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沙龙简讯:从抗震救灾看中华民族精神
主题:从抗震救灾看中华民族精神
嘉宾:黄纪苏,田辰山,韩德强,张宏良,林治波、李北方,郭松民等
时间:2008年6月1日星期日下午3点
地点:书社(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以下是与会老师发言要点
田辰山:
中国人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的团结、互助、感同身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产物,绝不是像某些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因为“国际接轨”而接受的西方的“普世价值”。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都是建立在互不联系的单个个体的基础上的。竞争是产生不平等为前提的,也不是“普世价值”的实现方式。而中国文化中有的是强调合作与友善的“竞赛”精神。
中国人更倾向于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而西方哲学多持“性恶论”。
中国文化的这种思想前提不仅表现在抗震救灾中,而且表现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上。绝对二元对立的思想在中国的官民关系中并没有体现。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小我”的价值体现在与“大我”的联系中,而不绝对的对“小我”的重视。所以“舍己为人”并非虚幻的、假装高尚的,而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中华民族不是靠“个人第一”而存在下来的,而是靠危难关头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根本联系,靠舍生取义、互相扶助而生存下来的。
对自由主义者所持的“经济人”假设应该限制在“市场”的可控范围之内,不让它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防止其对中国的民族精神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黄纪苏:
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设置一些极端事件来展现人在危难时刻的丑态,人被还原为野兽。中国这次发生了一次真实的极端事件,反映的确是相反的一面。
中国的艺术圈是近三十年受个人主义影响最深的,不关心“家国”问题。“祖国”、“山河”、“家国”这些词对很多人来说很空洞,经历这次的灾难,许多人开始重新认识和理解这些词汇,开始思考“我们的小情小调、风华雪月是不是可以结束了?是不是一些新的风格和艺术灵魂是不是应该出现了?”
这次地震让社会对80后的年轻人有了重新的认识,原来以为他们冷漠、自私,但其这次灾难的反应让大家。他们已经走出了中国革命(尤其是文革)的阴影,对地震的感触和感受是否会没有6、70年代的人深刻?是否过几天那种热情就时过境迁,随风而散了?
国民性问题:80年代《丑陋的中国人》等,从负面为中华民族找问题,初衷是好的,但是不是走得太过了?《河殇》是80年代这种心态的高峰,也是一个终结。90年代中国人产生了浓厚的“沉船”心理——中国的“船”要沉了,失去了民族自信。于是中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商界精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跳船”行动。
这次的地震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地震对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是否是一个机会?
徐亮:
中国人民在地震中站起来了——建国,中国人站起来;改革开放30年,许多中国人又跪下去了;地震,又站起来了,只有少数人还是跪着。
抗震救灾打了三种人的耳光:
1、自由主义者。对他们的人性自私论的有利鞭挞。如果人那么自私,如何有那么多的捐款、志愿者、舍己救人?
2、帝国主义:他们形容中国是四分五裂的,事实证明中国是一个整体,一个地区的灾难是全国人民的灾难。
3、官僚买办。
抗震救灾中三个主体有三种不同的行动:
1、政府:“人民养活了你,你们看着办?”
2、资本:把抗震救灾作为一种交换(万科)
3、志愿者:包括灾区自发救人的人。完全没有逐利动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谈谈民族精神:
来源——1、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的传承,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已经。2、从毛时代开始影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价值观。3、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展现——中华民族的民族力量;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价值;资本的冷漠(个人的利益永远排在第一位)
地震中展现的民族精神——“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反对自然的压迫;社会压迫和阶级压迫;思想压迫。
范景刚:
抗震救灾恰恰是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在发挥作用,而非有人所说的改革开放以来普世价值建立的结果。
李北方:
1、新闻媒体:
前期——新闻媒体发挥的作用比较大,尤其是电视新闻媒体将真实灾情展现给大家,对全国大规模捐款起到一定作用。“赈灾光荣,观灾可耻。”
后期——歌功颂德,把丧事当喜事办的老毛病又回来了。与记者素质低有关系、也有部分政府的导向作用。宣传方式有问题,让大家开始反感。
2、民众反应:
前期:大家万众一心,民族意识的觉醒,人性的复苏。
后期:成都市民开始打麻将,出租车司机的运营也恢复正常,对记者和80后说到底还是靠不住,他们和城市里生活久的人一样。
抗震救灾中表现出的精神精神不是某种价值观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入骨髓的一种天性——善良。
这次事件只能证明是右派的失败,但不能说是左派的胜利。心灵是蒙尘的,地震把灰尘擦去了,人性最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但这种变化似乎不是可持续的。
中国的优点是善良,缺点是太善良,太善良就意味着对罪恶的容忍、畏惧。
豆腐渣工程的影响——学校的教学楼是倒得最多的,“孩子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危楼。”后来有家长站出来、组织起来,向政府讨说法。为什么只有这种情况下,民众才爆发出血性?绵竹的市委书记对这些讨说法的民众跪下来了,他私下对《南方周末》说“按照以前的想法,书记来了,大家怎么也要给个面子吧?结果没有人搭理他,大家继续往前走,后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能跪了。”
这其中的原因是:不学习、不思考、不总结,所以没有持续性。
中华民族灭不了,但也好不到哪儿去。
救人的时候搞社会主义,救完人又搞官僚资本主义。现场组织极差,尤其是当地官员及负责志愿者组织的年轻“官员痞子”,坏的习气回来得非常之快。比如福建捐了一车旧衣服到灾区,当地官员只有一句话“拉出去烧了吧!”以防止传染病为由。可以不要,但这种态度太伤害人民感情。
朱学勤之流不要理他们,现在关键是如何对抗影响救灾的官僚主义。
3、政府:
中央政府总体来说还让人觉得是好的,可以呼吁他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制定战略、整顿吏治。
基层政权已经烂透了,让人失望,除了用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冲击之外,别无他法,法律约束完全没用。司法独立更完全没用,只会更糟,我们能寄希望于这些人制定法律约束自己吗?
4、短期建议:“秋后算账”一定要紧抓不放,不断坚持!
韩德强:
1、国民性问题:
反对“国民性”提法,不认为有叫“国民性”的东西在支撑整个中华民族。根本是“原子论”,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每个中国人的问题。关键是统治层的腐败、软弱,“上头有病,让下头吃药”是“国民性”最大的问题,有一种说法,是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提出的“国民性”,他们接触的是最贫穷的群体。用这些人的一些特征来概括整个国家的人民的特征,是一个百年误区——一个伪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价值观和社会制度问题。
呼唤中华民族要出一代理想主义型人格。中国的土壤绝不比其他的国家不适宜这种理想人格的出现。西方价值观将个人主义绝对化,“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所以上帝的存在是必须的,为整个社会托底。但上帝是不存在的,
当地地方政权如果没有垮,死亡人数可能可以减半。这次很多地方政府将注意力放到外面的救援队上,当地群众也各人顾个人,没有更好
2、抗震救灾精神来自于什么伦理资源?
——自由主义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
都不是。来自父母对孩子的亲情,以及孩子对这种亲情的感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不要高估哪种价值观、思想、的作用,最重要的可能是天性以及中华民族的家族观念。
普世价值观中的“博爱”是曾经对理想主义者很有感召力的词,但博爱是难度很大的。在西方事实上只有上帝是博爱的,人都是自爱的。
抗震救灾体现出的精神不是博爱,而是“爱有差等”。做不到博爱,就是利己吗?太绝对了,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事实上在承认自己利益的基础上,将善意推广到更大范围,即“爱有差等”。
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太绝对的概念。自由、平等都不符合人之常情,没有绝对的自由,人出生就是别人的儿子。而“忠孝”相对来说更符合人性。
自由主义思想是精神分裂的思想——要么认为人都是自利的,要么就提倡博爱,让民众无所适从。所以会容易受自由主义者蛊惑,容易随风摇摆,因为没有合适的、稳定的价值观体系。而中国近些年的社会价值观经常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中华文明的出路,可能恰恰是人类的出路。西方文明已经深入无数中国人的骨髓,反思远远不够。
建议——废除保险制度,关掉股市。
张宏良:
今年以来是共和国历史上灾难最频繁的一年,但还没结束。灾难的确激发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什么——用扶弱安贫、除暴安良取代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对这次的抗震救灾精神定位的政治意义:如果是西方舶来品,那中华民族就是劣等民族;如果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那么就是中国崛起的精神基础和最强力量。
更重要的问题:如何把这次表现出来的抗震救灾精神转化为一种社会行为、民族力量?
目前只是表现在对自然的对抗,豪迈之气;但在其他方面似乎表现不够,尤其是在社会斗争的方面表现较弱,包括对抗暴力的统治、对抗外国的霸权。
例如,为什么中国要把金融大门彻底打开,在明知道美国次贷危机的情况下?再比如,东海问题。“全国人民在抗灾,买办集团在卖国”。
还有民族精神的话语权问题。
问答:
1、南街村问题,是左派的失败吗?
答:王宏斌 外圆内方的策略,内部仍然是集体主义的小社会,实质没有改变。
2、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什么?儒家思想是统治阶级宣传的结果,与毛泽东精神也有很多冲突,是否不该宣传太过?
答:中华民族的精神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能单纯说是儒家思想或共产主义。中华文明是扶弱抑强,而西方文明是恃强凌弱,这是最本质区别。
“封建”这个词是舶来品,对推翻新王朝起到一定作用,但用起来要谨慎。
(:小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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