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解决农村土地经营问题几种办法之比较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北京102249）　　

摘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改革开放初期基本适应了我国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其缺陷日益显现，越来越不能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下一步对农村土地制度如何改革？本文认为，当前流行的土地私有化的主张将严重危害农民利益，瓦解党的群众基础，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根本行不通的；正确的改革方向应该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适应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出发对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土地私有化主张以及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进行简要评析。　　

关键词：土地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私有化 集体经济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足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是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起点的，至今已经有30年了。不可否认，家庭承包责任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它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农产品产量，满足城乡居民饮食需要，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为工业生产和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资源，为国家经济建设出口创汇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通过30年农村改革发展，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分不开的。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其缺陷日益显现。这种土地经营制度和农业生产制度从实质上看是一种小农单干经济，它不能从根本上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越来越不能适应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对这种农村土地制度和生产制度进行改革。　　

    1．这种土地经营制度和农业生产制度难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是小农经济、单干经济，是一种落后的小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水平是很低下的。这种生产方式在生产过程中难以做到资本的集中和生产的集中，生产资料的集中使用和土地的规模化生产和经营难以实行；因为实行家庭劳动，人力资源难以集中使用，有限的劳动力仅仅进行简单的自然分工和协作而不能进行合理的社会化分工和协作，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难以实现。　　

    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下，先进机器和设备的购买和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工艺、生产方法的发明和采用，水利设施的兴修，防治各种水旱灾害，植树造林，土壤的改良，治理土地沙化、碱化和水土流失，国土的整治、灾害天气的预报和防治，治理植物病虫灾害、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通讯技术的进步以及普及于农业生产等等，所有这些促进农业生产力进步的措施和手段都是这种生产方式解决不了的。　　

    这种生产方式，因为生产水平低下，控制自然的力量非常小。它控制不了自然，反过来必然被自然所控制。每次大的自然灾害，对这种生产方式下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农户家里的耕畜或者是主要劳动力的疾病和死亡等都会对这种生产主体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加剧了这种土地经营制度和农业生产制度生产经营的困境，使其盈余能力极其低下，剩余产品极少，难以进行大规模的积累，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有时候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虽然漫长，但是从秦汉以来王朝更替轮回，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并没有大的变化，是与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的。　　

    马克思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1】　　

    2．这种土地经营制度和农业生产制度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反商品经济的属性。　　

    这种生产方式本质上是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大而全、小而全”，万事不求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对这种生产方式的生动写照。这种生产方式，追求产品的使用价值来满足自己的实际需要，不是为了交换、为了价值、为了满足社会市场需要而生产。它排斥竞争、回避竞争，回避创新和冒险，容易自满自足，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因此不愿并且也不能承担大的风险和经济波动；这种生产方式，不以追逐利润最大化生产为目的。既然如此，它就不讲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不计如何使生产经营成本最小化，使收益最大化。因此在生产过程中，不计时间不计劳动力的花费，不计各种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不惜工本的投入，只是为了解决基本的温饱，并且小有剩余。这种生产方式是反商品经济的，难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3．这种生产方式发展的最终趋势是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说：这种生产方式“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2】“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3】　　

    4．家庭承包责任制难以解决农村社会文化事业问题。　　

    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极大的调动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克服了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和积极性不足的弊端，但是这种土地经营制度和农业生产制度强化了农民的小私有者心理，使农民对于损害集体利益的言行、贪污腐败等问题漠不关心，使农村日益碎片化。“个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各种必须的和有益的集体事业和公益事业都难以开展；并且，由于这种生产方式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的特征，生产规模狭小、积累能力有限，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缺乏联合等特点，在这种土地经营制度和农业生产制度下，农民从根本上来说是弱势群体。他们除了土地和简单劳动力以外不掌握任何政治资源、资本、技术、组织管理和文化智力资源等，难以抵制地方政府的错误政策，难以抵御各种盗灾、匪灾、骗子等灾害。在这种制度下，农村诸多社会政治和文化工作等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展开。党团少先队员工作、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弱智者的工作、民兵工作、红白喜事问题、反对封建迷信的工作、治安工作、反对黄赌毒工作、反对黑社会的工作，农村的教育工作、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工作、农村的文物保护工作等等都难以开展。这也是单纯的农业问题进一步放大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　　

二、土地私有化主张的危险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存在很多问题，有改革的必要。但是怎么改却存在很大的争议。部分人提出土地私有化的主张，这种主张是十分错误的，如果这种理论上升到国家政策，在全国实施和推广，其后果将会是十分严重的。这种主张的危险性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土地私有化将导致土地流转，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高度集中。　　

如果土地私有化了，土地可以上市交易，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进行流转，即便土地是按照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流转，那么最后的结果也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高度集中，多数农民丧失土地而成为失去土地的，没有办法谋生的流民。由于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地位，因此，假设由于农民无法预期、无法操控的国内外市场产生剧烈的波动，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失败亏本没有办法生存和发展，他就自然会出卖土地；假如农民家里的牲口死了，需要用钱就得卖地；农民家里主要劳动力生病或者是死亡，需要用钱就得卖地；有孩子上学，需要用钱也得卖地；或者是农民家里遇到其他方面的灾难和变故，需要用钱的时候都要卖地。最后的结果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土地的均分意味者土地的分散占有和使用，相反，集中就意味着少数人占有土地和多数人丧失土地。少数人占有大量的土地是以占大量人口的多数人失去土地为代价的。如果说30年改革开放是小农主导农村。那么一旦土地实行私有化改制必将打开资本进入农村的大门。资本、腐败官员、地方豪强黑恶势力以及外国资本等勾结起来掠夺农民的土地。公有土地、林地和山地被掠夺和瓜分，民众的私有土地也会被豪强瓜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趋势可能会形成。流民遍地，饥民遍地，“强梁者起而为盗贼，柔弱者转死于沟壑”，天下大乱的时候就真正到来了。　　

2．土地的高度集中，导致大量流民产生，将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根源。　　

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认为，私有化可以造成土地集中连片使用，可以实现耕作的机械化，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和使用。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我们姑且假定这种说法成立，但是这仅仅是从土地私有化造成的生产力的影响来考虑问题；至于土地私有化肯定会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假如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会不会产生大量的过剩农业劳动力，如何安置这些过剩的剩余劳动力等这些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好像持土地私有化观点的学者是缺乏考虑的。中国有七亿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至少四、五亿。【4】如果达到美国式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中国农业仅仅需要五千万农业劳动力；如果达到欧洲式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中国农业仅仅需要一亿农业生产力，那么剩下的没有土地而城市又不能吸纳他们到城市生活的那三、四亿农业劳动力以及他们的亲属将怎样生活和谋生？从以往的经验看，容纳安排1.3亿左右的进程农民工已经给现有的城市造成了很沉重的负担，基本达到了城市能够承受的极限。城市吸纳不了，而在农村也没有土地了，他们将怎样生活。2008年末两个三角洲的内地农民工大量返乡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土地不仅有生产粮食的功能，而且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土地就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保障和依托。　　

3．国外例子证明，土地集中使用也未必能提高农业生产力，解决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生产问题。　　

假如象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所说的，少数人占有了土地，土地能够集中连片使用，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和使用，提高农业生产力呢？国外相关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给出了并不令人乐观的结论。从19世纪中叶拉美各国普遍出现了大地产制。在大地产主中还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外国资本家。这些大地产主占有大片土地，经常是为了囤积以备后用或者是防止其他国家的资本或当地的资本占有这些土地。因此，有大片土地荒芜却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并且这些本国和外国资本对农业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利润，他们开辟种植园种植国际市场急需的经济作物以谋取利润。相反，对面向国内的、满足当地人民生活必需的大宗粮食作物生产停滞甚至减产，食品价格上涨。许多拉美国家的基本口粮不得不依靠进口高价的大宗食物，导致这些国家对资本主义大国和国际市场形成依赖，甚至国家主权也受到威胁。　　

1972年巴西土地利用率情况表

表1：根据苏振兴等著，《巴西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一版第49页制作。　　

面积不同的土地各种用途所占的比例

表2：根据苏振兴等著，《巴西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一版第49—50页制作。　　

另一方面，由于拉美各国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价格低廉，种植园无需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就可以从中获利。因此从20年代中叶以来，大地产主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最大限度获取高额利润，除了必要的部门和工序之外，很少对农业技术进行投资，竭力维持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种植园里的大部分劳动仍然是靠人力完成，拉美农业技术并无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因此，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教训警示我们：农村土地私有化，土地集中使用未必能提高农业生产力，解决国民亟需的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生产问题。　　

4．土地流转，土地标上价格上市流通，将会推高中国产品生产的成本，导致严重的物价上涨，迟滞中国经济发展速度。　　

土地的国有化以及土地不进入流通交易的非商品属性，使我国的土地是由国家将土地以零地价或者是低成本转给实际需要的单位使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势。30年改革开放，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是中国发展快的重要因素。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发展慢，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高昂是重要原因。而且，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人口的增加，土地越来越变成稀缺资源，土地的价格必然愈升愈高。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土地成本的提高，必然抬高中国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中国产品的低价格优势必然丧失，从此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必然下降。　　

假如现在土地私有化，土地可以流转，土地标上价格上市流通，那么土地作为稀缺资源的属性必然将会导致过去没有价格或者是低价的土地以高价格进入市场流通，这将导致严重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并且，土地进入市场的速度和流量越快越大，那么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程度就越加严重。中国进入高物价时代，严重的通货膨胀将会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工农大众惨遭掠夺。　　

5．土地私有化难以解决不了农村的社会文化事业问题。　　

农村一系列其它社会文化事业工作靠小农经济难以解决不了，靠土地私有化同样也难以解决的。如何使农村的红白喜事文明化，如何反对封建迷信，如何打击“黄赌毒”，如何组织协调民兵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工作以及党团少先队工作，如何解决农村家庭邻里纠纷，如何做好村庄的规划和平整，如何搞好农村的国防、治安、教育、文化、卫生、文艺社会风气等工作等等，林林总总这些问题，构成中国农业发展的外部大环境，它们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组成一个大的有机系统。这些问题虽然琐碎，但是极其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解决不好都将会对农业的发展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其影响又是极其复杂的。要想把这些问题解决好，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基础，有很多有不计报酬、无私奉献、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工作的工作人员，需要有全社会的重视和国家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而这些条件对于要适应市场竞争，追逐利润为动机的资本来说是很难具备的。因此，靠资本和土地私有化的办法是很难解决这些社会文化事业问题的。　　

三、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必要性　　

家庭承包经营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初步改变了农村社会的面貌。但这个政策没有从根本上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根据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实际情况，发展适度的规模化集约经营。同时要巩固党的农村基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即公有制占主体，因此站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在农村要发展集体经济。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发展集体经济结合起来，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在家庭承包经营已普遍实行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这是长远规划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道路时必须回答的问题。党的十七届三种全会的决议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这“三个不得”是农村土地流转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流转的只是承包经营权，不能在流转中变更土地所有权属性，侵犯农村集体利益。　　

这既是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回应，也是土地私有制主张的有力回击。一方面，有必要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让土地生产经营走上规模化的道路，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农场式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没有改变，土地的用途也没有改变，这与某些国家实行的土地私有化政策是不一样的。　　

中央在农村土地政策上比较慎重，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这是建立在对中国农村国情的基础上的，也是吸取了国外农村政策的经验教训。比如中央提出不能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严格保护耕地，总体上还是要按照国家农业生产规划来经营，这就防止了中国的粮食生产对外国资本产生依赖，避免走拉美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保障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土地流转中不能改变所有权属性，这就使得土地的兼并成为不可能，不会出现农民失地走投无路的局面。　　

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要放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识，这也是进行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前提。土地经营权的适度集中，实行农场化经营，势必使得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流出，要接纳这部分农村劳动力，城市应该做好充分准备，这就要求城市大力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公共资源，逐步改变城乡分治的状况，形成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同时，要优先搞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要重点支持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农村饮水、农村公路、农村能源、农村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要完善相关政策，提高公共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保障水平，让城市和农村、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儿童都能获得大体均等的义务教育资源。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探索建立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只有做好了社会保障工作，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土地的经营权流转才能够顺利进行。　　

总之，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方法，也是现阶段唯一可行的办法。　　

四、简短的结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其历史意义，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而实行土地私有化又会造成对广大农民的剥夺。实行集体经济，既可以做到土地集中使用，收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好处，又可以互相扶助，避免农村人群之间的两极分化。社会发展是以数十年为尺度的，当1978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部分农民希望分地。当改革开放过去三十年以后，很多农民已经认识到，只有相互扶助，走集体经济的道路才是出路。　　

注释：　　

【1】《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第830页。　　

【2】《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第830页。　　

【3】《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第830—831页。　　

【4】说明：国家统计局根据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２００６年底中国大陆农村人口为７．３７亿，农村有4.85亿就业人员。农业劳动就业人数占农业人口的比例要高于城市和工业，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农村青少年只要不上学了，马上就会参加劳动，变成劳动人口，不象城市一般就业时间比较晚，到18周岁才就业；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没有退休之说，只要能够参加劳动，就会一直作为劳动就业人口而存在。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五卷　　

3．《邓小平文选》(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94.
4．《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2008　　

5．谈世中主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　　

6．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4月第二版。　　

7．傅筑夫著，《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　　

8．李琮著，《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9．苏振兴等著，《巴西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一版。　　

简介：　　

齐勇（1970—），男（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市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10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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