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将宣判赵东民无罪
——一个大学生迟来的致敬
：马永红
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而我作为一个关注赵东民事件的大学生已经沉默很久了，赵东民被捕后我曾经和大家一起捐过钱接济他在狱中的生活，也曾经在一起讨论过如何向政府有礼有节有力地斗争以营救赵东民出狱，后来北京有部分学者发文呼吁立即释放赵东民，我本以为在此呼吁之下赵东民不日将回归社会，但很可惜的是赵东民竟然被一再超期羁押。赵东民在狱中所写的信初传出来时我也曾首先看到，文字间毅然决然的精神亦令我感到震撼，但震撼中更多的却是心酸。
与我们而言，赵东民是一个多么好的同志，他没有选择与工人们一起堵路，更没有其他的静坐游行示威等行为，而是选择了和平的依法抗争。他与工人兄弟一道并肩奋斗，而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可图，但是他依然满腔热忱去为工人代言。在赵东民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后，当初的工人们竟多数如鸟兽散，再没有一两个敢出来为赵东民争取他本应有的自由。
在赵东民事件发生后我一直选择沉默，那是因为作为大学生的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尚需要和当地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不愿意过多地介入地方维权斗争的漩涡。我本身就是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在大学时即对党和法律有着无比的信仰，可惜现实总是比我们这些略带理想主义色彩的学生所要想象的还更残酷。与赵东民相比，他做的是工人组织和维权工作，而我当时休学回农村做的正是农民组织和维权工作。我曾于2005年和2008年两次竞选当地村委会主任，每一次都是一波三折阻力重重。所谓法律在基层农村不过是权力和金钱的游戏而已，五年间我曾经三次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即便胜诉也无法得到地方政府的有效执行，我们千夫所指的腐败已经延伸到最基层的村组一级，这无疑让人寒心不已。我曾经在当地办过一段时间农民夜校，组织过农民协会，并定其宗旨为“致富维权奔小康”，可惜后来夜校被当地派出所调查并随即被村委会关闭。但是我始终认为弱势群体只有联合起来才更有力量，而所谓权利和自由向来都是需要靠自己争取的。
我曾经去过北京上访，也接触过一些上访者，最终我不得不承认“上访是无效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在整体系统上出了些大问题，而这些问题靠党自身来解决恐怕还有些难度，此后我即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乡村建设上来，试图影响更多的大学生和基层工农在建设中联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利益制衡以推动社会变革。我与赵东民仅仅见过一面，甚至连他的具体相貌我也已经记不起来，只记得他眼眶深陷，说话也不是很快，绝非电影中“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形象”，但是他送给我的《工人维权手册》却使我不由的热血沸腾，并从此在心底默记住了这个名字——赵东民。
赵东民认为，工农阶级的队伍在客观上是极其庞大的：社会最底层的被迫下岗工人群体、失地成为无产阶级的农民、农民工、失业状态的毕业大学生；稍微强一丁点的，长期在国企遭受资本家化的厂长经理压迫的职工、行政事业单位越来越不满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甚至贪污腐化作风的工作人员等等，都是工农维权大军中的现在和潜在力量，我们需要从组织工农维权开始逐步实现和所有这些群体的阶级大联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目的，就是通过维权斗争来提高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实现工农阶级的团结及工农联盟，确保宪法中规定的工农阶级在国家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的落实，以及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权利”、“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民主政治的目标。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从根本上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以上摘选自赵东民于2009年5月7日在某次会议上的发言，详见赵东民博客）
而在我看来，未来将有四种力量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它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同盟。第一是工人，因为它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及其发展方向，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第二就是农民，农业的基础地位，农民的数量和比重，决定了它的不可以忽视；第三就是农民工，它直接联系着城乡，解决不好农民工问题则会成为政治问题；第四就是大学生等知识分子，他们是改革的急先锋，是最先觉悟者。新的工农联盟应当由大学生等知识分子来做，而知识分子惟有主动与工农结合，支持执政党中央打破腐败特权阶层的特权，中国的改革才会有大的新的质的突破。
作为大学生支农队伍中的一员，五年的新农村实践使我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大学生和农民，我也在努力探索将他们组织起来的方法，尽管于农民工和工人而言，我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我始终认定，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组织。纵观当今社会，工农群体之所以沦为社会的弱势一方，问题就在于他们要么如同原子一般的分散，要么因为他们的自治组织已经蜕变，而这其中的多数学生会、村委会、工会莫不如此。我曾经尝试过做针对农民工的服务工作，可惜因为自己对这个庞大的群体实在是所知甚少，加上这个群体中的个体的流动性，这个尝试最后迅速失败。我也曾经设想过对中国工会的改造，但作为在校大学生的我尚无法真正进入工厂化管理的工会，所以设想从来都是停留于纸上，但是我没有想到赵东民却先我而行动了，他所作的工作是我想做而一直未曾去做的工作，从此我在心底视其为同志，并在遥远的村庄为他默默地致敬。
尽管在我看来，与通钢工人流血抗争、广州本田工人罢工相比，赵东民作为提出改造工会方案的工人维权代表已经很温和了，这种温和不单单表现在言语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但是他依然被无情地逮捕了。毋庸置疑，我和他一直保持着相当远的物理距离，那是因为我曾经在基层受过挫折，深知当代知识分子尚需要启蒙和唤醒，更奢谈工农的自我觉醒了，因此我最终选择了走带有启蒙色彩的乡村建设道路。
现实的发展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对赵东民所做的事业进行着某种回应，在2010年春夏之交，富士康员工以十三连跳的染血代价换来了工资的提升，紧随其后的广州本田工人通过罢工也获得了涨薪的结果，并随之影响大陆其他地方出现类似情景，一时间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并被媒体称之为“工潮”。这一切都迫使中国企业直面经济转型，同时迫使有识之士反思中国工会建设。
原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李永海就认为，党领导的工会如果长期不起作用，那么非党领导的工会必然出现，就是“第二工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的东西。工人的利益需要有人来代表的，你不能代表，我就要找其他东西来代表了，我就找同乡会去了，我们10个人就联合起来，选你当头，你代表我们去反映这个问题去，你领我们上街去。要是党领导的工会能起作用，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党领导的工会，必须把“维护”的大旗举起来，高高地举起来，你不敢举，“第二工会”就举起来了，这就是辩证法。这个旗怎么举？就是让工会真正去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利益，替职工说话。就要求党政领导在工会替工人说话的时候，不能不爱听；企业领导不能认为你这个小工会主席老跟我厂长过不去，老在琢磨换了他，那完蛋了。厂长应该感到高兴，你看这工会主席老替工人反映问题，我觉得要重视，这就好办了，两个人就合拍了，矛盾双方就推动矛盾往前走了，问题就解决了，工人就满意了，也不会闹事了，更不会上街了。（引自《南风窗》杂志2010年第13期《工潮透视》专题）
很可惜地方政府竟然意识不到这一点，只知道一味地“弹压”，孰不知，一个政党的长久统治，绝不是以武力所制造的恐惧控制民众的，也不是以传媒所制造的谎言控制民众的，而是要以切切实实的为人民服务的行动来获取民众的支持，毕竟中国历史上向来不缺乏为理想为民众而不怕死者，毕竟当权者美丽的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揭穿。每一个政党，每一位领导者，他们的历史功过本不是由自己书写，而应该由最普通的民众评议。
“我想，我应该公开简明地给他们明确的回答，因为共产党人从不将自已的真实意图隐瞒。我就是想做一根燃烧的火柴，希望能燃烧自己牺牲自己，来把燎原的烈火点燃，照亮这个世界每一个阴暗的角落，让人间的一切腐朽，在烈火中化为云烟！” 当我们重读赵东民的狱中自白时，我们总以为这是国民党时代某位即将就就义的共产党员的诀别书，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名义上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当局下，我们的赵东民同志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并在超期羁押将近一年之后又被带上了法庭审判。
曾经有重庆的朋友提醒赵东民注意策略，但他一口回绝了，而在被捕之前，赵东民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性。他说到，我们不可避免的会触及那些既不遵守宪法，也不执行党的十七大精神的以贪官污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的既得利益，因此我们的维权行动受到各种形式的压制也是肯定的。从辩证法角度讲，违反的党纪国法的贪官污吏们打压的越疯狂，他们官僚资产阶级嘴脸就暴露的越彻底，他们的灭亡时间就越快。对党和人民来讲，没有比这结果更好的结果了。作为真正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来说，为此付出任何个人利益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赵东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法律工，他和周围同志一起，结合从国家主人地位沦为弱势群体的工农阶级需要维权的迫切愿望，并根据和工农群众经常的思想交流，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不但能够维护工农政治和经济的根本利益，同时能够达到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目的的维权之路。
他认为这条路不是维权形式上的改良，而是首先要求工农群众（包括我们）在维权思想上进行自我革命。他进一步分析道，工农阶级沦落到今天弱势群体的根本原因，是工农群众头脑中普遍存在的、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滋生的自私自利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造成阶级队伍及工农联盟实际瓦解，催生了以贪官污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内死灰复燃所致。由此他得出结论，工农既要想取得维权的根本胜利，就必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养成每时每刻地和自己头脑中的自私自利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习惯，以此来恢复和加强阶级团结以及工农联盟，形成支持党内健康力量和清除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强大力量。
赵东民甚至提出了他们的维权目标，即最低目标是实现工农在现有国家政策中应该享有的经济利益的权利；最高目标是恢复和巩固工农阶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这也就是要把工农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在赵东民看来，工农在国家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在引导工农维权的同时，也正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他们因此认为，让工人农民组织起来，依法罢免工会中不作为的工作人员，实现工人阶级主宰工会，是维工农当家作主之权，是走向胜利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赵东民对于当前社会问题的分析非常深刻，但是他也许过于相信我们的法律了。在中国当下社会里，民主和法制固然重要，但是绝不要神化它，将它视为一纸万能的法宝，因为民主和法制只有在力量制衡的情况下才会得到真正的实践。
赵东民曾经就一件小事做过这样的自我反思，他说放眼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不正是因为我们习惯了放弃政治的和法律的最基本的原则，造成了黑白颠倒的社会现象吗？主人变成奴隶，公仆变成主人；歌厅变成妓院，游戏厅变成赌场；标志着社会科技进步的网吧，变成酝酿青少年犯罪的温床……不仅如此，那些在这种反常现象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们，时刻准备着动用政府强制力或者黑恶势力，来“镇压”任何有可能改变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偶然冒出来的人。当我们深受其害的时候，其实最可恨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己。正是我们对原则习惯性的妥协退让赋予了那些强盗式的既得利益者们无法无天的胆量和权利！
每每读到这里，我就不仅惭愧，赵东民何止做的是自我反思，我们不也是如此吗？作为多年来行走在乡村建设道路上的我来说，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何尝不是向当权者做了一定的妥协，而转向了乡村建设道路。我想说的是，妥协只是一种策略，是另外一种默默积蓄力量的斗争，妥协只是为了积蓄更大的力量。
赵东民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和你和我一样生活在和平年代里，有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如今他为了争取工人的利益被逮捕和审判，我们不应忘却他曾有过的儿女情怀。
有一次赵东民的父母打来电话，说约好了人收家里成熟的玉米，赵东民于是急急匆匆的赶到家里，到地里一看已经68岁且身体干瘦如柴的父亲正在地里掰玉米，他问母亲何在？父亲说就在前面。
“我着急紧走几步，却遇到我终生难忘，让我的内心深处感到无限痛楚的一幕，只见母亲匍匐在地上，从砍倒的玉米杆上往下掰玉米，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我赶紧搀扶母亲起来，责怪她不该到地里来。母亲却说，你爸一个人在地里，我给你爸做个伴，掰玉米是数目字活，掰一个少一个……” 我们知道赵东民的母亲中风多年，身体半身不随，简单的走路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上地干活况且已经64岁高龄，而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赵东民的心。
而今赵东民被捕之后，其妻因病医治无效走向死亡，无论是妻子病重还是下葬，赵东民也未能够见上妻子一面，可以想象这种情形无疑将更令身在狱中的赵东民痛楚不已！
赵东民事件还没有接近尾声，但是它带给我们精神上的震撼是深入心灵且长远存在的，它留给我们可反思和总结的教训是丰富且鲜活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假如未来的历史由人民重新书写，我们确信，赵东民将在工人运动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一页。无论当权者如何审判，我们确信历史终将宣判赵东民无罪！
请接受一个大学生迟来的致敬！请无罪释放赵东民！
请救救我们的党！救救我们的工人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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