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队伍中的“80后”海外中国青年
奥运火炬海外传递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反华的现象，这确是让许多中国年轻人颇感意外，我们的繁荣建设引来的不是赞赏，反倒是一些人骨子里的敌视；不过西方社会也同样感到有些意外，尤其是对“80后”的海外中国青年的反应，他们不但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而且做的既针锋相对，又不失秩序。
国内舆论基本上对“80后”的海外中国青年的行为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这不仅是爱国之举，似乎还标志着“80后”年轻人的成熟，甚至有学者称他们为：“现代中国最开放、最进步、最自由、最勇于表达自己意愿、离国际主流社会最近且利益关联最重的人群”。下这样的断语是否稳妥，还有待商榷，不过无论怎样，“80后”海外中国青年在这次抗议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倒很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80后”的海外中国青年是精力格外旺盛的一代人，无论在欢迎火炬还是抗议游行的队伍中，人们都能感受到他们身上强劲的生命冲动。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迎接奥运火炬的到来，克服诸多不便，学生也好，职员也好，都把手头的事情推到一边，不远百里，甚至不远千里赶来，在火炬传递的过程中，一路跟着奔跑呐喊。当奥运火炬传递受到干扰后，来的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一些本不打算来的也专门赶到，和海外的反华势力面对面对峙着，虽然显不出好斗的样子，但也看不出有害怕、畏惧之情。
其次，“80后”海外中国青年在这次抗议活动中显现出较强的横向自组织能力。在他们的上一代人眼中，“80后”的年轻人都是些独生子女，他们在孤独的环境中长大，既不善交际，又特别自我中心。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准确，起码从横向交际的情况上看，倒是老几代的人不如现在的青年人。在传统社会中，孩子们基本上生活于家族体系内，他们主要学习处理的是与长辈间纵向的人际关系，至于平辈之间，则要依着血缘关系进行社交活动，同时这种交往活动又受到家长纵向意志的监督与干扰。与之相比，许多“80后”的青年人——尤其是城市中长大的青年人，不但没有家族势力的影响，而且一般3岁起就进了幼儿园，在一个“生人体系”中成长，他们的朋友网很自然地呈水平状展开，而且家长的干扰力度也远不如家族社会强烈。随着现代交流工具——特别是网络平台——的发展，“80后”青年的水平联系能力更是得到了充分的技术保障，尽管这些年轻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往往不如家族血缘的关联坚实，但这样的水平关系网却动感十足，范围广大。只是因为“80后”年轻人与其长辈相比，在处理与前辈的关系时显得很不合规矩，才给前几代人一种错觉，觉得他们交际能力低下，交际面狭窄。
第三，相对于虚无缥缈的原理性问题和宏大的理想主义，“80后”海外中国青年倒是更为关注具体事件，重视细节问题——比如西方一些媒体对西藏问题的不实报道。他们的行动直接、干脆，目标明确，较少以自觉反思或原创的“宏大理念”来指导，仅只是满足于既有的观念框架，所以在活动中人们往往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持久性也不是很强。
第四，通过“80后”海外中国青年的抗议活动，明显表现出他们对西方规则体系相当熟悉，从而能够游刃有余地在所处国家的法律框架内，理性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一方面造出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又没有引发恶性的冲突，令国内外很多人耳目一新。冰冻三尺，绝非一夜之功，要如此纯熟地利用西方规则，就要有持续的学习和实践，由此可以看出，“80后”海外中国青年不但着力于认识西方，也同时适应了西方的这种行为模式。这一特性的未来影响是两面的，从正向上看，作为中华民族接纳新事物的主体，当他们大量回国后，他们带给祖国以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负面上看，这些人由于专注于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体验，对中国自身的一些特殊性往往了解不足、不深入，从而很可能会将他们在国外熟知的模式套用在国内，对于西方来说，它们的社会完全可以承受由这种内生的行为模式带来的各种现实冲击，比如对这次海外中国青年的抗议活动，西方的许多人也仅只是惊讶一下而已，而在一个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与西方不甚相同的体系中，至少短期内，这种新的行为模式可能就会造出一些非良性的效果。
当然，“80后”海外中国青年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群体，不过通过这次海外的抗议活动，这些年青人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初露峥嵘，他们有个不错的开端，可要更好的走下去，就要有更深的自我认识，这是“80后”中国青年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所有中国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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