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在四川——一个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的工作手记（一、二） -

行动在四川——一个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的工作手记（一）

按：2008年5月24日，我跟随北京正华健心咨询有限公司、正华心理咨询师联盟组织的首批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队伍赴川，在随后一个阶段内从事相关专业工作。令人高兴的是，临时住处有条件上网，意味着我可以在此将新的消息和大家共享。闲话少说，以下你所看到的，将是我在这次志愿者工作中的真实记录。

2008年5月23日 D minus 1

上午整理行装，70升背包基本满载。为防万一，已给家母和委托的执行人留下遗嘱。

下午在网上写了临别的帖子。基本上心情在期待和焦虑中摇摆不定，甚至有一种将自己作为死人或慷慨赴死的冲动。Thanatos果然是个可怕的东西。

晚上是全年级的毕业聚餐，为了临走前把家里的地擦一遍（不想留遗憾），结果出门得比较晚，到现场后，只来得及和大家匆匆告别，随便吃了点东西。略有感伤，热闹是他们的，我则什么都没有。

9：20乘火车奔赴北京。

5月24日 D-Day

在硬座车厢中彻夜难眠，与旁边的陌生人闲扯了几句。当大家一个一个睡着之后，我突然陷入莫名的恐惧，恐惧未知，亦恐惧孤独。这次决定出发，是冒着得罪很多人的危险，甚至可能背负骂名,但回想起一路上接到的短信和电话，我仍然觉得我是对的。

早晨5：30，火车抵达北京西站。在双井桥附近等到七点多，关天茶舍的朋友碧知特意赶来见我，并请我吃早饭。随后她又带我去亚斯立教堂，为我做祈祷（碧姐姐是基督徒）。碧姐姐颇有江南女子秀外慧中的风范，只是合影中我既笑得傻，她又不够上镜罢了……

9：30在正华健心咨询公司报到，领到了行内其他朋友为我们免费赞助的队服（一件冲锋服、一件短袖T恤）和免费赞助的保单，办理相关手续。见到了这次带队的卢老师、介绍我同去的李老师和其他几位前辈，都是35岁以上的老牌咨询师，显然我和人家都不在一个级别，只能是以辅助工作和学习为主。这一辅助不要紧，我被安排作了后勤部长，负责管钱……这是我最心烦、最不乐意做的事情……残念。

11：00随中心的老师取到天津一家印刷厂免费为这次志愿活动印刷、运送的宣传册，回程本想打车，一位素不相识的师傅看到，主动提出捎我们一段，且坚决不收钱，只是因为前排坐不下，可怜我在后厢以蹲姿、跪姿委屈了一路。据说运送到四川的所有赈灾物资，国家不收取运费，许多志愿者也踊跃协助。

12：00出发前往机场，我因没来得及在公司吃饭，只好坐在一辆QQ的前排、抱着我70升的背包作为桌子，在途中吃了外卖送来的便当，估计这种吃相可以载入史册，但照片目前还存在其他老师的相机里

13：00到达机场，开始办理登机。加上我们携带的玩具、宣传册和其他物资，六个人的行李共计超重77公斤。经过短暂协商，值班经理以超重部分是赈灾物资为理由，不收取我们的超重费用。

起飞前，李老师将其他几位前辈之前一天的讨论结果、会议精神和工作任务传达给我。因为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原本预定在15：10分起飞的飞机，直到15：50才登机完毕，又在滑行道上几经等待，最终16：50左右才终于起飞——在这个等待过程中，我困得连续睡着多次，然而还是没能睡好，不了了之。

这是我十岁之后第一次坐飞机，很多程序和事件都发生了变化，飞机上的伙食也比原先好了那么一点。乘务长看到我们胸前的志愿者标牌，决定把本次航班剩余的点心和水果最后支援给我们。直到飞机降落，我们从空姐手里接过几个沉甸甸的大袋子，才感觉到这个“剩余”背后的分量有多重。

19：20飞机安全降落成都，19：50出港完毕。本地的联络人安排了车来接我们，当然，这位师傅也没有收取我们任何费用。根据事先安排，我们的驻地在成都去往都江堰的途中，西南财经大学温江校区附近。一路上我随手拍下了几张照片，看起来成都的生活秩序在逐步恢复之中，没有太大的混乱发生。

根据两位联络人提供的信息（西南财大07级许琳，心理咨询老师徐丽），成都本地的高校这一周来基本都停课，可能会在5月26日开始复课；而其他一些学校已经放了长假，最长的假期直至8月之后。每天都会有高校学生担负志愿工作开往邻近地区，可能是抬担架，可能是掩埋遗体，也可能是其他，以走过场为主；高校学生中主要的心理问题并非由地震原发，而是对瘟疫蔓延的恐惧、余震造成的心理冲击甚或早先潜伏因素被地震引发造成的问题。晚上的准备会上，卢老师初步决定，我们5月25日的第一次行动，将奔赴都江堰考察情况，并与当地联络好的机构合作开展工作。

根据前方朋友的消息，都江堰可能有疫情的存在；根据后方北京的提醒，之后几天本地会有强降雨。不管怎样，我们是非捂在冲锋服里不可，那么还是别让太阳过于毒辣比较好吧。

行动在四川——一个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的工作手记（二）

5月25日

原本计划早点出发，但因故耽搁，早晨10：00才出发。同队的六个人中，包括我在内的四人前往都江堰，另外两位前往西南财经大学，在联络人徐丽介绍下查看收容了汶川孩子的爱心学校的情况。

开车送我们前去都江堰的是隶属于红十字会的一位李姓志愿者，他来自北京，长着一张孩子脸，其实已经32岁。车子由成都一位生意人处临时借用。这位朋友属于较早抵达震区的志愿者之一，19日开始投入工作，主要负责向前方运送物资等；他的姐姐15日抵蓉，在机场等地负责调运和配送物资。

一路上他向我们简单地介绍了目前的情况。与我们在外界收到的信息大不相同，很多志愿者怀着热情赶来帮忙，全国各地的物资也一再运抵，但四川红十字会态度冷漠、官僚作风严重，不但伤及志愿者的人心，也造成了物资的分配不均和严重浪费。仓库里的纯净水已经足够大家拿来洗澡，全国各地仍然不断运来；面包和牛奶在仓库大量囤积，因为运不到前方而成批变质浪费；由于缺乏统一管理和调配，有私吞、转卖救灾物资的情况存在；运抵前方灾区的物资，也因基层官员的扣押、囤积、怠慢而无法公平分配到灾民手中。四川红十字会甚至对一些捐助物资的人十分冷淡，提出“有钱就捐给我们，物资我们不要。”如此嘴脸背后的用心，路人皆知。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政府的作为还是大有商榷的余地啊。

根据他的估计，目前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亦严重失实，仅什邡一地最终遇难的人数就可能高达5万人以上。大量尸体未经确认便就地掩埋，一层石灰夹一层尸体，这使得官方在公布数据时可以有极大的、永远不能彻查的机动空间；深埋废墟的遇难者和失踪者的统计，也将困难重重。死亡人数可能要到下一次人口普查后才能基本明了。此外据他了解，这次救灾行动中，军队也遭受了很大伤亡，自己的军用物资消耗殆尽后，红十字会却拒绝把过剩的物资调拨给他们。因此这几天以来，他和其他一些志愿者的工作内容，是自己找来车辆，将仓库中的物资“拿”到前方，分到灾民手中。他戏称此做法为“劫富济贫”。显然这不是什么好的选择，但在NGO和监督渠道缺失的当下，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很多志愿者在官僚作派和冷漠下选择了撤离，有些人甚至感到失去了继续工作下去的意义。这位李姓朋友说，几天之内他也可能要回到北京去。

11：00左右抵达都江堰，因为我们不熟悉路，不得不一边问路一边前进。由于我们在市内距汶川较远的一侧，没有看到大量的建筑破坏，但都江堰基本上已经瘫痪：大量市民已经疏散到周边地区，留下来的也基本住在帐篷和安置点内，店铺全部关门，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全面停止，只剩下政府机关、医疗、银行等部门设立了临时办公点。所有建筑在有关部门检验安全之前，供水、供电和供气均不能恢复。

我们到达位于体育中心的总指挥部报到，这里不需要我们，转介我们前往医疗指挥中心。医疗指挥中心位于疾控中心院内，各地的医疗队、志愿者、消杀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均在此集中。大量的双氧水、净水剂、消毒液等原料堆积如山，从环卫部门征调的洒水车频繁在主干道上喷洒消毒。我们开始分头行动，我和卢老师前往临近的一个安置点，另外两位老师前往城市另外一端的都江堰人民医院很快。她们从医院发来消息，昨天关于疫情的信息被证明失实。由德国援助的野战医院将于26日开始接收患者。

我和卢老师来到位于幸福小区的安置点，这里三天前开始接纳灾民，刚刚完成一期工程，二、三期和配套设施正在建设，已经接纳了近千人入住；帐篷学校则接收了附近超过400名的孩子，已达到饱和。每个人在入住安置点时，医护人员都对他们进行了普查，并对一些情绪特别不稳定的作了记录。白天大多数人都不在，据说要找人的话晚上比较方便。我们拿着自己带来的宣传手册走访了一些在家的人，并和他们简单交谈；前往学校时，可能更多地是出于好奇，小学班的孩子们围住我索要手册。这些高仅及我腰部的孩子把我从教室的前门外推到后窗外，险些将我挤倒。不过看起来，这所学校在安置点是最好、最整洁的建筑。

根据医生提供的信息，我们来到某一间住所，走访这一家的主人。当我们走进屋时，屋里有七八个人，在平静地交谈着什么。和我们谈了几分钟之后，其中一位阿婆开始情绪激动地痛哭，其他几位阿婆、大婶也开始掉泪。她们是一大家人，几个叔伯兄弟，家在公安局后面，大部分成年的家庭成员无业，依靠出租自家的门面房为生。5月12日地震中，她们一家所有的房屋完全倒塌，财物几乎损失殆尽，那位阿婆自己的手臂和腿上有很多淤伤，她的老伴则受了重伤、至今仍在成都接受治疗。总体而言，她们的情绪反应不是针对地震，而是针对之前政府的安置问题和震后的财产损失。按照另一位阿婆的话，政府做得很好，那些“泡在糖水里长大”的军人和志愿者都是好人，但是那些专家很失职、没有预报出地震。此时大约是16：20前后，窗外正在施工，混凝土切割机刺耳的噪声甚至掩盖了余震，同行的几人中，只有我感觉到轻微的晃动和飘忽感，其他几位老师都毫无觉察。至于那些亲历了5月12日地震的人们，对余震已经麻木了。借用李姓朋友的话，“余震比地震可怕，余震预报比余震更可怕，预报余震却又没震最可怕。”这种麻木会在人们的心理上留下严重且持久的后遗，对此进行完全的干预，将需要不少于3-5年的时间。

晚上我们回到疾控中心，与其他医疗人员一起用晚餐。由于这里房屋不能使用，工作人员都住在帐篷里，故暂时无法为我们安排住处，我们被迫乘车返回成都。晚上的碰头会上，大家谈起了有关心理干预的问题。近来全国各地的心理志愿者和工队伍极多，估计至少有1000名相关人士在灾区活动，但这些队伍没有统一指挥和调配，也没有长期工作计划，基本上蜻蜓点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据某报纸报道，竟有专家对一个孩子实行了长达7小时的心理干预——这是违反心理咨询起码原则的。至于各位大师的博士生、硕士生，虽然也在尽心尽力组织团体咨询，但效果也很有限。特别是在西南财大的爱心小学，这里因为收容了大量来自汶川的孩子，已经成为具有新闻效应的示范点，很多知名学者带领的队伍都会在此“试剑”。结果孩子们被当成了道具，在不同的流派、风格、疗法和游戏中变得越来越圆滑、越来越会应对，同时也自然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难以深层沟通。据今天在场的两位老师介绍，连半岛电视台的记者都跑来拍摄，可想而知这里的孩子有多难。假如路过的队伍简单地切开他们的伤口，而又不作恰当的处理，那我们的心理干预本身就是制造更大的问题！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大家决定集中兵力，争取能做好一个或几个点的工作，而不是到处磨刀。考虑到成都和温江资源比较过剩，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可能暂时放在都江堰方面，以今天联络好的野战医院和收容点为基地。我想，这几位老师虽在国内心理学界没有太大的名气，却都在咨询一线有丰富经验，加上我这个后勤部长，如果看准一个地方钻下去，总还不会毫无收获。按卢老师的话，哪怕我们只能帮助十个人、二十个人，也是确实在做事情。想到这里，我就没有为自己的年轻和能力所限遗憾，而是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