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
2004年3月21日下午
于书吧的主题沙龙
争议"不争议"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各方面都在准备纪念这个一百周年。无论如何，邓小平的确开创了一个时代。不过，邓小平时代究竟应该划分成几个阶段，还会有不同的观察。我以为，邓小平时代起自1978年，终于1992年。1992年以后，邓小平已经失去实际的主导权。各方政治力量打着邓的旗号，"一中各表"，各取所需，争夺主导权，进入了后邓小平时代。以三个代表写进宪法为标准，一个完全不同于邓小平时代的时代到来了。其标志是，邓小平时代的关键性话语都已经消失，比如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四项基本原则，共同富裕等。取而代之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千秋万代都适用的"三个代表"。
尽管如此，邓小平时代仍然留下了巨大的政治遗产，无论是成就、还是问题都仍然在引起争论，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现在我们都承认，改革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分化，开放产生了中国经济越来越高的依附性。但是，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中国改革开放如果产生两极分化了，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了，改革开放就失败了。现在，舆论似乎回避这个问题。失败并不可怕，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失败的事情多了，可怕的是不承认失败，甚至粉饰失败，把失败包装为成功。是不是改革开放注定失败？还是由于错误地总结经验教训，形成错误的政治思想路线而失败？
由于摸着石头过河，对社会地理不熟悉，我们常常过高地评价一时的成就，而不懂得鲜花与陷阱的关系，忘记了诱饵和钓勾的联系。邓小平时代是以农民丰产丰收开始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得不面对凋敝的农村、贫困而失去尊严的农民、讨不到工钱的农民工。
邓小平是诚实的。他承认自己没有理论，也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在试验，他在探索。因此，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是有试验、有反复、相对慎重的，八十年代的经济是相对繁荣和健康的。其基本标志是，国有企业效率提高，赢利丰厚，银行不但没有呆坏账，还积累了大量资本，引进外来技术，但没有丢失本国市场，失业率低，社会治安较好，腐败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制服的可能，人民群众总体上对政府是满意的。我认为，八十年代是邓小平时代的主体。
但是，如何总结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却是需要理论的。我认为，后来的一切问题，根源都在于对八十年代的成就进行了错误的总结。八十年代的成就是公有和私有相结合，计划和市场相结合，保护和开放相结合，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相结合，政府规制和社会活力相结合，集体的凝聚力和个人的创造力相结合的成就。但是，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却把八十年代的成就单方面地归结为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成功，开放和引进的成功，社会活力和个人创造力的成功，完全忽视进而否认、丑化公有、计划、保护、自主创新、政府规制、集体凝聚力的根本性作用，把公众舆论引导到市场万能、私有化万能、利己主义万能论上，从而使弱肉强食的逻辑迅速扩展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吏治腐败、官商勾结、经济依附、金融危机、失业增长、农民困苦、道德沦丧、两极分化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最终甚至可能将社会导向分裂、动荡的危险境地。
新自由主义如何解释八十年代
为了说明这种理论解释的重要性，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关于包产到户的解释。八十年代初期，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农业取得了丰收。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解释。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之初，农民都能分得土地。唐朝初年，每个男性农民可分得承包田80亩，妇女可分得40亩，每户还有20亩的永久地。分了地之后，农民的确有积极性，但是那个时候单产是多少呢？单产也就是150斤左右。为什么我们的农民分了地之后能有1000斤的单产呢？实际上，积极性只是生产劳动的因素之一。过去讲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种子改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没有种子的改良，没有杂交水稻改良，没有棉花改良，没有小麦品种的改良，哪有八十年代粮食单产的大幅度提高？其次是水利。在毛泽东时代每年冬季大规模地兴修水库，使可灌溉的耕地面积从占全国农地面积百分之十几上升到一半左右，这也使得粮食可以大幅度增产。当农民都知道水利是粮食的命脉。第三条就是化肥。在长期施用有机肥的土地上，化肥的增产效果是非常明显的。1972年毛泽东跟尼克松握手的之后，1973年起，中国从西方引进了13条化肥生产线。这些装置陆陆续续落成，然后大批的化肥投入生产资料市场，使得农村的粮食生产能够有大幅度的增产。第四个因素是粮食价格大幅度提高，提高一倍左右，这使得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大增强。试想，还是同一块地，同样是包产到户，为什么八十年代初期有积极性，今天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抛荒、进城打工现象呢？因为粮食价格下去了。在粮食价格上涨一倍的情况下，其实集体生产机制一样能增产。撇开价格，种子，化肥，水利，八十年代那场粮食大增产是不可思异的。认为单靠积极性的调动就能够提高粮食产量，这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吗？
第二个例子。关于家电工业的发展。八十年代，中国引进了很多彩电、冰箱生产线，但是没有直接进口大批电视机和冰箱。实际上，进口至少可以分出四个层次，最简单的是直接进口彩电、冰箱，第二层是进口生产线，第三层是进口生产线里的关键设备，第四层是生产线和生产设备我们都不进，直接进口技术和图纸。这四种进口形式，也是四种不同程度的开放形式。至少，中国当时选择的不是直接进口商品。当时，中国冰箱、彩电的关税很高，高达100%-200%，事实上，直至1996年，彩电的关税还高达60%。由于关税保护，国外冰箱、彩电进不了中国市场，这才能够迫使日本、德国向中国出售生产线，才有中国家电业的发展。这意味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保护和开放相结合的成功，而不是完全开放的成功。看日本的发展就知道，日本比中国的保护程度高，而开放程度低，这才使日本能够具备越来越向的自主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迫使其他国家向日本开放市场。但是，中国的理论家们错误地总结了经验，只看到开放的作用，看不到保护的作用，造成九十年代的经济政策一边倒地强调市场开放，使中国的工业体系被跨国公司所打垮、所整合，使中国经济成为依附型的经济。
第三个例子。关于乡镇企业的崛起。崔之元很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的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我们在五十年代搞了土改，农民村集体、乡集体拥有自己的土地，搞乡镇企业时不需要交地租。由于不需要交地租，所以生产成本能够降低。同样道理，乡镇企业用的是农民，农民实际上是边务农边工作，他的社会保障实际上在农村解决的，在村集体解决的，在农业里解决的。到乡镇企业工作，实际上是赚零花钱，由于赚零花钱，乡企业的工资成本就非常低。由于地价很低、工价很低，乡镇企业才能大面积崛起。如果说地价高，工价高，乡镇企业怎么能够在一个强调规模经济的大企业时代生存呢？印度为什么没有乡镇企业？因为印度的土地是私有的。要办企业？对不起，你要按市场价格去买土地。这样，印度的乡镇企业就无法与跨国公司和本国的大企业竞争。所以，乡镇企业是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和八十年代的市场开放相结合的产物。
（杨帆插话：中国现在房地产热，带动了钢铁、水泥等一大批建材产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这热怎么来的？非常核心的问题，是土地国有、土地公有。这才有这么高的资本利润率。你要是土地私有，拆迁根本门都没有，你拆不动。他们这边利用国家、收买国家权力赚了钱，还骂你土地国有，这帮人真坏。）
对。这可以算第四个例子。我再说一个例子，关于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国有企业的承包制，从效果上来说，也是基本成功的。尽管有一些承包者有短期行为，但是就多数企业而言，承包制既调动了部分员工的物质积极性，又利用了作为承包者的企业厂长、经理们的集体主义的传统思想，即利用了两种积极性。应该承认，八十年代的企业管理层远没有象他们的后继者那样贪婪，那样不顾工人死活，那样不顾国家利益。然而，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经济理论界只看到利益驱动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国有企业厂长、经理非利益驱动的一面。结果就是强调承包制的制度缺陷，要求规范化、股份化、私有化。正是沿着这条路子，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才会大面积地破产倒闭，国有企业职工才会大批下岗。按照这个思路下去的话，现在还残存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只有死路一条。
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用新自由主义的思路来总结八十年代的成就，这当然是很幼稚的。但是为什么八十年代就没有出来一个混合经济思路呢？看来，八十年代缺乏一个成熟的非主流经济学。当时经济学的两大流派其实都走极端。一派就完全否定市场化、私有化的合理性，另一派则完全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合理性。这个问题甚至是世界性的。由于原子论的思维方式的流行，尽管各国实际上搞的都是混合经济，但在理论上却都否定混合经济。人们似乎认为，混合经济非驴非马，理论上不彻底，实践上会存在两派政治和思想力量的斗争，不应该是改革开放的目标模式。人们只看到计划和市场相互冲突之处，看不到计划和市场相互促进之处，结果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邓小平是一个实干家，一个政治家，他并不懂经济理论。因此，当新自由主义的解释流行时，他很容易被这种解释牵着鼻子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有问题，这是邓小平清楚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有问题，这却是邓小平不太清楚的。因此，当一派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时，邓小平知道警惕。但当另一派迷信市场和私有制时，他却丧失了警惕。所以，我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思路使邓小平最后偏离了自己的初衷，一定程度上成为大款们的护身符。
看来，如何总结经验教训事关生死存亡。同一个事件，完全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比如说，"三农问题"怎么形成？有一种解释是，官僚体系专制腐败，苛捐杂税，然后就逼得农民没饭吃。这很有道理，农民有切身感受，他一听就信了。但是如果你对他解释说，对农民伤害最大的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由于农民间的竞争，苹果、栗子、橘子、香蕉的价格不断下降，鱼、虾、鸡、猪的价格不断下降，棉花、小麦、水稻的价格不断下降，这给农民带来的损失比苛捐杂税还大。比如粮食价格下降了一半，从八毛钱一斤，下降到四毛钱一斤，毛收入下降一半，净收入下降80%。这不是比苛捐杂税的危害更大吗？事实上，即使今天把全部农业税和特产税都免掉，农民仍然没法活。因为农民在全球性的市场竞争网络中，处于经济食物链的最底层，象青草一样被别人吃、遭别人践踏。这也有道理，农民也相信。两种解释都可以使农民信服，但是其提供的出路却是完全不同的。在新自由主义解释下，农民的出路在于废除苛捐杂税，甚至进一步废除乡镇政权，取消收税的动机。至于说农民间相互竞争会不会自相残杀，会不会形成新的食物链，新自由主义者避而不答。在第二种解释下，农民的出路在于组织起来，不但平抑市场的波动性，提高集体谈判的能力，甚至形成更高程度的集体化生产和经营组织--尽管这又可能会产生腐败。为了低成本地组织起来，农民就要求有带头人；为了防止腐败，农民就希望有不受腐蚀的清官，就需要假设人性可善。这样，就与新自由主义的人性假设发生根本冲突。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提供的出路，是把农民从政府组织中解放出来，回到资本组织的压迫之下。换句话说，这是让农民才出狼窝，又进虎穴。当年，正是形形色色的资本组织和市场竞争，把农民推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虎穴。共产党政权，从根本上说，是农民自我组织的政权。现在，这个政权出现了腐败问题，怎么办？答案其实应该是以反腐败、民主化为主，而以私有化、市场化为辅。
没有保守派，中国早就翻船
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改革派还是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并没有象九十年代的改革派那样认准了利益，认准了弱肉强食，认准了当美国的孙子。但是，同样也得承认，八十年代的保守派也是理想主义。改革派的理想是美国，保守派的理想是则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当然已经被推向遥遥无期的将来了。但是，没有保守派的存在和斗争，正是《交锋》一书所展示的，邓小平时代就可能成为叶利钦时代。一个国家的前进就象是驾驶一船大船。如果这艘船要调头、要转向，比如说要从北往南开了，怎么开呀？能不能一下子右转舵一百八十度呢？这就肯定要翻船。如果这时候有一种力量要求往左转，但是力量小一点，结果其合力恰好是右转舵十度。如果把主张右转180度的力量叫右翼激进派，把主张左转或正北方向继续前进的力量叫左翼保守派，那么恰好是两种力量的合力促成大船平稳右转。即使向右转是正确的，要求左转的力量也不应该被妖魔化。
苏联改革时期，就缺乏象中国这样的一个有一定力量的左翼保守派，结果叶利钦一类的右翼激进派右转舵180度，掀翻了苏联和俄罗斯的大船，苏联境内国民生产总值倒退50%，通货膨胀一万多倍。
实际上，我现在的主张是混合经济，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国有和私有相结合，利他和利己相结合，独立自主和引进技术相结合。换在发达国家，这种主张本来应该是中派。但是，由于九十年代整个社会急剧向右转，这种主张才会成为左派。
为什么社会思潮会如此右倾？
新自由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主导社会舆论，除了新自由主义迎合买办资产阶级的需要以外，还和知识界对西方社会的误解有关，与知识界左右两翼都从不同角度美化资本主义有关。
人们常常认为，只要搞了资本主义，技术就发展了，社会就进步了，福利就提高了。事实上，福利国家之所在能够在西方一度蔚为大观，恰恰是因为有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苏联和中国给美国老板们一个警告，如果不给工人改善生活条件，不给工人一点蝇头小利，工人会干脆团结起来没收老板的财产。现在，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西方工人的福利就下降了，失业就上升了，生活就艰难了。但是，我们的舆论或者不懂，或者隐瞒这一逻辑，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结果是西方的历史也看不清楚。两边都看不清楚，才会产生全盘西化的谬论，才会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泛滥。这是对我们极其有害的思路。
民族虚无主义的极致，便是认为中国必须改造国民性，不改造国民性就无法现代化。那么什么是国民性呢？一些人，比如柏杨，其实大陆的知识分子也都跟着附和，或者借柏杨之口，说中国的国民性就是窝里斗，三个中国人是条虫。其实，竞争才是窝里斗呢。自由竞争是最彻底的群众斗群众。正是在自由竞争下，苹果价格才会落到五分钱一斤，才会使农民重新落入贫困、破产，任人宰割。放任自由的竞争，窝里斗（地球是人类的一个窝），最后才会形成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工人和农民是草，中小老板，中小地主，村长、厂长什么的，是兔子和羊，大老板以及中高级官员，是狐狸和狼，再往上就是统吃全球的跨国公司，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什么的，全球森林里的老虎、狮子，统吃全球。也就是说，西方提倡的人性自私论，才是承认、鼓励、放纵窝里斗；而中国儒家伦理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恰恰是看到了窝里斗现象的普遍性，要求消灭窝里斗。
事情非常奇怪。要求团结的社会主义被贬斥为窝里半，鼓励窝里斗的资本主义却被称颂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自由竞争。为什么黑白竟然会如此颠倒呢？
这里涉及到对竞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等基本概念和历史的广泛误解。舆论常常把中国的历史说成是漫长的封建社会史，说中国没有搞过资本主义。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部分人拥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一无所有，只好出卖劳动力的社会，则中国从秦汉到明清整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资本的规模极其庞大。清朝时期一个宁波商人拥有的资本额是2000万两白银。什么概念？当时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白银。也就是说，一个老板的财富，可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一半。财政收入是干什么的？是要养养宰相、兵部、吏部、礼部、各地巡抚、道台的。也就是说，一个老板可以养一半的政府官员。今天中国有没有这么大的资本家？美国有没有这么大的资本家？没有。必须得有拥资万亿美元的老板，才能和当时清朝这位宁波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相比拟。宁波商还不算是最大的，广东一位富商的拥有的资本达2600万两。如果从群体来讲，拥有资本最多的是徽商和晋商。奇怪的是，中国的商人，宁波商、陕商、洞庭商，江右商、粤商，所有这些商人集团最后被概括叫帮，所谓"十大商帮"。为什么热那亚、威尼斯叫资本集团，而宁波商、粤商却被称为帮呢？帮是黑社会！为什么不是热那亚邦、威尼斯帮？为什么不是宁波资本集团、陕西资本集团？
李慎之先生刚刚去世，他是一位争自由、争民主的斗士，他认为秦始皇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根基，中国要进步就必须肃清封建专制的残余影响。然而，李慎之先生实际上不过是在重复八十年代的主流话语，在重复西欧中心论和历史直线进步论，在重申对于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的迷信，是在以讹制讹，以极端反极端。
李先生不知道，正是人性之恶，自利者的相互竞争，在推动着历史朝着中央集权化的方向迅猛前进。如果说中央集权化就是专制化，那么整个世界历史的潮流就是专制化。美国立国之初是邦联，不久就成为联邦，接受是从弱联邦走向强联邦，联邦中央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就是中央集权化。企业也是这样。洛克菲勒完成了石油业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和计划的演变，建立了从原油开采、提炼加工、运输分销的中央集权的企业王国。通用汽车公司经斯隆改革后，就成为一家中央大权独揽、事业部分权的企业。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美国管理革命的全部内容，就是从分散的竞争到高度集权的演进过程。
为什么同样的集权化过程，在美国、在欧洲叫自由、叫进步、叫发展、叫革命，到了中国就成为集权专制？由于分不清中央集权和封建专制的复杂关系，李慎之奋斗的结果，就是在整个世界中央集权化的时候，在欧洲各国要制订共同宪法的时候，在跨国公司的总部控制全球经济的时候，中国的企业被拆得越来越小，不得不成为全球生产分工的集权体系的一个环节，使中国失去经济主权，听命于来外的经济力量。换言之，按李慎之的逻辑，最后争来的，将是美国支配中国的自由，美国人民决定中国命运的民主。而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将是殖民地资本主义。
李慎之思想中的逻辑矛盾，其实是当今中国知识界共享的。如果要概括起来，李慎之思想有三大迷信，一是市场迷信，二是民主迷信，三是制度迷信，合起来则是美国迷信。李慎之曾经随邓公出访美国，据说得了邓公的秘示，下决心认美国作爷爷，当美国的孙子。究竟是政治考虑在先，还是思想上的美国迷信在先，还是两者相互促进，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反思美国迷信，总结邓小平时代
要市场，不要市场迷信；要民主，不要民主迷信；要制度，不要制度迷信；要学习美国的成长的真正奥秘，贸易保护和管理革命，民主政治和爱国主义，但不要美国迷信。相反，需要看到美国利用中国人的市场迷信，而摧毁中国大企业的成长；利用中国人的民主迷信，来分裂和削弱中国；利用中国人的制度迷信，来使中国人放弃理想、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利用中国人的美国迷信，来让中国的精英阶层脱离人民，唯美国马首是瞻，威胁中国人的长远和整体利益。
如此，则我们就有可能正确地总结邓小平时代的成功经验，避免那个时代犯过的错误，使中国大船避开未来的急流险滩，驶向安全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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