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六十年变化的所见所闻
沙石
山东省淄博市的樵岭前村，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是鲁中山区一个很普通的山村。我舅舅家就在那个村子里。由于自幼喜欢那里清新的自然环境，四十多年来，只要有机会我就会离开喧闹的城市，到村里去小住几日，看看村里的变化，听村民们说些家长里短和身边的大事小情，从而有幸目睹了这个小山村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听村里老人们说，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村子地处日寇占领区和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夹缝之间，敌我双方你来我往，村里十天半月就上演一场拉锯战，村民们多次经受过日伪军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掳和反复扫荡。但是村民们没有屈服，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以不同方式配合八路军，巧妙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后，村里搞土改，家家分得了田地，圆了农民千百年来的土地梦。耕者有其田，这可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村民们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年轻人纷纷报名参加解放军，随部队上了前线，留下的男女老幼积极支前，投入到推翻蒋家王朝保卫胜利果实的战斗中。莱芜战役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有一个伙败兵途经山村，竟被两个民兵拦路一声断喝，吓得丢下百十支枪，四散而逃。我舅舅叔伯兄弟十几个人，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有八个先后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
与平原地区相比，山里的可耕地很少，而且都分散在山坡石岭上，大不过半亩，小不过三尺，土层薄而贫瘠，完全是靠天吃饭，亩产只有几十斤。多少年来，村民们一直过着“风调雨顺半年粮，小旱野菜伴米糠，大旱全家去逃荒”的贫苦生活。
村民们虽然分得了土地，但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无力抵御随时都可能降临的天灾人祸，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贫苦的生活状况。很快，那些缺少劳动力，或无力购置和更新农具，或体弱多病的家庭，渐渐走向衰败，不得不把部分或全部土地抵给别人，换些现钱度过难关。土地开始无序流转，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产生了新的准地主和富农。越来越多的翻身农民，在分到土地后又重新失去了土地，沦为新的贫农和雇农。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分化，在建国初期的山村里又无声无息的开始了。村里的老党支部书记曾回忆说：“刚解放那几年，有人把地卖了。打倒了老地主，又要出新地主。咱干革命，打鬼子，打老蒋，是为了啥？这不白干了吗？”
后来开始搞互助组，合作社，又搞人民公社，土地，牲畜，农具都入了社，村民们组织起来，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彻底解决了老支书担心走回头路的事。
组织起来的农民不仅避免了走两极分化的回头路，而且人多力量大，发挥出了集体组织的优势，集中劳力，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并推广科学种田施肥，粮食产量很快提高到平均亩产300多斤。同时有计划地发展牛、羊、鸡、鹅、桑蚕和采集中草药等各种养殖副业，收入归生产队，积累集体财富。生产队有了钱，就可以维修购置农具和买大牲畜。村民们解决了温饱，看到了希望，都说人民公社好，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错不了。
1958年大跃进，村民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炼钢铁。临村的山上发现了铁矿石，全村动员，参加公社组织的大会战。老支书带领男女老少和周围村里的人一起，劈山开矿，修了第一条通往城里的土公路。手推肩挑，日夜不停地往城里运铁矿石。为了解放妇女劳力，按照上级要求，家家熄火停灶，粮食上交吃食堂，人人放开肚皮吃饭，抡圆膀子大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秋天，庄稼熟了。老支书要组织劳力回村秋收，公社不同意。他和领导争辩，说粮食收不上来，吃啥？瞎到地里，太可惜。领导说他右倾，小农意识，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把他批了一通。他不服气，可也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成熟的谷子，玉米和地瓜烂在了地里。没了收成，食堂断了粮，只好解散。幸亏老支书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没让村民把粮食都交上去，还能勉强吃上饭。1959年开始大旱，连续三年。那时，老支书正值壮年，带领全村生产自救，才渡过难关。
1968年，我曾到村里和老支书促膝长谈过一次。酒过三循，我问老支书，那三年饿死人没有。他叹了口气说：“饿死了一个人，是个寡妇。村里接近千数口人，照顾不过来，都怨我工作没做到家，有疏漏，要是再细心点儿，早点儿知道她把吃的都给了孩子就好了。”
后来，我在别的村民那里证实了他说的话。村民们没有埋怨他。我四舅那时已经七十多岁，在生产队里放羊，他说：“三年大旱呀，幸亏有毛主席领导。要是在解放前，遇到这种旱灾，别说三年饿死了一个，就是一年，还不知道会饿死多少人呐。”
我问老支书，如果不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不是会好一些。他说，搞人民公社，走集体化道路没错。不走集体道路，就会回到解放前去。不过，搞一平二调不行，脱离实际。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对了。大跃进也没有错，是让那些好大喜功和目的不纯的人给搞乱了。幸亏毛主席及时发现了问题，纠正了那些人的错误，不然会出大乱子。
我问那些人是指谁？他不知可否地笑了笑说：“上面的事嘛，咱可说不清楚。”
老支书头脑清醒，说话谨慎，我也不便再往深里探讨，只好说：“是啊，难得糊涂嘛。”
我又问，社员们对人民公社和三年自然灾害是怎么想的呢？他说，大家心里明白，天不下雨那是老天爷的事，只能怪老天爷，和公社没关系。年龄大的社员经历过旧社会，知道人民公社好。年轻人的意见大一些，思想有点儿乱。主要是对党员干部搞瞎指挥，多吃多占有意见，积极性受到影响。但对共产党和毛主席还是坚信不移的，认为是下面的领导把事情搞糟了。
我问，以后打算怎么办呢？他说，搞忆苦思甜，阶级教育，让年轻人不要忘本。现在搞了四清，又搞文化大革命，群众敢说话，干部夹起尾巴做人，私心少了，没人敢再损害群众利益。只要好好学大寨，把集体经济搞上去，日子好过了，事情就好办了。
我又问起文革中村里发生的事。他说，群众也给他提了不少意见，有些意见很尖锐，思想上很受冲击，想不通。觉得兢兢业业为党工作那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很委屈。后来就想通了。工作有成绩，也有错误，问题出在思想上，没摆正自己与党和群众的关系。觉得自己大小是个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官，是管人的，高群众一头。为人民服务好象是给群众干的，给党干的，不是给自己干的。忘了自己是党和群众队伍里的一份子，不知不觉把自己与党和群众分开了，立场就站偏了。立场不一致，就有私心，政治上难免要犯错误。立场出了问题，官越大，错误就越严重。幸亏咱官小。
他能这样说，看来老支书的确不糊涂。他接着说了些下放到村里来劳动的干部的事。说市五七干校的一个高级班曾在村里劳动了一个学期（夏秋两季）。十几个人都是市里的大干部，官大错误也大，被夺了权，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和他一样，都是老八路，村里人都很尊敬他们。啥叫接受再教育？就是在一起劳动，拉家常，说说心里话。这就够了。其中一位市委秘书长就跟他说过：和乡亲们在一起，又知道群众的喜怒哀乐了，与群众的关系一拉近，心就贴在了一起。我们这些干部，光对党忠心耿耿不行，错就错在脱离群众，思想上搞高高在上，工作上搞官僚主义，生活上搞特殊化。长此下去，党会变修，国会变色。但愿他说的是心里话。他们来的时候病病歪歪，有人有糖尿病，心脏病，还有神经衰弱，净是些富贵病。劳动嘛就是做做样子，干多干少，出不出力，老百姓不但没人去计较，还生怕累着他们。走的时候，他们都变得能吃能睡，有精神，身体比以前壮实多了。
他还说起村里那几个上山下乡的知青。说他们有文化，没舍得让他们煞煞实实地干活。有人在队里干了会计，有的干了赤脚医生，还有的到村办小学去教书。不管刮风下雨，都拿全工分。返城的时候，社员们都舍不得他们走。他们走了以后，有人每年都回来看看，象走亲戚。不管他们现在干啥，没忘了村里的老百姓，有良心。以后要是当了干部，也能为老百姓说句话。
以后十多年，我断断续续到村里去过多次。我喜欢那里清新的空气，更留恋山上的青松翠柏和村边汩汩奔流的溪水。那溪水可是捧起来就能喝的甜丝丝的矿泉水呵。然而，每次去让我感受最深的却是这个小山村发生的变化。村里开山垒堰，修起了块块大寨田，最大的一块面积竟有七亩。不适合造梯田的山岭石坡，都种上了刺槐，松树和其它各种树木约30多万株。登高望去，远山近岭林木茂密，满目青翠中簇拥着层层叠叠的梯田，美不胜收。由于水土保持得好，平均每季单产已达五六百斤。
后来，山上发现了珍珠岩矿，办起了保温材料厂。那是第一个村办工业。村集体把一部分利润积累起来，剩余的利润分流给社员，社员的工值从2角一下提高到了7角，翻了三番还多。集体有了钱，尝到了办工业的甜头，决定再上新项目。为了保护好青山绿水，党支部力排众议，没有上最赚钱的化工项目，而是建起了微利的没有污染的印刷厂。从铅印到胶印，再到不干胶印刷，工厂规模越干越大，加上保温材料，村里的年产值达到了300万元，社员工值也由7角提高到了2元，成了全公社最富裕的生产大队。
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老支书心里有了底气，想在有生之年建一座水库大坝，蓄水灌溉梯田，一举彻底战胜为害百年的旱魔。这可是村里人祖祖辈辈都不敢想的事。
他开了支部全体党员会议和全体社员大会，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公社和区里派来了工程技术人员，测绘地形，群策群力拿出了修建水坝的具体方案，决定把水库建在村西北十里外的山谷之中。两年后，全部用石料砌起来的坚固的大坝建成了。坝高24.3米，可蓄水49万立方。大坝主体用了大约18000立方石料，每块石料重几百斤，都是社员们一凿一凿敲打出来，一块一块抬到上山的。建坝过程中，共产党员重活累活带头干，共青团员和基干民兵组成突击队，带领全村社员齐上阵，人人不甘落后，苦干大干了整整七百多个日日夜夜。
七十年代中期，一个仅有1000多口人的生产大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投资近百万，用工三万多个，建成了一座小型水库，如果没有大寨和红旗渠精神，没有集体经济的实力，是绝无可能的。
水库建成的第二年，老支书捎信来让我上山看看。站在十米宽的坝顶上，望着群山环抱中一片近5平方公里微波荡漾的清澈的碧水，不由得想起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诗句。
老支书说，水库建好了，山上的梯田明年就能变成水浇地了。他年龄大了，最后的心愿也了了，去年底主动退了下来。新上任的支部书记叫新鲁，很年轻，是个复员军人，有见识，也有魄力，按辈份他该叫我表叔。
新支书果然不负众望，不到三年时间又投资办起几个村办集体企业，年产值到了500多万元。有了水库和良好的植被，小流域治理成效显著，旱涝保收，夏收小麦平均亩产800斤，秋季玉米平均亩产达到1000斤，接近平原地区的产量。社员们手里有粮，年终又大把分钱，便纷纷盖起了新房，村子的面积很快扩大了2倍。
生产队又出钱办了几件大事。一是搞村建规划，建桥铺路，水泥路一直通到山外，彻底解决了出行和运输困难；二是翻新扩建校舍，提高教师工资，扩了大教师队伍，使村里的学龄儿童无一人失学；三是发放老保费，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都由集体供养起来；四是家家通上了自来水，告别了挑水吃的历史；五是投资200多万元，开发溶洞和筑坝建起了第二座水库。新水库不是用来浇地，而是为了改变自然景观，和溶洞一样，是为后来的旅游业发展打下基础。新支书有眼光，那时就看到了开发旅游业的经济潜力。不久，清新的自然环境，深达千米的溶洞自然地质景观，峡谷溪流和高峡平湖的秀美景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被誉为天然公园，评为国家AAA级旅游风景区。自此，村里的旅游业蓬勃发展起来，成了集体经济的又一大支柱。村里为此还买了两部50坐的大客车，开辟专线，把城里的游客直接拉进村里。现在看来，这或许才是名副其实的新农村建设。
这时候，上级突然要求他们分田单干，干部社员们想不通，坚决顶住不办。老支书病倒了，不久与世长辞。乡亲们把他埋在最高的山坡上，立了一块石碑。
1984年听说博山区下达文件要社改乡，我又到村里住了几日。进村后，当天即邀新鲁一起小酌。谈到村里的变化时，我称赞了几句，但他却眉头紧锁高兴不起来。问及原因，他说马上就要社改乡了，公社没了，上面下了死命令，地必须分，实在顶不住了。我说分了地，厂子和旅游还是集体的，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他说把地一分，人心就散了，谁还关心集体的事？想干好厂子和旅游就难了。当时我没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尽量安慰了他一番。
全国普遍施行家庭连产承包责任制后没过几年，就出现了严重的三农问题。我担心村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可直到2002年也没抽出时间再去了解情况。2003年夏天，我终于有了几天闲暇，就急忙驱车到村里去看看，一路上心里难免有些忐忑不安。
车子一驶上进山的水泥路就颠簸得很厉害。路面凹凸不平，多处断裂，显然已失修多年。
进村后发现，村子似乎又有了许多变化。让人高兴的是，山村的面积又扩大了，房子已经盖到了山坡上。新添的几座别墅式的二层小楼，样式新颖，鹤立鸡群，特别引人注目。我的担心难道是多余的？
我把车停在村里，沿着小河徒步上山，跟随几个游客直接进入了景区。景区里，小河原来清澈的可以直接饮用的溪水变成了浑浊的黄绿色，水上漂浮着各种空烟盒，饮料瓶，矿泉水瓶，塑料方便袋和食品包装等旅游垃圾。河两岸一家接一家挤满了小酒家，门前横七竖八的挂着招揽生意的招牌。河边沙滩上，到处散落着摔破的啤酒瓶的碎片。接近中午，小酒家开始忙着杀鸡杀鱼。鸡毛，内脏和污水被顺手倒进河里。有的酒家已经上客，音响大开，伴着你爱我我爱你的流行歌曲，客人们吵吵嚷嚷，肆无忌惮的猜拳行令之声不绝于耳。我所熟悉的过去那种清新宁静的自然之美已经荡然无存，再也没有游览的兴致，心情沉重地回到村里，直接去了新鲁家。
新鲁说他早已不是村支书了。社改乡时，因为他对分地有抵触情绪，乡党委把他撤了，另外委派乡办公室主任来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可村民们信得过他，还是选他当了村长。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分地以后各家各户的切身利益和前途命运不再和村集体绑在一起，集体和个人缺失了利益认同的环节，成了各唱各调的两码事，集体的凝聚力一落千丈，没人再拿集体当回事。人心散了，各打各的算盘，只顾眼前个人利益，村委会也无权干涉。他想办些符合村民长远利益的事，只要和村民的眼前利益有冲突，就根本行不通。为此，他抗争，他坚持，苦口婆心地说服村民，甚至和支部书记吵嘴干仗，但大势所趋，无能为力，最后也只能“顺从民意”，干些不顾长远，急功近利的傻事了。
新鲁说，最让他感到郁闷的是后来愈演愈烈的贿选。村民们除了“各自为政”埋头做自己的事，还要应付村委会三天两头摊派要钱的骚扰，谁还指望村委会为他们办什么好事？只要能得点儿实惠，谁当选都一个样，无所谓。于是，想当村官的人开始贿赂村民，要么发钱，要么分东西，条件是必须投他一票。谁发钱发得狠，东西给得多，谁就能当选。新鲁为人正直，又认死理，就是不搞贿选，投他票的人越来越少，干了三届村长后就落选了。
第二天，我又走访了几家村民。他们说，后来当选的几任村长，头脑灵活，把旅游景点都承包了出去，承包人只要别忘了与支书和村长分利，承包费交不交都可以。后来又未经村民讨论同意，把村里的集体企业陆陆续续地低价转让给了个别村民。当然，谁要想把企业低价买到手，偷偷给村支部书记和村长送红包和吃干股自然是不能少的。这样一搞，旅游景点的承包人和买企业当厂长的个别村民发了，支书和村长也一起发了，先富起来了，村里的那几栋别墅就是他们的。
新鲁说，几年工夫，集体经济就被踢蹬光了。没了进项，村、乡两级财政告急，只好巧立名目乱摊派，从村民手里刮钱，能收上去的钱原本就不多，上交乡财政后剩下的也被村干部吃喝玩完了。然后再变本加厉向村民强征硬要，搞得村民怨声载道，人心惶惶，甚至纷纷上访告状。上面说的“三农”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后经中央多次下文件，出政策，才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自从村集体成了空架子，没有钱，把水库也卖了。卖给原山林场，让人家在那里搞度假村，搞旅游，村里一点光也沾不上。卖水库时瞒着村民，暗箱操作，卖得钱盖村委大楼，买小车，剩下的也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教师工资发不出去，老师走了，小学校只好停办。村里唯一的诊所也包给私人，吃药看病花钱多不说，正常的防疫工作也没人干了。取消了老保费，说啥自家的老人自家养。可孤寡老人咋办？只能听天由命了。村里的自来水和电力设施长期无钱维修，经常停水断电，河水又被污染，不能吃，水荒电荒成了家常便饭。道路的事就更不用说了，烂成那样，早该修，没钱，谁也不管。分了地，水库卖了，山上的水利设施用不上，全废了。浇不上水，产量上不去，农药化肥越来越贵，种地亏本，越种越穷。种地没指望，现在好多地已经撂荒，很多人都进城打工去了。现在搞来搞去，弄得富的富穷的穷，两极分化，难道要退回到解放前去？
不难想象，我离开山村的时候心情有多么糟糕。真是“仔卖爷田不心疼”，败家子呀。除此而外我还能想什么呢？
我很长时间没再到村里去，害怕看到那已疮痍满目的山村。后来听说除了几块好地还种粮食外，有人在山上撂荒的地里种上了树苗，是十年速成的杨树。最近，听新闻里说要搞林地改革，心又悬了起来。当年老支书带领乡亲们种下的刺槐和松树，已经成材，可以马上变现卖钱，如果分私人手里，真不知它们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也许是为了再看一眼那些为村民的土地挡风遮雨几十年的林木，留住它们的雄姿倩影和郁郁葱葱的秀美，在60年国庆前的最后一个夏天，我带好像机再次来到山上。
黄昏时，我来到老支书的墓前，在夕阳的余辉里久久默立。数码像机放在石碑下的供台上，那里面刻录着村集体最后的遗产。
20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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