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民：亦谈党的农业政策六十年

亦谈党的农业政策六十年

——读《党的农业政策60年》的一段论断，

    谈毛泽东时代是怎样解决吃饭问题的。

张亦民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主办的《当代社科视野》2009年第四期一篇题为《党的农业政策60年》的文章说：“家庭联产承包制作为中国农民的一次伟大创举，它不仅迎来了中国农业增长的‘黄金时期’，而且在很短时间内解决了上亿人的温饱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5亿人下降到1.3亿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5.1%，成为人类消灭贫困历史的一项奇迹。”

这段话虽然被许多人所认同，但未必有多少人思考过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断。说它似“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解决温饱问题这件大事，确实就发生在提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并从此逐渐地告别了物资匮乏和凭票证定量供应的艰苦生活年代。如今，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满足，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堪称中共执政以来的“一项奇迹”。说它是“非”，因为将这项“奇迹”归结为家庭联产承包制。这就有些牵强附会，混淆视听，把现象当本质来反映了。

为什么这样说，道理很简单，“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合作化运动以后相对出现的“包产到户”或“分田包干”等等的别称。不论叫什么名称，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都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恰恰是农业现代化的障碍，是现代农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对象，因而偏离了方向，找错了原因。但也要看到，长期来在理论精英的舆论影响下和生活感觉中几乎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经济因产权不明晰，“干不干一个样”调动不了农民积极性，因而产量低吃不饱饭。包产到户后直接与农民利益挂勾，产权清晰，调动了积极性，产量自然就高，于是解决了吃饱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众所周知，旧中国农民耕种的土地所有权历来清晰，基本上只有三种形式：一是农民在自己小块土地上耕种的自耕农；二是租地主土地耕种的佃农；三是自己无地专为地主打长工的雇农。按照精英们的产权论来说，这几种产权明晰的土地性质，应该是农民不缺积极性的依据。但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农民为什么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呢？又怎能设想共产党领导下的小农经济就能成为消灭贫困历史的“奇迹”呢？

笔者无意否定“在一定范围的劳动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历史决议语）的积极作用。问题是要把这种积极作用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去认识。

二、历史的透视

我国古代《汉书》中有“民以食为天”的名句，说明了吃饭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要。自然界本是给人类提供食物资源的广阔天地，但由于人们生产能力的限制和社会性质的不同，几千年来的旧中国，没有哪个朝代解决过吃饭问题。如果说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这部阶级斗争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同饥饿抗争的历史。从古到今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食物短缺与食物分配不公引发而来的。劳动人民是物质的创造者，又是食物短缺的承受者。数千年的历史，就成了劳动人民的饥饿史、苦难史，因争“食”被战死，因灾荒而饿死，就成了司空见惯的历史现象。

资料显示，我国从二千多年前有全国人口统计开始，基数是二千多万，到盛唐开元时期为七千万，到1949年才号称“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实已超过五亿）。说明我国人口发展极其缓慢，年均增加人口只有二、三十万。其原因主要是二条：一是战乱中战死，二是灾荒中饿死。说明死人在旧中国是常见的事，哪怕是在“盛世年代”也一样处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专家们估计，丰年也有60-70%的人吃不饱，荒年有80-90%的人吃不饱、大批人饿死。到了现代的民国时期也不例外。1949年建国时的饥民为22%，加上半饥饿状态的人仍占中国人口80%。所以，在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饥饿的中国”。

1928年至1930年，以陕甘为重点的北方八省发生的大饥荒，就造成难民五千万，死亡人数在千万以上，其中陕西达300万，甘肃230万。美国记者斯诺，解放前曾长期在中国考察，后由其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诺中国》一书中就记述了那次大饥荒的惨状说：“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

1943年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到河南采访，从潼关到洛阳再到郑州的骑马路上，“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郑州后，白修德看到的另一种景象是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热情接待中有各种高档的菜肴，是他“吃过的最好宴席之一”，并被称为是一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年代。

1945年，抗战胜利之年，仅在湖南因灾荒饿死的就达500万人。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仅国民党统治时期每年死于饥饿的人数在300-700万之间。有人估计整个民国时期的38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不少于2亿人。众所周知的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就是因为宁愿饿死也不愿吃美国救济的面粉，在贫病交加中逝世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中国历史，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断言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于是认为，共产党执政必定因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而垮台。毛泽东在评白皮书中则说，中国“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后来，毛泽东同纪登奎的一次谈话中说：“农业是基础，就是我的屁股。把农业搞上去，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屁股就座稳了。中国的农民好得很，要求不高，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呢？国际上反华势力总是在封锁和制裁我们，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看他制裁个屁。”毛泽东的话与杜勒斯的预言相对照看到，共产党就是在处于绝对弱势情况下同绝对强势的美国霸权主义在“吃饭问题”上开始较劲执政的。

三、制度的选择

中国吃饭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社会根源是要深蒂固的，既有封建土地制度和生产分配关系的问题，也有与此相联系而并存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方式。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所以，中国执政后首先就是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

要指出的是，土改后建立起来的个体的、分散的经济制度仍然是小农经济，它虽然能一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这种进步与发展是不可能持久而稳定发展的。它不仅不能抵御自然灾害，而且很快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所以，土地改革任务完成后，立即面临着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选择。对此，有人会说：当年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有什么不好，早学西方经验与美国结伴，不就早些富起来了。这话未免有些离谱了。网上有一篇署名湾仔、题为《台湾人猜想：假如中国没有毛泽东》的文章说：中国如果让蒋介石统治下去，“中国早就进入了全球化，为帝国主义国家造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中国当然也不会造得出卫星、火箭、洲际导弹”，“那么，中国现在就是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的样子。”同样道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政权后，如果保留着土改时那种个体的小农经济制度，那么共产党的政权岂不成了历史上改朝换代那样，打倒皇帝做皇帝，将蒋介石换成毛介石，从一种剥削制度换成另一种剥削制度，从而陷入历史兴亡“周期率”的覆辙，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中共领导中国革命，旨在推翻“三座大山”，使全国人民过上和平、民主、共同富裕的和谐生活，决不会、也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模样去赶超先进。有的理论精英说，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的，贫穷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也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去建设社会主义。因此要补资本主义“课”。照此说，美国得补封建主义课，我国西藏更得补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门课。贫穷与制度并无绝对联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其对世界性的掠夺固然富裕，但更多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富裕了吗？由贫穷落后走上社会主义的国家虽然暂时贫穷，但有优越的制度必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长江后浪赶前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强国的出现，从来都是在超越中形成的。要说资本主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以殖民地掠夺方式发展得最早，后来英国通过战争和工业革命成了19世纪世界霸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殖民国家纷至沓来，美国又通过独立战争取代了英国，成了20世纪霸权。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说：“英国恰恰是由于其‘落后’，才造成了它19世纪的‘先进’；而中国则是由于其‘先进’，反而导致了19世纪的‘落后’”。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难道还要跟着人家屁股后而不通过自身制度改革去赶先进吗？

有的人认为只要向美国学习就会像美国那样富起来。这是骗人的谎言。美国是要学习的，但不能学习美国的剥削制度。中国的国土面积略大于美国，但人口是13比3。如果将国土面积比作一张饭桌，那么中国这一桌是13人，美国只有3人。按理，美国这一桌不论是采用分食制，还是自由地吃，都可以吃饱吃好，但有的人还是要把手伸到人家饭桌上去。而中国13人的饭桌该怎样吃？这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都在思考的问题。中共执政后所采取的措施，无非是要让超员的这桌饭吃得合理而和谐，不发生弱肉强食的现象。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有可比性，是13：11，只是制度不同，效果各异。近些年来，印度经济飞速发展，却不见饥荒减少，至今仍有三亿人吃不饱饭。2004年孟买一个城市就饿死一万名儿童。正误是非是比较中认识的。建国60年来从吃不饱到吃饱了饭，是选择了社会主义的结果，这是一个从栽树到结果的过程。

四、党内的斗争

土地改革后，为了防止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及时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经济之路。在1953年到1956年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些老区早在建国之前）。1958年又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毫无疑问，集体化是共和国前30年最基本的农业政策。这一政策的实现，为中国农村、农业、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集体化道路上从上到下都存在着两条不同路线的争论。如土改后就出现了要不要合作化和怎样合作化？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还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继续改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没有想到的是由开始工作上的争论，后来成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直到现在，民主社会主义者还在呼喊：“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回归，”欲彻底瓦解集体经济，实行自由主义私有化。他们把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和三年困难中饿死人的问题，都归结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造成的，并不断地在报章杂志上大肆渲染，为推进私有化制造舆论。

其实，人民公社从1961年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和组织形式之后，公社初期发生的问题已得到纠正解决，并开始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即使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多系领导干部作风和工作问题。特别是社队企业的萌芽和发展，使广大干部群众看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光辉前景，预示着农业变革时代的到来。

“文革”结束后，当时主管经济的李先念，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都曾激烈反对“包干到户”的主张。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还明确写上“不要包产到户”的文字。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原农委秘书长）至少在1979年前还是坚持集体化思想的。

另据有关领导回忆：1980年中央召开各省第一书记会议（各省派两人参加）。会议由已经不掌实权的华国锋主席主持，并作了开题讲话。话后经过片刻沉默，大家推“文革”前的江苏老书记、时任江西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带头发言，他讲话中明确反对“包产到户”，但提出一种分工分业，主张多种经营，分小组承包，搞养殖业、种植业、林业、工业等。他的发言立即获得吉林的王恩茂等多数到会人的赞同与支持。而会上明确主张“包产到户”的是辽宁任仲夷、内蒙周惠、贵州池必卿三人。说明中央高层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基本是统一的。令人奇怪的是，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中央一直没有作出正式的明确决议，而背后却在推动包产到户的活动。全国报纸、广播、电视，大力宣扬安徽小岗为代表的包产到户典型。于是在各省委之间曾掀起了白热化的“阳光道”与“独木桥”之争。1982年中央下达1号文件，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向全国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制”。8月14日，新华社还报导了我国社队企业进一步发展，但到21日就报导了中国农村已有74%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五、毛泽东的态度

党内农业政策的分歧虽然在合作化开始就存在，但集中反映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以后被认为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也始于此会。

毛泽东有个倔强的脾气，他认准的事阻力再大也要坚持到底，这是他的事业成功之处，也是他悲剧之所在。众所周知，总线路、大跃进是他倡导的，人民公社是他推广的。他对实施这“三面红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可以承担责任，但要否定“三面红旗”是绝不允许的。这是庐山会议从反“左”到反右的缘由所致，也是七千人大会之后形成“两个司令部”的渊源所在。本来，毛泽东在会上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工作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各省领导也纷纷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统一了认识，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5月24日，邓子恢向毛主席呈上近万字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书，系统地阐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存在的问题和他的理论见解与政策主张。接着，就以此报告的内容为基础，在5至7月间向国家机关、中央党校和全国性的会议上作了六场有事实依据，有理论分析，没有虚假扩张，又有政策主张长达4.5万多字的形势报告，备受听众认同和欢迎，被称为是让人“振聋发聩”、“令人震撼”的演讲。可是，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意见书和演讲报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完全没有那回事一样，既无支持也无反对的任何信息反馈。当时安徽已有40%的农户实行包产到户，也不见毛泽东是何反映。庐山会议上他批转了彭德怀一封信，掀起了一场大风波，而七千人会后的这些情况却不表任何态度，究竟怎样看？值得深思。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1日谈到包产到户问题时说：“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贪、小贪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

5月25日，毛泽东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时又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有优势，内外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马杜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

从上述讲话看到，在毛泽东看来，包产到户的问题，不论你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已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就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告诫。现在读这两段话，对我们从深层的、而不是简单浅肤的，理性的、而不是表象感性的、甚至是庸俗的理解“阶级斗争”及其“为纲”的科学内涵，也许是有帮助的。尽管毛泽东晚年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是他最大的贡献。

六、六十年实践

建国6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实行过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但前30年的基本方向是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变时期（自然也有包产到户的局部地区）；后30年是集体经济向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转型时期，同时也保留着数千个原来公社式的集体经济单位。那么，究竟哪种生产方式更符合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和更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历史是检验实践的最后判官。

我国小麦育种专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之一的李振声为《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出建国60年来10年为一组的粮食单产增长率6个数据：195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为1.9%，1960年代为2.4%，1970年代为4.6%，1980年代为2.7%，1990年代为2.2%，2000-2008年的9年间，平均增长率是0.8%。

上述6个数字，让我们冲破了长期来形成的两个感觉：一是长期来总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增长比改革开放以前增长速度高几倍的说法。这有个计算方法问题，将农村改革前后的农业总产值为依据的对比，是不科学的。就以粮食来讲，70年代末国家曾对农产品价格作过大幅度提价（后面提及），将实物折合成人民币是没有可比性的。因而是既不科学、也不可信。二是长期以来，大家都在说，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这6个数字显示的恰恰是70年代是建国60周年来粮食增长最快的时期（1965年的粮食产量是3890.5亿斤，到1979年是6642.3亿斤，提高71%，全国人均684斤，是历史最高纪录。）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70年代前粮食增长快，反而是“吃不饱饭”的年代？反之，80年代后粮食增长放慢，甚至负增长了，却让人感受到改革开放来最令人感受深刻的是“告别饥饿”了呢？这是60年农业政策要认真解读的问题。

七、缘何能增产

建国初期条件差、为什么粮食生产能迅速增长？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是怎样解决农业和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基本做法是：

第一，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这是毛泽东时代农业的一条基本政策。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平均分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农业经济在解放后得到迅速恢复。但分土地不是农业革命的最后目的，必须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道路。经过互助组、合作社的发展，直到人民公社成立，实现土地国有化。所有农民加入了全国几万个公社或合作社。农民可以保留5%的自留地。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初期受“共产风”影响，农业经济受挫，1961年的人均产量比1957年低了近30%。在此背景下，要不要坚持集体化道路面临严重考验。毛泽东独排众议，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道路，亲自抓人民公社条例制订，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纠正了“一平二调”和“大锅饭”的不正之风。此后，人民公社进入巩固发展新时期。凭着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精神，从1963年开始直到1984年撤消人民公社，都显示着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说明了集体化道路是落后的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也是当时国内外形势下的必然结果。

第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粮食增长创造了条件。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执政谋私，只知道横征暴敛，不注意改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在“靠天吃饭”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必然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并成了旧中国没有能解决吃饭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因。中共执政后就从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入手，在毛泽东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号召下，开始了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兴修水利等活动。淮河、海河、辽河、江都水利枢纽、被誉为“人造天河”的河南红旗渠等江河湖海的水利工程先后完成，黄河、长江的水害也基本可以被控制。同时通过支农工业的发展，农业的水利化、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都得到不断加强。到70年代末，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由50年代的18%扩大到40%的8亿亩，达到每人有一亩以上稳产高产田。全国机耕地已占50%。农业生产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确保了60年代后粮食上升的势头，1984年是增长高峰，此后就进入长期徘徊不前状态。到2003年提出组织新型合作社问题。

第三，社队企业的发展为农业和粮食增长起了重大促进作用。农村社队企业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物，但随着三年困难时停滞不前。1961年有所恢复，1965年到1978年得到蓬勃发展，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社办工业产值由5.3亿增长到123.9亿元，在社队企业就业的社员近二千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6%。这些社队工业创造的利润又反过来支持农业发展，到1976年按农村人口计算的粮食占有量达到了740斤，为农副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江苏的社队工业在其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65年的6.7%猛增到1976年的40%，苏南华西村就是从1961年开始办社队企业起家的典型。社队工业为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以有力的资金支持和物质支持。多数国家在现代化中剥夺农民，是农民涌入大城市，最终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中国通过社队工业的就地发展来实现，逐步将农业为主的人民公社变为工农商学兵一体的小社会，进而缩小城乡差别，显然是农民共同富裕的一条科学之道。70年代农村的变化已经预示着农业大变革时代的即将到来。

第四，大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直接为粮食增产服务。我国早在1957年就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省地县各级都设有相应科技单位，生产队也有分工科技管理干部。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总结出“水、土、肥、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进入60年代后，科技部门培养的小麦、水稻、杂交玉米、高梁等开始在生产中推广。实在说，七、八十年代粮食增长幅度大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南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北有李振声的小麦品种改良等一大批科研成果的成功与推广分不开的。而80年代初正是推广包产到户的时期。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包产到户的积极性相重合，于是被鼓吹单干的改革家们用来移花接木的渲染，造成了“包产到户”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的误导。要说稻种改良，其实还有比袁隆平更早的广东农科院首席科学家、被称为“水稻矮化育种之父”的黄耀祥，早在60年代为华南特别是广东的粮食增产作了重大贡献，并为省委领导带来了荣誉。所谓“要吃粮，找紫阳”的溢美之词由此而来。同样，“要吃米，找万里”之说也同此理。

八、“饿饭”为哪般？

渡过“三年经济困难”之后，粮食生产迅速增长，但人们依然要紧衣缩食，粮食到哪里去了？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回答：

首先，粮食增长最快的年代，也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年代。前有所述，中国有全国人口统计的二千多年来，年均增加人口不足30万，到民国时期的38年共增人口近一亿，年均300多万，而建国60年来已从5亿增加到13亿，年均增加1300多万，而未计划生育的五、六十年代是1500万。所以粮食增产首先要满足人口增长需求。其实“吃不饱饭”主要是三年困难时期给人们的印象，尽管一直在搞计划供应，实际生活在慢慢改善。“文革”初，红卫兵串连还享受乘车不买票，吃饭不付钱的生活。有的人埋怨毛泽东不接受马寅初计划生育的建议，自讨苦吃，犯了错误。从实而论，当时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军事包围的恶劣环境下，不能不从备战的全局来考虑。许多事情从局部看是对的，而从全局看是行不通的。当家难就难在这里，拿计划生育问题抬马寅初来贬毛泽东是不公允的。

其次，吃饭问题不单是农业问题，而是要从整体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的系统工程，其本质是国家工业化。毛泽东从国家独立富强的全局政策称为施“大仁政”，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是“小仁政”。解决吃饭问题是要两者结合的问题，既要施“小仁政”，还要靠“大仁政”来保障。要实现工业化就要有工业资本的积累，而缺乏工业基础的中国只能从农民有限的剩余中提取资源，通过农副产品、轻工产品同工业化国家换取工业设备。前30年的工业建设有过三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156项工程建设；二是大跃进时期的工农业全面发展（大跃进中问题不少，但成效也客观存在）；三是七十年代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后，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四三方案”即用43亿美元向西方发达国家进口一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等都是直接间接为农业现代化和改善人民生活服务的。70年代既是粮食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由于工业引进多，需要农业支持的时期。没有先由农业支援工业，也就没有工业对农业的反哺。

其三，向苏联还债。早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曾给中国政府一些贷款，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向苏联购买武器装备，共计人民币58亿多（现在看是小数，那时是一笔巨款）。中苏交恶时，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妄图借此压服中国共产党。要如期还清债务，就要在农业中挖潜力支援还债。为此，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当年笔者在部队，连队自养的食猎养到100斤就要卖给政府去还债，当时战士的口号是“不吃馒头也要争口气，勒紧裤带也要支援国家去还债”。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并大大地激发起发愤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国不仅如期还清了债务，成为一个“内无内债、外无外债”的国家。同时，在六、七十年代还分别取得了“两弹一星”和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等重大成就。这种为国家争气，为工业化付出的决心，既是长期勒紧裤带的原因，又是为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向共同富裕的小康型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条件。总之，没有当年“饿饭”，也就没有今天饱饭。如一个正在创业的家庭，经过艰苦奋斗，过上幸福生活时，儿子却在埋怨幼儿时太艰苦，实属不该。

九、教训要吸取

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举世瞩目，大家都躬逢其盛，其中感受最深的莫非是告别了过去几十年来凭票证供应，物质短缺的状态。但从粮食增产的实际来看，改革开放初连续增产到1984年为止，85年以后就开始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局面了。但老百姓再也没有粮食紧张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

须知，改革开放后粮食的继续增长，除了有赖于过去开创的条件在继续发挥作用外，主要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推行包产到户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成为初期农业总产值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如1975年到87年间的农产品总产值平均每增长率为7%，其中有一半是依靠养猪养鸡来拉动的。同期的油料、蔬菜、水果等作物年增长率为8%。由于粮食满足吃饭之后就可以用来发展养殖业，增加货币收入，从而改善了农民生活，并在河南一些地方出现“天天吃肉”现象，成为农民支持土地承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也有“过去喝汤喊万岁，现在吃肉还骂娘”之说。二是放开粮价，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规定从1979年夏粮开始提高20%，超购部分再增加50%，其他农产品平均提高50%，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积极性。

但也有人认为，“80年代初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性质，无论分田到户还是开放农产品价格，从长效机制看，并不是没有负面作用的”。事实也是如此，包产到户推行后，土地被小块分割，加速了集体经济瓦解，84年人民公社撤消后，统一的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工程无法进行，农业现代化停滞不前，集体福利体系的崩溃，农村两极分化加速，大量农民进城打工，新的“三农”问题从此而生。与此同时，政府对农业投入减少，80年代国家的投入由70年代的10%降到1%左右，1985年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资总额是20.2亿元，只相当于1975年45.3亿元的45%，致使农村大量水利设施无人维修，破坏严重，进而导致一些地方自然灾害重新肆虐。特别是1998年到2003年的粮食连续减产，国家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70年代中国四大粮食品种，水稻、大豆是出口，小麦是进口，玉米有时出口有时进口。今天中国四大粮食品种统统进口，其中一直是传统出口的大豆进口比重达60%以上。由于大豆被跨国公司控制，导致2007年食油价格大幅上涨。

这就又提出了中国的“吃饭问题”是否已真正解决？其实，解决吃饭问题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动态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今天讲解决了吃饭问题，主要是相对于饥饿的旧中国和新中国计划定量供应而言的。幸好今天已有条件可以进口，但作为一个大国要依赖进口粮食，一旦国际形势变化或突发事件，可是危险的事。所以对我们这样人多地少的大国来说，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有穷期的课题。2003年以后，政府重视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但至今未能改变个体生产的主导地位。

其实，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对完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未必不是一种“创造”。问题在于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既无联产分配，也无上缴集体积累，而是徒具虚名，根本不存在有责任与义务的承包关系。如果切实按照“联产承包”的内容要求去做，在集体经济内部的多种经营性质，分工为业，分组（户）承包，不仅不会造成对集体经济的冲击，而且有利于公社体制改革，为公有制体制下的产业革命创造条件。所谓集体经济，首先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其次是劳动者在集体经济中的主人公地位。第三是劳动成果的分配（包括集体积累和个人按劳取酬）。有了这三条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至于如何在集体经济中为个人和集体创造财富的问题，就在于厘清个人对集体的责任与义务的关系问题。据笔者所知，温州模式早在六、七十年代因人多地少背景下，自发地办起家庭作坊，或以一技之长走南串北去挣钱，有的还到海上贩私等各种个体活动开始的。要指出的是，这些个体活动都是身带公社证件，并要向集体交管理费的，即仍然是集体经济体制下的活动。如果在改革开放后加以改进与完善，在确保农业的基础上，人尽其才地去闯市场、办二、三产业，对个人对集体无不都有好处，那就会出现“只有富人、大款，而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穷人”即“上不封顶，下有集体保障”的另一种“温州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通过集体的、个体的、外出的、引进的各种方式实现的，因而也可称马克思讲的“自由联合体”。

十、宗旨不能忘

回顾党的农业政策60年，前30年由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变，粮食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到1978年改革开放20年间增长率为52%。其间1965-1978年，从19452万吨到30475万吨，增幅为57%（1949年粮食为11318万吨）。后30年是由集体经济向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转变，粮食生产从1984年撤消人民公社为起点到2003年倡导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的19年，则由40712万吨至43067万吨，增幅率仅为6%。

本来，因为科技创新或生产方式改变而带来的增长，总是有个稳定的时期，所以到80年代后期增产放慢是正常的，但长时段的慢速发展甚至出现减产负增长的情况是值得深思的，其中有“种粮不如买（进口）粮”的思想原因，也有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不无关系。不比不知道，通过实践对比，才知道失去的东西之可贵，才认识到优劣之所在。集体经济的优势在于：1、有利于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而反哺农业；2、有利于农业自身的基本建设；3、有利于兴办社队企业，增强集体财富；4、有利于办集体福利走共同富裕道路。包产到户的缺点也显而已见。主要是：1、难以承担水利等公共工程事业；2、不利于农业经济与城乡共同发展，个体农民难以和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公司加农民”最终只能沦为打工仔，再变为被剥削者；3、个体经济是两极分化之源，不利于共同富裕。所以，毛泽东称包产到户是“小正确、大谬误”。反之，自然也有集体经济的“大正确、小不足”，这是改革开放进行自我完善的一项任务。

一般而论，人们都是拿人的劳动积极性来看包产到户好还是集体经济好作标准的，这是长期来的一个认识误区。人的劳动积极性固然是从事各种活动的基本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要看这种积极性是否符合科学性。所谓科学性，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不仅有实践性，还有一个阶级性，即不同阶级立场的人有不同的是非价值标准。按理，马克思是发现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最高权威，所以中国共产党就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建党立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但在西风压倒东风的今天，中国革命付出2800万烈士鲜血得来的胜利，在世界霸权主义、实力政策与和平演变的攻势下，同样受着严重的考验。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以取得政权为目标的，而是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还要改造主观世界，改造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人的世界观（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不是靠自发产生的，而是要通过教育灌输实现的。所以毛泽东历来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指出“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等，惟如此才能将自发的积极性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积极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领导中国农民从小块土地上走向集体化道路，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十一、最后的结语

今年是建国60周年，一个甲子，两个30年，加上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是三个30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三个30年都有它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是农业春耕、夏耘、秋收的关系。按照黑格尔正反合的命题，正是为第四个30年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好时机。

我们党从筹建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党立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共产党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明确宣布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所以建国以后就一步步地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继承先贤孔夫子到孙中山追求而未能实现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众所周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离开了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即没有公正、平等、合理的经济基础，哪里会有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可言呢？还有什么“以法治国”、“以德治国”都不是根本之法、治腐之源。

有人说，毛泽东的错误主要是“左”了，快了，急了，搞“穷过渡”。对此，回头想想，“穷过渡”会比“富过渡”的工作好做。看看美国占世界5%的人口，却占世界四分之一的财富，为什么没有过渡到社会主义，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总是在穷国里发生？想想这些，批判“穷过渡”未必都对，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未必就错。

总而言之，共产党姓“共”名“公”，这是共产党的“出身成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的根本性质，所以倡导“公”字当头的集体经济，追求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这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也是共产党扎根于劳动人民大众的政治基础。离开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共产党也就自然地失去了群众基础，进而也会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在我们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正该很好重温毛泽东在建国前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评美国白皮书的文章，重识当年中国人民的志气和骨气很有好处。让那些主张西化、私化、分化和非毛化的人们去说三道四吧！中国共产党将和中国人民一道，坚定不移地按照革命先辈已经开辟的道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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