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如烹小鲜”

——纪念毛泽东诞辰122周年

迎春

　　这里所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不是讲这个典故如何理解，而是借用这个典故，说明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革命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治理我们这个“积弱积贫”的大国，如同家庭妇女做小菜一样简单，说明他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和宏伟的英雄气概。

　　人们把毛泽东的一生划分为三个28年：第一个28年，由一个农村小孩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个28年，领导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第三个28年，是治理中国。在短短的28年里，在先抗击美帝，后对抗苏修等非常恶劣的国际条件下，把一个被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蹂躏了一百多年的“积弱积贫”的国家，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成为拥有原子弹、氢弹的大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成为世界上政治最清明、社会风气最良好的国家，没有“黄、赌、毒”，学习雷锋成为时尚、基本看不见警察的国家。不仅如此，在这28年里，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里说一说伟大的毛泽东是怎样治理这样一个“积弱积贫”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

　　他眼里有方向，胸中有全局，手里抓关键，一抓到底。

　　一，眼里有方向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预见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他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信心，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2、686页)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他在经历国际国内的各种惊涛骇浪、多少曲折变故，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对抗等等，始终明确共产主义大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

　　建国前夕，他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3页)实际上指出了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刘少奇等人讲“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并指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义社会秩序，’怎么“确立”呢？---------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5、81-82页)以后，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简称“四清”运动)，刘少奇又提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毛泽东则明确指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看《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368—1373页)

　　毛泽东不仅有坚定明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而且在斗争中练就了一副辨别真假社会主义的锐利目光。

　　当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刚刚出现时，毛泽东就预见了它的性质。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成完整、系统体系以后，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假共产主义。在他的指导下，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向世界人民揭露了这种假共产主义，充分表明毛泽东辨别真假共产主义的能力。由于本文主要是说毛泽东治国的问题，有关国际反修斗争的部分就不多涉及。

　　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毛泽东立刻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第486页)而且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毛泽东辨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能力超群。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再次上台，大力宣传什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什么“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372页)彻底撕下了假社会主义的面具，而一些人还把这种假社会主义吹捧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真是不知羞耻，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毛泽东辨别真假社会主义的敏锐洞察力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

　　正因为毛泽东眼里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明确方向，所以，在他治国过程中，尽管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斗争形势有起有伏，乃至明知道有可能“跌得粉碎”(引自《给江青的信》《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2页)，但是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舵”，保证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共产主义航向。

　　二，胸中有全局

　　毛泽东不仅眼里有方向，而且胸中有全局。

　　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还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为城市，“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在提出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的同时，对我国的经济进行了全面、深刻地分析。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还政策上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8、1437、1430页)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对于革命斗争出现决定性转折的把握，对于革命新阶段的全局了然在胸。现在重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深刻地感受到他预见的科学性，深刻地感受他“胸有成竹”的震撼力。

　　胸有全局还表现在建国以后，他率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儿地迎风破浪前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和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又冲破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斗争的陈旧理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政治领域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我国的工业化也在大踏步前进，由一个百分之九十左右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的小生产国家，发展成为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先进国家。尽管在发展的进程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和挫折，像一些人认为是“一片黑暗”和不可逾越的“大山”一样的三年困难时期之类的挫折，由于他眼里有方向，胸中有全局，依然“如履平地”的翻过小坎，继续前进!

　　再一个事例“是十三年以后重提阶级斗争”(引自《毛主席重要指示》)以后的事。

　　从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所以说“是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开展农村的“四清”运动。他找地方干部了解情况，派人深入农村调查，不断批发有关“四清”运动的材料等等。但是，当他发现，“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住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就再不听社教运动的情况汇报，说“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参看《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390、1391页)把眼光转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可见，毛泽东胸中始终有着全局。

　　当然，他胸中不仅有我国的全局，而且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有世界革命的全局。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露头时，他就发现并提出批评;随着修正主义的发展，他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也越来越坚决;对于世界革命的全局也一目了然。他把世界划分为三类，与第三世界紧密团结，打击美、苏两霸。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就不多说了。

　　三，手中抓关键一抓到底

　　胸中有全局和手中抓关键，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没有全局，也就无所谓关键，反之，没有关键，也就反映不出全局。

　　毛泽东善于抓关键。在认识到：“------中国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严重的问题是农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0、1477页)他就抓住农业集体化不放，从农业互助合作，到农业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建立，直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确立，一直牢牢抓住农业集体化不放，一抓到底。

　　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1949年我国人口5.4亿，其中农村人口4.8亿，占总人口的89.4%;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当年全国有1.85亿工农劳动者，其中农业劳动者为1.7亿，占总数的93.3%，就是说建国时，近90%的人口在农村，百分之93%的劳动力在农业，(《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03、104、122页)城镇人口和劳动力只占10%左右，这就是落后农业国在人口和劳动力方面从表现。

　　实现工业化，从人口、劳动力角度说，就是把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把农业劳动力转变为以工业劳动力。而我国要实现的工业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要把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城镇和工业等行业，就必须发展公有制工业，带动城镇经济的发展，保证工人有稳定的工作、收入，用形象的话说，保证工人的“铁饭碗”;保证有必需的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证工人有住房、教育、医疗等条件。而发展工业、发展经济需要资金，在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完全要依靠我国的自身积累，最初主要是靠农民积累;城乡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如粮食、蔬菜也要靠农民提供等等。总之，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首先要发展农业生产，而且是集体化的农业经济。因为私有制的小农，不仅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积累，而且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偏离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发展农业经济就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牢牢抓住农业集体化这个关键，一抓到底。

　　1951年，当山西省委为防止农村两极分化，提出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被刘少奇批评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时，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的错误，指出“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

　　1953年，他又强调：“------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7页)

　　由于人口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粮食、副食品供应紧张，成为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国家不得不采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为了解决农业生产发展问题，建立农业生产合作就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1955年，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求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1—182页)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农村建立了大量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力地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出现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

　　在农业合作化形成的集体劳动协作力的推动下，1958年我国又出现了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大潮，很快全国就实现了公社化。(参看《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变化的物质根源》《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179-201页)毛泽东主持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说：“必须指出：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首先，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带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是这并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现在全国农村已经公社化了，但是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其次，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等等。

　　如果说毛泽东在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合作化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话，那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他的矛头则主要是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反对“共产风”。他重点强调划清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避免了更大的挫折，保证了社会主义的航向。

　　由于我国遇到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加上人民公社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浮夸风以及公社规模过大等原因，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在一些人认为农村经济形势“一片黑暗”之时，他深入调查研究，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理论，把人民公社的体制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使不同性质的生产(种植业、工副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与“三级所”有相适应，从而从容地渡过了短暂的困难，重新进入“金光大道”。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继续的革命理论问题。毛泽东在苏联出现现代修正主义以后，就奋起斗争;以后又察觉我国也出现修正主义，于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不仅牢牢地抓住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斗争，而且不断地进行理论分析和概括;他一方面发动群众打倒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集团，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另一方面，还不断地思考社会主义社会产生阶级斗争的根源;最初认为是“人还在，心不死”，认为主要是旧社会的残余势力;以后发展到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到最后回归到经济关系，在“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是社会主义还存在着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重新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关系决定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之上。

　　总之，毛泽东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断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经验，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瞻远瞩，胸有全局，牢牢抓住关键，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不断地阔步向前，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内，就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有一些人在咒骂毛泽东，说他这里有错误，那里有失策等等。借用毛泽东词来回答，这不过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让他们抽泣去吧!

　　毛泽东治国的经验、理论是一本宏大的“百科全书”，不可能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说清楚、透彻。这里只想提出这个问题，“抛砖引玉”，并表达对于伟大领袖的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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