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政治学的理论结构（上）
老田 07年11月27日
主持人：大家好，请大家坐好了，欢迎大家接受邀请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特别讲座，我们很高兴请到我们的老田先生做一次讲座，这次讲座的题目是——毛主义政治学的理论结构，这是老田的最新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我们欢迎老田来给我们做讲座。（掌声）
老田：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有两个意思，“毛主义”的意思就是不同于“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本人的政治学认识，而“理论结构”是把毛的政治思想做一个草图勾画，其实是一个很偷懒的题目，意思就是说，把我理解到把握到的内容画一个结构性的草图。今天就这个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对毛泽东基本的政治思想，除了来自毛泽东本人留下的文献之外，还结合他医生中间的第二件大事进行印证，也有一部分是加上了我自己的理解，因为要勾画一副清晰的草图，就需要加上可以进行比较和鉴别的对照内容，这样才能实现对于毛的思想理解更加明晰，我所加上这些对照性的内容是不是合适，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一、 扁平化结构和几个相关概念
就我本人理解的毛主义政治学而言，涉及到现有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几个基本判断，所以需要首先来介绍几个基本的概念。我个人觉得理解毛泽东政治思想，他晚年的思想非常重要，他晚年思想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毛泽东始终用非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和权力分配的可能份额变动，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状态去思考“复辟前的社会主义”的状态，由此他格外重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对照观察框架，并以此去观察分析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各个阶层的政治态度和制度变革需要。毛泽东的思想，特别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里头，始终关注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利益和权力变化及其与人们的政治态度制度需求的关系，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思想可以很好沟通左右两翼的两种学术，西方的主流学术特别是其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提炼部分，是可以跟毛泽东政治思想很好地进行对照理解的。
因为要勾画清晰的草图，就需要进行比较和鉴别，格外需要把毛主义与西方主流学术的沟通比较效果传递出来，所以需要先讲几个西方社会科学里面的简单命题。第一个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是认定通常情况下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方向去行动的，这是一种看问题的标准和方法，把人作为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器来看待；第二个就是说社会学里面有一个社会分层概念，一个社会由于人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拥有不同数量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或者是各个转化形式例如金钱、名望等等，这些奠定你的社会地位，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上，就有不同的利益追求方式，包括不同的制度追求方式，我个人倾向于限定一下，掌握的三种权力比较多的人精英阶层，掌握权力少的人是平民阶层，在概念原初的意义上，我把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这两个词汇等价使用。社会分成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层的人对于权力和利益分配要求都服从经济人假设，要求一个更大的份额，竞争不仅导致直接的需要体现为利益和权力分配的多少，而且还体现为要求按照自身的优势来设定相应的权力和利益分配规则，这就导致不同的制度需要。按照毛泽东的矛盾论认识，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精英阶层由于掌握着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的绝大部分，所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个就是社会矛盾性质，两个阶层都有扩大权力和利益分配份额的需要，这就会产生政治权力和利益分配上的冲突，按照毛泽东本人的矛盾性质划分，一种状况是人民内部矛盾，意味着冲突的非对抗性质，还有一种是敌我矛盾意味着冲突的对抗性性质。
为了更好地传达毛主义政治学的核心思想，我自己提炼出一个概念叫做“扁平化结构”，意思是一个社会里头相对均衡地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分配权力和利益，社会分化因而受到很大的抑制，这样的社会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比方说原始社会的共同体社会。毛泽东时代曾经反复宣传过要缩小“三大差别”，这其实就是扁平化结构社会的维持和再生产要求。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时候，战争年代的“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其实也是一种扁平化结构的社会。建国后，毛泽东努力探索的过程都和实现社会的扁平化结构相关的。
我们首先介绍的几个概念，一个是经济人假设，一个是社会分层和上下层的权力和利益竞争，一个是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性质，最后就是毛泽东自己的战争经验并结合中国的传统提出一个扁平化结构。我把这些前奏介绍完了以后，下面就可以开始正式介绍毛主义政治学的核心主题。关于一个阶级或者阶层的狭隘利益或者涵盖利益的概念，在理解毛主义政治学中间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下面展开一下。
奥尔森在对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进行研究中间，提出有两种不同的集团，一种是仅仅服务于特殊利益的狭隘性集团，另外一种是广泛性集团，在他看来：“简而言之，如果社会中的典型组织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则该组织必然不肯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更为可能的是它将为其成员在社会总利益中争取更大的份额。尤有甚者，即使社会利益重分配所招致的损失超过该集团由此种重分配所得利益的许多倍，仍会发生上述情况。在任何集团为其本身争取社会总收入的更大份额时，该集团不会关心此种重分配对全社会造成的任何数量的损失。”在通常情况下，虽然集团的努力方向可能涵盖广泛性的利益，但是由于集团本身仅仅构成社会成员数量的一个小部分，改变分配份额的行为更为常见：“很难找到许多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其活动的主要目标既追求其成员的特殊利益，同时又兼顾增进全社会的经济效率与总收入。”而且此种行为的结果是所成的社会成本，要大于特殊集团的获利数量。“任何组织在原则上都可通过两条途径为其成员谋取福利：或者使全社会的生产增加，从而使其成员按原有份额取得更多的产品；或者在原有的总产量内为其成员争取更大的份额。”“希望采取集体行动以增加其收入份额的组织，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此之故，用分蛋糕来比喻社会收益的重分配还不够恰当，更近似的比喻是在瓷器店里争夺瓷器：一部分人虽然多拿了一些，但还会同时打破一些本来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在争夺国民收入的分配额时，一部分人的收益增加必然伴随着另一部分人收益的减少，甚至减少得比增加的还多，因此人民之间就产生了怨恨。这样，当特殊利益集团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从而分配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出时，政治上的分歧将愈演愈烈。”“总的来说，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第三章）
毛泽东就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过系统的对比，他认定人民军队之多以有力量，就是因为超越了狭隘私利的局限，因而得到广泛的支持并形成内外部的稳固团结。他在《论联合政府》中间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有了这个宗旨，才有了内外部紧密团结的可能：“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
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情况恰恰相反，国民党的狭隘利益成为一切进步事业的“障碍物”：“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所以，正是由于坚持狭隘利益，所以国民党腐败无能：“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结果国民党虽然拥有各种优势，却与共产党形成了鲜明的，在人力物力的动员都出现了极大的困境：“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它的错误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中国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因为普遍实施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又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竭。”“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市担的粮食，但是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致使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缺乏粮食，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解放区的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是像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
与奥尔森仅仅关注政治活动中间的利益集团表现不同，毛泽东把生产力的发展空间与一个阶级的整体利益及其代表性政党联系在一起：“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借鉴奥尔森的概念，结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提炼出一对关联到阶级或者阶层的狭隘利益和涵盖利益的对照概念。
二、 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
在共产党内部，就这个问题有两个非常不同的判断，一个认为社会主义制度阻碍或者废弃力量，来自党外或者来自过去统治阶级，斯大林就曾经持有这个观点，他认为“党内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在中共党内刘少奇同志也明确持有这一看法，他在四清曾经和毛泽东进行过争论，提出了“四个交叉”的说法――党内矛盾和党外矛盾交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交叉等等，这几个交叉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少奇同志在社会分层结构方面，沿袭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这个阶级分析方法应用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把社会下层和党外的影响视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威胁。
我们知道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上，到毛泽东这一阶段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间，有一些结构性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为了因应这个问题并求解，他在晚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之前的四清阶段，他提出一个词汇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词汇的背后，代表了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性的判断，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运作不好，或者将来会被人废弃，这个相应的决定力量在社会结构的什么位置上？
从社会分层理论看，在西方社会学里面，有两种理论“关系论”和“分配论”，其中“关系论”是肇始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这个分层模式要点就是看你占不占有生产资料，如果你占有生产资料你是资本家阶级，你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就是工人阶级，整个社会的分层以这个作为唯一依据；社会上另外的重大政治现象，比如说意识形态，比方说国家政治，马克思把这两个重要的领域，最后都化约为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服务。这样来理解，关系论的阶级分析，就化约为一元论，在逻辑上也当然很严密。另外一种社会分层理论，是韦伯首创的，是按照个人占有稀缺社会资源来看这个人社会地位，占有生产资料或者你有很多资本，固然会意味着你在社会上处于较高阶级地位上；同时你拥有技术，受到良好的教育培训，或者你有很高的声望，你有很大的政治权力，也意味着你处于社会上层。这样一种分层理论称为“分配论”，就是看你占有多少稀缺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源不限于生产资料一种，政治权力和技术教育社会声望都算数。
以上两种社会分层思想，在中共党内都存在，特别是存在于毛泽东一个人的不同阶段上。从毛泽东本人持有的观点来看，大概是以1957年为界，此前毛泽东基本上是持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论”社会分层观点，最典型在合作化时期，他要求我们合作社里面的领导层，贫下中农要占优势，而且是占绝对优势，占三分之二以上。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给贫下中农带来利益，所以贫下中农最拥护这个制度，地主富农是进入社会主义之后丧失了巨大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拥护，后来他的判断又有所变化，认为反对合作社最积极的是富裕中农，因为新的合作社妨碍了这些人雇工和买进土地，妨碍了富裕中农延续就社会地主富农的道路发家致富。这个时期，依据马克思经典的阶级分析，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贫下中农，不利于旧的剥削阶级，同时也限制了有希望按照旧的剥削阶级发家的道路上升的富裕中农，这个时期毛泽东持有的分层看法，主要是以生产资料占有为主要依据的，而且也主要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底层和经济领域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来看待的。党内有很多人对于合作化事业很消极，毛泽东就认定这些人爱听富裕中农的话，代表富裕中农思想，这是1957年之前的情况。
从1957年2月份开始，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他对于社会分层的看法就逐步地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两个革命背后隐藏着两拨很不同的人，一拨是知识精英，一拨是权力精英，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针对这两拨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抵抗情绪，或者说，这两拨人没有积极主动参与地承担他们的社会管理职能，从而降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运作水平，因此社会的上层而不是下层，现在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对象。当然，毛泽东从持有关系论的看法，转换为分配论的看法，并非有着理论上的自觉，而是面对制度变革之后的社会现实，从中间提炼出来的，因此他的认识转变就相对有一定的延续性和渗透性，从1957年开始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前，在他的思想中间，韦伯的“分配论”要点是逐步清晰起来的，对于关系论的扬弃也是逐步的，最后的看法越来越纯粹，他临终之前有一个概括很经典，他说，当了大官比资本家还厉害，上了大学不想跟工农划等号，这两句话实际上就包含了经典的韦伯社会分层理论。
关系论和分配论的分层理论中间，包含了一个很巨大的区别，韦伯分层理论是一种经验概括，而且认定精英阶层在社会上占有更高的位置也是必要的，而且也有利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和合作，虽然韦伯也对现代化社会不持完全乐观的看法，但是他没有给出判断这样的分层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冲突，冲突的性质和最后结果会如何。马克思的关系论分层模式，意味着整个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把整个社会关系空前简化，把非无产阶级一步步都变成无产阶级，整个社会最后分裂成非常纯粹两大对立的阶级，这两大对立的阶级对社会的权力分配和对生产资料的用法，有完成对立的看法，最后无产阶级从自身的感受出发，需要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关系论分层认识背后，按照毛泽东对矛盾性质的概括，是隐含着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社会矛盾这么一个重大判断在里头。我们看到，毛泽东虽然从新中国的社会分层经验出发，沿用了韦伯分配论社会分层认识，但是他仍然保留了对抗性矛盾的判断，他认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精英阶层，仍然和资本家一样，毫不关心社会下层的权力和利益需要，而从他们自身对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出发，必然要走向资本主义。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在革命队伍内部，虽然肯定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但是整体上还认定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间，就主张吸纳工农分子进入红军，同时还认为需要发动地方政府和群众来批评红军，进行内部纠偏，帮助纠正红军内部的本位主义和宗派主义。建国后，具体来说是在1959年，毛泽东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官僚精英群体作出了完全负面的判断，因此他把从前属于“内部纠偏”性质的群众运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性质的整风，发展为“外部纠偏”――支持从基层涌现出来的群众组织，形成有组织的、制度化的群众力量，从外部批评和监督官僚精英群体。从战争期间和建国早期的“内部纠偏”，发展到文革时期的“外部纠偏”，从主张“小民主”走向主张“大民主”，反应了毛泽东对于官僚精英群体与民众的矛盾性质的判断上的根本改变。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分层机制（韦伯的“分配论”）和阶层冲突的性质判断（他认定属于“对抗性矛盾”），在社会整合和功能上，则直接对应着精英阶层无法体现全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样一个判断，毛泽东笃定中国的精英阶层只能产生“狭隘利益”而无法达到“涵盖利益”；或者按照保罗·巴兰的看法，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不可能执行全社会的利益。因此，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下层只能自己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需要。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线索，是一个从韦伯的社会分层认识“分配论”基础上的“对抗性矛盾”判断，这等同于宣布中国的精英阶层具有“原罪”，不仅理应接受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从内部纠偏到外部纠偏的各种矫正，而且从“娘胎里就带来软弱性”无法作为民族正当利益的捍卫者、无法承担起有效的管理职能。这样的判断和认识，对于精英阶层追求的各种特权需要而言，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后来的毛邓论战和邓胡记毛泽东思想，就是直接针对毛泽东思想中间的社会学特色，目的在于消解毛泽东思想对于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诉求的“障碍”。
从毛泽东的结构性视野出发，在社会主义社会，精英阶层无法有效履行自己的社会管理职能，必然背弃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必然排斥多数人的权力和利益，而且，精英阶层有着不同于平民阶层的制度化要求，平民主义制度化的主要障碍将来自精英阶层。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有人把生存资料所有制的作用绝对化，认为这是决定一个制度不同于另一个制度的关键，私有制意味着非社会主义，而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典型的而且是绝对化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本人，在经济基础之外，还提出上层建筑的作用，这两者共同作为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苏联曾经宣称过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舍弃了上层建筑的要求，甚至是降低了上层建筑的要求，来界定社会主义的。
西方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巨擘诺思，在正式制度之外，还提出非正式制度和执行特点，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仅仅有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而且革命成果也是不巩固的，需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上层建筑领域，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在毛泽东的视野里，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没收私有财产而建成，需要新的权力公有和话语权公有作为配合，后两者直接牵涉到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工作领域。按照诺思的看法，诸如习惯看法和意识形态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建设工作，构成正式制度的运作环境，没有一个适当的非正式制度相配合，正式制度的运作成本会相应上升，运作效率下降。
新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很消极，对于平民主义制度化的要求很冷淡。这一点首先被毛泽东注意到了，从1950年开始，毛泽东就发现新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于宣传社会主义没有兴趣，仍然停留于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在文学艺术方面表现得很充分。所以他着手进行纠偏，从批判武训传开始，经过批判俞平伯的唯心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批判胡风等等，这些从根本而言，是要求知识精英承担起他们的社会职能，要为新社会新制度的“价值普遍化”服务。虽然毛泽东对于知识精英的不足很敏感，很警觉，但在毛泽东那里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基础判断改变。终其一生，毛泽东始终认定知识精英的世界观停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水平上。在处理知识精英的世界观问题上，毛泽东相对比较有耐心。
引致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矛盾性质发生改变的重大事项，是毛泽东对于共产党权力精英群体对于社会主义态度的判断，具体地说，毛泽东从他认定共产党官员中间的多数对于社会主义缺乏兴趣之后，就认定关系到工农利益的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了困境，从而，从制度的稳定性出发得出了对抗性矛盾的判断。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一判断的背后，隐含了毛泽东对于共产党当权派（权力精英群体）的一个结构性看法，换句话说，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对于精英阶层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得出了一个“铁板上钉钉”那样确凿的判断。
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看到这种对抗性的，或者说他什么时候发现共产党当权派必然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央文件室一组有一个研究员叫陈晋，他在研究毛泽东晚年诗词的时候，发现从1959年毛泽东写了三首读报诗之后，心境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三首诗都是讽刺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表现的，从此以后，陈晋认为毛泽东就处在一种“突围心态”里面，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重重包围，所以整个心态很悲观。
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会有统治阶级，社会主义无非少了经济上的地主资本家，少了占有生产资料这个经济上的统治阶层，但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统治阶级还是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容许精英阶层的传宗接代和流动机制自发起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什么人中间产生新的精英阶层，问题至关重要，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运作效率和命运。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精英阶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禀性，如何产生，这是毛邓论战中间的一个焦点问题。
三、 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的精英阶层到底怎么样
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或统治阶级究竟怎么样，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要完成一些社会管理职能，例如对内要能够组织一个社会的生产和分配以满足国民的福利需要，对外要能够在竞争的国际格局中间捍卫民族的整体利益。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能够完成对内对外的基本职能。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认为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政治学里面功能主义，是一种过分肯定现实的、缺乏批判视野的认识方法。但是，我们看到毛泽东实际上也是持有一种功能主义立场，看一个统治阶级，首先是看你们是不是能够完成自己的社会分工职能，执行自己社会分工配给你的那一份职责。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他干革命的时候，第一判断就是中国的统治阶级无法履行对外职能，在面对帝国主义的压力面前无法捍卫民族的整体利益，五四运动的时候，全社会都得出了这么一个对于旧中国统治阶级的基本判断。从洋务运动开始，在全球工业化的格局中间，提出了对统治阶级的一个新的要求，要实现工业化，或者说按照洋务派的说法是要“富国强兵”，这一要求是体现工业化的潮流，要把整个社会的剩余集中向现代流动，要求有适当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支持现代新的工业部门成长，借以解决民生和国家安全问题。正式在这个方面，毛泽东发现中国的统治阶级是负功能的——就是不仅不能促进工业化进程的进步，反过来，旧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地位恰恰是阻碍人力物力资源流入现代部分的，只要有统治阶级的特权和优势“正功能”就没有办法实现，正式从功能主义的视野出发，毛泽东得出了中国的旧统治阶级的负功能判断，因此，中国要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和民生问题，就必须推翻就统治阶级的特权和地位，没有革命就没有中国的进步和未来，毛泽东正是从这样的功能主义视野出发，做出了最激进的判断——旧精英阶层是历史前进的袢脚石必须被彻底推翻，说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但是，他首先是从中国统治阶级的负功能判断出发的平民主义者。
因为我普通话不好，担心大家听不明白，出现错误，所以画了一个草图来表现毛泽东对于中国统治阶级的基本认识。我借用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的“涵盖利益”和“狭隘利益”两个概念，来表达毛泽东对于中国精英阶层的基本判断。一种状况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存在和实现方式，仅仅包含着统治集团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能够兼容大多数平民阶层的基本利益，这就是狭隘利益。反过来，如果统治阶级的利益实现方式可以兼容乃至平民阶层大多数人的利益，覆盖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这就是涵盖利益。
在一个社会中间，精英阶层由于相同的阶层有相似的地位和相同的利益结构，因此在利益实现和分配规则上会产生共同要求，倾向于扩张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份额，由此，阶层的分化的后果最终带有政治性——由涵盖利益走向狭隘利益。反过来，平民阶层的权力和利益实现，就要受到精英阶层扩张的压缩，从而有可能成为精英阶层扩张过程的矫正力量。在精英阶层从涵盖利益走向狭隘利益方向上，我画了很多个箭头在这里，以说明这种趋势具有很强烈的内在动力，反过来，平民阶层由于要受到精英阶层的“管理”和意识形态影响，捍卫整体利益的意愿虽然有，却很有限，因此矫正力量很有限，最终，矫正的效果很不怎么样，所以，反向的箭头就很少。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精英阶层不会自发地放弃狭隘利益以走向涵盖利益，所以，需要矫正力量起作用，这样就只有引入“平民阶层政治领导权”。在毛泽东时代，通常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这个词用得太滥，常常超出词汇的内涵和外延来应用，所以很不准确，后来又被许多精英刻意进行了歪曲，所以我避免使用它。而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则相对具体，是指代没有权力的平民阶层，在受到精英阶层狭隘利益挤压之后的正当反应。
中国共产党人是从革命起家的，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是来自社会底层，建国初政权所有的政策目标，努力方向，我认为是反应国家整体利益的，也是包含改进大多数人生存境况的，因此是涵盖利益。毛泽东自己也反复说，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是全民利益，共产党不是全民党，总是要少数例外的，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多数人利益和地位的提高过程，伴随的是少数人也就是旧精英阶层特权和利益的损失过程。旧社会的少数人先富和多数人共同富裕是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共产党人成为涵盖利益代表的标志是取消了少数人先富的社会政治条件，同时创造了多数人共富的条件，没有这样的变革，就不能认定从狭隘利益走向涵盖利益的质变。旧中国统治阶级狭隘利益的丧失，是中国革命的成就。
中国的精英阶层或者统治阶级必然走向狭隘利益，这一判断是联系着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人口大国的社会分化现实的，一个国家的社会分化现实最终决定了统治阶级或者精英阶层的利益最大化实现路径。毛泽东经常使用5%对95%这样的区分，或者说90%以上的人民，我来提炼一下，毛泽东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认定中国社会的分化特点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这三种权力在社会阶层中间的分布状态是高度集中，如果放弃“扁平化结构”的建设，放弃对于精英阶层进行权力和利益扩张的限制，按照社会分化的本来规则发展，最终是5%的人掌握中国绝大部分权力，而95%的人则基本上没有多少权力，这个权力分布的集中度固然最终要反应在社会分层上面，同时也要反应到统治阶级或者精英阶层的利益最大化实现方式上——占全部人口5%的少数人最终有能力剥夺95%的多数人，正是中国特定的分化现实——三种权力高度集中于5%的精英阶层手里——最后决定的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路径，并进而决定了中国社会阶层矛盾的对抗性性质。
我个人来加上一个限制，毛泽东的这个判断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仅仅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换言之，第三世界国家的权力分配比第一世界更高度集中于少数精英阶层手里。这个意思就是说，在第三世界国家里面，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最高的份额，掌握在更少的人数中间。这个判断作为一个常规的社会学命题，也是可以进行“实践经验”的。
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在面对海外列强的时候他们是弱势，所以往往选择对外投降；在面对国内平民阶层的时候，这个统治阶级掌握了更高份额的权力，所以表现得毫不妥协往往选择镇压。文革期间经常批判统治阶级“对外投降、对内镇压”，反应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结构性地位，面对第一世界的列强他们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要求，通常是选择屈膝投降，无法捍卫民族的整体利益，对内则有排斥大多数人基本生存利益的权力资本。
毛泽东的这个看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也有海外学者根据对第三世界政治经济状况的观察，独立地得出与毛泽东完全一致的看法，1952年保罗·巴兰就写文章说：“掌握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政府权力的是有产者的联盟，他们不可能制订和执行一套违反其切身利益的措施，不可能制止生产经营中的浪费现象，不可能制止寡头势力的垄断活动、牟取暴利、资金外流和奢侈生活，也不可能减少或放弃用于军队和警察方面的巨额拨款。所以，不发达国家的政府保卫现存的财产权和种种特权，不可能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旧制度的卫道士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建设者，所以，封建地主、工业保守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联盟必须打破。”（保罗·A·巴兰《论关于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摘引自《西方经济学名著精览》，梁小民，姚开建主编，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出版第70-74页，原载据英国《曼彻斯特学报》1952年l月号，彭城撰）巴兰的这一思想，被后来的学者所发展，形成了非常有影响的“依附论学派”，其中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根据对拉美国家的观察，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是精英阶层为了提升自己的消费水平，热衷于把人力物力资源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并由此去建设一个特权消费社会。换言之，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体现为：在前工业化时代是工业化的障碍，在全球经济关系方面是新殖民主义国际体系的国内政治代表。
精英阶层自身消费水平的提升，是以收入分配的集中为条件的，更是以大多数消费水平下降为代价的，少数人的富裕发达是以多数人贫困潦倒为条件的。我们国家的小学生也很清楚地知道了，长大了之后，不能再当工人当农民，虽然这两部分人是我们国家人口中间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在遭遇到中国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的三十年持续扩张之后，已经变得难以忍受了。文革期间经常宣传“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这个说法内含了一个精英阶层对于平民阶层的剥夺顺序——首先是剥夺政治权力第二步才是剥夺经济权力，这也是一个可以根据苏东巨变的进程而加以检验的命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阶层实现狭隘利益的蜕变过程，是从剥夺多数人的政治地位开始的，然后以剥夺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而结束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多数工农无法维持一个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有起码人身尊严的体面生活。
仅仅是工人农民地位的下降，还不能说就实现5%的人对95%的多数人的排斥，毕竟中国的工业化有了很大的进步，中间阶层数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在住房、教育和医疗商品化之后，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属于中产阶级的中下层的小资和白领也过得很不舒服，一些人通过贷款买房成了“房奴”和“负翁”负翁是正负的负，不是财富的富。深圳的邹涛甚至试图根据市场供求规则，来改变自身受盘剥的地位，拒绝接受“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成为暴富群体的牟利手段”。由于小资和白领的基本生存条件的不稳定化和下降，中国精英阶层所排斥的人数节节上升，大致上已经接近于毛泽东所说的那个95%。下图是社会学学者李强等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借鉴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赖特的“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加上马克思原本就很重视的“经济资产”，经过抽样分析得出的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所拥有的三种资产的数据（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原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看起来像是一个笑话，有一位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他是竭力否定毛泽东的，并且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和谐社会的对立面”来看待，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反而自己“独立地”得出了毛泽东那个“5%对95%”的结论。他说中国上流社会的人口有5%，这些人消费能力很强，而且有着欧美人士那样的思想；但是，另外95%的人“恐怕”还是保持了毛泽东思想，主张革命和造反的。茅老先生从他自己“为富人说话”的立场出发，很是担心95%的人怀着一种仇恨心态，最终有可能要颠覆5%上等人的地位。这个茅老先生是真的为那5%的人着想的，要维持精英阶层的好日子，想来想去也没有办法，因为有95%的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这终归是一个问题，小恩小惠解决不了问题，提升生存条件是需要有资源作支撑的，中国的资源不大够，只能是指望从国外来，但茅老先生严格符合“依附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特点，他既不能设想与美国人竞争并战而胜之，又不敢设想牺牲“特权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最后就只能寄希望于列强恩赐来极大地增加中国的可分配资源，说是中国的民主化对于世界和平以及美国多么有利，从这个利益出发，他基本上达到赫鲁晓夫当年的认识水平——实现“无军队、无武器、无战争”的三无世界——从军费节约中间可以分给中国一杯羹。
有人说这个茅于轼是自由派阵营里头的“蒋干”，这个“蒋干”先生其实有很大的进步，他已经认真地从人均资源占有来考虑问题了，其他的主流精英和自由派人士至今停留在“制度万能论”层次，拒绝考虑资源分配问题。茅于轼说中国的平民阶层很多人持有与精英们很不同的危险观点，我们也经常跟底层的工人农民接触，发现很多人还是很消极的，其思想多数体现了“在物质生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在精神领域也占有的统治地位”那样一种状态，这个茅于轼这样来提出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属于“高瞻远瞩”性质——在平民阶层多数人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就开始担忧他们觉悟起来的后果。我个人推测，这是因为他开设的保姆学校里头的小保姆们教育了他，在今天的城市里头，无论保姆愿意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她们都将不可能取得适当的资源，让她们离开乡土进入城市，比如说购买一个一室一厅的住房，在城里取得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所得薪水能够支持她们在城市里安身立命，保姆们很清楚这些最低限度的指望在现经济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换言之，小保姆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她们从自己的人生愿望和实际可能的巨大差距中，得出了一种“对抗性矛盾”的判断——只要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则不改变，她们的理想终究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她们告诉茅于轼先生她们的政治主张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茅于轼先生后来对网友们说，这些小保姆文化水平很差思想很极端，看得出来，小保姆的说法体现了95%得不到资源以改善生存处境的人的潜在威胁，我个人估计，茅于轼所读的全部西方学术书籍远远不及小保姆的说法对他教育意义更大，也肯定比他所有的老师的教育效果加起来都更好，茅老先生从此非常认真地研究人们的生存条件改善背后的资源问题，然后又从这里看到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的问题，在不敢设想与列强竞争的前提下，寄希望于列强善意施舍，他在纸面上设计出一个崇高事业来吸引列强，然后要列强围绕这个崇高的事业关心中国的上等人的生存条件和民主化因果关系，并且基本上达到赫鲁晓夫的认识水平——在战争经费的巨大节约中间列强除了自己得利之外可以让渡一部分资源给中国。茅老先生看来，如果没有外国资源，维持中国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地位所需要的巨大资源数量，是与底层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改善相冲突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稳定上等人的地位也是困难的；中国的精英阶层迫切需要海外列强的恩赐，借以帮助中国统治阶级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消弭平民阶层的反抗意识。
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从涵盖利益走向狭隘利益的趋势里面，有一个基本的资源分配问题，第一世界国家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富裕发达，基本上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一个较低版本，精英阶层不需要剥夺平民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就可以实现自身的富裕发达，而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为了要模仿中心地区的消费，就需要实现一个更高程度的财富分配的集中——反过来就是需要一个对于平民阶层更为严厉的排斥机制，这对于社会矛盾的对抗性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说，模仿第一世界的消费还只是精英阶层按照最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可能而产生的需要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高度集中则为精英阶层排斥多数人利益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精英阶层格外拔高“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无可替代性，这是为了论证第三世界国家也必须尊重精英阶层的制度，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阶层对立中间试图加强自身的意识形态地位。对于列强而言，第三世界国家的高消费群体是一种现实的市场购买力和利益，同时，列强的生产体系也需要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输入，第三世界的高消费群体是列强最恰当的代理人。换言之，捍卫第三世界国家精英阶层的地位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构，高度符合列强的利益。
看起来，毛主义政治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第一世界的统治阶级和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的状况有所不同，主要在于第一世界的统治阶级跟平民阶层的利害冲突性质不是对抗性的，而且，第一世界的统治阶级能够大体上履行他们的社会职能，能够把整个社会的生产组织起来，能够兼顾平民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这样一来，他们在民间遭遇到的反抗力量相对较小，能够建设葛兰西所定义的“领导权”——保证大多数民众的顺从。总而言之，第一世界的统治阶级看起来已经超越了狭隘利益的最低限制。
四、 两种精英阶层狭隘利益的制度化方式：以中国的三农问题为例
中国的统治阶级就不是这样，从中国近代史的经验看，其狭隘利益的实现方式，主要体现为两种状态。第一种情况就是表现在解放前，中国旧精英阶层的利益实现方式是“反工业化”的，第二种情况出现在工业化实现之后，精英阶层的利益最大化方式不仅表现为特权消费社会的建设（这体现了“零和博弈”和精英阶层的损人利已部分），更表现为事关多数人福利生产的“高价抑制”现象（过高的服务价格在把多数人变成不合格的消费者之后导致全社会福利生产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巨大萎缩——“负和博弈”）。
1949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前工业化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中间的最主要部门，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依靠传统农业为生，农业剩余的生产和流动方式服从于精英阶层的利益最大化需要，或者说，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所反应的是精英阶层利益实现路径的制度化。旧中国的农业和农民是什么状况呢？有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中农在阶层，他们的生存状态都非常不稳定，只要他家里稍微有一点意外风险，就有可能导致破产——丧失土地这样一种基本生产资料，年成只要稍微偏离正常水平，就没办法得到足够全家人生存的口粮，就是说，多数农村人口的基本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都是不稳定的，处于高风险状态。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农民的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是很不稳定的，很容易变成一个佃农或者雇农。由于人均耕地很少，就体现为一种不利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土地价格高而工资很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是丧失了自己的土地成为佃农或者雇农，由于工资极低多数情况下肯定没有能力娶妻生子，生命的再生产过程就此中断，出现农村居民最为忌讳的“断子绝孙”现象。
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南部寻乌县的调查结果是，每一年都有1-2%的农民要卖掉自己的田地，这等于是全破产的部分；此外还有4%到5%的农民，要抵押掉的土地去借债以渡过难关，自己还保留“回赎权”，预备将来有朝一日发了财，再把田赎回来。由于当时借债利息很高，穷苦农民的剩余却非常有限，无法积累足够数量的剩余去赎回土地；还有的穷苦人家没有土地可以出卖出典，只能把自己亲生儿子卖出去——“卖奶子”，这三个部分加起来，接近占当地农户8%到10%，换句话说，农民每年破产的数量高达8%到10%，十年中间绝大多数农户都会遭遇到这种可怕的情形。我们知道，虽然当时人均预期寿命比今天短，人生比较短暂，但当时人生的长度也有个三十多年，这样看来，农民中间的绝大部分，很少不遭遇破产的。当然，这是多数人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有得益者的，破产农民的土地最终是要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去的。
毛泽东的父亲就是一个处于上升进程中的富裕中农，他通过做生意积累了一些本钱，在一些邻居陷入困境之后可以买入土地，可以指望沿着这样一条道路上升到富农和地主。农民的破产显然有利于土地的集中，要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设想，这明显有助于实现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当时，薛暮桥曾经有一个调查，说地主制是如何顽强地排斥资本主义农业的：“在江北滨海的盐垦区域，那里有许多大规模的盐垦公司，其中有六家资本都是超过一百万元，每家有几十万亩土地。这些公司都已具备着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充分条件，但是它们绝少自已经营，多将土地出租，地租的收入在公司的全部收入中占绝大的比重。而且几乎每家公司都在章程上面规定，垦熟后就实行分地；因此任何公司年代长久，必然就会变成许多私人地主。” “他们为什么不利用这种巨大的资本和广大的土地，来实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营呢？这是因为雇农的工资虽然很低，但肚子总非吃饱不可，佃农却能忍饥耐寒地来耕种租地，把节省下来的一切去缴纳高额佃租。因此生产虽然衰落，地主们的收入却仍十分丰厚。这些事实说明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在现阶段的巾国是如何困难啊！”（薛暮桥：《旧中国的农业经济》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二次印刷，第55页）
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相对价格的概念，就是劳动力富裕而土地稀缺的情况下，市场定价非常不利于劳动力，而非常有利于土地的占有者，这个不利程度，已经达到了地主可以收取“饥饿地租”的地步，就是说，一个饥肠辘辘的佃农总是愿意付出更多的剩余去争取租地机会，得益于这样的相互竞争，最后使得地主把地租提高到侵占佃农的部分口粮的程度，所以，资本主义的农场经营模式不再具有“经济性”。解放前占全部收获量50%以上的高额地租，体现的就是不利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这样的相对价格所支持的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路径，足以扼杀一切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同时，虽然是传统的精耕细作，但是没有化肥和种子等现代技术的帮助，土地的单产还是很低的，加上人均耕地少，中国从晚明以来就长期存在一个粮食数量与人口温饱需要的数量差距，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粮食市场存在着结构性的供求关系失衡，这个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非常大的粮食价格的季节性波动方面，富裕的农民正是借助这个价格波动实现一种特别的“高利贷”盘剥——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间所提到的“捡新谷钱”“捡新油钱”就是这样，利用贫苦邻居低下的市场谈判地位来牟取暴利。
捡新谷钱是什么意思呢？对于放债人来说，他是很仁慈的，一分钱利息都不要，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一担谷的价格是四块钱，贫苦农民在插秧季节需要借一点口粮，他的富裕邻居就说我借给你四块钱，这个时候的四块钱就相当于一担谷，等待收获季节的时候，谷的价格是两块钱一担，这个时候你还债就不是一担谷，而是还四块钱或者两担谷。要是从价值形态衡量，这个邻居很人道，一文钱的利息都不要你的，但是从实物形态上看，四五月份插秧季节借谷，到九十月份收获季节归还，利息就已经是百分之百了，如果换算成年利率就高达百分之两百以上了。这个巨大的季节性差价，反应的是粮食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收获季节的低价反应的是供需就相对平衡，而青黄不接的季节，表现为那种多数人无法承受的高价格，这个价格是抑制性的，最终是把多数人变成不合格的消费者。旧中国的民生困境，其实也很清晰地折射在这个季节性的粮价波动中间。
正是在相对价格不利于劳动力的中国农村，就统治阶级发展出一个系统的、长期有效的、最符合经济人理性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自己的运作过程中间，不仅集中表现为农业剩余从穷苦农民快速流向富裕农民的规模和数量，也系统地排斥新技术和新生产方法的引进，这种生产关系非常顽固或者说很稳定。根据黄宗智教授的研究，由于贫苦农民低下的谈判地位和高利贷收益率的比较，农业剩余几乎不可能“自动”流向工业，结果也就不可能支持工业化的进程。
旧中国统治阶级按照其利益最大化所发展出来系统的狭隘利益，是高额地租和高利贷，这不仅破坏了多数人的生存条件的稳定性，而且，多数人生存条件的不稳定和谈判地位低下，反过来又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加速他们破产的市场机制。旧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农业生产力虽然水平低下，但是由于存在着对于贫苦农民的沉重盘剥，所产生的农业剩余数量也很可观，旧中国的一个顺口溜所说的是：“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通过这些方式从农民手里强制提取的农业剩余数量不少，地租的数量就高达700-900亿斤，但是这些被提取的剩余并不能转用于支持工业化进程，只是服从于少数人的高消费抽大烟娶小老婆等等，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农业剩余还要转过来成为破坏多数人生存条件稳定性的凭借，剩余流动规则最终是在增加少数人财富聚敛速度和加速多数人的破产进程。这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狭隘利益的表现形式。
最近的几年，三农问题研究非常热，学界有很多人都参与研究，这也是一个集中体现中国在西式现代化道路上陷入困境的大问题。与1949年相比，我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半，由5.4亿上升到13亿，与此同时，在工业化成就的支持下，农业得到了更多的化肥和两种的帮助，单产水平上升得更多，虽然人均耕地更少了，但是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开始超过全国人口维持温饱水平的需要，带来了土地和劳动力相对价格的结构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巨大的粮食的季节性差价消失，统购统销和按人发粮票的行政管制制度变得多余了。换言之，农民的温饱问题不再是三农问题的评判标准，这个标准的适用时期是前工业化时期，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缺少化肥和良种支持，人均口粮不足和穿着、住宅条件的低水平，是可以作为民生问题的衡量标准的。在中国的初步工业化完成之后，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不再是主要问题之后，三农问题需要因此上升一步，落实到现代技术对于改进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的生存条件的潜在可能方面。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工业化进步差别很大，农业受到工业化成就的支持水平也是不同的，农业因此达到饱和产量的时间就有先有后。中国的发达省区，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七十年代早期粮食产量就已经达到了饱和产量。在饱和产量的附近，粮食单产的波动不再与投入水平相对应，而是与天气状况呈现更密切的关系，每年的粮食产量是跟着气候变化波动的。费孝通老先生多次回访的江村，就是这个情况。中国的中部地区，例如我的老家湖北，达到农业饱和产量的时间要晚一些，大致上是七十年代晚期达到的，我最近会老家蕲春县调查，发现84年的产量跟79年的产量是一样的，此后的变动也不大。在河北河南的小麦玉米产区，由于优良品种推广的时间滞后和化肥饱和供应相对滞后，大概在九十年代前后，都慢慢都达到了饱和产量。自从中国农业在多数地区达到饱和产量之后，粮食产量就稳定地超越了全国人口的温饱型消费数量，供求关系趋向于均衡，从晚明以来的粮食价格的季节性波动“自然”地消失了。1950年代，中央政府必须用统购统销政策来强制性消弭粮食价格波动，以行政管制方式来稳定全体居民的粮食供应，到七八十年代之交供求关系接近平衡时就成为不必要的了，实际上当时就可以取消粮票的，但是由于行政和制度的惯性作用，一直拖到九十年代才逐步取消。按照刘日新教授提供的最新资料，在“五五计划”时期，就已经有“文件本来明确作过取消票证制度的安排，只是没有公布罢了。公开宣布取消票证制度推迟到六五计划初期，即1982、1983年国务院才陆续公开宣布取消各种票证，所有商品开始敞开供应。”（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07页）
如果说政府政策的惯性不小，那么认识上的惯性就更大了。工初步工业化完成之后，农业的单产达到了饱和产量之后，农业发展的问题和农村民生的瓶颈就不再是温饱问题了，但是我们看到作为政府贫困线的标准仍然是围绕着“温饱问题”来界定的，农村居民年收入低于668块钱就被认定为“贫困”，这个668块钱中间，包括相应的食物数量折算成的货币，然后再加上40%作为穿衣的需要，其他的内容就没有了。农民达到这样一个收入标准，就不再是贫困人口了。这个贫困线实际上取消了初步工业化实现之后的后续发展要求，代表了一种与政治需要相联系的理解方式，在农民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的今天，体现农民经济地位的标准实际上与缺食少衣无关，而且，从农村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看，这个标准明显把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开支部分排除在外了。而且，从九十年代晚期到本世纪前几年的现实看，农民经济状况的衡量标准除了福利价格的急剧上升之外，更重要的是农民负担的急剧增长，换言之，是农民无法应付快速上升的开支而不是在饱和产量附近难以提高的收入，对于农民经济地位的恶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标志意义。
如果我们把农民的福利要求考虑进去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农村的贫困数量是非常惊人的，从各种典型调查的情况看，多数省份里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农民，是在贫困线之下的。如果计入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开支来制定城市人口的贫困线标准，估计绝大多数城市的贫困人口不会低于三分之一。用这样的实际的贫困标准来看待今天这个社会，就不会像主流精英们所描述的那样“到处莺歌燕舞”了。
为什么我们曾经覆盖绝大多数人口的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不能维持了呢？从最简单直观的角度去看，就是教育、医疗和住房价格的急剧攀升，超过了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增长水平，结果把绝大多数人口变成了缺乏“有效购买力”的不合格消费者，而不是由于生产方面的成本推进，或者人力物力资源的严重短缺限制了教育和医疗服务的生产。把绝大多数人口变成不合格的消费者的“高价抑制”，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福利生产在“质”和“量”两个方面急剧萎缩的关键机制。因为，有购买力的人群在规模上严重缩小，最终会传导到生产环节——不能被购买的服务最终就不会被生产出来。结果，一个方面是看病难看病贵，另外一个方面是医药方面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和药品行业的过度竞争，这两种状况长期并存。而且，没有理由可以指望这个福利生产萎缩和消费萎缩的“双萎缩”，可以在短期之内通过某种修修补补的措施予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看，福利价格的上涨以及由此带来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已经成为少数人收益而多数人利益严重受损的最重要机制，其解决的难度最终牵涉到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的涵盖化。
对于教育、医疗和住房价格的急剧上涨，已经成为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普通民众已经认定这是破坏基本生存条件的“新三座大山”。在改革开放时代，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要让资源分配主要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进行，经过这样的变革之后，显然，精英阶层的利益实现也就当然地要体现在价格变化中间。在价格决定机制的背后，起作用的力量显然就不是什么市场规则，而是谈判地位不对称（即权力）和信息不对称，这个不是什么左派观点，而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换言之，改革开放和市场机制的引入，最终要实现精英阶层所垄断的权力在定价机制中间起作用，教育和医疗服务价格的节节上升和房地产作为聚敛财富最强有力的杠杆，最终反应的不对称的权力在市场中间“兑现”的过程。不同地位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力，一部分最终享有定价权，而另外的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个价格，最终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在货币和市场成为社会关系定位的主要机制的条件下，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实现，不可能不经由市场价格机制来进行。
如果仅仅从生产所依托的人力物力资源来看，毛泽东时代远远比不上今天，那时初步工业化尚未完成，我们所采掘的不可再生资源数量只有今天的几分之一，工农业产出水平远远低于今天，人口数量和所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也大大低于今天，就是人力资本积累数量也很少，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全国还能够实现接近于覆盖全民的教育和医疗保障。正是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生产力的急剧扩张过程，绝大多数人口反而丧失了福利保障。这样的发展过程，不能解释为福利生产在数量上“短缺”和不足，也不能盲目相信多数人口在未来发展的某一点能够重新得到，新三座大山的形成是一个和数量无关的事项，反应的是社会分化规则和内在的结构性问题，说到底，是处在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借助于自身对于权力和信息的垄断地位，通过跟权力的某种结合，强制性地提高了服务价格，在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不合格的消费者群体。在真实的贫困线之下，至少包括农民的四分之三和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富裕群体的消费水平迅速接近第一世界，与中国上层消费水平相关的重要变化是资源分配重点的明确转移，毛泽东时代的“四个现代化”是明确以生产条件改善为优先分配原则的，今天中国的资源分配重点和拉美国家的“特权消费社会”有多少差别，这是可以讨论的。
按照巴兰和斯威齐的看法，不能被顺利吸收的剩余根本，一开始就不会被生产出来。在高价格的排斥机制之下，我们国家的教育和医疗事业就随之萎缩。虽然这个“高价抑制”，不符合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但是却严格符合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实现需要。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把高价抑制取消，按照实际的人力物力资源水平来生产福利，会有一个什么要的成就，借以评估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对于福利生产的抑制程度。从今天中国多数农村地区来看，如果有一个稳定的集体组织作为依托，把教育和福利生产作为经过单位内部的分工方式生产出来——也就是说把教育和医疗系统从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之下解放出来，那么，只要一个地区的农村并不缺少可以充当医生和教师的、已经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只要农民能够承担得起购买基本药品和教材作业本的支出，就可以迅速建设一个覆盖全民的免费教育和医疗体系，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这个服务生产体系可以达到更高的“质”和更大的“量”——因为毛泽东时代早期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是文盲半文盲，而今天农村高中生的数量和质量要远远高于新中国医疗教育事业开始大范围普及的文革时代。高价抑制的关键在于：具有垄断地位的教育和医疗系统成为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而农民有限的收入增长无法跟上从业人员的欲壑，在大多数人口被排斥到服务范围之外的时候，福利生产吸引本身同时开始结构性的萎缩过程。
五、 平民阶层政治领导权的实现困难
实现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有几个方面的明显困难，首先在于平民阶层要觉得监督精英阶层是一个必要的事情（阶级觉悟的启发），其次是平民要产生投入监督成本的意愿（由于监督和收益无法实现对称，存在着制度化的明确障碍），第三是监督要取得成效就必须超越管理专业化和信息成本的限制（精英阶层拥有技术领导权——存在着学习成本和证实成本问题），第四是平民阶层组织起来的巨大成本障碍（平民阶层巨大的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障碍）。
我提出政治领导权是与技术领导权相对应的，政治领导权则是对应于精英阶层走向狭隘利益的纠偏力量和机制，所谓技术领导权就是跟随管理专业化而来的学习成本和经验积累，基本上是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平民阶层主要是由承担工农业生产劳动的工人农民所组成的，而精英阶层则相对处在技术和管理岗位上，相应地，随着管理和技术工作年限的延长，除了精英阶层原本受到的教育训练之外，会在工作岗位上通过积累经验而逐步扩张自己的技术优势——包括管理上的和技术上的。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共产党官僚精英群体的经验积累还很少，那个时期对于官员的处分往往非常严厉，三反运动中间被撤职的官员人数和级别都相当高，随着管理经验积累越多，官员被替代的成本也就越大，他掌握的权力就牢固。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武汉曾经发生过一个“纪凯夫事件”，这个事件经过是51年4月二医院总务科存款1200万元被盗，文书纪凯夫发现之后向医院监委书记报告了，并向公安局四分局报案了，根据情况判断盗窃人可能是王清，卫生局副局长宋瑛说王清是老红军不会偷钱，是纪凯夫故意布置的阴谋陷害王，后来四分局发现证据不足要释放纪，宋不同意还向副市长周季方汇报，周下令绕过四分局由公安局直接关押纪。10月份中南局纪检委提出继续关押纪是错误的，但是武汉市委不同意释放，52年1月初，毛泽东亲自拍来电报说“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8页）此后，毛泽东还出面干预，要邓子恢开除市长吴德峰的党籍，甚至还让安子文转告邓子恢：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毛泽东的愤怒很好理解，一些干部自己贪污盗窃，还借自己把持的权力网络实现对无辜者进行陷害报复，政权在这些人手里好像就变成一个黑帮团伙似的完全没有党纪国法，官员们中间也没有是非，只有无原则的关系。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冤案，导致武汉市市长、副市长丢掉了乌纱帽。
到了1964年12月2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对“四清运动”的对象时，他毫无犹豫地肯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找到了问题。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在谈到对坏干部处理时却力主宽大：“四不清干部，贪污四、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是多数，先解放这一批，我们就是多数嘛！犯了错误的，对他们讲清楚道理，还是要革命的。”着眼点还是这些人积累宝贵的管理经验，弃之不用只能是：“结果不利于人民，不利于贫下中农。”只要解决了思想作风问题，退赃退赔反而可以不必斤斤计较：“挤牙膏，挤不净，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挤得那么干净？宽大处理嘛!”（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载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在64年对待坏干部的政策，与1951年的严厉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中的差别就在于十余年来官僚精英群体所积累经验的看重。在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中间，也收入了类似的意思：“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毛泽东的这许多言论，按照他本人的意见都是属于“阶级斗争”范畴，非毛化时期的宣传中间把阶级斗争界定为“你死我活”，但是我们看到至少毛泽东本人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根据我自己的提炼，认定毛泽东所讲的阶级斗争主要对象是精英阶层，其斗争的“尺度”是督促他们放弃狭隘利益，同时尊重精英阶层的技术领导权，完全不是要实行彻底剥夺当权派的权力（即所谓的“打到”）更不是肉体消灭或者其他的什么。
在毛泽东时代，因为整个的舆论氛围是把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作为管理效能提升的第一障碍来看待的，所以就格外强调管理改进的路径在于对于狭隘利益的纠偏，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谓抓革命促生产，都是着眼于对于狭隘利益的纠偏。1980年代的非毛化运动开始以后，基本上就把技术领导权拔高到决定一切的高度，所谓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恐怕还要增加一条“当权派的管理技术和绝对权威也是第一生产力”才比较全面，这样就彻底否定了还存在政治领导权和对狭隘利益进行纠偏的必要。政治领导权针对的是什么呢？精英阶层天然具有从涵盖利益走向狭隘利益的倾向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狭隘利益是无法精英阶层内部的监督机制来解决的，至少在毛泽东那儿是这么看待的，所以，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从精英阶层对垒的平民阶层着眼，首先是要提高平民阶层的“阶级觉悟”——也就是阶级斗争为纲的针对性所在，其次是要把平民阶层中间愿意承担监督成本的人选组织起来成为一股力量，以便有效地反向作用于精英阶层起到纠偏作用。
由于已经假定精英阶层不会主动放弃狭隘利益，也由于认定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是促使精英阶层走向涵盖利益的唯一凭借，所以在法理上就等同于要对精英阶层实行“有罪推定”，同时，着眼于平民阶层无法全面掌握技术领导权的劣势，考虑管理专业化和信息成本的限制，信息成本就被强制性地转嫁给精英阶层承担，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不论”，所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实际上是要求精英阶层自身承担信息发布的成本，普通的群众只要是有不满意的情绪，都可以通过“四大”来释放出来，而相关的证实成本则由精英阶层承担，当时叫做取得“群众谅解”之后可以继续站出来工作。
根据毛泽东经济年谱记载：“1963年2月11日一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四清”)的经验。在这次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79页）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中间的阶级斗争，对象是指向上层，内容是“狭隘利益”，方式不仅达不到“你死我活”的高度，连罢官都不是，退赃方面都不要求彻底。
落实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目标是促使精英阶层回到涵盖利益，而不是直接替代精英阶层的领导权力。文革发展到1967年夺权运动兴起的时候，毛泽东曾经特地讲过夺权是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夺取业务权力。在非毛化时代，很多人批评毛泽东说他反知识分子，反对科层制和专业化管理本身是代表农民社会主义理想反现代化的，这些人的视野里是完全排除了政治领导权的地位，按照当时的说法是“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反过来，过去确实有一些过分的宣传，特别是在文革里头，彻底否定技术领导权的地位，经常是讲一个故事说，厂里的厂长和工程师少数人搞得一塌糊涂，还利用特权和权威去妨碍正确的革新意见，然后来了一个新书记通过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结果，厂里面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这样的故事逻辑背后，是否认有技术领导权的存在，任何问题只要是干部一深入群众，群众一发动起来，通过集思广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否定管理专业化的作用，同时也否认现代技术有超越经验积累水平的高度。
我个人倾向于认定，技术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都是存在的，而且相互之间不能实现简单的替代，缺一不可。不落实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是不可能得到矫正的，反过来，不尊重技术领导权，也难以实现现代技术的全部潜力。在毛泽东本人看来，也没有一个否定另一个的片面性，他总是要求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要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同时承认两者。
应该说，技术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实现之间是有冲突的。为什么人类社会几千年以来，进入文明社会或者阶级文化社会以来，都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问题，就是因为少数精英阶层拥有技术领导权方面的优势，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利益协调任务的日趋繁重，管理专业化和技术分工的深度就越是加强，精英阶层可以依仗和凭借的资源和权力就越多。这是一个无论逃避的管理悖论，不可能通过革新社会机制来克服，毛泽东开出的药方是通过建设扁平化结构的社会来增进平民阶层的认同，减少对强制性管理手段和权力的依赖，在这个基础上引入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和精英阶层的技术领导权的交互为用，从而使得中国社会分化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把整个社会保留在一个“可管理状态”之下。
在这个方面，老子的认识是最深刻的，逻辑上也最彻底，他认定设立一切管理手段以及相应的控制权力，最终都要走远处设计的反面，他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人心不乱。”如果人们要学术名誉地位来设立管理等级阶梯的话，就肯定要出现服从竞争需要的“文人相轻”；如果把高价值的产品在今天就是货币——作为报酬来调节人们行为的话，跟这个作为报酬的“难得之货”相联系的就会被赋予社会价值，即便盗窃而来的财富也会受到尊重，所谓的“笑贫不笑娼”的现象就会蔓延开来；所有的管理手段都要经由对人们欲望的调节来实现，而在实现的机制上本身就会刺激人们产生更为强烈的欲望，结果走向反面会鼓励人们逾越恰当的界限去行事。我把老子的这个核心思想称为“管理悖论”，从老子的时代开始，无论中国外国，无论农业时代还是工业时代，管理悖论处处存在。老子真切地看到除非回归“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的原始共同体状态，管理悖论就不可能被克服，他不许诺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种制度能够提供美妙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看，有且只有老子真正实现了“价值中立”，没有站在任何一个阶级的立场上编写美妙动听的故事。
比方说在土改时期，基层农会主席就是海选出来的，让你当农会主席和他当农会主席，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家都同等地缺少文化和管理经验，再后来，就是以农会为基础来建立了农村基层政权，当时干部是真正实现了能上能下的，在处分和管理上没有后来那么僵化。到四清时期，在处理“四不清干部”的时候，毛泽东就力主谨慎并缩小打击面。到了八十年代，再想要被提拔当干部，就非常困难了，农村基层政权在1984年有一次对普通平民开放的机会，当时是要求毕业两年的高中生通过统一的调干考试，此后机会就越来越少了，今天已经停止从农村青年中间招募乡镇干部了。此外，由于精英阶层狭隘利益的高涨，当干部的困难程度已经可以用货币数量来精确地进行表示了，有一个县里面跑官的价码是：“三万挂个号，五万戴个帽”。这个变化里头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就是专业水平和领导能力积累的过程相对延长，从而就要受到文凭和经验资历的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一个人的职位越高岗位越重要，他所能实现的狭隘利益数量也越大，狭隘利益的实现机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有价格的，同时还服从竞争激烈程度的调节，越肥的缺、越高的官位、竞争的人选越多，标价就肯定越高。技术领导权的尺度和狭隘利益的数量同时作为选拔标准，已经结构性地存在于中国官场中间。
要落实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要实现对于精英阶层狭隘利益取向的纠偏，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妨碍技术领导权的落实。这个情况集中地体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毛化时期精英们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也有一定的针对性，让群众掌握四大，对那些当官做老爷的当权派的批评，不仅损伤他们的面子，也肯定要损害他们的工作权威和信誉。比如，文革期间，红卫兵小报揭露某省委书记，说他一贯高高在上，在困难时期搞瞎指挥和浮夸风，还发现在困难时期的机关生产中间，占有大家的劳动成果，同时还说他生活作风糜烂。这样的领导人，不仅仅会在群众面前威风扫地，而且发号施令效果肯定要打很大的折扣，如果仍然是他占据领导岗位，此后投入原来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所能协调完成的管理事务数量，肯定会大大低于此前的水平。原来处理一件事情可能只要三四分钟，现在可能要五十分钟，六十分钟，原来可以简单地通过下命令来实现，现在可能改为说服、诱导，即便是继续采取恐吓和制裁的办法，其管理效果也肯定要打很大的折扣。行使和落实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在当权派看来，就肯定要产生损害技术领导权的效能，会产生降低管理绩效的问题，如果假定当权派的管理投入的数量不变，那么就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的情况，因而政治领导权或者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被精英们恰当地转译为是“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管理”的行为。这实际上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时精英们强调得最多的一个理由。
精英阶层在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方面积累的越多，越是难以被替代，尊重技术领导权会被精英们转化为稳固自身的权力和地位的恰当理由。精英阶层对于自身所积累了优势有明确的认识，关键时候可以作为一个政治筹码来起作用。文革期间，就是在1966年10月份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派路线以后，“两报一刊”的舆论开始全面支持“少数派”——也就是后来的造反派，当权派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丧失了舆论保护之后，各地的当权派就是有意无意地领导了党政机关干部的总罢工，反正他们有那些资本，关键时候就是要用以向毛泽东施加政治压力——要么你放弃矛头向上对准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转而按照官僚精英群体的意愿把文革作为第二个反右运动，要么老子就撂挑子不干了，你毛泽东自己想办法重新建立第二套指挥系统。即便是第二套指挥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开始运作，由于经验欠缺肯定负面影响很大。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抗议，目的就是要你毛泽东自己权衡权衡，到底妥协不妥协，如果妥协就可以达成协议“复工”；如果你毛泽东一意孤行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对不起，请你自己想办法建立起第二套指挥系统来。这一次毛泽东拒绝妥协，拒绝把文化大革命按照官僚精英群体的意愿变成第二次反右运动，官僚精英群体也真的躺倒不干了。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舆论之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预见到党政系统当权派消极抵抗的可能，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当权派把与造反派群众的对抗升级，从1967年10月9日开始，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有各路诸侯参加并持续了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亲口作出承诺说“我不会打到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会打到你们”，但是要求各路诸侯一改此前“组织一派红卫兵保驾”同时“与另一派红卫兵作对”的僵硬做法，正确对待群众。毛泽东这一次苦口婆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算是彻底失败了，湖北省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回来之后，因为批判资反路线路线之后，保驾的一派红卫兵趋于瓦解，所以，他就把党政系统干部划分为“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小干部组成，在政府机关外头“顶住”防止造反派进入政府大院；第二道线由一些中层干部组成轮流值班的小组，出面应付造反派提出的各种问题，因为这些人没有得到授权，因此就不能满足造反派提出很多实质性问题，而且，这些值班官员根据官场通行的规则，只能是采取最僵硬的态度否定提出来的任何政治条件；张体学那个层次的官员属于第三道线，他们虽然兼容军队政委，但是多年来并未在军队工作，这个时候都统统穿上军装躲进武汉军区。文革穿军装的风气不是从毛泽东那儿兴起的，而是各路诸侯在这个时候迫切需要把自己军事化，借以抵挡造反派群众的“质问”，逃避自己在文革初期“整群众”所欠下的政治债务。
在当权派普遍选择罢工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选择进行第二套指挥系统的艰难建设过程，正是为了应对党政系统当权派的罢工，毛泽东于1967年1月底作出批示，要求军队参与接管和重建党政系统，这其实就是“支左”的针对性所在，直到1967年3月份，全国通过“夺权并建立革委会”的省份只有4个，进行“军管”的省份倒有10个，为什么会这样呢？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党政系统当权派罢工之后可能出现的天下真的大乱。同时，因为这个时候群众组织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股可以依靠的力量，所以也要求他们参与稳定局势，成为夺权的一份子，而且，在成立革委会之前，各地都以军队干部为主体组织过临时的秩序维持机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最能够体现毛泽东坚决不妥协的，是他说的“狠话”——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没有那么回事。实际上，由于原来的党政干部是最熟悉业务的人，所以成立革委会的时候，也竭力拉拢他们参加工作，所以，革委会最终是“军队干部、党政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的三结合。
平民阶层本身的管理经验看，确实缺乏相应的积累，许多管理制度都不熟悉，而且社会矛盾和情况又错综复杂，后来的革委会缺乏相应管理能力去应对如此庞大的管理事务，在军队简单的上下级命令系统中间，许多事情被粗暴地处理和对待，确实造成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军队干部从适应于军队内部的简单管理，到复杂的社会管理确实有一个漫长的熟悉、了解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管理技术不足造成很多的矛盾和纠葛，1973年初毛泽东要求实现“权归政、兵归营”的决策依据。而对于原本作为劳动者和学生的群众代表来说，对于管理的陌生程度就更高了，他们要学会调配资源和协调各个部门相互冲突的利益，协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多种社会关系，不仅欠缺了一个学习过程，而且也欠缺了一个在实践中间汲取经验教训的磨合过程，这些在“非管理岗位”上是无法实现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宣传上有一个偏向就是“过分道德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并非处于毛泽东本人的治国理念或者四人帮别有用心的煽动，而是肇因于青年人相对单纯的人生经历和对社会政治关系简单化的想象。就是说当时有很多原本没有涉足政治的人，特别是以许多青年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这个群众运动进程中间来了，虽然工人参与的也不少，但是学生发言办小报的比重更高，学生掌握了很大的话语权之后，他们进行的“大批判”运动就格外受到他们自身认识水平的限制，每一个中学，甚至一个班级就可以编一张报纸，学生们对政治、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局限于自己非常单纯的人生经验，所以很容易出现把一切都理想化叙述。在普通学生的价值观念中间，他们的眼界严重局限于“非政治”方面，他们最不能容许的各种坏事就是干部的生活作风腐败问题，甚至组织很多“揭老底战斗队”专门去揭干部的作风问题，小报上也是连篇累牍地刊载这些东西。毛泽东后来很不满意，他说把走资派批倒批臭是指从思想上、政治上把他们批臭，不是从生活作风上把他们批臭，不要把红卫兵小报办成黄色小报。不仅是处在非管理岗位上平民阶层人士，很容易从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角度去看问题，受到自己生活经验和观察视野的局限，而且文革时期一些造反派也发展出自己的“狭隘利益”样式——想要通过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把对立的当权派在社会舆论上批倒，以最方便的方式去争取群众，1967年元月，清华大学的学生“智擒王光美”之后，与王有一次激烈的交锋，学生们要求王光美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包括从生活上全面揭发刘少奇，王光美同意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揭发，但是拒绝从生活上揭发，就这个问题双方激烈的交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看起来还是王光美同志比较掌握毛泽东思想。（对蒯大富的访问）
造反运动和群众监督，确实可以促使干部作风谨慎、联系群众和从狭隘利益方向收缩阵地，仅仅在这些方面才可以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很难在制度化方面做出建设性的成就。
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落实平民阶层政治领导权的实践看，一青年学生为代表的造反派确实未能在技术领导权方面有很多的建树，小报舆论所体现的“泛道德化”倾向，实际上体现了平民阶层在超越管理专业化和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局限。学生就是从普通民众的道德信念出发，未能深刻理解复杂的政治过程，也不明了国家管理的关键问题及其基本规则，缺乏一个全局观念和取舍标准，这当然需要经过漫长的学习和事件过程才能获得，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限制，就大可以按照巴黎公社的要求，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方便的甚至是频繁地进行组织革命——随时都可以换一批人去当干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的行使受到技术领导权的限制，文革期间发生的许多错误和偏向，都主要地与这个有关系。邓力群说毛泽东高估了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能力，这实际上还是未能看到政治领导权和技术领导权的区别和分离，如果具备了邓力群所说的两个条件，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不需要周期性地进行，而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甚至实现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干部随时可以撤换。而毛泽东就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他确实看到那些学生犯了很多错误，身上有很多不足，但是毛还是支持他们肯定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支持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希望他们在错误中间学习，最终实现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目标，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做“时间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希望这些年轻人在亲身投入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经过实践、政治对抗和派别之间的冲突与磨合，不仅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而且提高自己处理相互冲突的利益和权力要求的能力，在实践平民阶层政治领导权的相关斗争过程中间，增进技术领导权方面的积累。
如果说行使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对于精英阶层而言是有损于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坚决反对的话；实际上，行使政治领导权对于平民阶层自身而言成本就更为巨大。我们都知道一个民间谚语“穷不与富斗，富莫与官争”，这说的是与有钱有势的人过不去，后果很严重，不对称的权力意味着更高的竞争力，拥有权力较小的弱势群体在通常情况下不宜选择竞争行动。特别是，一个支付监督成本对领导提意见的下属，通常要承担“穿小鞋”这样一种常见的监督成本，但是，领导作风和方法的改进或者放弃狭隘利益取向，其受益者通常是那些没有支付监督成本的人，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在行使平民阶层政治领导权的过程中间，监督成本是内部化，但是因此产生的收益却分散在许多人身上，难以实现内部化。由此必然要发生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也是由于监督成本和收益的主体难以重合，对于精英阶层的监督制度化就缺乏现实的路径，当然，精英阶层刻意选择对于监督者的打击报复，目的无疑就是要达到使监督成为一般人的“不明智”选择，借以把监督行为最小化。
从文革的群众造反参与者的遭遇看，在刘邓“五十天白色恐怖时期”被作为“右派”、“反干扰”的对象和“游鱼”受到打击，在1967年军队支左后的“二月逆流”中间受到逮捕和镇压；在革委会成立之后的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间受到批斗；在1970年全面展开的“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一打三反”运动被作为反革命份子，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受到严酷审查；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揭批查运动”中间锒铛入狱，后被判刑。当权派要造反派群众承担如此巨大的监督成本，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鼓励民主监督和群众行使政治领导权的。“二十年不搞运动”固然反应了官僚精英群体的共同意愿，但是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也只有彻底瓦解民间的一切监督成本支付意愿之后，才是有保证的。
把监督成本提高到无穷大，明显降低了狭隘利益遭遇反对的可能。反过来，搞“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天天讲”，明显是把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取向充分暴露出来，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行使政治领导权的必要性；而文革期间毛泽东以自己的巨大个人威望去支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明显是着眼于降低个人承担的监督成本预期，为尽可能多的人解除“穿小鞋”的顾虑，积极地参与到监督精英阶层的政治运动中间来，从而把必要性和可能性统一起来。让监督者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实际成本，或者适当地改变成本预期，明显会起到鼓励或者阻扰群众监督的参与规模。
监督精英阶层放弃狭隘利益，首先要去掉平民对精英阶层的盲目信任，在当权派的劣根性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教育”就更是必不可少，所以毛泽东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毛泽东：教育制度要改革，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卷）实际上，文革初期主导运动的很多大学生，都是在亲身参加四清运动中间，才第一次对共产党官僚精英群体产生了新的认识，然后才带着相对主动和积极的态度参与了文化大革命过程，武汉“钢二司”的第一号勤务员杨道远、第二号勤务员方保林都是这个情况。今天来放“马后炮”的话，让大学生放弃学业去参加“四清运动”，一些毕业班的大学生因为参加了“四清”按照规定竟然可以省去“毕业设计”，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为了训练文革中坚力量而“蓄谋已久”的“政治夏令营”，是让相对缺乏政治经验的大学生们在第一次参加文革这种严肃政治斗争前的热身运动。
文革期间最能够反应这个对官僚精英群体给于“合理惕戒”思想的概念就是“当权派”：一个党委书记或者政府官员是否代表党和政府，本身不是由科层制内部的职能分工所能决定的，而是需要经过群众审查确认的，这个概念背后隐含了对精英阶层进行“有罪推定”的政治预设，同时群众可以揪斗“走资派”的法理依据，也在于需要当权派自己来承担证实成本，要是没有“有罪推定”和精英阶层承担“证实成本”的规则，四大和揪斗行为都是违法的。那样的话，政治领导权就根本不可能落实，除非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群众掌握了比精英阶层更高水平的技术领导权，否则就取消你的发言权和参与资格。文革中间你们老是把小报搞成黄色小报，哪儿有能力纠正当权派的问题呢？当权派的问题很难坐证，或者说证实成本很高，群众无法承担，所以，今天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把证实成本转嫁给平民阶层承担了。文革期间四大和揪斗走资派的依据是：只要没有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精英阶层天然会走向狭隘利益，证实依据这个取向在法理上才肯定了有罪推定，在有罪推定的前提下考虑群众缺乏管理经验和信息弱势，才产生出要求精英阶层自己承担证实成本的要求。没有这两点，落实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就是一句空话。
在非毛化时期，不仅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也连带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当然目的还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是否存在利益相互冲突和对立的阶级，本身成为一个疑问，大量的舆论和学术都集中于阐述“双赢”——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双赢，中国和美国的双赢，等等，利益的冲突和落差变得看不见了。为了否定这个分析方法，把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彻底的“无害化”处理，在逻辑上就需要填补一个漏洞：毛泽东的“极左认识”和对国内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是如何“合理”地产生的？最后是聪明的胡绳先生做了这篇文章，他认定毛泽东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错误地高估了底层民众的道德觉悟，这个文章在两个方面有“创新价值”：首先是把社会制度建设问题转化为对于道德水平的错误判断，同时，也不恰当地从农民的平均主义愿望出发进行错误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有了这个对漏洞的修补，就可以指望减少很多说三道四的人，从而对于精英阶层狭隘利益构成威胁和颠覆性危险的东西，就可以大大减少了。
六、 扁平化结构社会的造反派——中国的“贵族造反”与精英主义制度化进程
精英主义制度化时代，极端的狭隘利益阻塞了多数人的出路，会引发平民阶层的不满和革命。反过来，一个相对扁平化结构的社会明显抑制了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扩张空间，会引发贵族造反的强烈情绪。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时，人们认为他们与胜过他们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优越，其时，他们想到自己不是强于而是同于或劣于自己的下属，然而却自认为是优越的……于是，在寡头统治的国家，民众在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思想指引下起来革命，因为正如我以前所说，他们是相同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份额；而在民主政体的国家，达官显贵起来反叛，因为他们不是相同的人，却只有相同的份额。”（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转引自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亚里斯多德对于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和制度稳定性的看法，很具有启迪意义，看起来每一种制度都会有不满意的阶层，他对平民阶层革命的理解，不无偏颇，但是对于贵族造反的把握却相当精准。而鲁迅先生有一个说法，更好地描述了时间序列中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利益变动对于人们的影响，他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而已集-小杂感》）
社会主义制度并非稳如磐石，而是随时有可能发生变革的，按照毛泽东于1962年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历史真的存在这种可能，显然，会导致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份额的巨大改变，按照鲁迅的说法是肯定会有“将来阔气”的群体，这个群体显然按照经济人假设可以被合理地推定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力量，或者如亚里斯多德所言那些“只得到相同的份额”的“不相同的人”有强烈的造反欲望。
对于官僚精英群体而言，其狭隘利益并不是仅仅简单地体现为多吃多占和贪污等经济形式，还表现为思想意识和权力运用方面的变化，这些经济、思想和权力运用方式的变化是系统的，而且是结构性的——就是每一个官员在特定的地位和科层结构中间，会自动地复制出来，可以借用美国社会学家朗西曼的“系统策略利益”的概念来表述。“在朗西曼看来，任何社会中的主要演员是那些真正追求他们的‘系统策略利益’的现世表演者。‘系统策略’这个术语是朗西曼发明的。它指的是一个群体或一种范畴——如：一个阶级、地位群体、社会等级或宗派集团—它包括扮演这种角色的人们，他们有‘一个明显的、远非暂时性的、相似的地位以及(因为这个缘故)一个共同利益’。主要演员之间的权力竞争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如何运作和演变。在任何时刻，每个社会都是竞争性选择过程的结果。”（转引自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第175页）毛泽东对于共产党官员的认识界定与此类似，在1950年代他多数情况下是在“反右倾反保守”的名目下讲话，敦促官员的工作方法改进，但是他逐步认识到这是官员们的结构性行为模式体现的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才被他定义为修正主义，1963年6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客舍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说：“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偶然的、不成系统、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81页）
一般而言，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总是倾向于降低政治风险、尽可能减少管理事务的数量，从而发展出一种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心理。不仅仅是共产党官员是这个样子，就是西方先行国家的成熟企业官员，也是这个样子，按照企业史家钱德勒的理解，“历史经验表明，除非受到最强大的压力，管理者很少会改变他们日常的惯例和权力地位。”（路风：《从结构到组织能力――钱德勒的历史性贡献》，该文原是《战略与结构》一书的序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刚刚开展，管理经验的积累还刚刚开始，有效的“惯例”还没有形成，组织内部的关系定位尚未达到稳定状态，这个时期的右倾保守的表现就相当糟糕——到完全无法指导起码的生产程序，而且过分缺乏管理经验的官员其行为模式向往往过快地指向个人利害相关的方向，大跃进时期的“五风”问题就是一个集中的表现。最严重的管理问题当然就需要最严厉的管理整顿，因此四清运动和文革的相继发动，目的是通过上下结合的方式去施加一种“最强大的压力”促使管理者改变他们固守可怜的“惯例”同时超越系统策略利益——按照毛泽东的理解就是修正主义。除了经验不足的问题之外还有别的问题，毛泽东显然认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危险是受到官僚精英群体的狭隘利益牵引，落入“修正主义”的陷阱。“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干部也没有经验。过去对干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不够。所以这次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支部书记、大队长都参加劳动，公社以上干部也参加一部分劳动，最好县一级干部也参加一部分劳动。”（《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81页）
四清时期曾经提出过一个干部蜕化阶段的公式——“懒、馋、占、贪、变”，认定干部的蜕化是从好逸恶劳开始的，一步步地去强化并扩张自身的狭隘利益，最终彻底走向反面，毛泽东提炼的蜕化机制是这样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载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从经济人假设开始，可以认定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取向，在走上管理工作岗位中间，官员们已经逐步地脱离群体形成自身的系统策略利益，最后的精英主义制度化过程在毛泽东看来是一定会完成的，资本主义复辟肯定要实现。这个“可能性”向现实的转化过程，除了受到精英阶层自身的利益驱动表现为“贵族造反”之外，还因为平民阶层政治领导权方面的决定性不足。毛泽东在1959年就判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代表苏联的“高薪阶层”，在1962年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按照我的提炼，毛泽东实际上认定：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是结构性的无法避免的，会从早期的“右倾保守”的临时表现走向系统的修正主义阶段——也就是系统策略利益的稳定表现，最后肯定要走向精英主义制度化阶段——资本主义——实现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要防止这个演变的三阶段全面完成，在修正主义阶段也就是在当权派的系统策略利益阶段上，就必须要“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露阴暗面”形成强大的舆论和组织力量，才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最终解决，由于问题体现的是一个社会阶层利益的顽固性和结构性，显然，问题就不可能指望通过一两次或者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
一个社会的实际权力和利益分配，越是靠近中间的平均线，那么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贵族造反的劲头就越大，反过来，平民阶层的满意程度就越高，对于精英阶层的警惕戒备就越是不足，政治上就越是消极。换言之，一个社会越是接近于扁平化，精英阶层的造反意志就越强，因为作为不相同的人却只得到接近于相同的份额；而平民阶层则因为接近得到了相同的份额，觉悟就越低。所以，扁平化结构社会“贵族造反”的成功可能性最大，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越是成功，复辟的机会就越大。
平民阶层的觉悟或者政治意志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提高呢？按照平民阶层最伟大的军事家和造反派头头毛泽东的认识是：人愈穷，才愈要革命。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剥削，就不需要政治上的压迫，进行政治压迫是需要付出很大的管理成本的，假如没有很严重的经济剥削，老百姓也就不会想着要反抗你，还费心劳力去搞一个高成本压迫系统干什么，那不是有病吗？反过来，压迫也不是能够解决精英们的一切问题，就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精英阶层为了保障自己的狭隘利益，不得不组织一个政治压迫系统，来有效地排斥平民阶层的利益要求，结果最后走向恶性循环；牛顿定律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毛泽东说革命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最后要发展战略反攻，也就是说，反作用力开始阶段小于、中间阶段等于、最后阶段是大于作用力，压迫就要被推翻了。这样一种情况是我们在革命年代看到的，但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
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带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我们都看不清楚，没有办法进行研究。恰恰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把许多平时隐藏得很深无法暴露的问题都揭示出来。所以，我们要分析中国“贵族造反”的条件有多么好，贵族造反多么容易，还是要得回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中间去。
我们学的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都要讲到，国家的本质是一个暴力机关，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没有这个作为支撑，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就不大可能。一个根本的意思就是，没有镇压机器起作用，统治集团的特权和地位就难以维持。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检验机会，毛泽东确实担忧当权派会调用国家机器去压制造反派学生，所以在1966年8月21号22号，分别通过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公安部都下了明令，不准动用警力，不准动用解放军去镇压群众镇压学生。青岛、西安、长沙、浙江、江西等地，都实行了调动工农反学生的现象，后来中央又迅速下发文件予以制止，人民日报还以公开社论的方式告诫工农不要去反对学生，特别是到了10月份批判资反路线之后，各地原来受压制的“少数派”公开成立组织活动成为“造反派”而且力量日益壮大，当权派苦心组织起来的“多数派”也就是保守派趋于瓦解，当权派真的没有国家机器可以用，没有暴力机器可以支撑，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1月，当权派确实经历了十年文革期间的最虚弱时期，大概接近四个月时间。如果认为这样就说明了事情的全部，那是不准确的。
我们刚才讲到，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党政系统的当权派领导了罢工，中国真的陷入“天下大乱”的危险，毛泽东拒绝从文化大革命整当权派派后退到“反右”的整群众，所以不得不自己着手建立第二套指挥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唯一的有组织力量解放军出来起作用就难以避免了。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就有批示，要求解放军要支持左派革命群众，此前的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月28日毛泽东批发了军委八条，从此解放军正式介入文革并成为各地主导文化大革命走向的主要力量。
在1966年8月下旬下发的总参总政和公安局文件中间，实际上是冻结了国家暴力机关对当权派地位的支持作用，军委八条下发之后，各地当权派普遍借助其中第一条的规定去镇压造反派的“冲击”，这一天是这样说的：“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各地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普遍地和军队系统的当权派携起手来，再次援引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捍卫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军队支左“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毛文稿》），甚至演变成“二月镇反”——把不利于自己的造反派组织宣传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和镇压，最恶劣的事件是1967年青海的“二二三事件”——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永夫命令开枪打死学生和工人180多人，打伤几百人，抓捕群众上万人。成都军区则在一夜之间抓捕了十多万人，监狱人满为患。这就是著名的“二月逆流”在地方上的经过，军队确实是捍卫当权派权力地位的最方便和强有力的工具。从文革的进程看来，当权派虽然实际上掌握党政军人财物，但并非总是能够可以援引暴力机器的力量。
1966年8月下旬之后，国家暴力机器被冻结，按照造反派的看法当权派的主要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为了与一派红卫兵作对，需要组织另一派红卫兵保驾，10月批判资反路线之后，由早期工作组时代组织起来的“多数派”红卫兵趋于瓦解，当权派此后的四个月时间里面的统治阶级地位确实是岌岌可危，没有什么可以维护的力量作为凭借。在军队支左之后，当权派利用政策按照自己的需要找到了一个“缺口”，在反击“二月逆流”期间，首先是处理了青海二二三事件逮捕了赵永夫，接着于1967年4月10日颁布了“军委十条”，堵塞了当权派可以利用的政策缺口。军委十条的第三条规定：“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第二条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国家机器对于当权派的保护作用，再次被冻结了。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间，当权派不仅仅是狭隘利益受到威胁，就是他们的权力地位这样的既得利益都受到一定的威胁，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维护，毛泽东冻结了暴力机器他们就组织保守派群众的力量去维护自己，在军委八条出来之后就变通执行利用军队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可以动用军队就动用军队，不能动用军队的时候就挑动群众，1976年之后可以动用司法机关。官僚精英群体利用一切手段去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个不奇怪，奇怪的是“群众”“高度” 受其利用。文化大革命中间最典型的案例是武汉的“百万雄狮”围剿造反派。军委十条颁布之后，当权派依仗暴力机器的意图部分落空了，他们又只能转而在群众组织中间打主意了，武汉在1967年5月16号成立了一个由武装部发起并组织的、由“武装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为主要力量的“百万雄狮联络站”，这个组织从5月16日成立，到7月24日攻打武汉体育学院的最后一次行动，存在了69天，进攻了70多个造反派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校和工矿企业单位包括部分造反派宣传据点，例如六渡桥武斗就是进攻设在“民众乐园”的造反派宣传据点，此外进攻湖北大学、测绘学院、武汉水运学院，汉阳轧钢厂、汽车配件厂、国棉三厂等等。按照百万雄狮一号头头俞文斌的说法，他本人并不认识造反派中间的人，更谈不上个人恩怨，为什么非要采取极端的“武斗”和围剿手段呢？按照造反派头头杨道远的说法，我们学生组织从文革初期一直存在下来，经过镇压和打击一直存在，为什么百万雄狮一夜之间冒了出来，是因为当权派在文革的这个阶段有这个迫切的需要。百万雄狮的成立就是为了满足国家机器被再次冻结之后的当权派需要。事实不是单纯的“当权派幕后操作和挑动”那么简单，实际上，固然有当权派挑动的因素，也有认识方面的障碍和原因，毛泽东对此就不是单纯看待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毛文稿》12卷）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百万雄狮虽然不是群众组织，但是里面还是有群众嘛。确实，百万雄狮里头很多都老工人，这些人感到解放后，自己工作有保障，收入和地位都大大上升，自认为是“得了共产党的好处”的人，所以许多人受到当权派的鼓动，认定造反派是坏人操纵的“右派翻天”组织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回到旧社会去，这样，很多老工人的阶级感情就被激发出来了，甚至冒着被造反派反击的危险，很积极地参加百万雄狮指挥的武斗。许多造反派在武汉立足不住，纷纷逃亡北京和上海等地。武汉的造反派不承认有什么“武斗”，只承认组织的基干民兵组织秉承当权派的意愿而执行的“武力围剿”。关键在于：那个时代的当权派即便是没有暴力机器的掩护，也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地位。
对于这个现象，研究文革的学者王绍光有一个看法，认为毛泽东有一个错误，很多保守派工人是新社会的得利者，也是新制度的拥护者，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不依靠他们反而依靠对官员们意见很大的造反派，在文革依靠力量上有一个错位。这一点毛泽东也有清晰的认识，但是他不满足于此，而是要继续深入下去，他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讲话中间说：“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平民阶层，在扁平化的社会里面在政治上的缺乏觉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关键在于普通人很难说制度的好处和当权派的好坏分开来看待，把自己在新制度下的得益转化为对当权派的效忠，没有这一点误置，百万雄狮就很难组织起来，即便是组织起来也可能被瓦解掉，就像文革初期的“多数派”一样。学会把路线和官员分开，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毛泽东在一些高官谈话时，多次强调“要跟路线，不要跟人”。从文革初期两派的辩论中间，体现了一个看问题的方法上的关键分歧，造反派是同意“怀疑一切”的、支持把路线和官员分开看待的，而保守派则强调党的领导是具体领导、路线和人不能分开。双方看问题的方法论分歧，集中体现在“当权派”这个概念上，毛泽东提出这一概念，造反派支持这个概念，保守派则反对，转而认定书记就是党的代表和化身，所以认为造书记的反就是反党，文革后保守派舆论的所谓“迫害老干部”的叙事中间，实际上也是把官员作为党的化身、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利益的代表，把掌权的人和权力的内容混为一谈。
文革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认识分歧，涉及到左右派看问题方法上一种有悠久渊源的差别，按照曼海姆的看法就是：“19世纪早期的德国保守主义者和当今的保守主义者，都倾向于使用形态学范畴。这种范畴不仅不会打破经验材料的其体整体性，相反、还保存了它整体的独特性。与此相反，左翼党派则喜欢使用分析方法，以此将每一个其体整体加以分解，以求获得较小的、也更一般的单位，然后将这些单位通过因果范畴或功能分析范畴重新组合起来。这里，知识社会学分析的任务不仅在于指明，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会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而且还要说明人们使用不同范畴赋予经验材料以不同秩序的原因。左派所期求的是从现有世界中获得某种新的东西，所以他们并不想就这一世界的本来面貌来了解它，而是将即定情境的组成要素进行抽象和分析，然后再以崭新的方式加以组合。而接受形态学的范畴，也就意味着我们希望按照世界的既定面貌来加以了解，不希望它发生任何变化。稳定那些变动不居的要素，支持现存事物，是形态学范畴的本质目的。”（李小方：《曼海姆》，载《当代西方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第413-414页）
涉及到数量庞大的群体的认识上错误，只能是等待他们觉悟，不能从外部施加压力，这只能起反作用。1967年秋天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9月18日上午接见了湖南省委领导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后来传达的接见讲话中间有这样一些话：“湘潭的经验很好嘛！有那么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对保守组织的头头，要让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对保守的不能压，一压就有反抗。我们就是蒋介石压出来的，一压就压出了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共产党员。后来是自己犯了错误，才有二万五千里长征。”（龚固忠等主编：《毛主席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15页）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不仅不要施加压力，而且新的革委会成立时，还要考虑保守派群众的代表性所在，给予相应的名额：“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主席南巡前后，中央处理各地问题的政策，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原来是区分左派右派、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后来都承认是革命群众组织，同等对待。辽宁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最明显，对于辽联、八三一和辽革站都是平等对待的，成立革委会是每个组织出常委以上的名额五个，没有分左右派。具体的比较，是进入革委会之后，看工作能力和表现。”（对周总理联络员老李的访问，2006年8月）
看起来有这样一个规律，社会主义制度越是成功，越是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在政治上越是消极，越是没有觉悟，“阶级斗争为纲”那种教育和运动就越是需要；而且，仅仅只是正面教员的教育，其效果还是有限的，只有一部分人接受，多数人的觉悟最后还是需要“反面教员”出场。北京的退休工人在北海公园集体唱歌，他们中间可能有人是文革期间的保守派，经过事实的教育，他或者她已经在政治认识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们把文革歌曲《敬爱的毛主席》中间的歌词：“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修改为“我们有多少惭愧的话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感激的歌儿要给您唱。您的苦心今天才明白，您关护我们的心天高水长。”（引自强国论坛：《同唱东方红 纪念毛泽东――首都工人群众自发在北海公园唱歌、歌颂毛主席见闻》）
文革四十年以后，大量的百万雄狮的普通群众包括大部分的中间层的头头，都觉悟了。07年720事件的前一天，7月19号，百万雄狮原来工厂一级的头头三四百人约定在武汉中山公园的一个茶馆里碰头，还预备要在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他们到了才发现，茶馆的所有座位都被便衣警察坐满了，他们一看这个样子就只好到公园的空地上去，准备联络联络，交流交流，很快便衣就跟来了，便衣自己跟他们发生冲突，这些头头还没有反应怎么办的时候，便衣自己打电话报警，警察早就预备好了，行动神速，一下子就来了一千多警察，三四个人伺候一个，弄清楚各人的身份之后，有单位的叫单位来人领走，没单位叫组委会领走了，这些人不仅游行示威没有搞成，连话都没有相互说上几句。
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前百万雄师联络部长章迪杰等人率领部分百万雄师头头上访，向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提出四项要求：“落实原市委发文同意的因文革致伤致残按工伤处理的政策。我们原来治病、治残是实报实销的，自从医改后，全部要由个人承担，要求恢复原来的政策。”，“落实住房补贴政策——现在公务员、事业单位都按文件给了钱，企业的职工一分钱也没给。”“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事业单位2006年最低的一次性每月就增加了480元，现在不仅没有缩小，还在扩大差距。”“增加医保门诊的医疗费用。前几年报上公开承认，中国的医疗制度改革是失败的。造成的恶果是，不少的老劳模、老先进生产者、厂红旗标兵因无钱看病，跳楼上吊，自杀身亡。我知道的就有十几人。”这四个要求中间，除了第一条之外，都是普通工人的共同问题和要求，但持续的上方也只是少部分得到了满足，“今年4月上旬，市稳定办强汉生主任与我们有关上访人员进行谈话，询问我们有哪些困难。我们说，我们是企业退休的老人，是靠政策吃饭的，如果有关政策不落实，我们将会永远困难。这阵风过后，这四个问题没有一个有实质性的答复。仅对部分伤残人员作了调查。对部分伤残人员医药费进行了报销。” 前百万雄狮的十三个常委之一的章迪杰很有感慨，他曾经对访问者说：“造就‘七·二零’事件的‘百万雄师’兄弟们，除极个别人因提拔到党政部门领导岗位，跻身主流社会外，绝大多数人已经坠入下岗，买断工龄，被边缘化，沦为新的城市贫民。对当今社会的看法，我们‘百万雄师’高层的几个人意见就不能统一。这不奇怪，毛主席说过，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当了大官，当了老板，有了钱，说法就跟你不一样，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老俞就认为我是瞎胡闹，认为我们提出要解决文革中伤残者的医药费问题已经过时，因为他享受老干部待遇，看病可以全报。我现在和孙德洲（他是离休待遇）一起领着弟兄们干。”（荣根：《武汉“七二零”事件四十周年――“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载海纳百川博客）
在一次造反派头头与百万雄狮头头的聚会中间，俞文斌讲到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搞权力斗争的，他原来的老战友张迪杰当场就发言表示不能接受，一点也不给留面子。张迪杰和俞文斌的分歧，很鲜明地体现毛主席那条著名的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页）张迪杰告诉采访者说：“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为了解放广大的劳动人民，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检验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标准是看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我们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是搞修正主义的，毛泽东用组织程序很容易解决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问题，不应该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这场大灾难。我认为文革中两派都是受害者。”百万雄狮的一个中层头头王少荣对于近二三十年的演变的评价是：“工人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毛泽东在四十三年前就有预见的。我是当年的‘四清’工作队员，当年主要是清查走资派，是反修防修，现在看，中共比苏修还修。”“毛泽东要搞文革，目的是为了工人阶级，为广大劳动人员，但做法是欠妥的。现在的干部一人几套房子，有小车，养二奶，换妻子，而工人下岗的下岗，买断的买断，贫富差距扩大了。工人心里是不平衡的，群众想念毛主席。”（同上）在宏观方面看，这些头头确实觉悟了，但是在谈到他们自己在文革中间的问题，他们就反过来加以肯定作为自己的“政治资产”来看待，所以，在谈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他们都认为走资只是刘邓个人的问题，不是一个阶级或者阶层利益的体现，所以，就反复说只要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就可以解决。
有一位省报的副总编告诉我，在他那个位置上能够看到几乎全部党内文件，他的印象是二十多年来的文件，没有任何一个文件是扩张工人农民利益的，都是有利于社会上层利益的。从这一点看，工人农民成为弱势群体乃至一个持久的贵族造反过程在政策方面体现的积累效果。反过来，“新三座大山”重新成为威胁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和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的体现，也当然是这一效果的另外一个方面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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