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的周家庄模式给予人们的启示
――新中国60年来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
李振城
看了《今晚报》记者孙玉松采访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的报道后，令人兴奋不已。51年的史实表明，人民公社仍然是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人民公社的创新模式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把人民公社当作“大锅饭”、“穷过渡”的极左举措，进行彻底批判和丑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违反历史辩证法的，是完全错误的，是极其有害的。人民公社的创新模式和鞍钢宪法的创新模式，是真正由中国人民自己首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显著标志，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福音，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容嘲弄的。嘲弄历史者，是一种有违科学、既损人又害己的行为，终将要被历史所嘲弄。
在有13000余人口的周家庄乡，具有比周边分田单干村庄更兴旺发达的生产力，具有可观的集体积累，能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因而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厚实根基。全乡没有一个外出打工者，不受外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致命性影响，社员安居乐业，鳏寡孤独、老弱病残者皆有所依，不存在令人破败之痛的“三农”问题，没有新“三座大山”的后顾之忧。这种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农村经济体制，比起改革开放后受到“精英”大肆吹捧的那种分田单干的体制，显然优越得多。
在周家庄乡，有一套精细科学的管理规章，能够使社员们心悦诚服。它并不限制人们单干和外出经商闯荡。然而，百分之九十五的社员却是心甘情愿地听从乡社的安排管理，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被反复宣传的小岗村农民为了分田单干而按手印，周家庄乡绝大多数社员则于1982年为维护公有制集体经济、拒绝分田单干而按了手印。中央文件中说，要坚持“两个坚定不移”（既要坚定不移地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又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可是在媒体舆论和实际行动上，为什么会出现一手硬、另一手软、对周家庄乡社员为维护公有制集体经济而按手印的壮举置之不理呢？出现严重“三农”问题和新“三座大山”的根子是不是就在这里？
人民公社初建时，在体制上仍有许多缺陷，刮“共产风”后更是受到严重扭曲。经过纠正和整顿，实行“三级所有，队（指生产小队）为基础”后，人民公社的体制已经大体上与当时大多数地区发展生产力的需求相适应，只是在用工和分配等具体管理制度上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像周家庄乡那样因地置宜地逐步予以解决。当时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经验，许多公社（包括生产队）的骨干不足，领导能力有限，需要大力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大力培训领导骨干。当时大多数地区在这方面的工作比较薄弱，使与当时发展生产力需求的各自创新模式未能尽快建立起来，影响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以致成为后来解散人民公社的借口。
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在是否解散人民公社的问题上，如果当时允许群众充分讨论，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采取因地置宜、全面贯彻需分则分，能合则合的方针政策，而不是急切地采取行政命令式的，甚至以撤公社领导职务相威胁的“一刀切”，那么如今存活勃兴的人民公社，就决不是一种稀罕现象，至少也有上万个，并且会产生强大的辐射影响，使“三农”问题和新“三座大山”问题减少到最小的范围，而不至于像如今那样积重难返了。
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即允许土地出租和土地买卖，推行资本主义农场体制，是否能避免“三农”问题和新“三座大山”问题呢？无论是原苏联东欧地区还是其它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都已经表明，它即使能维持一时的虚假繁荣，却难以避免贫富两极分化，难以避免金融危机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但难以克服、反而会加重“三农”问题和新“三座大山”问题，不但难以维持社会稳定，甚至会使社会动荡成为一种常态。以往史实和现实的无数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一刀切”式的解散人民公社体制，极力鼓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乃是导致“三农”问题和新“三座大山”问题的祸根，而维护、创新人民公社体制，则是避免金融危机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治理“三农”问题和新“三座大山”问题的根本出路，根本之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仍然是党和国家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立足点。把希望寄托在过度开放、不惜一切代价地吸引外资、来料加工、大兴性产业、鼓动农民进城、不断压低农民工工资等等上面，是极其危险的。其害无穷。它已经并且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不得不使中国的广大穷苦人民被迫吞咽由于“精英”误导而造成的各种苦果。
正如记者在报道中所说，人民公社体制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关键在于人，“事在人为”。周家庄乡人民公社之所以能够存活勃兴，主要是由于有一个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路线，能够自觉地抵制各种阴风浊流干扰的领导班子和稳定的骨干队伍，因而能够从本乡镇实情和穷苦社员家庭生存致富利益出发，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使人民公社的具体制度不断地得到创新。在分田单干风潮猛烈袭来和各种指令压下来时，他们根据以往的成功经验和有利条件，组织全体社员深入开展大讨论，使绝大多数社员群众确认，只有坚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才能救中国，只有维护公有制集体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并使人民公社各种具体规章得到创新，才能确保全体社员逐步走向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免遭国际金融危机和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打击，防止出现“三农”问题和新“三座大山”问题，全体社员群众才能安居乐业，和谐幸福。
人民公社的周家庄模式，完全是周家庄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新成果，因而是最有说服力的。与最富有的一些集体村庄相比，周家庄乡并不是最先进的典型。但是，人民公社的周家庄创新模式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可比性，是可供许多乡镇村庄学习的先进典型。希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人们积极行动起来，大力宣传人民公社的周家庄创新模式。
已退休研究员 李振城
2009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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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网（今晚报）2009 年 2 月 20 日报道：
存活51年的周家庄人民公社 农民无人外出打工
今晚报记者 孙玉松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进城的农民因为企业不景气而踏上返乡路。然而，在农民外出打工的社会潮流下，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这个万人大乡的农民却无一人外出打工，而且从来没有过。进入2009年，反而需要到外面聘请劳力，这是为什么呢？近日，本报记者专程深入中国目前唯一存在了51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上工，按劳统一分配收入……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流行的镜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已定格为一种越来越远的历史。但在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却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生活。从1958年算起，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在了51年，周家庄乡也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2月11日，记者专程进入周家庄实地采访。
万人大乡无人外出打工
车出石家庄往东大约3小时，穿过杂乱喧嚣的晋州城区，就到了周家庄乡地界。村庄静谧而整洁，不见丁点垃圾，连北方农村常见的狗都难得一见。顺着水泥公路，大街两侧的楼房均为二层平顶小楼，新旧不同，但都规格相同、布局统一，在统一的门楼两侧，光秃秃的柿子树在早春阳光照射下泛着新绿，与大红对联相互映衬……
走进村子，在离乡政府大约300米远的路边，有一户人家正在翻盖新楼，地基打了一半，记者停住脚，与主人攀谈起来。这位姓雷的社员说：“房子旧了，社里批准翻盖新的。”记者询问道：“还没出正月，大街上见不到人，是否都外出打工去了？”听到问话，老雷笑了：“哪儿呀！我们这儿可没有人外出打工，大家都在公社的企业和生产队里上班。”“就这样，全公社劳动力还不够使呢！每年都有临近乡镇的人到我们这里上班呐！”旁边一位帮忙盖房的社员插话道。
社员们的话并没有掺假。在周家庄乡政府大院里，记者碰到了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起基层干部头疼的农民就业问题，王月双显得非常轻松，他笑着说道：“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我们这从来就没有过！”记者了解到，周家庄乡10个生产队一共有13012人，其中男女壮劳力6240人，除了小部分农民主动要求自己经商单干外,其他人全部在乡里的集体工厂和农业社上班务工。目前，周家庄乡阀门、印刷等集体企业，吸收了大约4000个劳动力，而参加农业就业人数是1400多人。周家庄乡党委秘书王海涛也告诉记者，在周家庄乡，青年人离开学校后，乡里都统一组织封闭培训，合格后再由乡里统一调配到各企业或农业社上班。“除了当兵上大学和干个体的外，我们乡的年轻人全部在乡里上班，由乡农工商合作社管理调度！”站在乡政府门口，个子不高的王海涛笑眯眯地告诉记者。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这里除了挂着“乡党委、人大、政府”的牌子，还有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几个大字，王海涛说那是周家庄乡的“下蛋金鸡”，去年实现了纯收入1.3亿多元。
一切生产听生产队长指挥
在周家庄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当地麦田麦苗长势要比临近乡镇的旺盛，说起这一问题，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显得颇为自豪，他说：“今年天旱，可我们麦田却没有受影响，早在20年以前，公社的地就全实现了机械化浇灌。”记者来到了村外的大田里，周家庄乡生产一队社员老冯和另外几个壮劳力正在地里摊肥，老冯擦着额头的汗珠说：“队长让干的，完事后好种棉花。队长让干啥咱就干啥，用不着问那么多。”老冯拄着铁锨平静地说道。周家庄乡第四生产队的女社员高秀容也说：“在我们这里，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所有劳动都是队长分配，队长让干啥就得干啥，这样也好，不用操心，但是一定要干好，干不好队长就要扣工分。”“我们这里的工分分值都有统一标准，去年一年，根据我的工分，队里发了6000多块钱，男劳力一年一般可以挣1万多块钱。”
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切听队长安排。队长是生产队的权力枢纽，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生产计划时，几乎都是队长一个人安排，报到合作社一般也不会做大的修改。记者了解到，周家庄共有10个队，由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在农业生产中，种子、化肥、农机等各种生产资料由合作社统一购置，采取淡季购买旺季使用原则，各农业生产专业组的收支由生产队向合作社的会计室报账，年终再进行一次性分配。
记者了解到，在这一模式指导下，周家庄如今已经建成了万亩小麦育种、四千亩美国红提、三千亩梨果、千亩苗木基地等四个专业化农业生产项目，同时还建立了高标准的奶牛养殖区，所有的农业生产如今已经实行了“工厂化”生产，由合作社年初给各生产队下达全年种养指标，各生产队以队为单位，到以上四个农业基地领取统一育好的种子和苗木,社员以专业组承包，进行日常的农业田间管理。“所有的种子、农药、化肥等都由乡里购买，社员不用操心。各队按照节气安排农业生产，日常生产基本都由生产队长决定，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合作社主任韩建明说，队长必须懂技术，懂得生产的每个环节，“老是换人也不一定好。”
社员只管干活凭工分年底分红
在周家庄采访，当地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工分”，这个历史上吃大锅饭的标志，如今依然在周家庄发挥“余热”。周家庄乡顾问、晋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柳国运告诉记者，在周家庄乡，一切劳动量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下地干活的，看大门的，打扫卫生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
周家庄生产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35.5元。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340个工，纯收入11000多元。乡办阀门厂的去年纯收入达到2549万元，除了生产成本和提留公共积累之后，每工时的工值是5元多，去年做了4300工时的孟华就分到了2万余元，这是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收入。雷跃清是乡政府的门卫，他告诉记者：“我们也是按工分发工资，我去年发了1万多块钱。”张顺说，“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我们严格执行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原则，分配基本体现了多劳多得。”王月双介绍说，周家庄公共福利体系，主要是靠着乡里的11家集体企业支撑着。2008年，周家庄的工农业总收入达到了5.03亿元，公共积累余额2.9亿元。“我们分配人数时，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生产一队的队长冯平均说，队长给社员分配任务时，会掌握大致平衡，这次给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下次就会分配分值高的活。记者了解到，2008年全年，该队社员全年累计出工数，主要集中在230个到250个之间。冯平均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户”。
中小学一切费用全免
记者从晋州市了解到，周家庄乡只有6个自然村，是当地最小的一个乡，可财政收入、税收和人均收入连续多年居晋州第一。而对于社员的收入,周家庄乡有个特殊的算法叫“平均生活水平”,与人均纯收入的算法不同。人均纯收入是将第二年的生产资料投入也计算在内,周家庄乡的人均生活水平则没有包括生产资料投入,是纯用于消费的收入。记者了解到，在周家庄乡，所有农业投入开支，例如种子、化肥、农药、地膜等，社员们都不用操丁点心，而是由乡合作社和生产队统一安排，社员的口粮等基本生活资料则由乡里按照统一标准实行定额发放。因此，由于算法不同,晋州市每年把周家庄乡单算,并不参加全市乡镇排名。2008年,晋州市农民纯收入是3774元,同年周家庄乡人均收入6718元。就在老百姓收入增加的同时，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增加的受益者自然还是周家庄的社员。早在1981年，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随后，中小学一切费用全免。“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福利政策也是在不断更新，以前，养老津贴是每个月30元，从去年开始涨到60元了，目前，我们正在酝酿一批新的福利政策。”王月双说。
“春节前，我们给社员分红，一共发了8741万元，有3000万元的现金,从银行取出来后，数目太大，为了资金的安全,连警察都跟来了。” 说起春节前发钱的场景，王月双眉眼欢喜。
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共存
“要想了解周家庄，就必须转变固有的观念，这里跟其他许多地方真的大不一样。”随着采访的深入，王月双说，周家庄允许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他们并不乐意叫“人民公社”。
提起此事，周家庄人都会想到雷金河。直到2001年去世前，雷金河一直都是周家庄的灵魂人物。周家庄现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就是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1982年，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不过，我们周家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绝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66岁的周家庄人吴保天说。“周家庄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1983年就改为周家庄乡了，自从1953年周家庄实行的就是能够调动每个人劳动积极性的按劳分配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这不同于一般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周家庄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
事实上，周家庄人民公社在1983年改为周家庄乡后，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收入的经济形式并没有变动。
记者了解到，与过去人民公社不一样，周家庄乡虽然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却不控制社员个人财产，到了年底就进行分配。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许并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周家庄二队的社员雷月华，在周家庄乡政府附近经营一家商店。雷月华告诉记者，她的商店开业4年了，4年前，她到石家庄为做生意的亲戚帮忙，便对做生意产生了兴趣。“我并不是对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模式不满，做生意是我的个人选择，如果不做生意，每个月也能收入千把块钱，并且不用操那么多心，只是我感觉那样的话有点碌碌无为，有点不自由。”雷月华说。雷月华选择自由是付出一定代价的，因为她每年要向队里交纳1000元的公积金。根据周家庄乡合作社的规定，每个不参加农业或工业集体劳动的社员，每年必须要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因为他们还享受合作社的各种福利。具体数额为男性每年交1500元，女性每年交1000元(有6岁以下小孩的免交)。虽然雷月华现在选择了自己做生意，如果有一天她不想做生意了，依然可以回到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中去。
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曾在2001年调研发现，从1984年到2001年18年间，周家庄的非公经济在全乡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目前，周家庄从事非公经济的人员占总人口的5%左右，去年非公经济纯收入863万元。非公经济的增长，虽然没有增加集体收入，但无疑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而且实行自由的流动政策，也让社员没觉得集体是对他们的一种禁锢。这也让“人民公社”多了一个存在下去的理由。
坚守农业 守护集体经济
1978年，小岗村的18位农民用红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1982年，周家庄人也摁下了红红的手印，不过，他们用手印表达了对集体经济的守望和信心！周家庄人用自己“不抛弃，不放弃”的坚持，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农村不同的发展模式。周家庄的体制能否复制？但无论如何，事实是，在这轮经济危机中，周家庄人并没有遭遇“大规模农民工失业”之痛，周家庄的百姓把这些都归为集体经济的强大和保障。而乡顾问柳国运则认为，“关键在于人”。这一点，记者从乡政府公开墙上找到了印证：今年春节长假期间，村里突然停电，4位值班干部脱岗打牌。事情被查出来后，4位干部全部上了“墙”，被全乡通报批评，还被扣罚了工分……
人民公社，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大锅饭”、“穷过渡”的代名词，在周家庄却存活勃兴，与其说是历史的奇迹，不如说是“事在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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