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解释权之战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一个重要拐点。它对近代中国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意义。
各种各样的学说在五四运动中激荡，大大小小的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场，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五四运动中呐喊。
在五四之后，呐喊者们，有的堕入黑暗，有的陷入彷徨，有的走入了工农。旧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大多参加了五四运动，或者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起点，不同的青年从这里出发，走向了不同的地方。
像各个青年一样，各个阶级也从五四运动出发，探索着本阶级和全社会的未来。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给这一运动的解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一百年来，地主官僚集团、买办资本集团、官僚资本集团和无产阶级，每当他们掌握统治权时，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对五四运动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
在历史的舞台上，属于各个阶级的人们，对于这一历史里程碑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进行着持续的争夺。
鲁迅的五四
鲁迅先生是五四旗手。
可是这个旗手直到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三年之后，到了1918年5月，才给《新青年》写了第一篇文章。在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大声鼓与呼的1916年，他还在北京的宅子里面，抄写古碑。他那时候是一个很悲观的人，他把自己抄古碑的宅子命名为——“待死堂”。
鲁迅早期，深受进化论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并以此来考察历史与现实、科学与文艺。从而导致他着重于批判扼杀个性的社会政治和传统观念。
即使是在参与五四运动之后，鲁迅也想从“国民性”上改造国人，而对于革命斗争，持的是观望态度。他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对于学生运动，我一向是不大以为然的”。那时候，他偏向于纯粹的思想解放。
但五四运动持续了下去，它考验了青年，也考验了领袖。它教育了青年，也教育了领袖。
学生上街，商人闭市，工人罢工之后，整个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社会的卖国腐败政府还在，列强的欺辱还在，不发达的工业水平仍在。中国依然黑暗深重。对于五四青年而言，无论是从家庭出走的个体反抗，还是组织理想社会的群体实践碰壁了。全国范围涌现出一系列社会乌托邦运动，比如“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等，最后都不幸归于失败。
《伤逝》中的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可是摆脱了他人干涉的子君，却陷入到吃饭问题的干涉当中。子君爱情理想的破灭，代表着一代五四青年社会理想的破灭，也代表着鲁迅国民性改造的困境。
五四青年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民主、科学、自由、反传统这些大口号，能给让人有饭吃吗?能给拯救当时千万死于饥荒的中国农民吗?
在一段时间的高涨之后，运动渐渐陷入困境，史称“五四落潮”。
前进中的人们，走到了一个分叉口。
鲁迅先生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不像胡适之那样油腔滑调。鲁迅先生感到了彷徨，感到了思想解放的无力。他的苦闷反映在《彷徨》这个小说集当中。《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只能给地主老爷的孩子讲一点“诗经”“孟子”，连算学都交不了。《孤独者》魏连殳，在落寞与黑暗中死去了。《伤逝》中的涓生，在悲凉与绝望之中为子君送葬。
五四青年的另一面，是在黑暗中沉沦，在颓唐中虚度余生。
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如何飞得更远些呢?
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历史的方向，成为了时代的主流。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在经过艰难的灵魂革命之后，决议走俄国人的路，到工人和农民当中去。他们意气风发，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决裂了。
邓中夏本可以做官，或许少年得志，在地主、官僚和商人主导的反动政府当中谋得一份职位。
李大钊本可以做学术导师，或许青史留名，在僵死、守旧的学术界混个风生水起。
五四改变了他们。他们意识到，千千万万人正在受苦，只有组织起工人，才能改变这一局面。邓中夏去了长辛店，李大钊去了唐山煤矿厂。工会组织起来了，工人的阶级意识觉醒了。
鲁迅先生也是这样。在五四青年的帮助下，在对现实透彻的分析后，鲁迅最终转向了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上。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先生说：
“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
鲁迅先生的五四观，代表着左翼知识分子眼中的五四形象。
胡适的五四
胡适认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在是一个挫折”，他是支持新文化运动，而对学生运动有所保留。
胡适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就指出学生爱国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有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使之从“校园”扩展到了全国。他在意的是新文化的传播，而不是学生与工农的结合。
晚年的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政治性的干扰”。在他看来，文化才是重要的，劳苦大众是生是死，并不如文化的变革关键。
这并不奇怪。胡适是国民党的座上宾，与大资本家和大官僚混得烂熟。而五四运动走向的马克思主义，恰恰要打倒这些吸人血的寄生者。
陆兴华曾经这样批评80年代的李泽厚，用在胡适身上恐怕同样适宜：
当我们说他们“小资”时，我的指控实际上是很重的：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小资式读书生活里的红袖添香，而不惜这样见不得天日地黑厚和残酷着，不管那洪水滔天，哪怕伤天害理，也就只想要让自己的那点沾沾自喜的学问能够卖弄出来。
胡适这样评价五四运动，非常符合它的身份。他不去研究历史，看不到共产党对于中国翻天覆地的改造事实外。更重要的，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阶级立场，必然导出这样的评价。胡适先生，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对五四的态度。
毛泽东的五四
毛泽东先后接受了五四旗手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教育，可谓是“五四之子”。在1919年的湘江评论发刊词上，毛泽东意气风发地写道：
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好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这篇发刊词中，毛泽东承接五四运动的教育，一针见血地指出，权贵集团通过占据知识、金钱和武力来实现对劳苦大众的剥削，而要想打破这种剥削，终结社会的黑暗与苦难，必须实行民众的大联合。
而在这民众大联合的队伍中，毛泽东将农夫、工人、学生排在前三位，并将资本家、地主、官僚和军阀排除出去，视为要打倒的对象。
面对五四青年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给出了坚定而彻底的答案：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走入工农，谋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解放。通过五四运动，那些优柔寡断、风花雪月的知识分子，暴露出自己与社会现实的脱节。毛泽东说，知识界“一味刺激他的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思想界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
五四运动并没有掀起社会的巨变，五四结束了，国家依旧贫穷，工业已久落后，外交依旧受人欺凌。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于五四“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鉴于此，他以毫不含糊的言词肯定了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的重要性。他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并组织起来。因为“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的国家改造方案，是五四运动的结晶。借由《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诸多报刊，知识分子到工厂去，与无产阶级结合的思想主张，受到了全国各地优秀青年的响应，成为了时代最强音。
五四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牢固树立在中国土地上。它发动了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组织起工人阶级捍卫国家历史的历史。从此之后，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觉醒了，工人阶级意识到，他必须掌握国家政权，必须解放一切被压迫的人。
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里程碑，正是因为运动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从文人们对新文化的呼喊，到劳苦大众阶级意识的觉醒。
从此，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民众的力量得到发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示了鲜活的生命力。五四运动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理论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热血五四青年，终归共产主义革命党。
先进的工人阶级，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是毛泽东眼中的五四运动。它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五四历史观，指向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选择。
李泽厚的五四
1979年，“五四”运动发生60周年，刚刚成为官僚集团的文人代表周扬，发表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文，文章中这么说：
(五四运动)是空前绝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运动，来打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周扬的叙述中，革命消失了。五四重要的就是思想解放，而不是民众联合，不是团结工农，不是反抗压迫，不是造反有理。虽然一褒一贬，但在内核上，周扬和胡适的评价如出一辙。
周扬的评价并不偶然，其背景是此时中国巨大的政治变迁，工人阶级被逐出政治舞台，官僚集团执掌政治权力，以改革的名义瓜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因此，看待历史的视角必须从工人阶级转向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必须把自己包装成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五四需要再评价，一切都需要再评价。
《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官方的名义，给“五四”定了一个基调，称其为“思想解放运动”或“思想启蒙运动”。这就有了“两个五四”：一个是作为革命的政治运动的“五四”，一个是作为启蒙的思想运动的“五四”。
风向一开，各种力量和声音纷纷参与角逐，争夺对历史的解释权。
官方解释可以无视基本逻辑和历史事实，直接驱逐革命的五四。不过知识分子对此并不满意，他们觉得这个解释不能深入人心。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试图在同样否定革命的前提下，将二个五四调合在一起。
李泽厚说，两个五四是一体的，思想解放与革命斗争两者构成了“互动”，也就是启蒙与救亡的互动。
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核心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批判的火力点对准儒学。但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五四运动的落脚点必然要落落在救亡图存上。这样，本该进行思想启蒙的“五四”，不小心被耽搁了，搞成了革命运动。救亡压倒了启蒙。
因此，李泽厚认为，80年代到了，是时候进行思想启蒙了。于是，他提出了“补课”说，用启蒙主义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补课。
李泽厚的判断，准确适应了当时知识分子参与改革、分享改革利润的需求。如果按照李泽厚的思路，80年代的核心是启蒙，那么，劳动人民被放逐，大量工人下岗，官倒横行这些现实的矛盾运动就跟知识分子无关了，知识分子只需要一心一意去散步启蒙观念就好。但李泽厚的判断，实质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从故纸堆和历史悬想中得出的判断。他从文化和文明出发，抹去了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和官僚、买办、资本家、地主之间根本的阶级性区别，遮蔽了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知识青年唤醒工人阶级的关键史实。这和胡适的五四运动观念并无本质区别。
而李泽厚主张的“新启蒙”，也准确的印证了恩格斯所说：“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
五四青年最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这是任何权贵集团都顾忌与害怕的。因而，当80年代的政治风向转变时，五四运动的这个侧面，要么直接抹去，要么像李泽厚一样，将其说成是不得已的选择。
后来，作为官僚资本权贵的官方，连救亡和启蒙的论述也不能接受。李泽厚被逐出大陆。但有趣的是，李泽厚坚持说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认为中国传统中的精华都必须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淘洗，而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类崇高的理想和西方社会的核心观念。通过这样的论述，像阉割五四运动一样，李泽厚把马克思主义也阉割了。
今天的五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五四运动的讨论都只是着眼于它反传统的文化层面上，彻底抹去它所通向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在今天，如果我们随手翻开一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我们会发现，对于五四运动当中学生与工农的结合，教科书大多避而不谈。
而社会主流对于五四运动的解释，变得更加奇怪和更加庸俗。
人民日报最有代表性，它发布的文章说：
今天，五四青年节。
谈到青年、青春，你会想到什么?是安静的校园，还是一封没有递出的情书?是一地空空如也的酒瓶，还是一段为了梦想奋不顾身的岁月?是对未来的迷茫、当下的逡巡，还是敢跟整个世界叫板的勇气?
我们说，青春是爱国，是担当，是正义，是自强……青春不朽，无关年龄。
在人民日报政文的《何为五四精神?北大党委书记这样说》一文中，这么书写五四运动：
五四精神的实质是青年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命运、以个人梦想推动国家梦想，为民族复兴伟大事业而奋发有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代青年弘扬和践行五四运动的伟大精神，就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民日报评论发布的人民日报五四社论中这么说：
今天，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五四精神，早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血液;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广大青年已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向标。
毫不夸张地说，人民日报以庸人的眼光，玷污了五四运动，嘲讽了革命先辈，驱逐了工人阶级。
五四运动的本质是革命的
五花八门的五四研究，一旦定位到历史的长河中，就暴露出自己的阶级属性和利益诉求，也折射出当时统治者的意图和趣味。
五四是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探索之后，坚定地和工农站在一起的革命史诗。五四的本质是革命的。无论统治者如何绞尽脑汁地冲淡五四的解放意义，都压制不了五四的革命性。任何一个诚实的学生，在触碰五四运动和发展历程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将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工人和农民。
如果言论管控和学术撒谎越来越普遍的话，也许有一天，“五四”也要像另外一些数字一样，成为阳光下的敏感词。
但这并不能阻碍五四运动通向未来。由于社会重新阶级化，社会越来越走向极大的撕裂之中，使得五四运动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反而成为了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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