原本，刘源上将对一九三六年初北方局到底有多少名党员的这一问题，还是持谨慎态度的。因而在此之前还是“刘少奇刚到北方局的时候，能够联系到的共产党员也就三十多人”这样写的。联系不上，不是说等于没有。然而为了通过党员队伍的迅速发展壮大以彰显他爹的功绩，于是刘源上将后来就顾不上什么逻辑了，而是断然认定“一九三六年初北方局仅有三十多名党员”的这样公然篡改了历史。

　　不止如此，刘源上将为了抬高他爹的革命资历，还这样极为下流地写到：“当年的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晚年时回忆：到天津北洋饭店，见一位学者，手持当天的《中央日报》为接头暗号，无言相跟、示意对坐，在茶几的玻璃板上，慢慢手写“刘少奇”三个字……消息传回北方局——老家来了熟悉长辈——那份激动啊!”

　　当年的北方局，也就是中共河北省委。当时北方局的三位主要领导是省委书记高文华，组织部长柯庆施，宣传部长李大章。高文华与柯庆施、李大章等三人和刘少奇，不仅年龄相仿，而且革命的经历也差不了多少。特别是柯庆施，与刘少奇更是留学苏联时的同学。

　　在当时还处于地下斗争的情况下，河北省委的秘书王林在与刘少奇接头之后，不可能满世界嚷嚷去，而是只能将刘少奇到达天津的情况，秘密地向高文华或是柯庆施与李大章这三位主要领导进行汇报，也就是刘源上将所说的“消息传回北方局”。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后“那份激动啊”，人之常情;共产党员把党中央认为是自己的“老家”，也实属正常。然而说刘少奇是高文华与柯庆施、李大章三人的长辈，那可就是刘源上将在耍流氓了。三十多年来，歌爹的文字作品有很多，但是用通过用对别人的人格进行侮辱的方式来歌爹，这还尚属首次。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在批斗王光美时给她戴上了一串用兵乓球串成的“项链”，也不是什么不可以。

　　对于“一二•九运动”，不止毛主席曾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历史对于“一二•九运动”的评价，将会更高。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主席在延安各界庆祝“一二•九运动”爆发四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这样评价了“一二•九运动”：“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正是由于“一二•九运动”不仅曾经得到了毛主席的极高评价，而且历史也更将给“一二•九运动”更高的评价。因此刘源上将这才宁可不顾羞耻地公然篡改历史，也要给他爹抢夺“一二•九运动”这天大之功。

　　由于毛泽东思想变成了“集体智慧的结晶”，于是在前些年，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为了通过抬高朱德来贬低毛主席，故意挑起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发明权属于朱德还是属于毛主席的争论，然而几年之后，这一争论，却给了刘源上将可乘之机。于是刘源上将不仅乘势要为他爹掠一把游击战略的发明权之美，甚至还更是要把他爹抬升为是概括游击战略理论的第一人。对于游击战争的这一问题，刘源上将是这样写的：

　　“历史上，国内外军事理论都没有游击战争这一说。游击战，古今中外皆有，但属于小规模袭扰，历来不登大雅之堂。将之上升为战略甚至战争层次，提出人民战争这一概念，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毛泽东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理所当然包括刘少奇所做出的贡献。毛刘均反复强调游击战争概念，并将之成功地运用于实践，逐步上升为理论。此时，毛刘又同时提出‘持久战’。专门考证下来，最早系统论述游击战争，最早见诸于文字公开发行的专著,是刘少奇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月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再出版另一篇专著，二者后被称为刘少奇‘论述游击战争的姊妹篇’。”

　　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尽管毛主席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作战原则，只是得到了参会的其他二十二人中的贺龙与关向应全心全力的支持和聂荣臻半心半意的支持。但是由于毛主席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靠不断的胜利而树立起来的巨大威望，因而会议还是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目的，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区发展等这些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方针和1，创建根据地。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等这五项红军的基本任务。”

　　刘少奇尽管没有参加“洛川会议”，但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应该很快就能看到“洛川会议”的决议，因此他在十月十六日就能写出《抗日游击战争中若干基本问题》(《刘少奇选集》上卷)这篇文章，只不过就是表明他对“洛川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解得较深、较快。

　　尽管没有以“游击战略”为标题而去写什么专著，但是在《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等文章中，毛主席不仅早就对游击战略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而且还更是把游击战略高度概括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一游击战略的基本原则。

　　不只是要为他爹掠一把游击战略的发明权之美，刘源上将还更是要把他爹美化成是填补了游击战略空白之人。于是，刘源上将便认定他爹是最早提倡并领导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的。

　　“‘平原游击战’，是游击战争中极富创造性、极为夺目的，几乎无人不知。而鲜为人知的，是刘少奇最早提倡并领导‘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吕正操为司令)，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黄敬为书记)。在冀中、冀南、冀鲁豫的广大地区协助八路军开辟游击战场，打击日军，有效支撑人民武装力量的大发展 。”

　　尽管目前刘源上将已经退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但也毕竟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特别是还官拜上将。然而刘源上将对党史和军史的了解与掌握，却简直就是个白痴。

　　一九三五年初，中共直南特委(因河北省原为直隶省，故冀南特委也称直南特委)发动了一次规模宏大、历时持久，以抗日讨蒋为旗帜，以分粮吃大户为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农民游击战争，即“冀南农民暴动”。

　　直南特委是一九三四年底建立起来的，所辖范围在河北省南部，南到曲周、肥乡，北到冀县、故城，共二十余县。特委书记李菁玉，组织部长刘子厚，宣传部长王伯华，盐委书记张霖之，秘书长张子衡。一九三五年初，特委决定发动暴动，由刘子厚任军事部长，以滏阳河为界，划分滏东滏西两个战区。滏西由刘文忠、马国瑞(团特委书记)、李德(特委委员、任县中心县委书记)负责;滏东由李菁玉、张霖之、郭森(特委委员、巨鹿中心县委书记，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负责。后省委调来王光华(化名张杰)负责滏东军事工作，一九三五年十月，省委调李菁玉担任保定特委书记，直南特委书记改由省委宣传部长、驻直南特委巡视员李华生(化名李必根)担任，特委机关就设在巨鹿。

　　“冀南暴动”发动起来之后，各县的暴动队伍相继组成了游击队。一九三五年八月，冀南各县的游击队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一九三六年一月，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化名老温到冀南视察。在视察的过程中，高文华指示刘子厚和王光华等人游击队要高举抗日反蒋的大旗。于是，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便改称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刘子厚、副师长王光华，下设两个团，分别由刘子厚、王光华兼任团长，两个团拥有千人以上，八百多支枪。一九三六年三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才停止了公开的武装活动而分散隐藏起来。而在此之前的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共河北省委与保定特委的主要领导人湘农、宋洛曙、贾一臣等人，还曾经发动和领导了一次“高蠡暴动”并组建了中共工农红军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湘农任支队长，宋洛曙任副支队长，下设三个大队，共三百多人，一百二十多支枪。同时，游击队还在河北省高阳县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湘农任主席，宋洛曙任副主席。尽管“高蠡暴动”只坚持十几天就失败了，但由于“高蠡暴动”发生在冀中的大平原上，所以影响却很大。这件事，就连写小说的梁斌都知道，并以此为蓝本而创作了系列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和《烽烟图》。

　　从一九三五年初到一九三六年三月，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在冀南大平原上开展的游击战争，足足坚持了一年之久。而在此之前的中国工农红军河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也曾经开展了十几天的平原游击战。而此时的刘少奇，可能就连什么是游击战争还不知道呢。因此，刘源上将为了歌爹，纯粹是有选择地失明。

　　和其他那些歌爹的官二代相比，刘源上将的歌爹很有特点：一是脸厚，敢贪天之功。二是心黑，谁的功都敢抢。三是沾边就赖。四是有选择地失明。

　　“冀南暴动”不能说，但“冀东暴动”却不能不说。“冀南暴动”若是说出来，那刘少奇就不是最早提倡并领导‘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的人了;而“冀东暴动”如果不说出来，那刘少奇对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就没有多少贡献了。于是刘源上将就在这里把选择性失明，发挥得是淋漓尽致：

　　“‘冀东大暴动’，几乎少有提及。更鲜为人知，这是刘少奇组织并领导的。抗日战争伊始，父亲即把冀东划为‘游击战略区’，‘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任命‘老冀东、老满洲’马辉之(武汉工人纠察一队队长，曾任河北省委领导，从草岚子监狱营救出来的老同志)、李运昌(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顺直省委时在京东党组织)前往任河北省委书记和冀东特委书记。又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联署电令，调派宋时轮、邓华第四纵队五千多人奇兵深入，接应加强起义。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爆发‘冀东大起义’，波及二十多个县，一举占领九座县城。须知，那是日军气焰最嚣张、国人屈辱最低迷的时期，华北陷落，上海陷落，南京陷落，华东、华中大部陷落、武汉大战正酣，突然在敌后异军突起，拉出十万武装，爆燃大战火!”

　　正是由于“几乎少有提及”和“更鲜为人知”，因此刘源上将这才不仅要说，而且还更敢胡说。

　　“冀东暴动”发动的时候，尽管既没有参与具体筹划，更没有亲临指挥，但是由于刘少奇正担任北方局的书记，因此说“冀东暴动”是刘少奇组织领导的，也勉强能够说得过去。然而说“抗日战争伊始，父亲即把冀东划为‘游击战略区’”，这就是胡说了。

　　据《聂荣臻回忆录》中册第三百九十八页记载，早在“洛川会议”上，毛主席就曾经明确指示：“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在这里，刘源上将又动了黑心。

　　“冀东暴动”为什么几乎少有提及，就是“冀东暴动”失败得太惨了。拉出了十万武装，然后又送了回去，最终只剩下了李云昌领导的一百多人。特别是“冀东暴动”后成立的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后来竟然还被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萧克给杀了。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刘少奇不仅的确是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而且理论著述也颇为丰富。然而由于流水不会高过它的源头，所以刘少奇所著的《抗日游击战争中若干基本问题》等那些文章，也就只能算是对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等这些著作的读后感。因而如果非要把刘少奇的著作与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等文章相提并论，那就只能算是狗尾续貂了。然而刘源上将为了歌爹，不仅拼了老命，而且还更是完全丧失了理智，因而刘源上将接下来才会这样写到：

　　只讲一段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故事：一九六一年，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原为无党派红色律师)在天安门上对刘少奇主席说：“多年前，我很不了解共产党，菲德尔(卡斯特罗)给我一本西班牙文的书，告诉我：这是共产党人的‘圣经’，一位中国人的著作。”

　　三十多年后，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对中国的外交部长吴学谦也说道：被监禁三十二年，一本共产党人的‘圣经’，激励我从容以待，是中国人刘少奇的著作，并背诵了其中的段落 。

　　多尔蒂科斯读《修养》时与曼德拉一样，并非共产党人。他们都曾有倍感迷茫的时候，但后来都被公认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家。父亲的《修养》，是把一名革命者最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与最现实日常的行为操守，统一起来;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与要经历的“所以动心忍性”，阐述清楚;把战士必须从容应对的历练考验，必须具备的品格修养，摆出亮明;把为官、做事，还原成为民、做人!而父亲奋斗毕生，诠释出典范楷模。我想，正因为如此，《修养》才被奉为圭臬，为众铭记，历久弥新!

　　今天的中国人有谁把刘少奇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休养》奉为是圭臬，请站出来;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能知道我国历史上还有刘少奇这么个人，就已经不错了，更遑论什么刘少奇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休养》，还能“为众铭记，历久弥新。”

　　当年的中国人对刘少奇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休养》一文的知晓，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的“黑六论”的无情批判。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党中央为刘少奇平了反。但是在民间，刘少奇是个什么形象，还是很难说。否则，也就不需要刘源上将不顾羞耻地站出来拼了老命来歌爹了。就是在妖魔化毛主席还甚嚣尘上的时候，有谁见过毛主席的后代站出来为毛主席歌功颂德。公道自在人心，中国人也不都是傻子。

　　全民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或是东正教的欧美人，曾经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人的《圣经》。然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将却把他爹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样的一本小册子，不仅也抬高成了是“圣经”，而且还更是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的“圣经”。

　　共产党的这一称谓，来自于《共产党宣言》。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也称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共产主义者之所以也称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每一名中国共产党人，都无不被称之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感到无上的崇高和自豪。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上，能够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只有寥寥数十位。在获得平反之后，刘少奇也被称为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仅有的九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然而尽管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如果被他的儿子抬高到了与马克思并列、甚至还要超过马克思的地步，那他岂不就成了政治乱论的产物。因此恳请刘源上将在歌爹的这个问题上，就别再胡说八道了。看在你神志已经不正常了的这种情况，全国人民对你以前的那些疯话，会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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