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不去了--80后的空间放逐与现实选择

市场经济下的悲剧一代—简评杨元元之死

塞北之雪

尽管我不止一次为杨元元的死痛哭流涕，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这件事作出几点理性的分析，一则祈祷传说中杨元元的魂灵能尽早安息，二则，希望更多的活着的杨元元们能早日解放自己。

70末及80后这一代，或许是建国六十年来，最为悲惨的一代人。和“蚁族”“蜗居”等话题类似，杨元元自杀事件这个个例，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热议，正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真实处境。如果说成为“蜗居”的房奴就应经够悲惨了，那么“蚁族”一群则是欲当房奴而不得的一代，而自杀的杨元元则是“蚁族”中的典型一员。似乎，70末及80后这刚刚进入社会的新一辈中大部分人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坐稳了奴隶，另一类则是想做奴隶而不得。

按道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建国六十年都是和平大环境，80后这批人应该最幸福才对，为何这一代却成为最悲惨的一代？我们从杨元元这个个体进行分析，她个人经历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1979年11月，杨元元出生于湖北宜昌市
1985年，杨元元6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当时弟弟尚不满4岁。当时在宜昌一个偏僻的军工厂工作的母亲要上班，每天中午姐弟俩吃的基本是辣酱就馒头，有菜吃的时候，杨元元都是尽量让弟弟多吃一些。
1998年，杨元元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2000年，其弟考取了武汉大学环境科学专业。
2000年，母亲所在的工厂面临搬迁，必须自己出钱在新厂所在地购买房屋。但当时杨元元学费尚未凑够，弟弟也是贷款读书，家里无力购房。失去了住所，母亲只得到武汉大学与杨元元住在一起。
2002年7月杨元元毕业于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
2002年8月-2004年8月在武汉现代英语培训中心担任英语讲师
2004年9月-2005年9月在武汉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客户代表
2005年9月-2009年9月曾在报社担任过编辑，也做过衣帽等小商品生意
2007年，杨元元把拖欠的武汉大学的3970元学费还上，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证和毕业证。
2009年9月，杨元元考取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再次带着母亲踏上求学之路。
2009年9月12日入学报到后，杨元元与母亲共同挤在宿舍的小床上。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地处偏僻，租房不易，杨元元也无多余的钱款可供租房，她再次萌生让母亲借宿学校多余宿舍床位的想法。她多次向学校申请，说明情况，但学校领导态度冷漠，说‘没钱不应该来读书’，最终没有为其母亲安排住宿，要求她在校外租房，并“禁止其母亲再进宿舍楼”，连普通正常的探访都要受到‘乡下人’的辱骂和‘不发毕业证’的威胁
11月25日清晨，与杨母同住在海事小区出租房的杨元元，突然在被窝里坐了起来，喃喃自语，“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11月25日白天，杨元元没有课，她与杨母到学校买了些馒头和咸菜，两人在租赁房里吃饭、聊天。杨元元告诉杨母，现在后悔当初上大学时没有报考师范类专业，那些当初成绩没有自己好的同学，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教书，收入很高，反观一直学习很好的自己现在却过得很不好，“努力有什么用？”杨元元还反复说觉得没让杨母过上好日子，自己很对不起杨母。
2009年11月26日早上杨元元在宿舍24#506的卫生间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将身体悬挂在卫生间水龙头上，结束了自己的30岁的生命。

杨元元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农家庭。幼年丧父，使得她的家境更加困难。1998年，杨元元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革攻坚。吴敬琏、高尚全、张维迎、皇甫平、张五常、厉以宁、茅于轼等人成为时代红人，他们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被广泛推广，国企私有化；引进外资；血汗工厂；扩大出口；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波涛汹涌。

连教育被当做赚钱牟利的工具。在高收费前提下，各大高校之所以史无前例地扩招，最根本的动力就是能带来更多的利益。1998年前后，高额的大学费用已经成为普通中国家庭的梦魇。2000年前后，杨母所在企业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杨母失去唯一的住所，而不得不杨元元住在一起。2002年杨元元毕业，由于拖欠学校学费，杨元元没能拿到毕业证、学位证，这给她的就业、生活带来不少困难，也许悲剧就是从此开始。（直到2007年杨元元才把拖欠的武汉大学的3970元学费还上，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证和毕业证。）

假如杨元元们早出生几年，甚至早出生一两年，也许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如果她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上半期考上大学，那就赶不上教育市场化的改革，那时的教育制度还保留较多毛时代的成分，教育成本主要有国家承担，大学生读大学应该完全免费或者费用较低。在毛时代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学生的数量按照国家需求逐渐增加，无数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大学，从此摆脱了自己原来的命运。杨元元们按照惯例想走这条路，不幸的是，她们不知道，这条路已经被改革精英们堵死。

杨元元们的悲惨之处在于她出生于1979年。等杨元元们长大成熟考大学、踏入社会之时，改革开放的结果--市场经济也已经开始成熟。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生产资料已经被资产阶级寡头垄断，资本、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统治性的力量。由于绝大部分企业已经是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主人是资本家而不是劳动者。中国社会从公有制转变到市场经济私有制，人数极少的资本家垄断了众多企业的所有权、垄断了生产资料，人数众多的劳动者则丧失了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资本家即便是不投入任何劳动，通过垄断生产资料这种强大的、根本性权力就可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大部分劳动，这种占有，就是资本剥削。资本家阶级既然已经在企业里、在市场里、在经济领域拥有绝对的权力，那么必然要控制社会的政治权力——立法、司法、行政、媒体、军队，也会必然控制这个社会的文化权力。市场社会当中的官僚与学者，往往都是将追求个人利益放在人生目标的首位。当经济资源被资产阶级垄断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服务，便是官僚与学者获得个人利益的最主要途径。所以，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资产阶级主导的，与官僚与学者联盟的，对普通劳动者进行剥削、专政的社会。

杨元元和改革开放一起出生，和改革开放一起长大，也和改革开放一起陷入危机。杨元元在世的这三十年，是中国社会不断摆脱毛泽东时代影响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三十年，是市场经济逐渐成熟的三十年，是资产阶级逐渐发展壮大的三十年。这三十年，从头看到尾，越往后走，普通劳动者--工人农民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越低，工农的子女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辛勤工作获得幸福生活的机会越少、途径越窄。那些比杨元元晚出生的普通工农的子女—大多数的80后、90后们，那些在03年至09年大学毕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们，将不得不面对比杨元元们更少的就业机会、更低的薪酬工资、更高的房价负担与医疗负担，这些无疑是比杨元元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延续三十年，正是因为它在早期的不成熟。一方面，毛时代的农业现代化成果如杂交水稻、大规模水利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及两弹一星之类国防体系，为改革开放时代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毛时代也为改革开放时代留下难以忽视的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初期，还保留着或多或少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特色。新生的资产阶级是逐渐发展壮大的，官员们是逐渐大面积腐败并被资本家俘获的，公有制的比例是逐渐降下来的。在改革初期的很多时间里，普通工农及工农子女还享受毛时代的制度遗产。比如，八九十年代，大多数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仍然是较高的；农村的赤脚医生体系虽然被瓦解，但很多医生还是存在的，直到后来才逐渐流失殆尽；改革初期，由于毛时代物质成就积累丰富，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这给农民带来极大地收入；农村的干部、国企的领导一开始们还不太敢明目张胆地压迫工农的；一开始工农子女上大学是免费或者缴费很少的；一开始住房医疗也是很大程度上不用个人承担的。

然而，随着毛时代物质遗产逐渐被新生资产阶级垄断，毛时代对普通劳动者有利的制度遗产作为改革对象、旧体制被一步步被破除掉后，普通劳动者所感受到的剥削压迫就逐渐加大，社会矛盾冲突也愈发严重。假如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黄金时代，那恰恰是毛时代物质、制度遗产发挥作用的结果。当改革越发深入，市场经济越发完善成熟，资产阶级越发强大，整个社会离毛时代越来越远时，改革开放就愈发艰难，就走到了尽头。

吴敬琏、高尚全、皇甫平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问题，如腐败、两极分化都是改革开放不够的结果，都是毛时代的遗毒造成的，这是典型的胡说，从逻辑上、事实上都明显错误。改革方向如果是正确，越改革应该越顺利得到的拥护越多才对，怎么会越来越艰难？在这三十年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后面，改革越深入，离毛时代越远，毛时代的影响应该越弱。无论左派右派，都不会认为这三十年越改革越接近毛时代吧？但在这三十年里，腐败、两级分化的趋势却是逐渐加深的，毛时代的东西被改革掉的过程，毛时代的物质、制度、文化遗产逐渐被耗费殆尽的过程，正是腐败、两极分化逐渐加深的过程，这不是铁一般的事实么？

等杨元元们上大学、找工作的时候，这个社会毛时代社会主义的温情成分差不多已经被改革殆尽。这已经是一个资本通吃的社会，如果你掌握为资本家服务的工具，比如掌握稀缺的政治权力或者稀缺的知识技能，也许会成为中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一员。但是西方的资产阶级与中国的资产阶级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来为他们创造剩余价值，而且这个无产阶级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好，最好都是大学生，这样劳动者素质高。只要这个群体庞大，那么就会价格低廉，资本的利润也就越多。市场经济越发达，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的趋势就越明显，资产阶级越强大，占据社会资源越多，普通劳动者上升成为中产阶级的人数就会越少。所以杨元元们下降成为无产阶级的概率远远高于上升成为中产阶级的概率。应该说，考入研究生的杨元元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但是问题是她的社会经历告诉她，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是多么地可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研究生相互竞争、相互比贱，逐渐接近无产阶级的待遇，向上爬的路是那么的艰难。当三十而立，却仍然出头无日，连自己的母亲也难以照顾的困境下，杨元元终于精神崩溃，向这个两极分化的市场社会告别。

看到杨元元们的上吊自杀，市场经济社会的统治者—资产阶级们大松了一口气，这正是他们最想要的结果。从逻辑上讲，向上攀升受阻的杨元元面临四条出路：A、默默忍受，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现实，等待机会再向上爬。B、自杀，告别这个让她憎恨与绝望的社会。C、像杨佳那样，为了个人权益作出个人式反抗。D、像毛泽东那样，分析社会现实如此血淋淋的根源之所在，将自己的命运与整个被剥削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抛弃自己的个人奋斗式的理想，树立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理想，走向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谋求整个人类解放之路。

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最害怕出现第四种情况，而极其欢迎前两种情况：当你能忍受我们的剥削压迫时，请你应选择A，继续忍受。当你忍受不了时，请你选择B，自杀吧，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要怪社会，谁叫你没能力呢？

杨元元们的悲剧在于，他们不仅仅在现实中、在肉体上、在经济上被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精神上亦被资产阶级俘虏，被资产阶级洗脑。他们在大学期间接受了资产阶级个人奋斗式的价值观，对政治、社会漠不关心，对市场经济中无产阶级遭受的不公冷眼旁观、视而不见。他们唯恐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极力要摆脱那个阶级，他们唯一的理想是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与自己家庭的命运。大学毕业踏入社会之后，面对微薄的工资、高扬的房价，无论自己生活多么艰难，对那些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即资产阶级，仍然投去羡慕的目光。幻想着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总有一天能摆脱今天的命运，能接近资产阶级或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

有意思的是，杨元元本科学的是经济学，研究生学的是法学。在中国，经济学与法学是资产阶级御用文人的大本营，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为泛滥的领域。我们不知道杨元元对政治、社会问题是否敏感，但是，按照惯例，接受中国高校经济学与法学教育的学生，大多都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右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个人主义，总而言之，是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一套价值观念。现实是如此残酷，杨元元，一个工农子弟，一个注定难以爬到上层社会的青年却被资本家们洗脑了。

一旦受资产阶级洗脑，接受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便是资产阶级的终身奴隶——在市场经济社会，永远只有极少一部分劳动者能通过个人奋斗的方式跻身上层社会，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铁的规律。而劳动者一旦接受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理念，那么剥削他们资本家变成了他们的偶像，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安心接受资本家的剥削，整日幻想某一天能跻身上层，再也不能团结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鲁迅批判封建社会吃人，那个社会的吃人还要遮上一层仁义道德之类温情脉脉的面纱。而资本统治的社会则将这层面纱彻底撕去，吃人更加厉害、更加赤裸裸。绝大部分劳动者要求得解放，只能破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选择反抗私有制，将生产资料公有化，消灭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使每个社会劳动者都拥有这个最根本的权力。对于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实现按劳分配。

杨元元们这一代更深层的悲剧在于，这一代人走向反抗资本剥削压迫的道路，可能将是一条史无前例的漫长过程。可以说，自我中华民族在神州大地繁衍发展兴旺发达以来，从来没有哪一代年轻人，像80后这一代这样，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如此之深。比如2008年涌现出来的所谓“四月青年”，其实大多是国内上层社会出身的孩子留学海外，在那个阶级看来，中国社会是很美好的，所以当看到cnn等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时，他们出离愤怒，一定程度上，他们不是在爱国，而是在维护个人的尊严。有意思的是，“四月青年”群体中很多人本来对国家的政治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属于物质化的一代，他们的爱国心理及逻辑很简单：我个人生活幸福—所以祖国社会伟大没有问题—侮辱祖国，就是损害我个人幸福。当他们被卷入“四月青年”后，开始关心社会热点话题，结果接二连三地了解到类似瓮安事件、躲猫猫事件明白社会真相后，许多人的爱国热情竟然由此大大消弭。一个是因爱自己才爱国，一个是因爱人民而爱国，这就是2008年“四月青年”一代和1919年五四一代的差距。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每一代青年都深受儒家影响，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时候的人们，在青年时代理想主义成分较多，接受儒家文化积极健康一面较多，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精忠报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主义情怀。等真正深入社会后，则受社会利益中儒家文化消极一面熏染较多，逐渐地将世俗利益当做了第一追求，“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锺粟”、“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对于普通人而言，青年时代的所受教育很重要，但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他们影响更加深入。无论如何，即便是常常无法占据主流，但每一代华夏儿女中间都有不少人将为国为民的理想贯彻终身，华夏大地浩然之气不绝。

毛泽东那一代革命者便是中西合璧的结晶：这两者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与西方社会理想主义成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国之后，毛泽东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思想。改革开放初的社会，虽然反毛的思潮开始兴起，但关心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社会大风气仍然存在。资产阶级尚未发展壮大，而官员们的自我约束还有残存，还有一点理想信仰，还不敢大面积腐败。所以，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毕业大学生们或许反对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及讨厌毛本人，但仍然继承了不少关心社会、甚至关心人类命运的理想主义情怀，不知不觉响应了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正如马克思那一代革命者一边继承了基督教普世博爱、悲天悯人情怀一边激烈反对基督教，毛泽东那一代革命者一边继承中华传统济世救民的理想主义一边激烈反对儒家。只不过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们走在了错误的方向上。

也是在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一股世界范围的资本全球化浪潮开始涌动。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以来，总是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持续不断的反对与进攻。无论是马克思那一代，还是列宁那一代，都是幼年受西方传统文化熏陶（如天主教、东正教），成年后进入否定之否定阶段，旧的宗教信仰升华，新的人生信仰确立，所以在他们身上西方传统文化中向善求真的根本没有失去，一直保留，而这种根本，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发达，资本主义不仅战胜了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亦将整个西方传统社会的文化残余逐渐摧残、消灭殆尽。残存的基督教体系被资本力量彻底改造，教皇匍匐在资本寡头脚下。金钱，逐渐成了真正的上帝。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便是要消灭真善美的文化，资本主义历史上所产生的伟大文艺作品，都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反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品。资本主义社会成熟的结果，就是消灭了这些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就消灭了人类最后的文化与文明。这就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前期可以出现马克吐温这样的伟大作家，而今天，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更加腐朽、腐败、堕落，虽然在减少剥削压迫方面停滞不前，不仅没有马克思这样的革命家，连马克吐温这样的批判者也消失了。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强大的资产阶级收买！于是，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已经“日臻完美”的神话就此被制造，并向全球扩散。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史无前例地扩张，在西方社会里，像马克思那样从青年时代就立下为全人类利益服务这样伟大理想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的人生目的，就是发财、赚钱，资本主义面对的反抗也就越来越软弱。消除了西方传统文化的制约，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资本的统治力量史无前例的强大。资本主义兴旺发达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沉迷物欲、道德腐败的过程。

90年代后期，杨元元们读大学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在西方社会，知识分子们已经彻底向资产阶级投降，批判改造资本主义的力量史无前例地虚弱。在这个大趋势下，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熟，资本的意识形态已经高度渗透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和西方类似，中华传统早已经不复存在，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残余在社会中已经荡然无存，整个大学里面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理念。更加可笑与奇怪的是，那些大学里教授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课程的老师们，大多是反对马列毛，被资本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价值观高度熏染的老师。大学生们唯一接受的理想，便是追求金钱与地位是第一位的。大学生的人生榜样，便是将来要剥削压迫他们的成功人士--资本家们。

丧失了毛时代物质遗产及制度遗产的庇护，又丧失了毛时代文化遗产的熏陶，杨元元们的意识形态具有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典型特征--个人及家庭利益至上。他们被市场经济社会塑造了资产阶级的忠实奴隶。遭受不公后选择自杀，自身被奴役却浑然不知探索根源，不仅身体被束缚，精神上亦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这就是彻底的奴隶的典型特征。这是中国80后一代的悲剧，更是我中华民族的悲剧，当然也是全人类的悲剧。

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史无前例的猖狂，杨元元们，那些被资本家洗脑的青年们，那些接受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幻想着个人奋斗的青年们，你们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