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在四川——一个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的工作手记（三、四） -

5月26日

早晨7：30从温江租车出发，前往都江堰。因为昨晚没有睡好，在车上继续睡觉，直到8：40左右到达目的地为止。

昨天的都江堰有些死气沉沉，今天则已经恢复了一点活力。一些商铺开门营业，街头有了来往的人群，但依然少有回到自己家中的人们。据说，这里的房屋将会有80%拆除重建。可以预料到，都江堰乃至整个震区，至少需要五到十年才能初步恢复元气。

今天的工作是入户探访，我们几人分头行动，前往几个安置点和野战医院。我和马丽华老师留在昨天提到的幸福安置点。为了在这里的帐篷学校开展工作，我们和学校的吴主任做了简单交流，他也提到近来很多志愿者队伍拜访，可能会给孩子们带来负面的影响，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多加留意。一位这里的护士因心理困扰想找我们谈谈，马老师想找个室内环境，随手推开旁边一扇门，里面一位正在整理旗帜的志愿者探出头，原来是华南师大的人驻扎在这里……残念，看来这个安置点也快变成示范基地了。教育部今天发通知，希望媒体不要多次采访同一个孩子，这一点我深以为然。

走访的第一户人家是一位90多岁的阿婆，她的家房屋倒塌了，12个儿女在地震中却都安然无恙，老人家自己也精神很好，只是因为肠胃炎不想吃东西、不能下地走路，据她说，她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灾难。在我们交谈过程中，她的八儿子一家还给她送来些吃喝。她家中的保姆，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地震发生时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阿婆逃了出来。这位保姆家住向峨乡（根据她的描述，全乡几户都被夷为平地），在地震中失去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显得有些消沉，但也没有歇斯底里的情绪表达。临别时我们问她们，要不要给她们带些吃的东西，她们说，什么都不想吃，你们陪我们聊天我们就很高兴了。

在另一户人家，我们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伯，他和儿子、独孙共住一室，看上去情绪较为稳定，和我们也能自然地交流。老人家除了原本的糖尿病，没有在地震中受伤，这倒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只是因为安置点的房屋潮湿，让他有些风湿性关节痛。据老人家说，儿子的岳母去世了（好像是自然死亡，并非在地震中遇难），所以儿孙都奔丧回了泰山家，只有他一个人在。临近中午，他热情地留我们一起吃午饭，我们婉言谢绝了。说实话，我并不反对体会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哪怕是一个片断。

旁边一户人家中，我们遇到一位老婆婆，地震当天她家的房子完全倒塌，所有的财物都没能抢出。她挣扎着跑出来，幸免于难却扭伤了脚踝；儿媳没能及时逃出，被倒塌的房子砸死了。她身上的衣服，还是几天前一群志愿者送给她的。因为这种人财两空式的巨大损失，她显得情绪低落而难过。下午我们离开都江堰之前，马老师给她送来一盒云南白药，给那位风湿痛的老伯送去一盒膏药。

最终我们在一户人家总算发觉了久违的笑声，这里坐着一家五口，四个大人和一位七个月的宝宝。小丫头在妈妈怀里拿着玩具，被我们逗得不时发笑，爸爸、爷爷和姑姑在一旁也笑容满面，让我不由眼角有点发酸。同行的叶老师拿出一个我们带来的哈姆太郎毛绒玩具送给孩子，她兴奋得不知道如何表达，揉着毛绒绒的玩具发出咿咿呀呀的喊声。或许，在同样的艰辛中，这一家人会过得更加开心，因为他们手中捧着希望。

今天天气难得转好，都江堰上空不断地有军用直升机飞过，一部分飞往汶川，另一部分飞往唐家山堰塞湖。我注意到的就起码有三十多个架次。午饭后马老师无意中发现在安置点旁边的一个厂房，那里自发聚集着一批没有被妥善安置的灾民。头顶的厂房结构完好，但有些破漏，雨天可能会漏水；食物和饮水没有保证，连做饭的液化气都要自行购置；临时搭建的厕所卫生条件也堪忧。在这个聚居点旁边，是都江堰市宗教事务局、华侨办等一些单位的临时办公地点。不知道中央承诺的每天每人若干补助、若干口粮，能否按时下发到这些可怜的同胞手中。因为怕引起纠纷，我们没有敢走近他们交谈，远远地打了个招呼就匆匆离开了。

下午大家集合起来，留下两位老师在幸福安置点值班，我们则乘公交车返回温江，晚上在西南财大听了卢老师的报告课。这场地震，哪怕它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天灾，都不是决定人们应激障碍的唯一因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因素。我们之所以会恐慌、失落、焦急或麻木，一方面是因为可能遭受的物质损失，另一方面则是以往深植于我们心中的种种阴影——地震不过是一个触发事件罢了。即使对我们这些置身事外、没有遭受损失的人们，它也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并因为这种改变可能向积极方向发展，而具有了超越性的意义。旧有的压抑在瞬间崩溃之时，我们能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更加自由吗？还是会经历短暂的补偿性狂热，随后再度回到原有的模式中去？

早晨在安置点，我们在一个条件很差的公共卫生间如厕，里面的墙上爬着一寸长的蛆，便池漫溢、臭气冲天。我忍着恶心走出男厕，马老师在女厕则显些被熏得吐出来。做一个不那么雅观的比喻，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一座深藏不露的污秽之地，地震就是那股迫使我们走进去的内力，我们也许会惊讶，也许会厌恶，也许会企图逃避，但在我们处理自己的内力之前，我们将不得不呆在这里。这是我们自己创造出的肮脏，假如不接纳它，它对我们心灵的破坏力，将胜过地震何止百倍。

幸福安置点帐篷学校的孩子们。

飞过头顶的直升机

马老师与阿伯在聊天。

我和叶老师逗小宝宝。

哈姆太郎深得小丫头喜欢。

另外一个安置点，这里安置房屋未完全损毁、受灾较轻的民众。

这个安置点条件较好。

这里配备了直饮水机。

从紫坪铺、虹口方向开往成都方向的车队，估计是前方撤下的武警。车内不少人还戴着口罩。

呼和浩特的特警也来支援。

路旁店铺内的雕饰损毁严重。

其他队伍的心理辅导课，不过从我的角度看，让小学生思考这些问题太不符合实际。

废墟旁，作物旁若无人地生长，哪怕无人最终前来收获。

上文提到的那个非正规聚居点，条件相当恶劣。

军方派出的医疗队设备先进，远处的车辆是野战手术车。

西南财大内最吸引我们的一顶帐篷。这里大概住着两位可爱的mm。

帐篷在校园内随处可见。

卢老师的讲座。

三位逃课想当志愿者的孩子，慕名而来想追随我们，因为没有专业背景和经验，被卢老师劝退了。心理干预确实不是谁都能做的。

行动在四川——一个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的工作手记（四）

因为工作安排的关系，今天可以晚点起床。一觉睡醒就到了八点钟。这几天来的疲惫，总算被补回去一点点。

上午在西南财大听马丽华老师的讲座。总的来说，马老师的核心思想与我之前想到的一致，那就是不可以对人性抱有太大的期望。这些天来无数身处圈外的人们，都可能或多或少重新思考了自己的生活，有的人踊跃捐款，有的人大喊中国加油，有的人赞颂中国的团结，然而当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呢？对于一个青年人，生活的主题还是要回到成家和立业，甚至原来是怎样平庸、之后还会继续平庸。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观念与情感、情感与行为的距离，人们总是很容易想明白一件事，但付诸实施时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就会籍着为行为找合理化观念的过程，把想法再变回去。

不客气地说，诸如“我们一定要……”“中国一定会……”的想法，多半是不能成真的，除非我们真的行动起来，而爱叫的狗，是很少咬的。这话再说就不那么客气了，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吧。对一个人而言，不要过程要结果会导致一种状态，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让我再次想起昨天我所提到的厕所的例子。当我们被地震推进了内心中肮脏的厕所，我们是会咬紧牙关，在排泄完毕后匆匆走出，并迅速将其遗忘，直到下一次内急时才再度走过来吗？还是会有勇气面对这肮脏的小天地，生出要将它清扫、拆除或翻新的勇气和行为？我以为，对我们这些没有亲身经历灾难的人，怎么思考和选择显得更加重要。

中午前往都江堰，全体成员开会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第二天接送我们的那位刘姓朋友传来消息，今天有领导人要到这边视察，红十字会事先得知这个消息后，害怕志愿者们借机向上反映问题（之前我已经介绍了相关情况），就把所有的真志愿者临时请走，抽调本地的铁路工人等一些人临时冒充志愿者，为他们买了统一服装、安排在四星级酒店住宿、统一口径，以此冒充。幸福安置点也是从前天到今天，突击赶工挖了排水沟（一开始修建工程时居然没有这个配置！）、修了厕所和浴室，总算赶在下午领导人到来之前完成。我们开完会走出来，刚好听到了重要指示结束后的掌声、看到了WBG离去的场面，还被随行警卫阻拦着不得靠近。基层的骗局总是能成功欺骗领导人，朱，温，吴，古今一向如此，概莫能外。

下午走访了两户人家。在第一户人家，我们意外地见到了一位青年女子，她寄住在这里，和亲戚挤在同一间屋中。她家住向峨，在映秀镇的电石厂打工。地震发生时，因为厂房是钢结构，没有倒塌，全厂六百多人都得以幸存。在户外冒着大雨露宿一夜后，第二天她们和许多幸存者开始徒步向外撤离，走了二十多个小时到达水磨乡，吃了当地的灾民分给她们的一碗粥，又继续前行。在途中她险些滑落山下，幸好遇到开进汶川的部队，被一个战士一把拉了上来，又送给她一双鞋。她们历尽艰难总算返回家乡，家里的房子早就倒塌，有人趁机偷走了她家中全部的财物，连给老母亲准备的棺材板都被盗走。根据大家的说法，在灾区财物遭到盗抢的现象十分普遍，家中上万元、十多万元财物被哄抢的事屡见不鲜，甚至有人持刀在都江堰市区内明抢财物，目前警方已抓获了十几人。

第二户人家四世同堂，老爷爷已经86岁高龄，膝下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的儿孙和他们同住。一家人都十分健谈，地震当天，只有一个儿媳因下班在家休息不幸遇难，其他家庭成员都幸存下来。谈到死亡，他们提起了都江堰中医院，提起了新建小学，也提起了豆腐渣学校。据他们说，当天都江堰的新建小学，教学楼瞬间垮塌，几百名孩子在废墟下不幸遇难，家长们并非如新闻报道中那样“情绪稳定”“感谢D和Z”，而是高喊着“贪官污吏！还我的娃儿”。谈到中央领导、谈到解放军救灾，他们都满脸的敬意，声音中充满感激，用老爷爷的话说，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领导人。然而说起那些“贪官污吏”，他们又恨之入骨，大有不共戴天之势。或许这种矛盾的、纠结的情感，也代表了灾区许多民众的心声吧？这位老爷爷的家拆迁后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从1991年开始四处奔走，直到去年底开始行政诉讼，本来等着法院的判决。在地震当天，他人在成都奔忙此事，躲过了一劫。他们总是乐观的、善良且能够忍耐的，甚至已经学会了用麻木保护自己免遭频繁苦难的侵袭，然而这种麻木和压抑能够长久下去吗？——一棵顶端开出几朵花儿的大树，如果根部已经腐烂，又能维系什么繁荣的生命呢。想到此节，我总是以为，临行前几天我开始重新质疑我们的生存环境，并不过分。这次救灾，政府的所作所为只是为天经地义开了一个头：如果这几天我的见闻都属实，那它距离现在加之于身的称赞，还差得很遥远。

下午的工作结束后，我与李巧英老师专程去都江堰中医院和新建小学看了废墟的原貌。这是我来到四川后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灾难的现场，哪怕是已经被清理、失去了任何存在价值的现场。在中医院，倒塌的住院楼废墟已经被清理殆尽，现场变成了原先地基打下的大坑，也许是为将来重建做准备；在新建小学，教学楼中的遗体已经尽数找到，余下的残破砖瓦，让我难以想象它原先是一座教学楼。如果距离震中更近的“史上最牛小学”不倒塌，如果都江堰的这两座楼是真正质量过硬的建筑，我想，它们更没有理由倒塌。那位老爷爷愤怒的质问，也正是我在地震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为什么倒塌的是医院和学校，而不是都江堰的公安局、税务局、……任何一座政府办公楼？已经死去的人不再需要什么回答，也不再需要任何告慰：告慰是为了平静生者的灵魂，回答是为了以后要活过的人能更好地活下去。为了活着的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太多太多。

明晚我会在都江堰值班，所以日志无法更新了。担心我的朋友发个短信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