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瑞：魏巍是实践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英勇旗手

魏巍是实践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英勇旗手

李成瑞

今天大家集会，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33周年，同时纪念毛主席的好学生魏巍同志逝世一周年。我认为，魏巍同志是实践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也是鲁迅的卓越后继者，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今天，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看法，同大家商讨。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继续革命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我国人民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和指路明灯。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又领导我们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特别是，毛主席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开始，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国际共运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不间断革命的思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对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他还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年，在毛主席领导的时期，首先迅速地恢复了被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随后根据中国的特点，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经济建设，尽管遭到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却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并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1978年以后，将本来应当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演变为推行私有化的“改制”，使私有制经济逐步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造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在这一基础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新生资产阶级迅速兴起，工农群众由国家的主人变为弱势群体。新中国建立后已经基本肃清的贪污腐化和其他种种社会丑恶现象，也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国民经济的发展，从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看，前29年为7.3%；后30年为9.8%，后一时期比前一时期的增长速度虽然加快了一些，但付出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以及大量职工患职业病等沉重的代价；更严重的是使前29年建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变成了严重对外依附的经济，国内居民消费在GDP的支出中所占比重较过去大幅度降低（1978年占48.8%，2008年仅占35.3%），造成经济结构严重不平衡，成为出现当前经济困境的症结。上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也证明了一旦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背离了他关于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应当说，捍卫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继续革命，是我们纪念毛主席逝世33周年最重要的任务。

在一年前逝世的魏巍同志，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之一，正是在实践毛泽东思想中，特别是在坚持和捍卫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魏巍是全身心为工农兵服务的杰出作家

魏巍同志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他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始终坚持毛泽东指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呕心沥血，勤奋耕耘，取得了重大成就。

魏巍同志以他革命军队中长期深入的生活体验为基础，创作了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完成了被称为“中国革命战争三部曲”的《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东方》三部长篇小说。当《谁是最可爱的人》于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后，毛主席看了立即指示：“印发全军！”这个指示体现了毛主席对魏巍同志这一作品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中国革命武装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最后推翻了“三座大山”。这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而能够生动地、系统地用文艺形式把这一斗争历史表现出来，从长征写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从最高统帅写到普通士兵，从屡遭挫折写到最后胜利，是魏巍同志特别突出的贡献。这些作品是中国革命的史诗，是文学的瑰宝，是世上罕见的鸿篇巨制。这些作品中所描绘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魏巍同志军事作品的最大特点，是他深入地刻画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新型革命军队、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新型的人民战士。他把这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新型军人，从本质上概括为‘最可爱的人’。这一概括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可以说，他的全部军事作品，从根本上说，都是在歌颂不同类型的最可爱的人。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官曾对中国军方的参观者说：“不怕你们现代化，就怕你们毛泽东化。”那么，究竟什么是毛泽东化的军队呢？魏巍用他的文学作品给出了具体的答案。

魏巍同志军事作品不是局限于就战争写战争，而是把前方与后方、军队与人民、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艺术地、如实地表现出来。比如，在《东方》中，就是始终围绕前后方两条线展开故事情节的。写前线主要落笔于一个团、更集中于一个连的活动；写后方主要落笔于河北省中部一个村庄（它是这支英雄部队抗日时期战斗过的地方）。小说还把前方抗美援朝与后方群众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有机地结合起来，各种因素相互推动、相互作用。抗美援朝不仅没有影响后方经济的恢复发展，反而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加快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经济的恢复发展又更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这样创造性地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描写战争，就更全面、更丰富、更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及其必然取得胜利的原因。

魏巍同志的军事作品，在着重描写敌我间血肉横飞的激烈战斗的同时，也不回避并有意识地描写革命队伍内部矛盾及其斗争的复杂性。在《地球的红飘带》中，不仅写了爬雪山、过草地等严酷的过程，而且生动具体地描述了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如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解决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与王明的先是冒险后是保守和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之间的矛盾，从而挽救了中国革命。小说还描述了后来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艰难的斗争。书中既描述了这些内部斗争的胜利，也含蓄地预示了党内某些机会主义分子由于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世界观未得到根本改造，到后来终于脱离革命甚至公开叛变投敌的下场。在《火凤凰》一书中，描写了一群知识青年的不同道路：有些人坚持与工农相结合、不断改造世界观，成长为成熟的革命者；有的英勇奋斗，壮烈牺牲，成为新中国的奠基石；也有个别人虽然在延安进过抗大，也当过领导干部，但终因个人主义膨胀而在紧要关头叛变投敌，甚至成了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在《东方》中也描述了一个“潇洒功臣”因为放松世界观的改造，冒功委过，临阵脱逃而被遣送回国，最后成为革命队伍的可耻逃兵。所有这些，都深入地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和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建军思想，并刻画出新型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复杂过程。魏巍同志所作的这些深刻的观察和描述，也为他后来坚决地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任何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在写别人的时候，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写自己，或者说融入了自己的灵魂。魏巍也是这样。他在塑造正面典型中渗透着他的正确、分明、强烈的爱，在塑造反面形象中渗透着他的正确、分明、强烈的憎。人们从这些爱憎中看到了魏巍，看到了一种‘最可爱的人’的灵魂，看到了一位伟大而可爱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正因为如此，人们把记述和评说他的事迹的书命名为《人民作家人民爱》，还有人称他为“最可爱的作家”。

魏巍是反对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正如在本文的开头所说的，自从1978年毛泽东思想中关于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灵魂被抽掉，而代之以一系列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核心的“特色理论”之后，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就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发动了全面的、猖狂的进攻。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魏巍同志毫不退缩，而是更高地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勇猛顽强地进行战斗。他同林默涵等同志一起创办了《中流》杂志，并仿效鲁迅晚年的做法，写了大量的杂文和政论，像投枪、匕首一样刺向敌人的心脏。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论文，由于思想斗争的客观需要和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已经不限于文艺、文化的范围，而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中国是否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旧世纪之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资产阶级大发谬论，说什么20世纪是社会主义失败的世纪，宣扬“人间正道私有化”。魏巍同志写了长篇政论《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20世纪社会主义兴起的辉煌历史，总结了苏联东欧失败的教训，指出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若干特征，痛批了所谓的“补课论”（补资本主义的课），明确指出21世纪是资本主义矛盾进一步加深和重新掀起世界革命高潮的世纪。正如他在《观潮》一诗中所说：“望尽低潮是高潮，高潮来时伴惊涛。怒雷沉沉撼天地，魑魅魍魉无处逃。”

中国共产党是继续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还是改变为“全民党”？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政治战线上斗争的焦点。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政权的领导力量。党的性质变了，政权的性质也就随之变了。2001年7月，一位领导人在讲话中公然否认我国客观上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以便为改变党的性质、允许资本家合法入党铺平道路。魏巍等同志主持的《中流》立即发表论文加以驳斥；同时，魏老与其他十几位革命老干部一起上书中央表示坚决反对。尽管有关方面不顾宪法和党章赋予公民和党员的权利，强令《中流》停刊，并限制魏巍同志的自由，但是，革命者的正义呼声为这一斗争取得最终胜利打响了可贵的第一枪，越来越深入人心。

中国的国民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还是实行私有化？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经济战线上斗争的焦点。魏巍同志在题为《警惕“四化”危险》（“四化”指西化、分化、腐化、私化）的讲话中说：“最近一位经济学界的朋友告诉我，现在我国公有制的比重已经只有25%左右了。如果属实，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存在不存在？”接着，他痛斥了被称为“曹破产”（即破公有制之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曹思源，以及另外两个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他大声疾呼：如果失去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还是在抽象的“先进文化的代表”的名义下倒退为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殖民地的腐朽反动的文化？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文化领域斗争的焦点。魏巍同志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代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的文化，才有资格称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他批判的锋芒，直指近年来意识形态中的“三股逆流”，即西方腐朽文化的大量涌入，旧中国殖民地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大肆泛滥；并指出“这三种力量似乎结成了‘神圣同盟’，它们一起向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先进文化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他还写了专文，分别对《河殇》、《乌托邦祭》、《交锋》等论著的反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尖锐的剖析和批判。

对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加以充分肯定，还是加以淡化和否定？是作为我们的伟大旗帜，还是要砍旗、换旗？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各条战线斗争中最集中的焦点。在苏联，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以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为突破口，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终于导致苏联变质和解体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也企图以“去毛化”、“非毛化”为突破口，以达到使社会主义中国变质的目的。魏巍同志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下了很大功夫写出了《话说毛泽东》一书，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地讲述了这位历史伟人的大智、大勇、大功、大德，成为一本颇为畅销的好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此外，魏巍同志还结合社会上发生的具体事件，写了许多杂文，支持工农群众反贪污、反压迫、反复辟、反卖国的正义斗争。他在支持工农群众的过程中，也注意向工农群众学习，不断地改造和提高自己的思想。

魏巍是劳动人民和知识青年的良师益友

魏巍同志深深地热爱劳动人民，时刻把劳动人民的遭遇和命运放在心上。比如，当他从新华社的报道中看到农民工王斌余因为讨不回工资，劳动部门和司法部门推托不管，老板让凶手对他进行殴打和侮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举刀杀人，从而被判死刑的事件时，立即写了《也谈农民工问题》，严正地指出这不是孤立事件、个人悲剧，而是社会悲剧、时代悲剧。他指出一亿多农民工是我国伟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国社会中贡献极大极大的人群，又是劳动条件最恶劣、劳动时间最长、最苦、最累、充满危险、待遇最低的人群。他提出根本解决之路是要改变劳动者被压迫被剥削的现状，当前首先要按《劳动法》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又比如，当他从媒体上看到曾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守法的公民并在部队中荣获“优秀士兵”称号的军人崔英杰，在复员后无以为生，只好推三轮车卖香肠，而三轮车要被城管人员没收，在激愤中挥刀抗争、伤人致死的报道时，立即写了《不要杀他！》，不仅是为崔英杰说情，而且是为维护千千万万小商小贩、下岗工人、复员军人的生计，发出的强烈呼吁。再比如，当他了解到许多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有的人为了筹集学费而上街求乞，有的学生为筹集学费做“蜘蛛人”致坠楼身亡，有的女孩甚至声言谁给她万元学费即许以终身等惨剧时，愤笔写下了《教育应向弱势群体倾斜——沉重忧思中的建议》，提出应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改革现行教育制度，为弱势群体呐喊。

魏巍同志一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给予热情的支持和赞颂。他不顾年老体弱，到河南省“共产主义试验小区”南街村作深入的考察，写了《南街归来》。他把南街村看作“理想之地”，说南街村太好啦，就是太少啦！魏老还很注意培养工农作家，壮大工农文艺队伍。他为王学忠的诗集《雄性石》写了序言，题名为《一个工人阶级诗人的崛起》，指出王学忠在诗坛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中国社会大变动中，工人阶级日渐被边缘化的苦痛，不可能不引起这个伟大阶级的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之后，有人提出王学忠只能说是“工人诗人”或“下岗工人诗人”，不能说是“工人阶级诗人”。魏老在《序<诗坛诸家评论王学忠>》一文中，对上述说法给以分析和答复，指出：“我把王学忠的出现，就其倾向和阶级本质说是一个工人阶级诗人的崛起，至少是向这个目标大步迈进了。”他还鼓励王学忠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好地理解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为工人阶级的命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魏巍同志长期来关心和培养青年的成长，更是人所共知的。他写了一系列的论文、杂文，如《这才是青春花开处》、《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等等，用亲切的笔调同青年谈世界观、谈理想、谈幸福观。他还把青年之路简洁地概括为《苦读马列，深入群众》八个字，把理论修养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作为当代青年的座右铭。有一个杂志的记者曾向魏巍同志提问：“您教育子女常说的一句话是啥？”他的回答是：“我常说的话就是要他们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不要搞投机取巧。也常说不要羡慕资本主义，对帝国主义不要抱任何幻想。”这是他对自己儿女的要求和希望，也可说是对广大青年的要求和希望吧。

魏巍是鲁迅彻底革命的“硬骨头”精神的

卓越后继者，可以说他就是当代鲁迅

毛主席说过，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魏巍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也是鲁迅的好学生。他继承鲁迅的遗志，特别是发扬了鲁迅彻底革命的“硬骨头”精神，像鲁迅那样进行“韧性的战斗”。他在《自题》一诗中说：“鲁师遗训铭心底，痴牛永俯孺子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扎扎实实地这样做的。

鲁迅创造了蜚声中外的大量文学作品。魏巍同志作为他的学生和后继者也创作了卓越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都代表着革命文艺的方向。当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历史对他们提出的任务和条件不同，因而他们作品的具体内容也是不同的。鲁迅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后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期。他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塑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和某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其中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惯于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的阿Q的形象；有在月光下瓜田里颈带项圈、手持钢叉的英俊少年后来也因受尽压迫而精神麻痹的闰土的形象；还有穷苦潦倒的封建知识分子孔乙己的形象；等等。通过这些形象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封建压迫的残酷，并且指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因脱离群众而必然失败的教训。这些不朽的作品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对推动历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魏巍同志所处的时代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时中国共产党已在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和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战争。随着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阿Q和闰土的后代，在共产党领导和教育下，成为有觉悟的翻身农民，其中有些人参加了革命武装而锻炼成长为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最可爱的人”。知识分子则经过党的教育和实践的锻炼，大部分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

鲁迅曾因忙于当时紧张的战斗任务，写作长篇小说的愿望未能实现。而魏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终于创作出规模宏大的“中国革命战争三部曲”长篇小说，并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首届人民文学奖。《地球的红飘带》获“人生路标”奖、人民文学奖。与此同时，这些小说还得到亲历者的称赞。就拿《地球的红飘带》来说，许多长征的亲历者如老帅聂荣臻、老将军杨成武、伍修权、傅崇碧等人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老帅聂荣臻说：“这本书是用文学语言叙述长征的第一部长篇巨著，写得真实、生动、有味道、寓意深刻、催人奋进，文字简洁精炼，读来非常爽口。读完全书，我仿佛又进行了一次长征。”他又指出：“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是我党我军和中华民族的骄傲，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根据长征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意义，再拿它来衡量《地球的红飘带》，写得非常成功。”（见聂荣臻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任何历史小说，能得到一般读者的赞赏，已属不易；能得到当时亲历者如此高度的赞赏，更是十分难得的。

毛主席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处在现代革命文艺的奠基时期，不仅在文艺创作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而且在现代革命文艺理论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特别是他在1927年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之后，通过论文、杂感、书信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实际问题，论述了艺术与人民、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艺术与作家的世界观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这些理论，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它为革命的文艺和文化指明了方向。魏巍同志则处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确立的时期。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作了科学的、经典性的论述（其中也吸收了鲁迅等人论述的精华）。魏巍同志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旗帜下的士兵”，他的任务就是学习、宣传和认真实践《讲话》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对《讲话》的思想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而不是也不需要开创出什么新的方向性的文艺理论。

毛主席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鲁迅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制和迫害，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更加坚定，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当时的反革命势力对革命势力，在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发动了文化围剿。结果，不仅军事围剿失败了；而且文化围剿也被打败了，“而共产主义者鲁迅，却正在这种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新民主主义论》）

魏巍在2007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学习鲁迅到底应当主要学什么？依我看，今天学习鲁迅固然要学鲁迅高超的艺术，更重要的还是学习鲁迅彻底革命的精神、硬骨头精神、不断革命精神，为人民大众争光明的前途。”（《纪念<讲话>,学习鲁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革命军队中，同战士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英勇战斗。在他的晚年，正如他率先明确指出的，遇到两种新的围剿：“一种围剿是新生资产阶级通过权钱交易，用大量的糖衣炮弹围剿共产党干部；一种围剿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三种文化力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围剿。前一种围剿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已经有难以数计的各种干部中箭落马，使党的生存面临着严重威胁。另一种围剿结果如何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许许多多的思想文化阵地已经丧失了，我已经很难说还有多少是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了。”（《新语丝》第143页）。他运用各种长短武器，奋起反击。正是在反对新的文化围剿中，魏巍同志成为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先锋和旗手。他不仅自己作继续革命的硬骨头，而且反复教育他的儿孙也要作硬骨头：“继续革命，永不投降！”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留下遗言：“请把我的思想捆绑在21世纪的战车上，我要和人民一起继续革命！”。

魏巍同志这种精神赢得了人民的高度崇敬和热爱。在他逝世后进行遗体告别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青年自动赶来参加。有一群青年学生打着一个大横幅，上面写着：“最可爱的人，虽死犹生；最可耻的人，虽生犹死”，并在告别会结束之后，围拢在一起高唱《国际歌》。还有些青年自动组织“魏巍精神青年学会”，研究和学习魏巍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不屈不挠的“硬骨头”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鲁迅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魏巍的一生，在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下，认真学习鲁迅，成为忠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杰出作家，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反对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英勇旗手，可以说他是鲁迅精神卓越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也可以说他是当代的鲁迅。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完全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继承鲁迅和魏巍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英勇奋斗，继续革命，永不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

（2009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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