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六年,是我在李家庄的第二生产队下乡的第二个年头。
八月的一天中午，骄阳似火，我吃完饭正躺在知青宿舍的床上看书。大队会计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笑眯眯地告诉我，让我到大队不去一趟。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什么事，他已经走出了屋门。
我放下了手里的书，穿上拖鞋，一头雾水的跟在他后面向大队部走去。
进了大队部的门口，就看见几个大队干部都坐在那里。他们见我进来，客气地招呼着让我坐下。气氛令我有些尴尬，自从去年到李家庄以来，除了刚来时和他们握过手以后，基本上就是在生产队里干活，平时和他们在村里看见了，也就是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没有这样和他们近距离接触过。
我忐忑不安的在一个凳子上坐了下来，心里暗暗在想：是不是昨天中午吃饭时，我装做没看见而用脚把带队干部申德钦的菜盘踢翻的事被他汇报给大队干部了——。如果是这件事，我倒不怕，因为那是我们几个知青对他私自用公家的木料给自己家做了一个小桌子的抗议，我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坐在我对面的花白头发的老支书笑着开了口：“小王，你下放到咱们村已经快一年了，表现一直不错。现在公社党委决定让咱们村从你们青年（李家庄的社员们都把下乡的知识青年叫青年）里抽两个人去毛庄驻队，去帮助那里的工作。大队班子经过研究以后，决定让你和小萧两个人去。你们两个人都是很有主见的人，相信你们一定会胜任这项工作的。你考虑一下，要是没有什么问题，今天下午准备一下，明天就派车送你们去。”
说完这几句话，支书和几个支委都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我的心里却有些惶惶然起来：我虽然有时会和带队的干部申德钦较较劲。但我其实还是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让我去当驻队干部，我懂什么呀！要知道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的。这件事真是让我感到太意外了。
自从我们来到村里以后，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从各方面对我们都是很照顾的。不但给我们专门成立了伙房，还安排炊事员给我们做饭。在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时，生产队长也总是给我们派轻活。在当时，我们是诚心诚意地来接受农村生活的锻炼的，尽量不让队里照顾。去年冬天，公社组织各村的基干民兵成立专业兵团，进行全公社的农田水利建设大会战。我们几个再三请求，参加了大会战兵团。经过四十多天的艰苦奋战，我们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我们几个人还受到公社指挥部的通报表扬。可是，让我去驻队，我能胜任得了这个工作吗？但我转念一想：我们是来农村锻炼的，不仅仅是来锻炼身体，更主要是要增长才能，要不怕经风雨见世面。这不正是锻炼自己的一个好机会吗？我怎么能退缩呢？而且还有小萧和我一起去吗？她一个女孩子尚且不怕，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想到这里我更有了信心——，向大队干部表明了自己愿意服从组织安排的态度。
小萧的名字叫萧瑛，她是我小学和高中时的同学，由于她学习好，办事稳重。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担任着班干部，不是班长就是副班长，而且还一直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而我自己却连小组长都没有当过。在我们男生的心中，她总是那样的矜持和高不可攀。我从小酷爱看书，特别崇拜书中的英雄人物，尤其是那些女英雄们：如《战斗的青春》中的许风；《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红岩》中的江姐；《山乡风云录》中的刘琴等等。她们勇敢坚强、机智多谋。令敌人闻风丧胆。在我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愿望：将来找人生的伴侣要是能找到这样的人就好了，虽然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奢望而已。而萧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种：端庄、秀丽、稳重，眉宇间透射出一种轩昂、坚毅和豪爽之气。
可是，萧瑛肯去吗？只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啊！在那种纯情的年代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啊！
下乡后，我们虽然分配到了一个生产队里，我在猪场里喂猪，她随女社员到地里干活。我们虽在一个食堂吃饭，但也很少说过几次话。一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至，二是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在学校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和女孩子说过话。下乡后虽然经常在一起，但看到她那总是一脸严肃的样子，便不知道该和她说句什么话好，离她几米远的时候心里就开始紧张，脸上就开始发热。倒是她落落大方，总是主动和我说话打招呼。
然而，这个事情她会同意去吗？我边想边向宿舍里走去。快走到宿舍门口时，一抬头却看见了站在女宿舍门口的她，男女宿舍相距十多米左右，萧瑛对我微笑着，很显然是大队干部已经先和她谈过这件事了，而且她肯定是同意去的了。我顿时觉得心花怒放，也笑着向她点了点头后，忙回屋子里收拾东西去了，还需要说什么吗？什么也不用说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以后，队里就派了一辆马车把带着行李的我和萧瑛送到七八里路远的毛庄去了。
在路上,在马脖子上铜铃清脆的响声中，我想起了刚看过的长篇小说《晋阳秋》，书中的男女主人公郭松和蓝蓉,他们也是两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那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山西的一个故事：在共产党和牺盟会的领导下，他们一起克服了许多困难，在农村组织起了抗日的队伍，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想，我们到唐庄那个后进村以后，也会遇到许多困难的。但是，只要我们不怕吃苦，努力认真地去开展工作，也一定会做出工作成绩，开创出一个新局面的。虽然年代不一样，但意义应该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
毛庄的大队部设在村中央，是个没有围墙的大院。工作组长叫武贵生，他知道我们今天要来，特地在大队部等候我们。说是个院子，其实只有一排五间北房。中间的三间房里安装有当时时兴的一套扩音机设备。大队干部开会就在那个屋子里。东头的一间由我和武组长住，西头的那间便安排给萧瑛住，她一个姑娘家不大方便，大队干部便帮她找了一个叫巧娣的姑娘与她做伴。那个是个可爱单纯的小姑娘，刚满十三岁，在村里上小学五年级。
安顿好了住的地方以后，武桂生便给我们介绍了毛庄大队的基本情况：毛庄大队共有一千二百多口人，分三个自然村，三个村子一字排开。相距都是二里多地，毛庄居中，东边最小的村子叫毛庙，只有二百来口人。西边的村子叫汤庄。多年来，大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几次调整，但都没有调整好。始终找不出一个合适的领导人来。有的工作能力太差，有的则个性太强，有的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但却又私心太重。一个人上了台之后，其他的人都光拉横套，形不成一个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村里的粮食产量总是属于倒数第一第二，拖着全公社各项工作的后腿。现在的领导班子是刚刚组建起来的。支书是个复员军人，工作能力很是一般。开会时话都说不了几句。现在也只是凑合，等以后发现了好苗子再进行调整。
接着他又给我们布置了工作，我们的工作对象是汤庄四队。三个自然村中，数汤庄最大，分三、四两个生产队。数四队的问题最大，说到汤庄时，武组长马上就显出很生气的样子，他提高了声音对我们说：“四队的捣乱分子最多，最不好管。你们去了，要深入地去了解四队的情况，寻找出到底谁是真正的捣乱分子，我就不信我制不了他。”
听着他的讲述，我和萧瑛象刚入学的小学生一样的认真，一边听一边点头。表情也随至严肃起来。意识到我们以后面临的工作任务将是很艰巨的。
点头归点头，我的心里对怎样开展工作却是没有一点谱。我们在县城里上了十年的学，文化知识没有学多少，社会知识也是少得可怜。虽说在李家村已经锻炼了一年，但也只是跟着社员们在地里干活，没有什么思想压力。这下接触到实际工作了，肩上有了一定的责任了，心里一下觉得沉甸甸的。但是，生活再复杂，也得勇敢地去面对，怎么着也比战争年代强多了，至少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做为一个年轻人不经过生活的磨练，怎么会坚强和成熟起来呢？
武组长已经在这里住了两年多了，一直是单打一。这次来了两个年轻的助手，把他也给高兴得眉开眼笑的。他今年五十岁了，是个有着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刚解放时他就是一个土改积极分子，被当时的区干部看上，抽到区里参加了工作。现在还是公社党委的常委委员，知道这些情况后，我们从内心对他表示敬重。虽然他的长相令人不敢恭维：脸盘又窄又短；身材消瘦且驼背，笑的时候，一双黄色的板牙露出好长，一副奸相；眉毛倒是分外的浓，眉梢处耷下来很长。令人看了很不舒服。但生活告诉我们：人往往是不可貌相的。他的党龄比我们的年龄都长，工作经验肯定比我们丰富的多，认识和解决处理问题也一定比我们成熟的多。光是党委常委这个头衔就能把我们这两个年轻的共青团员镇住。当时我想：虽然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他没有什么魄力，但他一定会有他的特别之处的。
他给我们介绍完了大概的情况之后，他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已是上午的十点多钟。于是，他便领着我们去四队上任。四队的那块玉米地离毛庄的大队部不太远，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就走到了。四队的队长正领着十几个男女社员们在一块玉米地里给玉米间苗，玉米苗已经长到一尺来高了。
看到了我们，一个五十来岁的红脸汉子停住手里正在干的活，微笑着向我们走来，可以想象得到，他就应该是四队的队长了，武组长给我们介绍认识。队长很老实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他叫毛渊温以后，就只是嘿嘿地笑。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望着这位相貌敦厚的队长，我觉得心里有一种很踏实放心的感觉。
武组长有事就先走了。队长好象一下子想起来什么似的问我们的名字。刚才武组长已经告诉过他了，平时有许多时候的情况都是这样，乍一见面寒暄得好象很热情，实际上只顾热情了，却连对方说了什么都没记住。我就又给他说了一遍。他点点头，这次是真的记住了。接着他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我代表全队的社员们欢迎老王、老萧来帮助我们工作。”
听了他这句话，我的脸一下子就发起热来，萧瑛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们这两个尚属“胎毛未褪”的大孩子，怎么敢被这位比我们父辈还大的队长称为“老”呢？在李家庄时，社员们都亲昵地喊我们小这小那的，听起来心里又舒服又顺耳。我赶忙对他说：“队长，你可千万不要这样称呼我们。我们都才不到二十岁呢！你还是称我们小王小萧吧！”
没想到队长把脸一板说：“那可不行，这是多年沿袭下来的规矩：凡是上面派下来的工作员，不管你是年龄大小，是男是女，一律都得称为“老啥”的。不然的话，队里头这么多的男女老少，都管你们叫“小啥”，就没有了规矩，没有了大小，以后你们怎样开展工作呢？
听着他的话好象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们仍然从心理上接受不了，譬如他如果一叫我“老王”，我绝对会想起来我的爸，他在工作单位里上班时，别人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便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第一次的“争执”。“争执”了半天之后，我们终于达成了项“协议”，还称呼我为老王，但称呼萧瑛为小萧。因为当时萧瑛的眼泪都快要急出来了，队长看到她那个可怜的样子，不得已才让了步。之后，我们便和队长一起加入了间苗的社员们的行列。
干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中午下晌的时候到了。队长一宣布收工，社员们便说说笑笑地向村里走去。队长笑呵呵地对我们说：“走吧！今天你们先跟着我回家去吃饭，明天再开始给你们安排派饭。”
队长的家在村子的东南头，是一个不大的土墙院子，院子不大，有三间土坯正房和一间灶伙房，院子的角落处有一个猪圈。站在院子里，他对我们说：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已经二十出头了，在当时的农村是到了该说媳妇的年龄了，但是现在连房子还没有，谁家的黄花闺女愿意嫁给一个没有房子的人呢？春天的时候他已经把砖烧好了，等秋后再买些木料准备着，等过了年一开春就要盖房子。
说着我们便又走进了他的屋子里，他的屋子里还算是比较整洁和卫生的。因为凡是做饭的妇女都是提前下晌的，所以当我们到了他家坐定后，他的老婆已经把饭菜做好了。他的老婆中等身材，做事很利索。很快便把饭菜端上了桌子。主食是烙饼、菜是炒茄子，白面汤里飘着鸡蛋穗儿，肯定是因为我们来才特意做的。那时侯，社员们的油盐大都是用鸡蛋换的，平时自己都不舍得吃的。因为这天早上我们吃饭太早，农村人中午饭一般都在两点钟左右，我们早就有点饿了，队长稍一谦让，我们便拿起那干干的放油不多的油饼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真的是“饥不择食”了。
队长陪我们在他家唯一的小饭桌子上吃，而他的老婆和几个孩子却是蹲在一边的地上吃，我们看了觉得过意不去，一再相邀，他的大儿子才和我们坐在了小桌子边。而队长的老婆却是坚决不肯上来，因为那时农村家庭里的一般规矩是：家里来了客人，妇女和孩子是绝对不能和客人一起吃饭的。
我暗暗佩服萧瑛，她是能很快就适应环境的。她没有普通女孩子的那种羞怯和娇气，表情和举止行为大方而自然。看到我们吃得很香甜，队长满意地嘿嘿地笑了。我们的随和和无拘无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使我们唯一不大习惯的是：他们家里养的两头小猪在桌子下面拱来拱去，不时地亲吻我们的鞋子和裤脚，使得我们有些避之不及，脸上出现了几许尴尬的神色。队长大概也觉得两只小猪娃儿的行为有些不雅观，便扯起嗓子吆喝了几声。但那两只小猪却好象没有听见一样，依然是我行我素。看得出来，习惯成自然，他们的人和猪都以这样的和谐方式相处惯了。我们以后也得慢慢地适应这样的生活状态了。
吃完了饭以后，离下午上工还有一段时间，队长便给我们大概地介绍了一下第四生产队的基本情况：全队共有四百来口人，六十来户人家，主要有三大姓氏组成，毛姓、张姓、蒋姓都差不多占人口的三分之一。有一点派性、有一点宗族观念，但都不大明显。这个队的主要问题是：由于这个村离县城比较近，解放前做小生意的比较多，比如有卖木杈扫帚的、做红纸烧纸的、还有一些做老鼠夹子卖耗子药的等等。虽然生意小，但毕竟都是一些工于算计的精明人，都很喜欢猜忌别人，除了对自己以外对谁都不相信，谁都不愿意吃一点点亏。所以，这个队的队长谁都不想当。我们听了他的话以后觉得事情也真是有点麻烦，我便问他这个村里头谁最爱找麻烦。队长笑笑说：具体谁好谁孬，你们待一段时间就知道了。让我说我还真的不好说。
我们知道他是不想得罪人。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便也不再追问他。接着他又谈起了他自己的情况：他的家庭成分是中农。解放前上到了小学毕业，解放后在一个小学里教书。五七年时他讲了几句不合适宜的话，被划成了“中右”，（我过去光知道有右派，但还没听说过中右。）之后被发回了本村，农村人讲实际，不象那些城里的一些人一样喜欢跟着风跑。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看你人的品质好有本事，就看得起你。开始是选他当副队长，几年后正队长闹情绪撂挑子不干了，他便被扶了正位。他告诉我们，在农村，数生产队的队长最费心、最辛苦。早上摸黑就要起来去敲钟，白天上工要带领大家以身作则一起干，而晚上收工时要走在最后一个。分工问题、分配问题，考虑什么事情都必须要一碗水端平，因为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紧紧地盯着你呢！夫妻打架、家里闹纠纷都去找你。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大脑也不能清闲，要考虑第二天的生产安排问题。上有千条线，下有一根针。这根针就是生产队长。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整天忙的不得了还落不了一个好字，有时真的想把挑子放下，可是几次都因为没有人接而放不下。另外也不大忍心啊！放下了这几百口子人怎么办？只好凑合着干，走一步说一步吧。
我们觉得他说的是大实话，在李家村时，我们就看到，村里最辛勤劳累的就是生产队长了。因为生产队就象一大家子人，许多的人连一个小家庭都应付不了，那么闹哄哄的几百口人，没有一种吃苦耐劳的思想和牺牲精神，是决不能领导起一个生产队来的。我至今对过去那个年代的几十万个曾经为社会主义集体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生产队长们心存深深的敬意。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轮流吃派饭了。
一般的情况下，派饭分两种。一种是固定式的，或一年、或半年固定在一家吃饭；另一种是轮流式的，分大轮和小轮。大轮是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小轮则是每天轮一家。我们的派饭是小轮，主要是为了便于了解情况。
从第二天起，每天的七点多钟，便有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或女孩儿到大队部来带领我们去他们家里吃饭。家里没有小孩子的便由家里的大人来。在谁的家里面吃饭，都由队里给记着账，以后等秋麦两季分粮食时给他们补上。
由于我们两个人一直和他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和其他别的干部不大一样。四队的社员们渐渐对我们有了好感，我们去谁家吃饭时，他们不但态度热情，伙食上也尽量给我们弄得好一些，总是让我们觉得过意不去。至今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他们吃苦耐劳，你只要是诚心诚意地为他们好，他们会把心都掏给你的。派饭的人家也有几家成分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和他们一起干活、聊天惯了。也没有觉得他们有那里的不好，有时还会开一些玩笑。那已是文革末期。生产队在待遇上和分配上对他们和一般群众没有什么不同。倒是一个绰号叫“十三能”的贫农想看我们的笑话，当我们轮到我们去他家里吃饭时，他有意让我们吃粗面馒头和霉面做的面汤。看我们吃不吃得下去。那种饭菜确实难以下咽，我们勉强吃了一点儿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他家。队长知道了这件事情后，狠狠地批评他一通。之后，队长告诉我们，这个“十三能”是想故意办你们的难看呢？以后就不要再去他的家里吃饭了。
后来我每当看到这个社员时总想起周立波的小说《山乡巨变》里的“弯弯绕”，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封建的小农思想和封建观念仍然顽固地以各种形式残存在人们的头脑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极大的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向前发展。中国理想的和谐社会的建成，任重而道远啊！
最令人感动的是一对七十多岁的五保户老人，因为队长怕给他们添麻烦，而没有让我们去他们家里吃饭。他知道了以后不依，找到队长非要让我们到他们的家里吃一天饭。队长拗不过他，只好让我们去他们这对可爱的五保户家里吃了一天。中午，他们特意给我们包了素馅的饺子，那顿饭，那份情谊，使我们终身难忘。后来毛主席去世时，他们戴着黑纱和白花相互搀扶着走到大队部设的毛主席的灵堂里，伤心地哭了好久好久。第二天，他们让我从县城里给他买回了一张毛主席像，并让我帮他贴在屋子的正中央。在中国农村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心里，毛主席永远是他们的大救星、大恩人。任何精英们的任何聒噪都影响和改变不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领袖的热爱和怀念。
一个多月下来，我们在队里已经基本上轮了一圈了。可是，这个队的落后的原因在哪里呢？谁是其中的捣乱分子呢？我们没有理出半点头绪，发现一丝蛛丝马迹来。
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很留意这些方面的情况，不管是在谁家吃饭，我们都很认真地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也都给我们讲了不少的问题。但是，在第一家社员家里，我们听到的是一种说法。到了第二家，我们所到的情况却是另外一回事儿。而到了第三家时，他们所说的情况又和前两家所说的完全不同。几十家竟然有几十种的说法，我们觉得谁说的都有几分道理，可谁的话也不能全信。望着这些皮肤拗黑、表情诚恳的一个个面孔，我们无所适从，得不出任何肯定的结论。比如对队长毛渊温的评价吧！有的说他踏实能干、处事公平；有的则说他油腔滑调，口是心非；也有说他损公肥私，爱贪便宜。各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让年纪轻轻的没有什么分辨能力的我们莫衷一是。怎么办呢？我和萧瑛交换了一下看法，决定再重新轮一个月的饭，继续观察和了解四队的情况。能找出真正的症结，完成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
晚上在大队部，我们向武组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武组长皱着眉头考虑了一会儿，大概是觉得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便同意了我们的建议。
一个多月后，第二轮派饭轮了下来，我们才觉得事情有了一些眉目。我们已经明白地知道：虽然队长、副队长以及保管之间也有些矛盾，但都属于正常情况下的枝节问题。是小农意识的彼此不信任的心理在作怪。许多事情多不过是捕风捉影。现在问题有些真相大白了，根源在小队会计那里。
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曾经纳闷：队长派我们去东家吃饭，去西家吃饭，为什么没有派我们到小队会计家里去吃过饭呢？小队会计叫张文才，是年二十四岁，白净面孔，身材消瘦且单薄，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我们来到四队几个月了，一共也没有见过他几次。他虽然只是个会计，却对几个小队干部都是一脸不在乎的样子，对我们二人也是爱理不理的。一副阔少爷的神情。他掌握着生产队里的财政大权，两年多了也从来没有公布过帐目，他从来不去地里参加过劳动。我们原来在李家庄时，那里的生产队会计从来不脱离生产劳动，都是白天下地，晚上记帐。我和萧瑛刚来时，大家都不摸我们的底细，都不敢在我们的面前提到他，知道和我们熟悉了之后，知道了我们的为人，才敢给我们说真话。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小队会计之所以敢于大胆妄为，是因为上面有人给他撑腰，这个给他撑腰的人不是别人，竟然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武组长武贵生。
这个结果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
原来，武贵生来毛庄驻队的时间没多久，就把他吃饭的地方定到了这位会计张文才家。据群众们反映：他们家里的酒肉从来就不断，都是由张文才亲自去县城里买的。至于他们之间还有没有其他猫腻，大家表面看不出来，但是心里有杆称，肯定是有：武贵生的家庭负担很大，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老婆还常年卧病在床，可他还总是穿得那么光鲜，而且还又刚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按照他的经济条件，他是根本买不起的。
我和萧瑛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之后很是吃惊，对这位自称是党委委员的工作组长竟能做出这种事情感到很不理解。我们觉得他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怪不得四队的社员们都爱讲风凉话，怪不得四队的社员们干起活来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原来他们的肚子里有怨气。我们还得知，张文才的岳母也是本村的，因他的名声不大好和他断绝了亲戚来往。当我们把这些情况向队长毛渊温提出来时，这位一向说话直言快语的人此时却吞吞吐吐、支支吾吾起来。他不敢得罪这位顶着公社党委委员的工作组长。我们开始明白了：毛庄村的领导班子之所以配备不好，主要就是武组长一手造成的。那些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他是绝对是不会用的。我们开始明白了武组长为什么一提到四队时就头上要冒火。经过几天的认真的考虑，我决定套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公社的陈书记。
陈书记衣着简朴、工作作风踏实，他在公社社员心里的威信很高。他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到农村去，看到群众在地里插秧，放下车子卷起裤子就和社员们一起干活。一点也没有架子。七五年时公社修公路时需要很多石头，那时没有多少机动车辆，他就带领全公社的基干民兵去一百多里外的辉县拉石头，别人都是两人一辆车，而他是自己一个人拉一辆。这样的干劲，这样的作风，群众怎么会不感动？不拥护？不钦佩呢？后来他虽然走了，但在当地的人民群众的心里留下了一座丰碑。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萧瑛，她不大同意我的想法，她对我说：“我们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的，而且他是公社、党委的委员。我们刚来不久，年纪又轻，恐怕陈书记不大会相信我们的话。到了那时候，情况很可能会对我们不利。不如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说。”
我听了她的话觉得她的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在内心也不完全同意她的说法，我坚定地相信陈书记，认为他一定会出于公心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件事的。我认为要是不向上级领导汇报这件事，要我们来干什么？那几天，我的脑海里好象一直有两个人在争辩。
两天之后，萧瑛有事回家了，我在唐庄的路口碰见了下来检查工作的公社武装部干事。原来在李家庄时我就和他熟悉，于是我便把情况原原本本的给他说了。请他一定把这件事情汇报给陈书记。听着我的述说，这位武装部干部的脸色先是惊讶，后来变得越来越严肃起来。
不知道他是向谁汇报的？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汇报的？第三天的下午，武贵生怒气冲冲地骑着车子从公社赶回来了。一回来就马上召开了驻队干部的全体会议。——因为不久前，县教育局又派下三位干部来帮助工作。领队的是教育局得到副局长，是我父亲的老熟人。
武组长在会上表现的是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估计是在公社挨了训。他一张嘴，吐沫星子喷得老远，脖子上的青筋也冒得老高，虽然他没有点名但却和点名一样怒火冲天地批评了我：“有的人偷偷告我的状，想整我的问题！告诉你！没有那么容易！我是公社的党委委员，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公社党委！反对公社党委！你就是反对共产党！你长有几个脑袋，敢于共产党作对！我无贵生入党二十多年了，什么样的风浪没有见过！想和我斗！告诉你，你还嫩着呢！”
口气之凶恶、气焰之嚣张，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我有些懵了：我弄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语，究竟是他自己的？还是代表公社党委的？难道陈书记会支持他吗？不然，他怎么会这么凶呢？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他发泄完以后，不明就里的其他人谁也没有说话，会议也就马上结束了。结束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忿懑和委屈。
散会后，我约那位和我父亲一样大的教育局长去外边走走，我期望着这位前辈能帮助我解开心中的疑虑和疙瘩。在我的心中，他也一直够高大的了。因为在我上小学时，他就是教育局的局长了，只是由于文革他被降了半级。因该是很有学问很有修养的。我流着眼泪把事情的原本给他述说了一遍。这位工农出身的干部听完了我的讲述以后，停了好半天以后才对我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社会是很复杂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还年轻，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啊！这个这个这个——。”
我见他也说不出什么真正的道理来，便问他我以后该怎么做才算对时，他竟然一连说出十好几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以后再也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词语来。
我对他彻底也失望了，知道自己陷入了孤立。我是太幼稚，太冲动了，对这个社会太理想化了。
以后，我才明白：这个社会太复杂了。有的人嘴上说得一套，实际上做的却完全是另一套。这是我从学校里出来，现实生活给我上的第一课。
第二天，我和萧瑛就调到了东边的木庙。汤庄四队则由他亲自来抓了。
一个月后，公社开始征兵，我虽然没有报名，却被通知去体检身体，莫名其妙地当上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我悄然地离开了那里，至今觉得愧对汤庄四队的乡亲们，没有帮他们把事情弄好——。
但是，那段经历却让我刻骨铭心。使我看到了社会生活中阴暗丑陋的一面。使我充分地认识到：一个村、或者是一个生产队、或者是一个单位，搞好搞坏全在单位的那个领导。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简化来也永远是这样。如果领导是个大坏蛋大孬种，那个单位的人民群众就遭了祸殃。
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为了整那些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惜被一些坏人利用了。所以，我至今无限敬佩和崇拜毛泽东。他总是能敏锐地及时地抓住了纷纭复杂的矛盾中的最关键问题，所以才彰现出了他老人家的英明和伟大。
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依然是充满了荆棘和坎坷。但我做人的原则却始终没有变，我要向我既定的人生目标前进，为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而用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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