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急需改变强政府、强资本、弱劳工的状况
在“全球化下的劳资关系和劳工标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找出最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当前社会出现的一些特征，而“强政府”、“强资本”和“弱劳工”这三个词语就能鲜明地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这种状态是什么原因形成的？有什么好处和什么坏处？对我国今后的长期发展有什么影响？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分析。
一、弱劳工状态对宏观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影响
所谓强政府和强资本，就是相对它们的管理对象来说，政府和资本的权利和权力过大；所谓弱劳工，就是相对政府和资本来说，劳工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的权利和权力相对弱小。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看到我国劳工群体有组织、有规模地争取利益行动（只是在去年大连的日资企业发生了一定规模的罢工事件），即使有也没有公开报道过。相反，劳动群体自发的任何争取利益的行为都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我所知道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乌鲁木齐市的一个出租车司机郭如涛，因为代表广大司机的利益出来说话，就被以什么名义判刑三年，至今还在狱中。
从舆论形态看，这些年里，社会媒体大多报道的是政府和企业家这些强势群体的言论，社会充斥的是资本论坛和管理论坛，而关注职工利益的劳工论坛从未有人或单位举行过。一部企业管理学成了如何为老板赚钱学，MBA的目标主要是追求企业的利益，也就是资本的利益。
这种力量不平衡的状态，导致了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劳工收入在整个国民分配格局中只占一小部分，改革开放之后，工资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节节下降，目前大约已经降到15%的程度，这就使我国出现了资本收入大大高于劳动收入的现象，这种状况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最残酷的年代19世纪都没有出现过。
特别是，当今我国的工业劳动群体大都由来自农村的农民工组成，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形成的不平等的城乡关系，农民工不能被与城市工人同等对待，仅由于这种不同待遇造成的农民工工资损失，每年就高达1万亿元。这就使我国农村迟迟难以得到发展，这就使我国的城乡之间始终拉着巨大的差距。假如在农民工工资方面多少与城市工进行看齐，我国农村每年即可增加至少5000--10000亿元的工资收入。也用不着搞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或减免农业税，只是在一次分配上统一一下国民待遇，就足以使农民群体生活状态大加改善。
社会收入的不均衡，导致中国社会迅速出现两极分化，导致中国的宏观经济出现了长期的消费不足，导致中国宝贵的资源在生产过剩状态下通过出口大量廉价外流。这种状况还导致中国迅速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山西的一家煤矿企业主，上百万元的高级进口车一买就是十几辆，而煤矿工人的工资不过是几百元钱。
在经济上，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常态和痼疾；在社会方面，日益分化的财富不均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要从经济和社会政治两个方面来看待弱劳工的问题，要找出当前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下面让我们来探讨目前中国这种弱劳工的状态是否合理，这种状况是如何产生的。
二、弱劳工的历史原因
组织工会和通过罢工等形式与企业进行利益争夺，是任何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共同的做法。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劳动群体明显地缺乏应有的基本的权利，其原因在于我国经历过一场极左的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时期。今天的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矫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产生的后果。
大家都知道，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还发生过“二七”大罢工等劳工维权活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通过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各种方式，使劳工阶级也就是当时所称的无产阶级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权力。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这个以无产阶级翻身解放为己任的政党把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摆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情况是强政府、强劳工和弱资本，资本和旧官僚的地位一落千丈，工人农民的成为国家的政治主人。这是一个政府与劳工合作的时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时期，其实质也就是对资本家阶级和旧政权官僚迫害的历史时期。
我们都还记得，上世纪的60年代，我国的工人阶级的地位达到了顶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种状况曾经使我国出现了许多混乱，也发生了许多不人道的政治迫害。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烈教训，改革开放之后，1982年，在重新修订宪法时，把公民权利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罢工权”取消了，同时宣布禁止以后再用大字报、大鸣大放的形式来表达言论和意见。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彻底的放弃大民主，也就是大众民主。当然这与我国所走过的一段弯路有关。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公民的政治权利就不完善，进入80年代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年代，仍然没有加强和落实这个国家的基本人权，譬如对劳动权利就基本上处于一个被忽视的状态。
我们知道，矫枉必须过正，从1982年到现在，一晃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建立，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的力量已经变得十分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改变当时的一些纠正做法，就使历史的天平再一次发生倾斜。
如果说历史象一个钟摆，那么，时隔20多年，这架偏向右方的钟摆已经到了要向左摆的时候了，中国劳动群体缺失的政治权利应该适当进行补充，因此，我建议中央政府以及立法部门开始考虑在宪法中补充“罢工权”、“结社权”、“团结权”等公民权利。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必须是一个权利经济，任何一方的权利不对等，都意味着利益的丧失和受损。因此，平衡市场经济下各方利益群体的权利，已成为当前社会应当加以认真关注的事情。
三、强政府、强资本和弱劳工的经济原因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工业化国家，从国家的角度和意愿讲，政府希望国家迅速强大和富足起来。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是什么？中国有什么天然的经济要素可以使国家和人民迅速富强？环顾下来之后，我们只发现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人口，中国没有多少自然的矿产资源，中国没有高科技的人力技术资源，中国只有大量的简单劳动力。而这批人口数量众多的简单劳动力，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经济要素。
使用人力资源，还不能使它的成本过高，这就是中国劳动工资长期保持低标准的原因。在这一场国家积累资本的过程中，通过低工资和低福利，国家和企业积累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先进的需要，也是一个落后国家追赶世界先进的唯一方法。正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诉求，使中国的劳动群体整体性地陷入低廉状态。而要保证劳动群体的价值低廉，必须首先使之处于政治权利缺失和缺陷的状态。由于有着这种劳动力客观低廉的经济条件，一旦在政治上也失去保障，那么中国的劳动群体的境况是相当悲惨的。
但是，这种发展状态不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社会保障水平也要相应跟上。特别是，对于劳动力群体这一重要的经济要素，必须要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如果透支和过度损害这一人力资源，势必在将来出现后继无力以及诸多的社会性问题。
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中国劳动群体集体失权失语的历史时期正在结束。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开始进行新的转型，但是，这种转型需要劳动群体的积极争取权利和利益，通观整个世界劳工运动史，任何劳工权利都是劳工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暴力）争取得到的。我相信中国通过借鉴国际的经验，通过广大劳动群体的积极争取和政府的努力，会成功地完成这一历史转型的。
四、“两强一弱”的政治原因
我们还要寻找当前我国“两强一弱”的政治原因，由于矫正改革开放前30年所犯下的极左的错误，中国的政治路线开始转向保护知识和资本群体，政府由原来的与无产阶级合作转向更多地与知识和资本合作。而中国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也需要诞生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因此，自改革开放之后的近30年里，是一个培育中国企业家的历史时期。政府对这一群体的扶植和培育是有历史原因的。
但政府应该是一架调整天平的砝码，当某一方的力量过弱时，政府应当帮助弱的一方，进行利益调整。但是，建国以来，政府的这一砝码总是在加强两极的作用。当极左的力量过强时，政府是始作俑者；当右边的力量膨胀起来时，政府也是始作俑者。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由于利益的驱使，政府更喜欢倾向于有钱的资本。90年代之后，官商勾结成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加上政治腐败，最大限度地占有企业剩余价值已成为政府增加财政税收、为政府利益集团捞好处的途径。在这个时候出现王全兴教授刚才所说的“政府与资本合谋”是毫不奇怪的。中国这些年里之所以能出现农民被欠薪上千亿元，完全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为了追求GDP政绩目标，这些年里，许多地方政府将闹事工人视做敌人，将工会尽量放到可有可无的地位。更有一些地方官员，一身两任，又是企业主，又是地方长官。他们出于自身利益，很难摆平劳资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这些年里，总是由资本攫取最大的边际利润，而劳动群体对此局面没有任何办法，只有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只有企求一个圣君明主对乾坤的扭转。
从政治体制角度来看，我们的政体不是一个民选的政体，政治家很难呼应选民的意愿，很难按民意办事。加上公民权利的种种缺失，都使“两强一弱”成为必然。但是，更深层的原因还是悠久的封建历史造成不平等意识与习惯。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人格不平等，这种状况使中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物质差距，譬如已经形成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而客观的物质贫富差别，又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的社会意识氛围，如城乡居民之间的歧视和不同等国民待遇。因此，要想在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等级社会里实现较大公平和平等，必须依靠时间的推移。
五、树立力量平衡的哲学和政治学思想，
由于中国在历史上不是一个相对平等的国家，穷富差距较大，社会等级差距较大，所以社会关系也相对紧张，不平等的两个社会群体的关系从来都是处于敌对的状态。这种国家在客观上很适应阶级斗争理论，所以一旦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社会关系就经历了一个相当对立和紧张的历史时期，直到今天社会也很难逃脱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总是十分紧张，只是靠着政府的高压，才强行摆平各方的关系。
现在，中国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必须走出迫害与反迫害的行为方式，各社会集团必须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抱着共存共赢的心态来寻求和谐。在寻求新的政治模式之前，中国人必须在哲学层面上进行思想准备，摆脱走极端的思维方式。
总结历史经验，中国社会不能总是东一头西一头的进行社会变迁。我们思考问题，要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力量平衡，权利对等，相互制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赋予社会间各个群体应有的抗衡权利，逐渐提高我国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
自然间的道理就是阴阳两极在力量平衡的状态下达成和谐。不管从物理学的正负极理论出发，还是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理论出发，我们都可以看到世界是由各个对立和矛盾的群体组成的，他们相互对立争斗，排斥，又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老子》中有一句话：“天地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句话就最本质地说明了世界万物互相调和的自然规律。
社会间的事情也如同自然界，社会分利益群体而存在，任何社会的政治管理目标都是追求各社会群体间的合作与和谐。但要达到和谐，就必须依赖力量平衡机制。在封建社会，力量的平衡是以暴力的力量来衡量的。在现代社会，力量的平衡主要以权利多寡来体现。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特征：赋予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应有的权利，也就是公民权利。这一权利足够与政府权力和资本权力进行抗衡。
六、建立能比较好地平衡权利（权力）的政治制度
但是，要想完善公民权利，就必须有制度来保障。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学的思想“节以制度”（见《易经·节卦》）。但是，自近代以来，我国始终没有解决好权力平衡和权力制约这一历史性的课题，政治模式始终停留在传统的威权和极权政治阶段。这就使政府有时很难及时和准确地反映社会群体的需求。
西方国家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其实质就是建立起了权利平衡机制，通过选举和议会这两大形式将社会利益群体的诉求进行平衡和落实。我国要充分借鉴本民族传统的中庸政治学思想和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将一个科学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将社会发展的目标提升到人民的生活质量上来，平衡好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一味追求GDP。
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我国已经鲜明地出现了两大社会群体，从功能上划分，可以把这些群体分成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管理群体和被管理群体。从社会特征上划分，可以把这两大群体分成老板群体和打工群体、资本群体和劳动群体。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继续深入，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明显，劳资群体已经成为我国两个重要的社会群体。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应该采用一种新型的政治方法来平衡和调节两个群体的利益以及矛盾，借鉴当前国际社会通行劳工标准，中国不能将这些现代社会通用的药方置之门外。当然，在劳工标准之上的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在市场经济状况下，广大的劳动群体长期处于权利缺失和被剥夺的状态，那么这个社会的最终发展将是极其不平衡也是极其危险的。
好就好在中国政府目前仍然是一个全能的威权政府，只要政府意识到一些社会问题，只要政府有意愿，就有能力去实施。这就需要中国的研究工真实地、正确地向中央政府反映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希望，象今天这种会议的声音会传到政府高层，会传遍社会更多的的角落。
中国必须发挥工会的作用！中国必须赋予劳动者完整的权利！正在进行中的法国和英国大罢工正在给予中国启示！中国必将在权利完善中实现自己真正的现代化！
文章来源：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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