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84问杨继绳：为何“忘”了四川的“千万亩万斤田” 事件
《墓碑·第三章 天府饥魂》：
“我多次去过四川。每次到四川完成采访任务之后，我总要顺手牵羊，收集一点有关大饥荒的资料。2000年12月，考虑到即将退休，我利用最后一次出差机会又专程到成都，集中一个星期时间收集四川大饥荒的资料，还找新华社四川分社几位经历过大饥荒的老记者交谈。用这些材料写完四川这一章后，又从网上发现了东夫先生的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他是专写温江地区的，文字很漂亮，他说“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我又对这一章再次改写，本章中关于温江地区和红光公社的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均取自他这本书。”
杨继绳深信东夫的这本书胜过了对自己原稿的自信，但是，东夫书中提到的一个影响四川粮食减产的“千万亩万斤田”事件(其中温江500万亩耕地就摊上了400万亩)，他却没有私毫兴趣而在《李井泉狠开“顶风船”》这一节中用一句“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自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卫星推向高潮”掩饰过去了。
东夫的《“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书中说：
“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的狂热，与邓不无关系。1958年底邓小平与杨尚昆、李井泉一起到贵州省视察，视察期间李井泉打电话给在成都主持工作的省长李大章，要求在四川建设1千万亩万斤田，这与邓小平在贵州宣传‘少种、高产、多收 ’有关。”
“千万亩万斤田”是怎么回事，请看下文。
一、李、邓商定千万亩万斤田
1998年10月，原四川省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写了《我对原温江地区大跃进中的两个问题的交代》(下称《交代》)一文，对他经历过的两个重要历史事件——“大跃进”中的粮食产量“放卫星”，及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该地区饿死人的问题(下称“两个问题”)，做了“不夸大，不缩小”的陈述。
检验真理靠实践，检验真伪靠时间。这个《交代》，可以说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检验，因为，在“宋文彬文史资料”博客中发表的宋在文革前期1968年写的《检查两个错误》(下称《检查》，见附一)，就是30年后他所作《交代》的初稿。
宋文彬对于“两个问题”于1968年所做的《检查》和1998年所作的《交代》，都介绍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四川1959年大面积地搞“万斤田”，极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导致了比全国严重得多的减收。
30年前的《检查》中如是说：
“李、邓决定四川搞一千三百万亩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田，给温江分配四百万亩。我先盲目迷信他们，省委第一书记、总书记研究决定，是经过考虑的，我接受了。后研究布置，要采取广东办法，2X2X5双龙出海密植法，发现人力、畜力、肥料和生产季节都不允许。当时只认为(四)百万亩不行，还没认为万斤不行。”
30年后的《交代》中则说：
“党中央郑州会议以后，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来西南视察工作，李井泉同志陪同邓小平同志到贵州省视察工作，给省委打电话回来，要四川省一九五九年种亩产一万斤的水稻一千万亩，亩产五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亩产两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后两个数字记不得了)，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电话会议，省委书记、省长李大章同志进行了传达，具体布置我们温江地区种亩产一万斤的水稻四百万亩。”
二、千万亩万斤田的严重后果
据宋晓丽、姚其源所论：“1959年是建国后四川粮食减产最严重的一年，减幅近30%，几乎是同期全国的一倍。如果以全国或温江(注)的减幅为标准，四川全省相当于多减产65亿斤。按照当时农民一年人均500斤原粮可以基本保证不出问题，四川相当于损失了1300万人的‘保命粮’，而这个数字，超过了统计年鉴中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口净减少数——1248万人。” (附二)
换句话说，如果1959年四川的粮食减产幅度能与全国一样，粮食总产量就可以增多65亿斤，按照当时总人口约7000万平分，每人可增加93斤口粮，此后的饥荒就有可能不会发生了。
再说，“按照杨继绳的资料，征收的过头粮只有7亿斤，不及65亿斤损失总量的1/9。”所以，如果有少减产的65亿斤挡阵，这个7亿斤“过头粮”就很难作恶为害了。
可见，四川饥荒的祸根就是这个多减产65万斤。
四川造成多减产的原因，就是这个千万亩万斤田作的怪!
注：温江对400万亩“万斤田”进行了抵制，但还是不得不搞了一些“万斤田”，加上“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过度转移、自然灾害等因素，该地区粮食还是大幅度减产了10%—20%，与1959年全国粮食平均减产15%的数字相近。
三、千万亩万斤田的恶劣性质
浮夸，是一种弄虚造假的不良行为。个别人在个别事情上的浮夸影响不大，可以一笑置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浮夸成风就是一种祸害了。这是一种人为的祸害。祸害最重的莫过于在粮食问题上浮夸。因为这是在拿生命开玩笑。1958年在我国出现的粮食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的高产卫星风可以说就是在拿几亿人的生命在开玩笑!不过，由于这种“放卫星”只是一些地方用少量耕地进行的“试验”，所以，虽则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但对国家的粮食大局影响不大。当着骗局被揭穿的时候，其危害也就肃清了。
四川1959年的千万亩万斤田性质的恶劣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1958年的犯错前提下的再犯。
二是在中央早已开始刹风的背景下的顶风作“案”
三是大面积推行，像只有耕地500万亩的温江就摊下了400万亩，基本上可以算是万斤亩普及化。这种“普及化”的客观后果，是可以置四川人民于死地的!如果要从主观上追究责任，那就等于是存心要置四川人民于死地!
四、千万亩万斤田为何被杨继绳“忘”了
可是，四川的这个性质如此恶劣后果如此严重的“千万亩万斤田”，却不知何故，被杨继绳给“忘”了。其《墓碑·天府饥魂》中，除了一句“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外，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千万亩万斤田”的事。
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事。不厌其烦津津乐道于1958年那几例只有几亩几分或是一亩几分地的为时不过几个月就被喝止的高产卫星的杨继绳，竟然把四川1959年搞的“一千万亩万斤田”给忘了!其原因在哪?
分析起来，无非是要回避一个人——“千万亩万斤田”涉及的当年的总书记邓小平。权衡利弊，攻击改开总设计师的政治风险比较大，以避开为好。
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回避邓小平的主要目的是：转移并集中火力主攻一个人，击垮这个人——人民领袖毛主席!
附一、宋文斌：检查两个错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mbda.html
附二、从墓碑中的一桩历史公案说开去
//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0/12/1615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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