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1、“听其言，观其行”，托洛茨基奉行着教条的仿佛圣经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以完美的理论去指责实干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教条背道而驰的，不得不说的是，斯大林实干家的身份是大于理论家的，他为了继续发展这一理论，进行了苏联经济的改革，但斯大林最终也没有实现理论创新的愿望。
2、不论是“取消论”还是“世界革命论”，其本质都是不相信无产阶级自身力量的右倾投降主义。诚然多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可以联合，但任一国家的无产阶级被解放后其力量也是足够强大的。
3、关于世界革命论，亦或者再具体一些，托派的不断革命论。主席曾经评价过他们，“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在我们的队伍里造成了极大的错误影响，他使得我们的党员只想着干大事，而不想去做基础的工作，只想着去与反动派做硬碰硬的较量，这是一种左倾冒险主义的作风，是必须要得到很好的清除”，于是他在国共第一次内战那会，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候就谈过这一问题，很显然，没有什么必须要遵守的“斗争方法”，现实是很丰富且复杂的，而那些个孟什维克的知识分子，妄图通过阅读导师们的著作，就设计一条“看似完美，看似符合革命逻辑”的革命路线，那就是需要被严肃打倒的，这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谁也没说不搞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怎么办，他们选择了最鲁莽也最没有可能性的做法，那就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盲目地发起冲锋，与其说他们是“革命者”，不如说是，披着革命外衣的，残暴的剥削者罢了，对于他们而言，革命是最好的，为他们的暴行掩饰的“外衣”。我们向来都知道，灭亡的要素，往往不在于外，而在于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灭亡，不是由于他国的资本主义猖獗，而是我们自己的腐朽与走资派的上台。并且依据这一逻辑，我们也能说，其他国家的革命，以及未来的国际共运怎么做，我们就是要充分给予其各类帮助，但是一定要说，不逾矩，不代办，我们建立的是“苏维埃”，而不是“社会主义帝国”，这是托洛茨基等小资产阶级的泛左翼，最想不通的，有时候，使用的手段，也可以反映出这一人的阶级属性，所以我们从不要看他说过什么，摆弄理论的正确是很简单的，只要看他做了什么，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会总是违背其根本属性，对于资本家而言，偶尔的善心也不能掩盖其持久的剥削，就像鱼儿离不开水，资本家也离不开剥削，小资产阶级，不思悔改的小资产阶级，他必然是软弱的，必然是蛇鼠一窝的，必然是满足于言语上的正确的，所以，就一句话，一个革命者，不是看他的言语多么夸张，而是看他能不能，用实际行动，去铸成革命，很显然，托洛茨基没有，他不屑于去学习这些个“简单的经验”，他的一生，就是在摆弄那些个“正确的理论”。所以你可以说他是理论家，但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革命家。
4、毛主席曾总结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一国无产阶级可主要依靠本国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还必须有待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大意）。苏联在社会主义时期所发生的本位主义和老子党问题，根本上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产物，即在苏联党和国家内，在资产阶级法权腐蚀下产生的走资派篡夺了一部分权力，影响了苏联的一部分决策。要解决这种蜕变倾向，关键是要推进继续革命----内部限制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外部推进世界革命。顺带一提，托洛茨基尽管在苏联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否如他和托派吹嘘的那样有决定性影响（似乎只有他和列宁站在一起而与所有老布尔什维克对立），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们知道，斯大林同志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根据列宁同志的思想，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此论多为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所批判，认为斯大林的这种思想是抛弃了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而且也不可能成功。托洛茨基的这个指责是否正确？我想这个指责和它指责的对象本身一样，是对错兼有的。
先来谈谈托洛茨基对的和斯大林错的方面。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在一定程度的确是旧沙俄帝国主义的复活，它衍生出一种苏联至高论。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时期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本身的外交政策都是高度围绕苏联国家利益的。最典型的莫过于苏联从集体安全政策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间的前后转变、苏联为了牵制日本力量而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态度变化以及二战胜利后苏联命令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兰西共产党放下武器走议会道路。这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没什么可避讳的。
但我们不只应当观其后效，也应溯其根本，斯大林究竟是在什么历史环境下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又为什么说他至少在这一点上继承了列宁的思想。首先，当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思想是不统一的，而且各国工人党（当时还不叫共产党，而是诸如社会民主工党之类的名字，我就统称为工人党了，因为其中有很多共产党后来从中自立，故而称为社民党颇为不妥）也对苏俄革命持怀疑甚至是批判的态度。大家都认为俄国尚谈不上是可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发达工业国，刻板的遵循马克思的教条，认为只有在英法德这样发达的工业国家才有革命的可能性。甚至对布尔什维克政府解散立宪会议，推翻临时政府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是一群不顾国情实际、图谋一己私利的野心家。布尔什维克内部在二月革命后也对是否要继续进行革命持怀疑态度，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力排众议，提出抓住时机，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且组织红军，应对国内外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疯狂反扑，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无产阶级红色政权。这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史实。我们总结这段史实就能提炼出列宁同志的思想：充分的发挥国内人民群众和党的力量，依靠自身而非外力，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而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同志也指出帝国主义的链条会从他最脆弱的一环开始崩坏。但在苏俄巩固后，该如何恢复疲敝的国民经济，如何发展残破的国家又成了另一个问题。坦率的说，现在回看布尔什维克当时各位领导人的文献就能发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当时并没有真正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沉醉在国际共运欧洲革命的幻梦中。在他们的想法里，苏俄内战绝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国际共运革命解放高潮的开始，以俄国为起点，革命之火将如浪潮般熊熊燃烧蔓延至整个欧洲，继而俄国的经济可以在欧洲社会主义盟友的帮助下恢复，而俄国的政治则可以在一个国际环境宽松得多的条件下得到解决。所以虽然斯维尔德捷夫坦率的承认“各地苏维埃党组织事实上处于瘫痪崩溃的状态”，但另一方面他们不遗余力的进行苏波战争：只要波兰解放，就可得波望德，而如果德国解放，欧洲赤化还会远吗？但苏波战争无情的事实击溃了布尔什维克浪漫的国际共运之梦，预想中的世界革命浪潮并未席卷欧洲，新生的苏俄政权不得不孤独的面对整个世界，不管布尔什维克想不想，现在都得首先解决俄国问题了。列宁当时已经几无余年，风烛残年中列宁还在尽力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建构方法，不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想法谁更贴合列宁的原意，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列宁总归都是认为问题在俄国国内。这就是所谓的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是继承列宁思想的原因。
托洛茨基过分依赖世界革命，认为如果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不解放，国际共运不能在全球取得相对优势，俄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就不能维持。却忽略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解放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国家相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巨大优越性，相信国外资产阶级过去发展的成果胜过国内无产阶级未来发展的成果，这就是托洛茨基的错误。而斯大林用苏联集体化和五年计划的成果证明了托洛茨基的错误，解放的无产阶级经过很好的组织所能迸发的生产力足以在十年中超越资产阶级一百年的成就。但斯大林恐怕更多是从现实主义的功利考量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也愈发沦为庸俗的国家本位，老子党作风越来越重，对其他各国共产党颐神气使予取予夺，使国际共运世界革命服务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如果说二战前各国共产党力量不足，国际共运尚处低潮，这种做法还大差不差。那二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明明控制国内大部分武装，即使考虑到战后人民的意愿不许他们武装夺权，要求他们完全解除武装进行议会斗争也不能不说是背叛行径，除非布尔什维克自己忘了自己是怎么上台的。所以在冷战时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已经完全堕落，成为了为自己帝国主义野心辩护的遮羞布。
真正使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继续发展并且活用于国际共运的是此时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于国内，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充分动员解放了被封建枷锁和外国奴役压迫两千年的中国人民，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伟大成就，坚定的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并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压刘邓为首的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发动群众运动打击党内走资派，进行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清一切牛鬼蛇神。于国外，则以灵活的外交政策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以至于在许许多多的有了北京派、毛派这样的概念。沉重打击了英法美的后殖民主义体系，并且独立于当时两大帝国之外，敢同苏修争高下，不向美帝让寸分。这时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列宁思想的发扬：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问题要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国家要由他们自己去解放自己。正是在在毛泽东扩展、完善后的一国建成社会论的指导下，掀起了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浪潮。
而在如今，这个问题也一样存在于国内，有些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提倡所谓的润出国外，或者做着孙中山同盟会革命的幻梦。这种天真的想法倒是的确对得上他们的阶级属性：即使进行同盟会式的革命，缺乏本土人民群众的支持，结局也势必和辛亥革命一样。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我们不要打一场击溃战，中国人民的问题最终要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也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这就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对我们今天思想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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