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阶级基础
杨思远
中国当前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阶级矛盾缓和状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社会阶级结构、阶级矛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是新的阶级斗争形式。考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最新态势，科学确定中国和谐社会的阶级基础，分析不和谐因素产生的深刻的阶级根源，是当前理论界的一项亟迫任务。
“阶级矛盾呀、阶级斗争呀，这是文革的语言，怎么能同和谐这个新理念扯到一起？谈论斗争本身就是不和谐！”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如是说。在这些人眼里，矛盾就是矛盾，和谐就是和谐。他们不想懂得也不希望别人懂得：矛盾是无处不在的，和谐恰恰是矛盾的一种状态，和谐社会恰恰是阶级矛盾一种态势，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本身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一、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时期各阶级分析
和谐的乐章谁来演奏，不和谐的音符来自何方？这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离开现实的阶级分析，就只能到先秦诸子语录中寻章摘句，引申和谐、小康与民本。
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当前可区分为城市企业传统的工人阶级与农民工新式工人阶级两部分。传统工人阶级在1949年大革命胜利后，取得了国家和企业主人的地位，是中国无产阶级民主力量。在统制经济体制和行政集权政治体制下，从传统工人阶级内部的干部队伍中逐步异化出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出现，日益取代传统工人阶级国家和企业主人的地位，是造成传统工人阶级大面积下岗失业和劳动雇佣化的主要根源。传统工人阶级近十几年来是经济政治权利遭到剥夺最为严重的阶级。对于构建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传统工人阶级是举双手赞成的，当然，他们拥护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即是以劳动者为社会主体的和谐社会，那种以资本和官僚为主体的和谐社会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为广大工人阶级所极力反对的。传统工人阶级渴望的是和谐劳动关系，而不是雇佣劳动关系。传统工人阶级由于它是中国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而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领导力量。新式工人阶级还拥有农民的身份，农民工集中于中国沿海地区和各大中心城市，除一部分个体劳动者外，他们是完全的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私人资本、国有资本和外国资本。农民工阶级是中国工业生产力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劳动者，是以廉价劳动力闻名于世的“世界工厂”的职工。如果说中国是世界的“奶牛”，农民工就是养牛人。农民工受国内大小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数重剥削，是血汗工厂的奴隶，他们是反抗资本统治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新生力量，和传统工人阶级一样，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者。
农民阶级。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重建了个体小农经济。中国是个有着小农经济悠久历史的国家，严格说来，小农不构成一个阶级，只是因为其他阶级的存在，小农才从外部被作为一个阶级来对待。自商鞅变法以降，小农经济是集权官僚地主阶级以及近代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与政治“大一统”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小农经济在古代是造成发达农业文明的条件，但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后，小农经济成为落后的、保守的、分散的、地方性的经济势力，成为资本并吞、破产或被改造的对象。家庭承包以后，个体农民陷于贫困、破产是其必然命运。而历史上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恰恰在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变中走到前头，社队企业与后来的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初步完成了从农民向工人的劳动者转型。面对贫困与破产的命运，个体小农只有离开土地，成为农民工，接受资本剥削。维持现有小农经济已经与整个工业化历史趋势相背驰，这可以从三种工业化模式得到印证：一是农民大批离开农村，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考虑到农民工主要为私人资本所雇佣，这种模式实际是资本力量对小农经济改造的途径。农民外出打工，表明农民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只要有了土地就能安于本业，而是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有着强烈的向往。承包制实行后唯一有利于劳动者发展的是农民获得了劳动力所有权，这是农民能够出卖劳动力的前提。农民拥有土地却不能安于土地，除了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向往外的内在动力，还有外在工业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支配所产生的压力。个体农民被迫卷入市场，不得不接受工业文明。农民工的出现从肯定意义上是农民向往工业化，从否定意义上是农村内部已经不可能满足农民对工业化的诉求。如果农村内部就能够吸纳农民从事工业生产，谁会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呢？二是所谓“公司+农户”模式。这种模式以把农民继续留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为前提，通过现代公司为小农经济提供产前产后服务，从而将小农纳入现代工业生产范畴。农业生产方式在这里不仅没有得到改造，相反得到强化；农村工业化并不能因此而有丝毫的进步；小农经济反而被凝固了。但这种模式暗含了一个合理的命题，就是小农经济自身不可能实现工业化，也不能独立面对市场风险，需要现代公司作为缓冲来降低风险。严格说来，这种模式不是小农经济走向工业化的模式，而是小农经济适应工业化的模式。三是发展集体制乡镇企业。作为“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模式，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曾受到广泛赞扬，取得了不可小视的成就，但在90年代末的“企业转制”中，集体制乡镇企业完成了私有化改造，不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私有化后的乡镇企业以资本增值为目的，不再把劳动者的发展作为企业经营的动机。这种模式的积极意义在于：承认个体农民不可能独立走上工业化道路，必得倚赖集体的力量；农村工业化可以在农村内部进行，农民不一定非要离开农村才能实现向工人的转变；工业化是农民的普遍向往，社会主义制度完全能够满足农民的这一需要，集体经济越强大，乡镇企业越发展，个体经济吸引力越小。这条道路不足之处在于：集体制的权利体系否定农民对自身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集体的集权造成农民积极性下降和集体制的衰败，为乡镇企业私有化预设了前提。上述三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小农经济无力担承农村工业化历史任务。对于滞留于土地上的个体小农来说，只有在有利于他的条件下走合作化道路，才是他可以接受的，而目前的状况是，农民不是在市场上就是在工厂里接受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盘剥，改造小农经济已经成为农民求得发展的根本出路。“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构建包括农民在内的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把农民利益与工人阶级利益联合置于各类资本利益之上，这是农民所欢迎的。
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城市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工商户，教员、小职员、小律师、小商人、小知识阶层，自由职业者。这个阶级人数众多，大致可分为三个阶层，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态度是不同的。经济条件较好的一部分，认为目前就是最和谐的社会，相对独立的这个阶级从来对社会问题不甚关心，也自知不能主导社会变革，因而取逍遥派的态度，尤其经济条件富裕的阶层更是如此。经济条件能够自给的一部分，尽管没有生活压力，但他们对于贪污腐败，对于官僚资本的横行是要骂人的。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所得是辛苦干出来的，而官僚资产阶级是不劳而获的阶级，社会不和谐就是源于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有爱国心，总认为通过个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民富国强。小资产阶级企望升到私人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这个阶级中实现这个愿望可能性越大因而人数较少的阶层，不希望构建什么劳动者为主体的和谐社会。而中下层则拥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为小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劳动者。这个阶级的下层，往往对官僚资本以及权势者极为痛恨，因为正是这些硕鼠的贪得无厌才导致他们亏损和难于维持生计，这个阶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私人资产阶级。这是中国改革时期因为国家政策的允许而新产生的一个雇主阶级，尽管这是一个剥削阶级，但其剥削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使得它在一个小农经济占有绝大地位的国家仍具进步性，在改造小农经济方面发挥了进步作用。私人资产阶级是雇佣劳动关系中的矛盾主要一方，这个阶级不可能拥护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他只能接受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和谐，也就是和谐地剥削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自由，是血汗工厂的剥削者。这个阶级自产生之日起一直弱小而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并不像学术界一些人说的有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耸人听闻的危险。中国的资本主义是空想，现实是初级社会主义，真正危险来自官僚资本主义。私人资产阶级的弱小，决定了其弃取主要来自外部力量。无论社会主义胜利，或是官僚资本主义胜利，私人资产阶级都将长期存在，只是其作用不完全相同。
官僚资产阶级。这是在行政集权政治体制和统制经济体制卵翼下，各级各类官员依靠侵吞公有资产和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利贪污腐败而产生的新的剥削阶级。这个阶级也通过另一个道路发展起来，即一批暴富起来的阶层通过买官而走向利用公共权利谋取利润的道路。官僚资产阶级是导致苏联的解体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实际打击的主要对象。与旧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不同的是，今天的官僚资产阶级依附的不是集权官僚制度和官僚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附丽于人民民主制度。由于人民民主制度的初级性质，造成民主缺乏，不能有效遏止公共权利的腐败，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产生了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旧中国官僚资本靠吞没私有财产和敌伪财产而发达起来，今天的官僚资本靠侵吞公有财产主要是国有企业财产以及搜刮民脂民膏而发达起来。需要指出的是，官员不等于官僚资产阶级。作为人民公仆的国家官员是劳动阶级一部分，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具有革命精神的人以自己对人民利益的忠诚和行为，大大迟滞了整个行政集权体制的官僚化速度，为批判锻造武器和以武器批判行政集权官僚体制赢得了时间；只有那些利用公共权利谋取私利且将个人非法所得转变为资本的人，才作为官僚资产者从劳动阶级中异化出去。官僚资产阶级正在日益形成，是依靠侵吞公有财产和劳动人民血汗而滋长起来的中国最反动最落后最丑恶的阶级，其政治理想是颠覆人民政权，建立官僚资本一统天下的官僚共和国，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阶级以公共权利作为资本增值的手段与方式，形成官僚资本垄断的诸多行业，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来获得超额利润与之无涉，这个阶级只是倚赖既有财富的分配，而不是参与新财富创造的腐朽的阶级。在外部，官僚阶级投靠国际垄断财团，极具买办性，是中国外交频频遭受屈辱的根源，是台独猖獗的大陆祸根。社会主义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声音发源于官僚资产阶级，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铲除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孳生的社会条件。
综上所述，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阶级，农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数最多的依靠力量，小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私人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加以利用的力量，官僚资产阶级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铲除的主要障碍，是当前各种社会不和谐因素产生的总根源。
二、和谐社会建设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当代中国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当人人高喊阶级斗争口号时，阶级矛盾其实并不尖锐，当人们对阶级斗争三缄其口讳莫如深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反而以公开的形式得到表达。
和谐社会在不同阶级的眼中具有不同的规定，其根本区别在于和谐社会的主体不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工农知识分子等劳动阶级为主体，在现阶段还要以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劳动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矛盾主要方面是劳动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在迅速增长，但尚未像苏联解体时那样占据社会主体地位；劳动阶级虽仍居社会主体地位，但其势力遭到极大削弱。工人的大面积下岗，农民的大面积贫困，毕业学生的大面积失业，作为其对立面的干部队伍的大面积腐败，是中国社会矛盾演化的最新态势。腐败从否定意义上是干部从社会公仆异化为社会主人，从肯定意义上是官僚资本的势力增长。当前，中国社会的真正危险是官僚资本日益猖獗而得不到有效抑制，更谈不上根本克服。一旦官僚资本得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阶级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体现为国家的人民共和国性质。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49——1957、1957——1978、1978——2006、2006年以后。第一阶段是劳动阶级赢得大革命胜利，翻身做了国家主人，这时社会矛盾的类型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50年代中国社会矛盾的空前缓和，旧的剥削阶级归于消灭，新的剥削阶级尚未产生，劳动者阶级社会主体地位的空前提高形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第一个社会和谐时期。但是，统制经济体制和行政集权政治体制使得公有制经济和民主制政治带有严重缺陷，这种缺陷在于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褫夺了劳动者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没有真正落实劳动者的民主权。在经济上，由于否定“重建个人所有制”，将公有制之“有”理解为所有，而不是“公共占有”，从而在经济制度和体制上将行使公共占有权的国家机构作为实际所有者，为官僚资本的产生准备了温床；在政治上将人民民主与行政集权对立起来，在把民主、自由等同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前提下，否定了人民民主、人民自由，为掌握行政集权的国家干部官僚化准备了土壤。当毛泽东认识到公仆正在变成主人时，中国社会的紧张时期到来了，第一个社会和谐时期结束。
第二个阶段是劳动阶级向新生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泽东语）展开积极进攻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官僚主义者已经开始滋生，主要集中在共产党党内，但并未在社会上形成气候，更没有形成官僚资本，还不能对初级公有制构成真正的威胁。毛泽东以他的辩证思维在官僚资本产生初期就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重新将社会主要矛盾从八大的表述改为阶级斗争时，并不像时下一些人说的那样，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进行了错误的估计，毋宁说他在新的阶级矛盾刚刚萌芽时即敏锐地捕捉到了。尽管他采取的斗争方式在今天来说有许多缺漏，但必须肯定的是他在主要社会矛盾的认识上接近正确：他把新生的剥削阶级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认为他们是阶级异己分子；他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广大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矛盾是主要的社会矛盾；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已经在各条战线上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只有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才能永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是第一个准确遇见到后来发生“颜色革命”的人。晚年毛泽东的意义在于，他将自己纳入到未来中国社会核心矛盾演变的中心，在这个核心矛盾未获解决之前，毛泽东是无尽的话题。由于认识到阶级斗争集中在党内，他发动党外人士来监督党；由于认识到干部队伍官僚主义化，他发动群众运动采取大民主方式来抑制这一危险趋势。反右、四清、社教、文革，没有一事不是针对行政集权体制的，身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他居然要“踢开党委闹革命”，“一月风暴”打倒的居然是上海市委，主要造反派头头居然得到他的重用。可见，在整个第二阶段，劳动阶级在人民领袖的带领下同刚刚产生的官僚阶级的斗争表现为劳动阶级的主动进攻。但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明确官僚资产阶级这一特殊概念，而以“走资派”代之，批判资本主义虽然使得后来中国政坛上的一切人物不敢公然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但却使官僚资本主义再次躲过了批判的锋芒；在实践上，群众运动始终停留在街头政治水平，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和统一行动，逐步演化成争名夺利的派斗，也未能将运动成果及时制度化、法制化。结果，随着群众运动热情消逝，中国主要社会矛盾并未解决。
第三阶段是劳动阶级经济政治权利开始被官僚资产阶级逐步剥夺的时期，但总体来看，劳动阶级的社会主体地位在形式上依然保留着。新生的官僚阶级在躲过文革劫难之后，彻底否定文革的革命意义，一贯主张“一分为二”对待事物的态度被抛到爪哇国去了。在实践中，以市场化为表，以官僚资本化为里。通过砸“三铁”、“优化劳动组合”、“劳动合同制”将工人终身就业权褫夺了。所谓“铁饭碗养懒汉”是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公然污蔑，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打砸抢的第一个行动。住宅商品化否定的是福利分房，而通过炒作房价，官僚资产阶级将所有居民转变成房奴，这是官僚资产阶级打砸抢的第二个行动。通过医疗制度改革，患者在遭到疾病折磨的同时，又遭受官僚资本这个社会毒瘤的侵害，这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打砸抢的第三个行动。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官僚资产阶级又将黑手伸向天真烂漫的孩子和求知若渴的青年，这是第四个打砸抢行为。在农村，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废除农村集体制，重建了小农经济以为自身存在的重要基础，而陷农民于永远的贫困。劳动阶级失去的都是官僚资产阶级所得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流通领域获得“第一桶金”；利用特权走私，逃避关税，牟得暴利；操纵银行贷款，谋取“回扣”或“拿干股”；控制股市期货，制造黑幕“圈钱”；通过国有企业承包制、股份制改造大肆侵吞国有财产；通过入股暴利行业，官煤勾结、官房勾结、官商勾结等，不仅图财，而且害命；除此以外，古来已有的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可谓无处不在，“有官不正无官正”。官僚资产阶级打砸抢形成了一个系统工程。
如果说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斗争的第二阶段是以正压邪，劳动阶级处于主动进攻地位，是民攻官守阶段，那么，当这场进攻失败后，第三阶段开始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是官攻民守阶段。除了50年代社会主义和谐时期，新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打砸抢的历史。先是劳动阶级打砸抢官僚主义者阶级，后是官僚资产阶级打砸抢劳动阶级，中国社会两度陷入不和谐境地。伴随劳动阶级经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人民共和国面临着“颜色革命”的威胁。
第四个阶段是劳动者认清官僚资产阶级本质并组织起力量，构建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和谐时期。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性质的改革，在初期赢得了劳动群众的支持，出台了一些符合劳动阶级利益的改革措施，但随着官僚资产阶级滋长及其打砸抢行动，居者丧其屋、工人丧其岗、患者丧其医、老者丧其养，改革的性质开始朝着有利于官僚资本主义方向转变。在行政集权体制下，领导人的观念和意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这些观念和意识通过集权体制很快就会扭转改革的方向、变更改革的性质。今天，普通劳动者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官僚资产阶级“改革”的打砸抢本质。这种“改革”是对人民群众的有预谋的抢劫。正直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改革，先后提出“两个务必”、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自主创新、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和谐世界、加强先进性教育等一揽子新政。新政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即改革发展的事业依赖广大人民群众，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一新理念的提出，扭转了片面追求发展，无视“靠谁发展，为谁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的错误倾向，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演进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组织起劳动阶级的力量实行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清算运动。这是新世纪新阶段的阶级斗争，是中国劳动阶级能否继续占据中国社会主体地位的关键环节，也是最后一次历史机会。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失败将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劳动阶级在失败中失去的不是锁链，而是社会主体地位；劳动阶级在斗争中的胜利，将避免伟大领袖关于“颜色革命”的世纪担忧。
三、劳动阶级联合起来，开创民主和谐新阶段
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选择：一个是劳动阶级联合起来，通过捍卫自身的社会主体地位，抑制以致克服官僚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及其危害，开创一个民主和谐的新阶段；一个是官僚资产阶级复活后争得社会主体地位，完成“颜色革命”，将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大崩溃和社会战乱，使中国进入内部官僚资本专制统治，外部屈膝于美国的依附性发展阶段。前者是光明的前途，后者是黑暗的前途。这两种前途和命运的选择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官僚资本的猖獗已经达到改变社会性质的临界点。代表劳动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高举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旗，毅然选择了光明的中国。
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矛盾空前迅速地尖锐起来。官僚资产阶级的迅速滋长充分暴露了初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根本缺陷。对于初级公有制和初级民主制不加分析的固守，已经成为团结劳动阶级，组织人民力量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帮凶。新世纪新阶段斗争的鲜明特点，就是要把初级公有制和初级民主制看作官僚资产阶级产生的根源，看作是劳动者失去各种经济政治权利的根源，看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改革的主要对象。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得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起源、运动及其前途。官僚资产阶级附丽于初级社会主义制度，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初级公有制的合理之处在于否定了私有制，根本缺陷在于不承认“重建个人所有制”，公有制于是成为公无制，成为公职人员可以控制操纵的对象，在初级民主制缺乏人民民主权力约束条件下，行使占有权的国家机构公职人员完全可能化公为官。这种可能性已经转变为现实性。从苏联继承来的初级公有制和初级民主制，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保障劳动者经济政治权利的作用，其缺陷在苏联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在其故乡已被放弃的东西，中国劳动阶级没有必要加以固守。在意识形态上，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入范式破产时期，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创新时代已经到来，劳动社会主义的崛起昭示着劳动阶级意识形态前进的步伐继科学社会主义取代空想社会主义之后，进入劳动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阶段。而在这个新阶段开始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袭和独步一时是无可避免的。
开创民主和谐的新阶段，作为社会主体的劳动者的联合是前提。这种联合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确保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尽管官僚资产阶级气焰嚣张，但中国劳动阶级尚未失去这一主体地位，当然，如不能迅速加强联合的力量，主体地位岌岌可危。与其倾祀之后东山再起，莫若将倾之际力挽狂澜。对于当前中国劳动阶级来讲，和谐社会建设是一次历史性机遇。
壮大劳动阶级的力量是开创民主和谐新阶段的根本任务。动摇劳动阶级社会主体地位的力量来自维系这一主体地位的经济政治制度内部，而不是外部。正是这一制度缺陷导致官僚资本复活。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改革初级公有制首先在于明确和保证劳动者对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在此基础上集合并派生劳动力的公共占有权；明确和保证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在此基础上集合并派生对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权；以两个所有权对其派生并集合的占有权行使机构进行控制，确保劳动者的经济权利。改革国有企业，建立以劳动者两个所有权为基础的国有企业权利体系，创立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和经营管理模式；改造小农经济，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合作经济，为农村工业化提供制度条件；规范私有资本活动，发挥其在改造小农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保护雇佣劳动者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及其派生的其他经济政治权利。在个人所有权基础上明确和保证劳动者的民主权，充分保证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权、结社权、集会和示威权、知情权和批评监督权，强化民主权掌控公共权利包括立法权、行政权、执法权和司法权的行使，以立法权为核心建立行政、执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确保劳动者各项政治权利。批判官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官文化，以民主的权威保证和实现自由文化，以保证劳动者各项文化权利。
清除官僚资产阶级势力是开创民主和谐新阶段的主要任务。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否定劳动者个人所有权和民主权，将公共权利无条件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而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机构是由一群不受民主权制约的社会公仆构成的。社会公仆能否代表公共利益完全取决于个人品德和自我约束。这为官僚资本的产生提供了制度条件。将腐败归结为个人品德，将个人自我修养视为反腐的治本之策，是符合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因为这种看问题的方式转移了人们对旧制度的批判，而把人们的眼光引向官员个人的腐朽生活。个案性反腐力度越大，后果比腐败越严重：它首先使反腐性质从抑制官僚资本复生转变为官场权力斗争；它使制度反腐运动迟迟不能推进；它使反腐的目的不是改革制度以拯救干部，而是牺牲越来越多的干部以苟延集权制度，它使人们对腐败根源的认识失掉了具体历史性，似乎当前的反腐不过是历代王朝老故事的重现；它最严重的是排拒了民众反腐败，所谓依法反腐的本质是行政集权反腐，因为“依法反腐”的前提是法制已经建立，腐败是个人对法制社会的挑战，因而可以通过恢复法律的尊严惩治个人的行为。但是中国大面积干部腐败是制度性的。制度性反腐的辩证法是：不重视大案要案的处理，而重视小案微案的防微杜渐，毕竟大案要案是由小案微案发展而来的；法制的前提是民主，人民民主才是反腐利器，民众反腐是一切反腐之本，以人为本在反腐上就是倡导民众反腐败；从严从重从快恰恰暴露了目前反腐的治标性质和单纯为了迎合民众急躁情绪的做秀姿态，既不是制度性反腐，也不合乎依法反腐的精神；反腐目的不在于惩治几个贪官，而在于创新制度，陈良宇大案需中纪委出拳，表明整个上海市监督体系的彻底失败，可这一套体系仍在运行，仍在容忍和培植更多的陈良宇。倡导民众反腐，体现的是以民制官的革命精神。
整党是开创民主和谐新阶段的政治和组织保障。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党内来，形成党内派别分立，实现党内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强调铁板一块，而是要在正确分析党内各派力量的基础上，以代表劳动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共产党革命派力量为主体，团结中间派，清除党内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官僚派，形成劳动阶级联合的核心力量，这是开创和谐民主新阶段的政治与组织保证。
共产党内有派别，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内派别之争更多使用的是“路线斗争”这个概念，路线斗争不仅反映在思想上，也反映在现实政策主张上，它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除了路线斗争，毛泽东同志也直接使用过派别来对共产党进行划分，如著名的党内“走资派”，“革命派”、“造反派”，就是派别区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经常使用“不同意见”的说法。只要是在有人群的地方，只要是对同一事情发表看法，“不同意见”总是存在的。对于“不同意见”要做分析，有些“不同意见”属于认识问题，有些“不同意见”则属于立场问题。慑于阶级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党内“不同意见”一般采取“不争论”和“等一等，再看一看”的态度，基本上不再“上纲上线”，即基本上不再作立场上的区分。这对于经过长期分裂的党在特定时期有其意义，但需要指明的是，对于分歧的意见，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认识上的、方法上的或是立场上的，不管主观愿望多么良好，也不管上纲不上纲，这些分歧的意见一旦见诸政策，对社会不同阶级产生的客观效果是非常不同的。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是对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态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不仅社会上对于家庭承包看法不一，即就党内也存在“不同意见”。我们不管持不同意见的人的主观态度是什么，单就这一政策效果来看，家庭承包对于农业增产短期内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长期来看是陷农民于永远贫困的根源。主张家庭承包和反对家庭承包，尽管是党内不同意见，但一经政策化并加以实行，对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会产生不同结果的。这就是路线的不同，也是党内不同派别存在的一个表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上经常出现“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之争，这些不同意见都会在党内得到反映；我们也经常能听到看到使用“左派”“右派”、“改革派”“保守派”来对党内不同意见进行划分。由此可见，党内派别之分是客观存在的。
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之争，绝非偶然。它恰恰说明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现实社会土壤深处。社会阶级矛盾的变化必然在来自各阶层的党员所构成的党内得到表现，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甚至反无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总是存在的，毛泽东同志就曾经高度重视清除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思想入党在党建上的战略地位。党内派别之争还由于中国实行一党执政而大大得以增强。因为不同思想和主张不能通过政党之间斗争表现出来，就必然通过执政党内部不同路线和不同派别斗争表现出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党内是否有派别，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是否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由于私人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滋长，阶级斗争不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已经日渐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现实存在官僚资产阶级的打砸抢行为，已成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不能不在党内得到表现。
共产党内部目前可以区分为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革命派、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派和不主张阶级利益而只主张全民族利益的有糊涂认识的游移不定和明哲保身的中间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在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教育和团结中间力量，孤立、抑制和清除官僚派势力才能够创建起来，一旦官僚派在党内得势，和谐社会不存，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像苏联官僚资本势力那样被砸得稀烂。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即以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本，这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绝对不允许腐败分子在党内存在，加大反腐败力度，这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党内官僚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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