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员您让我写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然而您并没有说您的写作要求，是一篇谈理论的学术文章呢？还是一篇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短论呢？所以我只能谈谈将两者都有所涉及的基于个人经验的一些个人看法了。
我觉得，在现在的中国，任何一个严肃去思考的人都绕不开马克思和作为他的遗产的马克思主义。简单说来，引起我对马克思关注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当今每个中国人对马克思的态度问题，是否中国人与马克思的关系只能是信与不信？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信或为什么不信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信，请说出合理的理由；如果不信，也请你说出合理的理由，一个人如果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姐妹有深刻的理解，而只有像一些教科书上那些教条式的肤浅的理解，那么他真的有资格去谈信与不信的问题么？第二点是基于第一点而产生的：我开始进行反思，我真的懂得马克思和他的“主义”了么？作为一个中国学生平常只能在教科书上得到与马克思有关的信息，但教科书上的主流观点总是浅显的狭隘的简化的不的，是否是最重要的暂且不论，所以，我尽力在教科书和官方话语以外去试图更完整，更全面，更透彻，更深入地认识马克思和他的“主义“，我开始关心”真正的“马克思和他的思想是什么样子的，只是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或又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呢？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我关注马克思和他的”主义“的动机不是功利性的，既不完全是政治性的，也不完全是学术性的，而是作为一个对自己对现实负责任的严肃思考者，对于他和与他有关的一些问题是绕不开的，一点责任感加一点求知欲构成了我的动机。
高中阶段是一个人的启蒙时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环境，这决定了每个人的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形成的不同观点。现在可以想一下一个中国学生的知识来源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主要有四个来源：第一是家庭，第二是学校，第三是大众传媒（与电视和网络），第四是同龄群体（同学和朋友），因为我高中时是住校，所以我的知识来源主要是学校教育和同学交流。
高一、高二有两个历史老师对我们的启蒙作用特别大，不仅传授给了我们大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们去独立思考和理性思考，而我高二时候的班主任是个政治老师，虽然不是很偏激的那种，但却激发了我们对社会政治领域的思考，有时候一些较敏感的问题就会引起你的困惑，同时一些新的认识会和旧的认识产生冲突，引起你的内心矛盾，你为了解决这些困惑和矛盾，你就会去进一步思考，想把那些问题给想通了，但我后来发现有些政治问题是想不通的，虽然如此，但是我已经学会独立思考并且有意识地想要弄明白一些事和观点了。当时的师生关系特别融洽，我们之间经常进行有益的交流。
我高中所在的宿舍（十二个人）学习氛围特别好，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和交流观点。那时都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崇尚什么“言论自由”，谈了许多话题，也包括政治话题。后来我就想了，“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这句话确实不错，当时我们的宿舍就好象真的有左中右三派似的，有时候，左派和右派对某一问题在观点和看法上产生了分歧，以至是原则性问题而互不相让无法调和，往往以辩论的方式争得面红耳赤，整天就在琢磨着怎么样把对方的观点驳倒。现在自由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宿舍里就有一个“自由派”代表，是个人才，年级里的尖子（全市状元重点培养对象，后来考上对外经贸大学），经常在宿舍里传播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是政治自由主义，一般不是经济自由主义，因为我们当时对经济知之甚少），自我标榜“自由主义者”，满口“民主”“人权”“宪政”之类的词汇，百般对“政府”、“中共”和“社会主义”进行抨击，无非就是拿“腐败问题”、“人权问题”、“一党专政”、“文革”、“六四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等说说事儿，加上他惯用了的拿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然后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之类的结论，并对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和生活方式大加赞赏。因为他这样的“一家之言”，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就和他产生争论了，争论的焦点一般比较敏感：比如“社”和“资”哪个更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多党制好不好？等等，我是属于“中间派”，不是因为我保守，想要当骑墙派，而是因为我需要进行独立思考，有些问题在没有想清楚前不便发表意见；也因为宿舍“自由民主风”（用80年代的术语来说叫“资产阶级自由化”）盛行，话语权在他的手上，而我对此不敢苟同，也不便随意发表意见。我对他主要有两点不满：一是我觉得他的言论太过于偏激（对“四项基本原则”全盘否定），立场太过鲜明；二是我觉得这些观点并不是他本人思考的结果，而是通过网络等途径抄袭而来的，不过也是一种“人云亦云”（因为“自由主义”论调很时髦）。因为我们是朋友兼同学，我们一般不当面进行激烈的辩论，但在讨论（以“卧谈会”的形式）的时候我却会表露出我的看法和对他的不满，虽然有分歧，但共识也不是没有，我们也会痛斥和批判党和政府的错误和弊端，可以说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概括地说，他属于“激进自由派”，我则属于“温和左派”，针对他的抨击和批评，如果有过激偏颇和不恰当之处，我往往会为“政府”、“中共”和“制度”进行辩护，表现在对“六四”的态度上，我肯定政府的做法的合理性，而他则坚持政府负“完全过错责任”，在原则性问题上，我只能通过理论而不能通过现实论证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但他却既能通过理论又能通过现实论证“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他才取一种质疑和非难的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落伍了或者是错误的，而我的态度和看法是：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对与错、是与非，因为当时我们的认识都是非常浅薄的，我们对马克思和他的“主义”理解多少了呢？对历史和社会又理解多少了呢？仅凭一些经验事实就判定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或者是错误的未免太武断和太不负责任了。于是我开始本着一种严肃的态度带着“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是否正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想要去重新认识马克思，通过认识的加深，最后得出自己的见解，这些问题都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太重要了，不是吗？
后来，我逐渐开始发觉我们之间这种“左右”之争很幼稚而且是没有意义的，我切身感受到有时候有些问题确实是“说不清，理还乱”，觉得对政治不说也罢，说得再多也没用，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浪费口舌没意思，开始“莫谈国事”，觉得问题不可能可通过我们之间的讨论和争论得到认清，必须转向学习和研究，从中解决问题、找出答案，正是这样一种想要求索答案（说得动听点叫“真理”）的朴素希望和简单动机，我开始关注和阅读马克思。也许现在看来高中那些往事是有点幼稚，但却很朴素和纯真，也很执着，极富青年所持的理想主义色彩。
毫无疑问，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和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有重要作用。我的爷爷是一个老中共党员，以前曾是当地乡镇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之后做过县上“二轻局”局长，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退休了。因为他这种政治身份的缘故，他有很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共文献资料及其他相关方面的政治性书籍，有一些是内部发行的，有一些是党政干部专发的，当然，他毕竟不是学者也不是高级干部，不会有全套的马克思恩格思全集，但基本的选集还是有的，像“马选”、“列选”、“毛选”、“邓选”甚至“斯选”是必备的。那些五十、七十、八十年代出版的书都有老旧得跟我们图书馆里的部分图书有得一拼，有的已经掉页脱线，有的已经被虫蛀鼠咬，残缺不全，书皮都积上了厚厚的灰尘，散发着那种旧书特有的气味，小时侯看书架上的书基本上是废纸一摞，到了高中突然眼前一亮，开始发觉它们的价值并像对待一座宝藏那样去挖掘，每个假期回去，我都会去找去翻上一段时间，找出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书，然后去仔细阅读，在上高中历史的时候，我就会找到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书来看；上哲学的时候就找些辨证唯物主义方面的书来看；上经济学的时候，我就找些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当时觉得看看挺有意思的，也对考试有一定的帮助，那时候发现，其实高中教科书上所谓的“历史”、“政治”、“经济”的文科科目，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那套东西。而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思考，我就找那些八十年代的重要文献来看，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旗帜鲜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邓小平文选（卷三）》等。那些可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关键性文献啊，当代中国便是起源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八十年代发展深化于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有点追根溯源的意思，对改革开放和中国当下社会具有重要的认识作用，很受教育和启发，其他杂七杂八的书也多多少少涉猎过，找到的许多好书和珍贵版本都已经被我洗劫一空，占为己有，如获至宝，但对那些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且未经大脑思考就很不负责任地说“过时”的人，那些就只是一堆又老又旧又烂的废纸罢了。我爸妈都是医生，用西方社会学家的话说都是“技术型知识分子”，都很开明，一般不干涉我读书。
有了这段特殊的经历，我觉得我具有一个别人所不具有的条件，即我可以近距离地接触马克思和他的学说，对他的认识不再只是停留于教科书的层面上，也不再停留于官方简单宣传的哪个层面，使我可以更直接、更完整、更全面、更深入、更立体地理解他和他的学说，使我拥有了一个了解马列主义和中国政治的独特窗口，使我越来越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和广阔性，是有其难以抹杀的历史价值的，教科书和官宣传对他的简单化粗糙化处理消解了其的深刻性和广阔性，甚至有变成僵化的教条丧失了其生命力的危险，它的价值是多种多样的、丰富的，并不是只有政治价值，或许官方只需要它发挥政治价值，把它当作官方哲学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并提供意识形态服务，同时，我也区分出了两类不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处理方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必须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进行发展和创新，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经验结合起来，这种处理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使其适应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丰富了其内容，为其注入了新鲜生命力，而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则是将其庸俗化和狭隘化，丰富的内涵退化成了浅薄的教条和口号，扼杀了其生命，使其沦为纯粹的政治服务工具，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应被当作纯粹的政治服务工具，更应该当作政治指导工具，马克思在我的眼中已经不再只是个政治符号了。
正如前面所说的，我的阅读并非是为了建立什么信仰，而是求知，确实非常有意思，正当同龄人大量接受“自由主义”思想，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什么“自由派”的时候，我非常“不识趣”地看起了马克思，其实他们看的无非也就是李敖和余杰，还没知道以赛亚伯林和哈耶克是谁呢，所以说我们当时都很幼稚，就凭一腔朴素的热情和理想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高中对一个人的知识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个人从那时起开始作出取舍了（如果他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且有志于学的人话），知道我需要去接受什么知识不去接受什么知识，并懂得对知识进行辨识，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和理性思考，正是因为高中那些事和人使我走上了“弄懂问题，找出答案”的求学求知之路。
现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出来了：究竟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在的时代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于第一个问题，就表面现象而言，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西方哲学，也即“马哲”被“西哲”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西方经济学（又名“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被个人主义价值观取代；人们都更热衷于那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幸福，而对共产主义理想反应冷淡，似乎是过时了。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没有过时！对于一种思想而言，没有所谓过时或者没有过时的说法，你就不能说柏拉图或者尼采的思想过时了，你只能说去批判，如果因为他的学说在现实中已经不再被进行大力宣传，不再是社会主流思潮，不再在人们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中处于主导地位，不再时兴，不再时髦，不再被视为唯一的绝对正确的真理，你也许可以说是“过时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口头上说句“过时了”，然后对其不屑一顾甚至全盘否定，认为他已经被历史所淘汰，已经是明日黄花而不值一提，那只能证明他是个粗陋、浅薄、无知的人。举个外国的例子，德过著名报刊《镜报》曾于2005年作过一项民意调查，选出你认为最伟大的十位德国历史文化名人，结果马克思在德国的璀璨群星中脱颖而出超过爱因斯坦等人获得最高的投票率，有德国学者评论到：“即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值得商榷，但是涉及面极广的思想遗产将永远是我们不能轻易丢弃的宝贵财富。”这个例子见于《参考消息》的一篇报道中，其标题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在中国，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当人们需要你的时候，就把你捧得神乎其神，但当觉得你不再需要甚至有点碍事时，就把你批倒在地，贬得一文不值，孔子就是如此，从新文化运动起就开始被全盘否定，彻底批判，什么“封建思想流毒”、“封建腐朽思想”，到文革已经被完全“妖魔化”，但现在怎么样了呢？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仍就活着，而且还活得好好的，看看《于丹论语心得》的风靡全国，看看曲阜祭孔仪式的隆重场面，看看孔子学院在全世界的遍地开花。马克思在中国有着同样的境遇，在前改革时期被热捧，到如今的遭冷落，倍感世态炎凉啊！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心寒的心态啊。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与时俱进”，都是识时务的俊杰？还是因为大家都是“见风驶舵”的功利主义小人呢？
回到我自己，我对马克思的关注也不仅仅是出与个人的经验，更是因为现在整个社会思想语境，对于社会政治思想，无论你是个敏感的人，还是一个不敏感的人，你都能通过亲身观察和感受，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知道：现在中国社会并不和谐，如果真的已经是非常和谐了，又为什么要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呢？改革初期，知识界之所以能够达成共识是基于这样的前提：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了，就一切都好了。然而社会发展到现在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问题也远非如此简单，自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方面的长足进步，另一方面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严重分化，以及制度性腐败，普遍化的生态危机的扩展，等等。从九十年代的市场扩张和社会分化，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家政策的调整，中国在所有领域都经历了也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而剧烈的“大转变”。在这个背景下，知识界也不能像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期那样将市场化和私有化当作理所当然的尺度来衡量社会变迁了，也就是说，共识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共识破裂了，从而引发了知识界的分裂并日趋明朗化，表现在近年来自由派和新左派之争，改革以来一直都是为市场叫好，为自由主义叫好的声音，自由派把持着话语权，但是现在“新自由主义”已经遭到了质疑，“唯市场主义”的调子已经唱不下去了，新左派作为反映弱势群体和非既得利益群体的诉求和呼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在中国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出于各种原因，更能在情感和观念上认同新左派，但我并没有明确将自己标榜为“新左派”，而新左派的最主要思想资源绝对是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我倾向于关注和接受马克思和他的“主义”，并想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从源头上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认识、分析和批判社会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当然，我知道在背上插面大旗上面写着“新左派”三个大字并无意义，口头上的自我标榜并无意义，如前所述，“弄懂问题，找出答案”是我最主要的动机。
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社会很重要，邓小平曾说过：“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所以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如今搞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特征十分明显，然而，就我独立思考得出的观点而言，中国社会是个准资本主义社会，更准确点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完全的话。或如秦晖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指出的，中国社会“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资本主义社会，或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最出色和最精彩的部分是他对资本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论》，这本书深入研究和批判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可以按照这个前提：中国当下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特征非常明显的社会，那么，以政治经济学为其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它将是分析和认识中国社会的有效工具，也是批判和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理想，作为一种信念，作为一种学说，现在已经失去了对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除了教科书和官方书面语，似乎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渐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中完全消失，仅有丝毫残余，像以前那样，在公共场所，教室，会议室悬挂着马克思的头像的场景，人们张口闭口的革命腔调和“革命导师马克思教导我们”这类的引语，在现在来说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正如我在高中宿舍讨论时所说的：“现在既没有人信马克思，也没有人不信马克思。”也就是不闻不问，不理不睬，要么就是冷淡视之或忽视其存在，要么就是像王朔那样对其进行调侃、玩笑，要么就是——这是最绝的——甩一句“过时了”了事。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抨击，那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看他是严肃认真还是无理取闹，看他是独立思考还是人云亦云，看他是公正客观还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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