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野：学习毛泽东在上级领导犯错误时的斗争艺术

学习毛泽东在上级领导犯错误时的斗争艺术

——纪念毛泽东逝世33周年

林伯野

（生于1925年，原名常耿武，河南省偃师县人。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南京军事学院哲学研究教员、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副军职）等职。从事政治理论教育和理论研究40余年，发表论著数十篇（本）近百万字。出版了《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专题研究》、《军事辩证法教程》3本书。获解放奖章1枚。）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上级领导人正确时，很好办，积极贯彻执行就是了。可是，历史事实证明，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和某些地区、部门的领导人，犯严重错误的相当多。

党的历史上，就有过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的右倾投降错误、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博古的军事路线错误，等等。当代不是也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级的陈良宇等和不少省、部级的领导人严重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么？不是也还有说的一套，做的另是一套的大政治骗子么？党的各级干部和一般党员，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是退党么？是心灰意冷，消极混日子么？是发发牢骚，做个旁观者么？还是继续坚持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的信仰，积极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议，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采取恰当的措施，使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所造成的危害尽量减少，使觉悟提高的同志逐渐增多，最后使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彻底纠正？这个问题，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在这方面，伟人毛泽东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因此，在纪念毛泽东逝世33周年的时候，我提供这篇短文，供大家参考。

二、历史的回顾

   从1927年到1935年1月，毛泽东34岁到42岁这八年里，他的上级领导人多次错误地批评和处置他。处此逆境，毛泽东表现得高瞻远瞩，从容大度，采取了切合当时具体条件的应对措施，收到了好的效果。回顾这些是为了使现在的人们，从中学到为真理而斗争的本领。

1927年，八七会议开完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向毛泽东征求意见，想要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于是中央派他到湖南去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此后就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1928年初，湖南特委派周鲁去井冈山。他指责毛泽东在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当时党中央“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左”倾政策，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出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成“开出党籍”。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再是前委书记和党代表了。这个打击是多么大呀！但是毛泽东的革命意志一点都没有动摇。不让当书记和党代表，就只留下师长一职，他照样以师长名义抓部队整训工作。不久，看到下达的中央文件不是开除党籍，毛泽东才又恢复了原来的书记和党代表职务。

1928年6月，湖南省委派杜修经为巡视员，来红四军前委，传达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作战的指示，毛泽东深知湖南的国民党兵力比红四军大得多，去了对红军不利。于是就力持异议，召开会议讨论，统一大家认识，使红四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斗争。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实行党对红军领导的集权制（按：这是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呼）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并给予毛泽东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选举前委书记时，使毛泽东落了选。但是毛泽东还是为红四军的工作着想，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好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辨，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它不正确。会后，他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去指导地方工作。两个月后，在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批评了红四军七大的做法，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到了九月，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汇报，帮助陈毅提高了认识，起草了”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是正确的，应仍为前委书记。此信由陈毅带回贯彻。于是才有了在我军建军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它要求全国总暴动，要求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红四军传达中央精神。中央错了，毛泽东怎么办？他在会议上表示反对。但是会议还是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任命他为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要他和总指挥朱德带兵去攻打南昌。毛泽东和朱德带兵到南昌附近，隔江打了几枪，就到奉新、安义去做发动群众工作了。由于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使红军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还使红军得到较大的发展，由原来的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不久，党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将毛泽东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2年4月，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又错误地批评毛泽东为“狭隘经验论”，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并发了指示信到苏区，毛泽东看到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任务的规定和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据理力争，复电给苏区中央局。但苏区中央局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到了1933年6月，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此后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毛泽东在被解除军职、靠边站的时候，一边养病，一边抓紧时间，认真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1957年，毛泽东对曾志回忆过当年读书的事，他说：“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天天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1934年，不但毛泽东不受重用，连他的亲属都遭到不公正的打击。贺子珍由保管文件改当收发员。毛泽覃被撤职查办。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24师代理师长职务。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被免去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

毛泽东在靠边站的时候，仍然关心着全党全军的大事。1934年六月下旬，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中央红军在内线作战已陷于不利形势，应转移到外线作战，其转移方向，不宜向东北，可以向西。可惜他的主张，未被会议接受。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的《毛泽东传》中，对毛泽东在长征开始前这三年的遭遇和态度有这样两段概括：“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评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做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我认为，这个概括是很精当的。

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召开这一段毛泽东在反对错误路线中的斗争策略，虽是不少人都知道的，但还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广为流传的。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提议向湘南地区机动作战，因为那里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但是博古和李德拒绝了这个建议，红军在渡过湘江时遭受重大损失，由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抓紧时间对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等做思想工作，分析中央在反第五次围剿中的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使他们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所以，在1934年12月12日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李德提出使红军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时，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认为去湘西会陷入敌重兵包围，主张红军应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会上，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可见，在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反对党中央错误路线的斗争，就已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到了1935年1月，打下遵义以后，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力量批判了错误的军事路线，而把政治上的错误路线暂置不论。这是因为：一是全面清算党中央政治上的错误路线的条件尚不成熟，二是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解决红军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只要保住和发展了红军，其他一切问题才好解决。在张闻天代表王稼祥、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以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损失严重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其表现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遵义会议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做中央总负责人，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行动。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不断克服困难，走向新的胜利。

三、几点启示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看出：

    一、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上，毛泽东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在党中央的决定正确时，坚决保持一致，贯彻执行。在党中央的决定错误时，不但在思想上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而且在行动上也不能盲目服从，可以积极陈述理由，据理力争，也可以推迟时间，适当应付，尽量减少损失。当年如果毛泽东真的率领红军去“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那不是对革命犯罪么？在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时，经常用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这顶大帽子压人服从。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的做法是值得学习的。

    二、在识别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方面，毛泽东为什么有卓越的能力？其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他认真从事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他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发言权。”由于他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所以，任何决议、文件，他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符合实际的。调查研究使他具有高超的识别能力。

    第二、他认真学习马列原著。当年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说毛泽东不懂马列，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说他是“狭隘经验论”者。其实毛泽东虽然在山沟里转，却很注意搜罗马列的书。在打漳州时，毛泽东从图书馆里找了好几担书，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当时陪他去找书的曾志回忆说：“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毛泽东由于是结合中国实际研读马列原著的，所以他能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并加以应用。所以他能识破那些只啃本本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嘴脸。

    三、在帮助可以争取的同志方面，毛泽东做得耐心、细微、宽容、大度，这使他不是孤军奋战、孤掌难鸣。终于在多数人的觉悟下，战胜了错误，使革命的航船破浪前进。除了前面提到的王稼祥、张闻天外，他还帮助过朱德、陈毅、周恩来等人。在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后来，博古同志就表现得很好。

   毛泽东主张古为今用，我们现在回忆往事，也是为了用于今天。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比当年更复杂。为了解决新的矛盾，我们应该学习毛泽东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的斗争精神，学习毛泽东认真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学习毛泽东联系实际、钻研马列原著的精神，学习毛泽东宣传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群众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把继续革命的事业推向前进。

200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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