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用卡业务在农村的发展前景
——开发中国版的“次级债”
信用卡业务，实质上是一种短期小额无担保信贷，传统上被限定在消费领域。本文结合中国的国情，论证它在农村融资方面的特殊意义。本文写于07年初，曾递呈金融“有关部门”，只有一位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总行的副行长答非所问地表示过关注。随后“次贷危机”爆发，这个建议似乎更显荒谬。但中国与美国完全不同，美国是苦于金融业太发达，而中国则苦于太不发达。我认为用信用卡方式为农村提供小额信贷，才是国家金融支农的不二法门。简述如下。
信用卡经济是一项全民参与性经济，那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使用的，理论上任何人都是我们的潜在客户（实际上不是）。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拒之门外，如同当年甩开农村闹革命一样，走错了方向。
一、现代社会下农民的优势地位
现代西方国家农民不仅绝对收入很高，还享受政府大量补贴，造成严重的贸易不平等，WTO谈判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业补贴的争执是核心。
欧盟年度预算的44%，高达数千亿美元的资金用来补贴了农业；美国由于地广人稀，农场主可以规模化经营，对农业补贴的绝对数目没有欧盟多，但具体到人头上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最难打入的农业市场，美国拿日本最需要的汽车、钢铁市场来交换，始终不能如愿。韩国与日本类似。
我想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1、低价农产品是发达国家剥削第三世界的工具。
发达国家高额补贴农业，绝不是赔本买卖。广大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落后，除了外资源、卖农产品外没多少经济产出。发达国家利用买方优势，压低资源品、农产品价格，又用卖方垄断提高工业品价格，形成“价格剪刀差”在总体上进行掠夺。让发展中国家处在“合理的贫穷点”上——既不让他们因卖资源、卖粮食而富裕，完成发展现代工业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也不让他们太贫穷而买不起发达国家的工业品，让他们永远作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不能翻身。
粮价虽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应放在“一盘很大很大的棋”中通盘考虑，政府不能整天算计这点蝇头小利。对于农业补贴，所有发达国家做法高度统一，其奥妙我想就在于此。
2、最重要的因素是与土地直接相关的粮食安全问题。
发达国家必须大量补贴农业，确保农业相当程度的收益水平，否则农民将放弃耕种，转入工业领域，这是任何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不能忍受的。
我们国家实行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但我们国家工业化水平较低，无法与欧美的农业补贴水平相比，加之人均耕地少，不能形成规模优势，农民相对收入不增反降，不得不大量进城务工，虽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但也造成耕地保护效果很不理想。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耕地大量流失无法还原、我们的粮食严重依赖进口时，距离发达国家哄抬粮价、敲诈勒索也就不远了。
粮价还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不能只算经济帐。
3、高额农业补贴是减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为生产力高度发达而造成的“过量”工业品找到有效市场，始终是发达国家最头痛的问题。
旧的办法是销毁，不能给工人，工人一旦不再需求，也就没有社会再生产的必要。一条可行的路子就是利用农业补贴，让富裕的农民来消耗工业品；同时高额补贴造成的低价农产品，也降低了工人的生活成本，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农民的数量毕竟很有限，另一个办法就是极力怂恿“信贷消费”，直到“次贷危机”爆发。不实实在在地提高人民收入，任何精明的“扩大内需”，都不过是饮鸩止渴。
（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国家农民组织那是相当的团结，手中还握有选票，以至政客们不得不认步。这叫做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看到本质，这只不过是演给无产阶级的一出并不怎么高明的双簧罢了。巴西、印度的农民为什么就不如他们团结？持票人口比例反不如日欧美韩？）
当然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资产随之升值，而土地又是其中的重头戏。对于人地关系紧张的国家，尤其增值迅速。日、韩土地就贵于欧盟，而欧盟又贵于北美。
由于以上三个根本性原因的存在，我国的农业补贴也必定会随着工业的发展而逐年加大，农民的优势地位也将逐步显现。从长远角度看，给农民提供几千元的小额贷款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
二、把信用卡业务推向农村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优质企业对银行的依赖逐步降低，在银行业存款、贷款压力日渐沉重的今天，如果能有一种办法可以把“拉存款、放贷、信用卡业务”合而为一，捆绑起来一起推广，将显得意义非凡。如同当年红军所到之处，军民团结如一，进退无后顾之忧。把此三项合并推广，是一项环环相扣的事业，分述如下：
1、破坏农村经济发展金融因素。
从总体上看，目前商业银行不但不贷款给农民，每年还从农村抽走大量资金。主要理由有以下三点：1、农民贷款缺乏财产质押； 2、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农户的贷款数额较小，放贷的手续却一个也不能少，故而成本相对较高；3、信息不对称，并且贷款缺乏连续性，道德风险高；
农民真的就没有可以质押的财产吗？只不过是缺乏金融机构感兴趣的质押财产而已，比如农机、劳动力、土地耕作权等等。再说了，没有财产质押就不能贷款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尤纳斯 教授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已保持了9年的世界银行业盈利记录，他所依靠就是无抵押的小额贷款，银行的还款率是98.99%，近99%的还款率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成功运作的商业银行。
至于手续所造成的成本高，那是银行自己的管理问题，为什么要设置那些不切实际的放贷手续呢？事实上很多的手续也并没有增加银行金融安全、降低风险，只是加重了官僚主义作风、提供了腐败的沃土。
与第三条形成严重反讽的是，农村恰恰还是一个人情社会，比之于城市，要具有更高的个人信誉和更严厉的监督机制。遗憾的是金融机构始终不能有效利用这一人际资源。
这三条是限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说什么金融支农，都不过是痴人说梦，别说新建2千家村镇银行，就是2万家也和先前的农行以及现在的农信社一样，都不过是形象工程，政治摆设罢了。
2、不是办法的办法。
怎么解决上述三个难题呢？俺对金融只有一点连业余都不敢自称的爱好，知识更是贫乏，在这里只能提供一条简单得不能叫做办法的办法。
具体该怎么做呢？就是设定一定的条件，凡满足条件的农民家庭即可被授予“信用卡”（当然不是一次全部授予，要分批逐次进行），凭卡可以自动去银行取钱（比如以5000元为限度），这样再不用看官僚们的黑脸，好处是体现社会主义下的公平、合理，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取消了过多的审批环节就取消了腐败赖以存在的土壤。
然而“不让银行审批，那还不乱了套，风险怎么控制？”这样做实际上是不会有多大风险的。其意义如下：
1、联保贷款。因为信用卡信用额度的限制，必然会有部分人因数额太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除了通过满足一定条件按照规定程序提高信用额度外，他还可以向别人借卡，这样每借一张卡就等于多一个人（家庭）担保，贷款风险不但不会随着数目的增大而增大，反而还随数目的增大而减小。这实际上相当于央行推行的“联保贷款”，只是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联保成员可以随时加入或退出，并且根本不用银行审批，交易成本几乎降为零。
2、投资风险评估。贷款人要贷到更多的钱，就必须借到更多的卡，而每借一张卡，就等于要做一次“项目投资可行性报告”，由于天生的小农思想，农民不敢冒险，持卡人“审批”之严格，是我们银行里的老爷们不能比的，因为这是农民自己的血汗钱。如果不能通过持卡人的严格“审批”，是不可能借到卡，贷到款的。
3、过程监管及风险控制。由于大家都生活在农村，贷款人投资之后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借卡人的“精心监管”之下，一旦出卡人觉得自己的卡可能有风险，就会立刻要求归还，这比起银行的过程监管也不知要严厉多少。
4、放贷风险低。农民借卡时，一般都优先向与他私人关系较好，血缘关系较近的人借，这就大大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而这种贷款由于出资者的良好人际关系，天然地就具有最高的抗风险能力。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农民投资失败呢？其实这根本不必担心。世上没有必然成功的投资，关键是看风险的大小。一方面我们给农民的放贷数额很有限，失败了也不会像企业投资失败一样地动山摇的；再一方面农民有土地，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集体所有的土地就绝不可能自由流转，而农民只要不失土地，就有生活保障，就有生活来源，也许他一时还不上本金，按时还上利息是不成问题的；再说我们社会是永远发展的，哪有一个家庭永远还不上几千元贷款的道理，为什么害怕农民会还不上呢？即使真还不上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央政府赦免他们的债务就是了。中国的资金亏在中国人身上，总比亏在美国人身上好。
3、没有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上述办法是不错，但这样一来负责办卡者，就有了腐败的机会，如何防止他胡乱审批信用卡呢？我们的办法是充分发动群众、利用群众，全民监督。
我们办卡以自然村为单位，每发展一批会员，就把“办卡条件、持卡人员”在全村公布，供全体村民评议，接受检举，对有不满足条件而得到信用卡的，严厉追究银行相关人员的责任，同时给举报有功者以重奖。
为了提高举报的紧迫性，只重奖举报者还是不够的，还要规定“本村借贷不还者达到一定比例后，不但不再审批新卡，已经有卡者也要降低其信用额度，直至取消”——给联保贷款再加一层“保险”。每村都要有一个银行代表，负责有关的简单工作。这种规定叫做“连坐”，可以作为暂时措施，帮助农民树立“现代商业信用”观念，而实际上在“道德”依然作为调节人际关系规范的农村，农民的信用要普遍地、明显地高于城市。
这表面上看是一种经济制度创新，实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探索。如果没有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任何“成功”的企业都是剥削人民的工具，企业越成功，剩余价值水平就越高，其剥削也越深重！一个国家的企业平均管理能力取决于其国家政权组织水平（这个观点是俺的原创），少数先进企业在管理制度上的探索，是其政治体制进化的前导。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别说中国无法真正崛起，就算崛起只怕也会如苏联一样“成败兴亡一刹那”。
（这里要插入一点稍有深度的题外话。任何现代企业组织模式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某种政治制度在经济上折射，它从属于现代政治体制，是典型的“上层建筑”。比如目前股份制企业一般设董事会、监事会、理事会，这种企业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的分立制衡制度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翻版。所以，没有政治观念的进步，根本就不会有企业经营水平的提高，企业越是巨大，对先进政治模式的依赖就越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积极扶持，“拔苗助长”般地拔了三十年，可曾拔出一个国际性的大企业？国家大型企业的普遍管理能力，就标志着国家统治精英的思想政治水准。
最使人们觉得好奇又好笑的是，好端端的“董事、监事、理事制度”在西方行之有效，一到中国就严重水土不服，其他也概莫能外，“学一样，毁一样”，一接轨，就出轨。这岂是偶然？考查一下我们国企60年的兴衰荣辱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人们应当有所领悟。）
这样一来，农民贷款是方便了，银行没钱怎么办？怎么吸纳存款呢？
4、借信用卡“非法融资”。
信用卡消费是先进的消费观念，国有商业银行即使在大城市推行了十余年，至今成效不著，只到外资银行真的要进入了，才“火烧眉毛”般地行动起来。对于没什么竞争的农村市场，怎么才能把信用卡业务普及开呢？怎么让农民、让商店接受呢？
毫无疑问农民是绝不会轻易接受的，可以说我们无论花费多大的工夫来宣传其优越性，农民是不大可能主动预支未来收益，先消费后还款的。另外一个困难来自商家，怎么说服商家，让他们心甘情愿的让银行收取手续费呢？
办法是让利。银行只有抛开眼前小利，不顾一时的得失，让农民、让商家首先从中获益，满足他们的需求，然后我们才能有长远的发展。
对于银行来说，农民需要什么呢？毫无疑问是贷款，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可以借信用卡给农民提供贷款，然而这只是一个工具，我们根本目的之一是要把信用卡引向商店，引向农村市镇上的安装有POS机的每个商家。一定要让商场为他们的信用卡直接提供现金而不仅是由银行提供。这样商家作为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既减轻了银行出纳的工作压力，又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利而成为发卡的一种动力。
这种做法，目前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叫做“非法套现”。这种叫法是完全错误的，违了什么法呢？我们怎么能事先知道持卡人取钱就是为了不还呢？没有办法，我们根本没法事先区别，只有严格信用卡审批程序，只有用严厉的个人信用来束缚持卡人，除此别无他法。
这样做的好处是从此银行就与市镇上的每个与我们合作的商店结成利益共同体。在农村、在市镇每一个店家，都是家境相当殷实的家庭，若不是中产阶层、就是小康之家，都是社会存款的主力，抓住了他们，就抓住了一个稳定的存款来源。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设定一套规则，让持卡人（即每一个家庭）的透支（信贷）额度与其持卡消费数额、与持卡人的存款额度直接挂钩（因此新推出的信用卡，就不仅是可以透支消费的，而且也是有储蓄功能的）。这样农民会发现，凭卡消费不仅不必立马还款，还可以增加日后贷款的额度，也不影响存款利息，这样他们就没有理由不用信用卡了。甚至他们会尽力用信用卡支付，而把现金转入银行作为存款以积累个人信用，到还款日前再取出还上，或者干脆就由银行系统来对这张“储蓄、信贷、消费”合一的卡按银行或客户指定的时间（例如每月20日）自动划账，一切交给银行，不用自己再操心。这对银行、对商家都是百利而无一害，这就把社会闲散资金强力吸入银行充分流动起来，这对投资门路不畅的农村是有利的，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一旦农民发现贷款是如此容易，农村地下钱庄——“高利贷”就失去存在的基础。这将迫使农村高利贷者把钱存入银行，或者利用商店的POS机为农民取现，以收入合理的“佣金”。高利贷的特点就是“数额小、时间短、利率高”。高利贷风险一般还是极小的，要不然利息再高他们也不敢放贷。
让商店自觉自愿的为农民取现是容易的，只要让他们获得好处就可以了，目前大城市里这种“非法商户”的广告已经贴遍大街小巷（06年开始写本文时我在郑州还没听说过，实践已经证明这的确是一个小额融资的好方式）。在农村需要控制好的是，可以把他们作为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来提现，但不能让他们收取过高的“佣金”。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只需要在银行也设一个类似POS机的取现工具，与市镇上所有商家构成一个“连通器”，根据“水往低处流”这个原理，农民会自动找到“佣金”最低的理想取现地。银行不与商家争利，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控制最高“佣金”，其他商家会因竞争而压价，只会比我们的收费更低，这个“佣金”是农民的贷款利息（银行的收益也来自这里，可与商家协议分成）。
所有以上的工作完成时，我们在农村的布局就结束了。由于农民一般缺乏投资渠道，他们有了信用卡，实际上其中大部分也不会真就去借贷。我们只是给每个家庭一个希望，——每个家庭都可能向银行非常方便借贷的，我们就是用这个“希望”，让他们把钱存入银行，同时把信用卡在农村铺开。否则，让农民用信用卡消费，我想现在是万难的，即使可行也是极缓慢的，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没有恰当的利益刺激人们是不会积极行动的。
二、吸引城市资金入农村，为农村经济输血。
信用卡业务对于现代金融业来说，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但国内银行在发卡上只见投入不见收益，根本原因只有两个。1、找不准自己的真正客户。把卡大量送给自己本不该争取的对象，真正可以给自己带来收益的人却办不到卡。2、没有品牌号召力，缺乏品牌忠诚度。不能说服客户一定使用你的卡，而排斥其他银行的卡。
如果我们能够在农村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比较充分地拓展了农村市场，我们就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上，有了足够地政治资本，可以充分地发动人民，一举解决上述两个难题。
把信用卡业引向农村，其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借农村务工人员、农村进城求学人员或在城市长期工作、定居者，把它带入城市。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目前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二十年内也未必能消除城乡差距。目前主营业务在城市的各大商业银行，是不敢给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推广信用卡、让他们持卡消费的。
一切城市，都是汇聚外来人口的结果，城市化进程首先就是农民进城务工的进程。如果银行想在信用卡业务上有所作为，而把农民工拒之门外是不可想象的。农民工有其劣势，也有其明显的优势，哪个银行能够能牢牢地抓住他们，他们每年的务工收入毫无疑问就存入了这家银行，这个高达数千亿的存款不是小数。这也从源头上培养农村进入城市者，对这家银行的认同感、忠诚度。
（我们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合理的制度设计上，让人民自觉、自愿的把钱存入我们的银行，而不是给一味给员工强硬摊派存款任务。这在增加银行存款的同时也增加了银行一线员工的抵触情绪。任何组织，小到家庭、团队，大到企业、国家只有上下一心、同心同德才会兴旺发达。）
说服进城务工人员用我们的卡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他们家在农村，只要因他们的家而给他办卡，就不用担心他们恶意拖欠，就能方便的在进城务工人员这个庞大群体中推广我们的信用卡。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让城市普通市民、稳定职业者、高收入阶层、有产者都使用我们的卡。
“把信用卡卖成大白菜”—— 当前国内银行的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国外银行以前的成功做法我们做不到，历来成功的道路不可复制的。看上去信用卡最关紧的好像是发卡量，实际上则不完全是。另一个关键是品牌效应。相同的优惠条件下，人们一定会选择优质的银行、清廉的、负社会责任的、具有了良好口碑的银行。如果有了这些，即便使用条件较差，也是受人追捧、受人欢迎的，因为人不同于物，是理性的、有精神的、有思想的，人心是向善的，是有美好愿望的、有纯真理想的。如同抗战时期，大批有志青年，还是宁愿放弃国统区的优越生活，奔向延安一样。
所以信用卡在城市的推广就不逞一时之勇，欲速反不达。要通过宣传，让人们坚信：我们银行是要建设和谐社会的、是扶持农村的、是要帮助农民及中低收入者发家致富的、是关心社会最下层人民生活的，让外资银行赢利只能增强外资银行的实力，加重对中国人民的剥削。
也就是说在信用卡业务无竞争的农村，我们使用快速抢攻的“量发战略”，而对于竞争激烈的城市，要走积极稳妥的“品牌战略”。品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关键在于宣传对路。让谁来宣传呢？王婆卖瓜不是好办法，还是要由使用者自己来宣传。要抓住信用卡消费的主力军，让他们来宣传。我们必须从大学生着手。国家的前途系于青年，如果每年都能让五百万新进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大部分都能接受我们的卡、通过我们的良好服务，建立其忠诚度，然后一生坚持使用我们的卡、不遗余力的口头宣传我们的卡，影响与他们有联系的人，十年之后再看信用卡的天下，究竟会是谁人的天下！
如何说服大学生呢？“爱国、支持农村、为家乡做贡献”这几点就足够了。青年人志向远大、激情澎湃，一心爱国爱民，有巨大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用我们的行动证明我们的目的、用贫富差距的现实振奋他们的良知、用国人的苦难激发他们的热情，引起他们的共鸣，用他们来成就我们的宣传，摧毁竞争对手的宣传。
就如同被称为普京总统“青年近卫军”的“纳什”——以18至22岁青年人为主的社会团体，在总统办公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得到普通民众的全力支持，是俄防止“颜色革命”的主力。如果哪家银行能有这样一个组织，那我们的宣传工作也将无往而不利。以当今大学生的心理状态、生活状态、人生愿景，组织这样的青年团体是容易的，成本是微不足道的。这比不分对象，盲目广告，滥发信用卡成效好得多。
三、总结
中央一再要求金融支农，但全民所有制的银行，根本不为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服务。中央一再要求支持小企业发展，鼓励创业，但这么多年来有过什么成绩？既然银行不敢放贷，政府不愿担保，就用这种方式，让农民变相用土地为自己做担保吧。他们要求的并不多，区区数千元或数万元而已。
国家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庞大组织，上层有数不尽的渠道从下层抽取利润和资源，其中“货币”就是其中最有力的方式之一。多年来农行、农信社、邮政含蓄等金融机构，从总体上看，不但不向农村放贷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反而从逆向抽取资金破坏农村现有经济体系，如果没有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支撑，农村经济只怕早就到了“濒临崩溃破产的边缘”。国家如果真要想支持农村建设，就应该把资金注入农村，甚至要求流入城市的资金也要首先经过农村的过滤，使农村得以“截留”相当部分地利润，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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