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回忆起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时，一个高大的形象伴着那亲切的湖南乡音，常常浮现脑际。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虽然我和毛泽东同志的接触并不多，但是他的指示和教导，无时无刻不在指挥着我的工作和战斗；他的思想和言行，每时每刻都在鼓舞着我和战友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而奋斗。
01
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毛泽东同志并直接聆听他的指示，是在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当时我正任红一方面军三军九师参谋长。5月16日拂晓，在徐彦刚师长和刘英政委率领下，我们九师正奉命沿东固通往中洞的大路强行军。走了一程，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枪声。看来前面兄弟部队已和盘踞中洞一带的敌军交战。师长立即下令跑步前进。但是，从这里到中洞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程。这时，总部的个通信员迎面跑来，大声说：“叫你们几位师领导到前面去！”我和徐师长、刘政委策马飞奔，拐过一个山嘴，就看见了毛总政委和黄公略军长。
毛总政委一手拿着指北针，一手拉着一位老倌子，正对着一条山间小路指指点点地交谈着。看见我们滚鞍下马，毛泽东同志便迎上来对我们说：“朱总司令和总部特务连已经在前头打响了，你们改走这条小路，直插中洞！”
我恍然大悟：原来刚才毛总政委是向老倌子了解通往中洞的捷径。
黄军长正蹲在地上标地图，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口授，把这条地图上没有的小路标出来。上次龙冈大捷后，我们参谋部在这一带调查地形时曾经侦察到这条小路。听向导说，这是猎人、药师和贩私盐者才肯走的小路，荆棘丛生，崎岖难行；但是取这条小路到中洞是直线，比那绕个大圈的大路要近得多。所以，我们当时就把它标在地图上。现在，我拿出地图，与黄军长的地图一对，不错，正是这条小路！
毛总政委走过来，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说：“对！打仗就是要事先进行侦察、调查。”接着又说：“你们快去吧！我上白云山去，等候你们的捷报。”我们立即从这条小路插过去，迅速到达中洞，和红七师、红八师道围歼了敌公秉藩师。
一个成了俘虏的敌军官瞪着惊疑的眼睛说：“娘呀！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渔家傲》中所描写的：“飞将军自重霄入。”这个“重霄”并非“天上”，而正是这条名不见地图的崎岖小路。
后来，我经常想起毛总政委的“打仗就是要事先进行侦察、调查”这句话以及他亲自向老倌子进行调查时那种认真的神情。在以后的每次战役或战斗前，我总是按照他的这个指示，对敌情、地形、气候等进行周密的调查。
毛泽东同志不仅重视军事调查，而且重视向群众作社会调查，在这方面，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等地的调查报告，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抗战期间的耿飚
1932年春，中央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同志率领下东征漳州。攻克漳州后，4月21日，在东路军总部驻地——漳州芝山南麓的红楼，举行了各军的师以上干部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下一步行动计划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各个部队要分散到漳州附近各地，通过进行社会调查，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影响。
会后，红三军进驻漳浦，我们九师驻在旧镇、盘陀、霞美、东山岛等地。在驻地，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社会调查，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工会、农会和赤卫队。为了便于开展社会调查和联系群众，我们还号召湘赣籍的干部战士学习闽南话。
由于我们学会了许多当地话，与群众有了共同语言，军民关系更加如鱼得水，工作也就开展得更加顺利毛主席还经常要求我们对调查得来的材料进行研究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我们第一大队在通渭附近的青石嘴消灭了敌军的一个骑兵团。
当时随一大队行军的毛泽东同志高兴地对我说：听说西北有‘四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四人)，今后要注意这些‘六条腿’(指敌骑兵)了。你这个参谋长要发动参谋到战士中去调查一下他们打骑兵的体会，还要向当地的老乡了解敌人骑兵的特点，进行研究，总结出一套打骑兵的经验。”
我报告说：敌人骑兵速度很快，但是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毛泽东同志笑着说：“这叫‘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所以你们要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你们可以编一个‘打骑兵’的歌子，让大家学。”
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打骑兵的经验，用于实战。那时宁夏马鸿逵的骑兵一直尾随我们。毛主席说，不能把这条“尾巴”，带进陕北根据地。我们一、二纵队便集中兵力，在杨城子以西地区把尾追的三个骑兵团彻底击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我从部队调到外交部，任我国驻瑞典王国大使。赴任前，周总理带我们首批驻外大使十人，到中南海怀仁堂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就开展外交工作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其中也提到了调查研究工作。
他说：你们中间有几位在部队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你们到国外也要通过公开的途径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驻在国的各种情况，包括风土人情，以便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他还说：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任何民族总有它的优点、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人家的长处。你们还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只有懂得当地语言，才能阅读报刊、进行参观访问、和别人交谈，才能做好调研。（以上均为讲话大意）
毛主席还对我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我在任驻瑞典大使兼驻芬兰、丹麦公使期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经常去参观工厂企业，了解他们生产经营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调查研究是从事一切工作的基础。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所作出的榜样，对我一生的战斗和工作，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和鼓舞作用。
★毛主席在抗大讲课
02
毛泽东同志善于在革命力量弱小和革命艰难的时刻，拨开迷雾看到光明的前途，并为我们指出通向胜利的道路。
记得我在湖南水口山矿当童工的时候，毛委员几次派遣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来水口山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我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于192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0月，毛委员又派何叔衡同志到水口山传达关于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指示以水口山为中枢，实行工农大联合，建立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遵照这个指示，水口山党组织一方面着手建立工人武装，一方面举办工人培训班，培养出大批农运骨干，到附近农村去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革命火种。我也被派往我的家乡醴陵县去开展农运。
后来，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在宋乔生同志带领下上了井冈山，在毛委员和朱德同志直接指挥下进行战斗。不久，我也带领一支农民游击队参加了红军。
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我们右路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我所在的红一师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是杨得志同志，肖华同志任政委，我任参谋长。9月底，我们第一大队占领了通渭城。10月初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博古、王若飞等同志骑马来到通渭城内大队部。当晚，他们就住在我们驻地。为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我没敢休息，与哨兵起警戒在首长们的住处周围。
刚过半夜，毛泽东同志披着衣服从屋内走出来，伸手做了个扩胸动作，然后把左手叉在腰里，仰望着夜空中璀璨的繁星。过了一会，他回头发现了我，便说：“那不是耿飚吗？”我走过去向他敬礼，说道：“主席这么早就起床了！毛主席指指别的领导住的地方，示意我不要声张，接着，他从衣袋里摸出香烟，拉着我说：“走，我们走远点。”我们边抽烟，边遛达，边说话。毛主席问我：“你怎么没有休息呀？”我说：“你们都在这里，我们得负责啦！”
他用夹着香烟的手来回摆摆：“咳！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有一个大队嘛，敌人不敢来！”我说：“名义上是大队，可总共才四个连哪！”由于长征途中耗员太多，我们已由原来一个师缩减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
毛主席从我的话中听出了这种情绪，就笑着说：“怎么？嫌少啦？以后再扩大嘛！”他那夹着香烟的手向露出曙光的原野上划了个大圆圈：“就在这儿站稳脚跟，再打出去！”他那充满豪情的声音深深感染了我，使我因一夜未睡而感到困乏的身子忽然精力倍增。
我久久地回味着这两句话：“以后再扩大嘛！”“就在这儿站稳脚跟，再打出去！”我似乎察觉到：一个以陕甘地区为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东进抗日的伟大计划，已在毛主席的胸中酝酿并逐渐形成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二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以便培养干部，走向抗日前线。我奉调到红军大学第一期第一科学习。
在红大，我和同学们最爱听毛主席讲课。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在讲课中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弱小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相结合的原则，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主席针对国内存在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进一步阐述了上述原则，为中国抗日战争如何到达胜利之途指明了方向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施展了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人民军队。他一方面假意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进行和平谈判，还请求美国政府派遣特使来华进行“调处”；另一方面却在美国帮助下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想凭借其军事优势来消灭人民军队和革命力量。
对此，毛主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一方面通过谈判揭露敌人的战争阴谋，另方面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丢掉对蒋介石的和平幻想，奋起抗击敌人的进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引下，革命力量由小到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弱转强，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我们终于迎来了全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5年2月美军观察组回国前和晋察冀军区领导程子华、唐延杰、耿飚等在军区驻地河北阜平庙台村西沟窑洞前合影。
03
记得毛主席说过，领导的职责在于制定政策和使用干部。好的领导必须善于使用干部。他本人不仅善于使用干部，而且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在这方面，我有深切体会。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后，我们在赤水、土城一带与敌军展开了激战。刚开完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现场指挥。鏖战一天后，鉴于敌援兵将至，军委和毛主席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渡过赤水河转移。
当时我任红一师参谋长，军团长林彪打电话给我，要我到渡口去指挥部队渡河。我指挥工兵分队架起两座浮桥，部队在浮桥上整整过了一夜，才全部渡过赤水河。这就是“一渡赤水”。当我回到师部后，才知道在我指挥部队过河时，毛泽东同志曾派总司令部的同志通知，要我们红一师的几个领导同志到他那里去。由于我不在，所以只有李聚奎、黄甦、谭政三位同志去了。
据他们后来告诉我，毛主席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还讲了我们应采取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部队整编问题。这说明毛主席对我师干部的关怀。更使我感动的是，毛主席见我未去，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要他们捎给我，信中表扬了我和红四团的同志们前几次架桥任务完成得好，保障了大部队通过。
毛主席指的是长征初期在潇水上架桥以及后来在乌江上架桥的事。那时我任红四团团长，率领全团作为前卫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并消灭守敌，为大部队和中央纵队开道。当到达道州时，受阻于城外的潇水河，我们在敌人火力下架好浮桥，冲过河去，攻占了道州，接着布置警戒，掩护中央纵队渡过了潇水。后来到达乌江时，汹涌的急流又挡住了去路，对岸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封锁江面，妄图使乌江天险变成红军难于逾越的障碍。但是，我们红四团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在急流中架起浮桥，消灭了对岸守敌。
当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来到江边时，对岸已经没有枪声。毛泽东同志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其实，架桥开路是我们前卫团的份内之事。想不到毛主席却一直记住此事。现在他又写信表扬。所以，当我捧读毛主席的信时，心中无比激动。
时隔数十年，当时的激动心情，至今清晰可忆。毛主席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当我在红军大学学习时，他除了来校讲课外，还经常来看望我们。“红大”开始设在瓦窑堡，后来迁往保安，保安北靠长城，在古代是边陲要塞，城外那些蜂窝似的山洞，就是我们的校址。这些山洞荒废了不知多少年代，积了厚厚一层羊粪、腐草和兽骨，人走进去，扑面飞出一群群蝙蝠。
“红大”一科的学员全是师以上干部，现在全成了清洁工。我们大家动手，清理好卫生后，又自己制造了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的。有的同志说：“嗬！我们又回到石器时代啦！毛主席来看我们时，表扬了我们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地建立“最高学府”的精神，接着风趣地说：“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
毛主席所说的“参禅”，是“参”马列主义之“禅”；他说的“悟道”，是“悟”中国革命之“道”。也就是说，毛主席要求我们通过学习，掌握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以便将来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并带着马列主义这个锐利武器投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
毛主席在政治上和组织纪律上对干部要求很严格，但是，他在和干部谈话时从来不用训斥的口吻，而常常用商量或劝说的口气，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来教育干部。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军委要调我到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去任参谋长，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见周副主席是用商量的口气说的，便说：“如果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还是留在一方面军好，四方面军我不熟悉。”
过了几天，周副主席告诉我：毛主席要和我谈话。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不愿去红四军工作的事。所以，到毛主席那里去时，我心中有些不安，准备挨批评。可是，到了毛主席住处后，他笑着对我说：“耿老乡，我们到外面走走吧!”那天虽是冬日，却不冷，我们在阳光下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
毛主席说：“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我说：“你讲的渌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我们又谈了当年醴陵农运和水口山工运的情况。
接着，毛主席看着我说：“哎，叫你到四方面军去哩。”
我说：“周副主席已经和我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一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同志和颜悦色地说道：“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请示主席，”我问：“叫我去干什么？”“去当参谋长。”我又问：“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同志停下脚步望着我：“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我认真地说：“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
毛主席笑了：“嗨，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四军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就这样，毛主席在笑谈中说服了我，教育了我。我愉快地表示服从组织分配。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我任参谋长，后又被任命为副旅长兼副政委兼参谋长。
当时我们大家热血沸腾、磨拳擦掌地准备开赴抗战前线。不料，一个月后传来命令：三八五旅只有七六九团开赴前线，而旅部率领七七○团留在后方，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说实话，让我这个一贯担任先锋部队的指挥员留守后方，心理上时转不过弯来。我就去找刘伯承师长和徐向前副师长，向他们要求让我到前线去。
他们耐心地与我谈话，要我安心留下来。我接受了他们的劝告，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心里还总有些遗憾。后来，中央军委将留守部队组成后方留守处，由肖劲光同志任留守处主任。不久又组建留守兵团，肖劲光同志任司令员。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参加了组建留守兵团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明了留守和保卫革命大本营的重要性。
大会后，在会餐时，毛主席找到了我，依然是那样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耿飚啊，听说你想到前线去指挥打仗，是不是？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挥嘛，可以给前方出点子啊！你们七六九团在阳明山就打了胜仗嘛。都走了，谁给我们中央这些人搞饭吃呀？我对你们肖主任讲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呐！”他还打了个比喻：鸟有窠，毛毛有摇篮，革命要有根据地。
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和他那风趣的谈话，坚定了我做好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工作的信心。毛泽东同志还常常虚心地征求和听取群众和干部的意见乃至批评。
1943年下半年，留守兵团撤消，改为联防司令部。那时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和曹里怀同志同住一室。我们两人对于中央处理留守兵团、特别是处理肖劲光同志的问题，有些看法。我们讨论了几条意见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向中央反映。
次年秋，我在党校毕业，面临分配工作。我给毛主席打了个电话，要求见见他，一来谈谈我对分配的想法，二来想把这几条意见向毛主席当面汇报一下。毛主席给我回了个条子，要我马上去他那里。
毛泽东同志很忙，见他一次很不容易。我十分高兴，就约了曹里怀同志一起去。我们赶到毛主席住处，先谈了我们对处理留守兵团问题的三点意见和两条建议。毛主席仔细听后，连连说：“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议，讲信任、讲民主，很好。耿飚同志你能不能写出来给我？”我赶紧把早已写好的五条意见，交给毛主席。毛泽东同志立即聚精会神地看起来，连手上夹着的香烟烧了一大截烟灰都忘了弹。他一面看，一面点头，还用铅笔在上面划出重点，批了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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