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懂当今的中国--关于《小岗村的故事》的阅读札记

读不懂当今的中国　　

——关于《小岗村的故事》的阅读札记　　

党支部最近发下来一本学习材料——《小岗村的故事》，要求每个党员学习完后都要写学习心得。我在前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先粗读了一遍，然后再细读一遍，并且作了一些记录。这是我自从资改派否定了毛泽东之后，二十多年以来第一次这么认真读一本书——因为这是一本号称能让人读懂中国的书——书的封面赫然写着：“从这里读懂中国”。我上下班乘公共汽车，只要有座位能够坐下我就打开看，一边看一边在上面写写划划；晚上没什么好电视节目又接着看。下面是我阅读此书过程中的阅读札记，黑色字体是从书中摘录的原话，红色字体是我的批注。权当我的阅读心得吧。　　

“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和当年不怕杀头坐牢也要“分田到户”的带头人严宏昌，早已名扬天下了。...... 是他们“催生了中国农村的一轮大变革，孕育了后来改变亿万农民命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 “他们的名字，也将自此载入史册”。（1-1）　　

严宏昌的名字载入史册不奇怪，但要看以什么性质和形象载入史册。比方说岳飞和秦桧都载入了史册，并且塑像在庙堂，但岳飞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是民族英雄；而秦桧则是陷害忠良的奸佞，是千古罪人，所以他永远跪在岳飞的脚下，永远跪在中华民族的脚下。　

为什么，曾经不怕杀头大无畏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小岗人，却无力再现当年的雄风，续写昔日令人眩目的辉煌奇迹呢？（2-2）

小岗人分田单干创造过什么“令人眩目的辉煌奇迹”吗？无非每天能吃上了三顿饭，不用出去满世界要饭而已，根本算不上什么奇迹。在小岗人吃上三顿饭之前的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甚至自然条件比小岗村差得多的农村，人家不也吃上三顿饭了吗？本人就出身在农村，也经历过书中描述的历史时期，也曾经经历过从吃不饱饭到吃饱饭（我吃饱饭不是大包干之后，而是之前的许多年），因此，我不觉得他们吃上三顿饭就是“令人眩目的辉煌奇迹”。至于他们分田单干后更是乏善可陈，分田单干的带头人也不得不承认：“一朝跨过温饱线，长期不进富裕门”。虽然小岗人个体不要饭了，但反过来小岗人作为整体却还在继续要饭。你看那严宏昌，不是以小岗村的名义到出去化缘吗？你看看小岗村所有的基础设施，那一件属于他们自力更生的结果，不都是国家，要么就是别的单位代掏腰包吗？　　

持续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将中国折腾得不成样子。......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4-4）　　

什么叫做“濒临崩溃”？文革结束前，整个国家物价稳定（大米：一毛三分九一斤；蔬菜：一分到两分钱一斤，二十几年不变），供应有保障，国家粮库存有足够全国人民吃三年的储备粮，还积累了600吨黄金储备。周总理在197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你放眼看看，世界上有这样濒临崩溃的国家吗？当今被颂为“盛世”的中国，我们敢说没有内债没有外债吗？有本事你满世界去找找，看有哪一个国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　　

……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指派）。于是，WL转而来到了安徽。……WL才发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4-5）　　

也许限于的政治水平(因为他只是作家，不是政治家，语文考试100份，政治可能35分)，整个判断恰好相反！安徽省的经济问题就是因为政治问题——干部问题导致的。全国开展合作化安徽跟不上趟；大跃进时期放卫星、搞浮夸，河南和安徽最严重；“三自一包”时，又是安徽闹得最凶。这回WL来了，不去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积极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却纵容小岗人分田到户搞单干，这不是干部问题吗？干部问题不就是政治问题吗？安徽自然条件差吗？不差，比它条件差的多的是。比如广西绝大部分地区是山区，但文革结束前它在全国经济排第八位；西北的许多省份都是黄土高原，哪有江淮平原这样的自然条件？为什么人家能够吃上饭？都七十年代末了，社会主义建设二十年了，安徽百姓还要到处讨饭，这不是干部问题是什么？　　

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　　

WL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6-7）　　

你还真别说，有一件事使我相信“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一九八0年年末，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在小岗村的示范效应下，应该说这个时候安徽全省基本都搞大包干了。按严宏昌他们的说法应该是吃饱饭了，但偏偏还有安徽人到我们那儿（广西北海）要饭的。这是我姐跟我说的。说有一天，她正在堆放地瓜，忽然有一个自称来自安徽的中年男子端着个饭盆向她要饭。我姐以为他真没吃的，肚子饿了，便到伙房给他端来一些煮熟的地瓜，另外还给他撮了几斤米，可那男子不要，说是要钱。我姐把东西放下，用手指指自己身上的衣服，又指指那男子身上的衣服，说：“你穿的衣服比我的还光鲜，你还向我要钱？”男子讨了个没趣儿，转身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姐是农民，就像WL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所以她不会去要饭。这男子他在安徽真的没活路吗？我们再来看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城市、小城市，满街要饭的，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他们真的在家乡没活路吗？看来“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一点不假。　

小岗的穷，全国少见。刚解放土改划成份时，按照政策，小岗竟“划”不出一个地主，一个富农。当时二十四户人家，划来划去，只划出一户中农，一户贫农，一户雇农和两户佃农，其余的，就全是下中农。　　

直到了一九五五年的年底，既没有互助组，也没有低级社，只迫于形势，才勉强成立了一个四户人家的的互助组，其余的二十户仍是坚持单干。　　

入社后，有件事，让小岗人至今难忘。上面在为各家各户的耕牛估价时，把价估得太低，低得一头牛只能摊上一头猪的价钱，还只是“分期付款”，打的是“白条”。小岗人气不过，不少户偷偷杀了耕牛，“光着身子”入社。（15-17）　　

写农村，但看来他不懂农村，更不懂农村的阶级状况。小岗村二十四户人家，没有地主，没有富农，只有“一户中农，一户贫农，一户雇农和两户佃农，其余的，就全是下中农”。这么算来下中农十八户，占75%。这说明什呢？说明这里的土地资源没有被垄断，既没有很富的，也没有很穷的。下中农一般都有十来亩地，基本生活是没问题的，只是没有地主的奢华，也没有资本雇工剥削，只能躬耕陇亩，自给自足。从生产资料的占有来看，小岗村没有激烈的阶级对立，也就没有强烈的变革生产关系的欲望。从其它资料知道，小岗村24户人家，将近500亩土地，平均每户20来亩，这绝对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这还算 “小岗的穷，全国少见”吗？正因为小岗人75%是下中农，有土地，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特征。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他们不愿意加入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而愿意分田单干。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小农意识的积淀。小农意识培植起来的价值观就是自私自利，没有团队的意识，没有大局的观念。他们目光短浅，看不到未来，只满足于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状态。　　

他虽是队长，队里种啥庄稼，怎样种，还是县里公社下来的“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在当家，他只有吹吹哨子下田的权利。　　

严金昌气愤地说：“就我一家人没讨饭，还成了‘暴发户’，往后家家户户全喝西北风，就都成‘无产阶级了’！”　　

工作组说：“无产者，就该一无所有！”　　

小岗人不服气，有的赌气说：“我们啥都是社里的、队里的，长在嘴巴里的牙，总是自个儿的！”　　

工作组立刻纠正道：“牙也不是你的，想拔就拔！”（20-21）

蒙谁都可以，可别蒙我。我们家打从四清运动开始就是工作组的 “点”儿，凡是有工作组下来蹲点儿，都住我们家。工作组我见得多啦，你以为人家都像你呀，那么没水平，那么胡说八道的？“牙也不是你的，想拔就拔！”，什么话呀，这不是诬蔑吗！再说了，七三年那会儿也没“暴发户”这一说呀，这都是在生拉硬扯。全村都出去讨饭，就严金昌家因为搞了点资本主义尾巴才没讨饭。都七十年代了，拥有人均将近四亩地的小岗村人还出去讨饭，说到天边也说服不了我！那个时候不富裕，全国都一样，这是事实，但绝不至于全村出去讨饭！别说人均四亩地，就是人均四亩石灰塘，也绝对饿不着！　　

队里提高严宏昌的上缴款，停了他全家人的口粮，就是要把他“顶到南墙”上，“逼”他回村，希望他把在外面操练出的十八般武艺，都用在队里，让大家在大旱之年都有饭吃。（23-24）　

这绝对是个错误的决策。我出身在农村，严宏昌这样的人我们村里大把。大凡有点所谓手艺的人，都没把心思用在种田上，千方百计出去搞“私捞”（这是乡下俗语，也就是搞副业）。跟生产队订个协议，一年上缴多少款给队里，队里给他记多少工分。都这样，一年到头在外面晃，在外面实在揽不到什么活儿了，才回家呆几天。回家也不想参加劳动，劳动也不正经干活儿。这是他们的共性。就这样的人还指望？　　

有人问严宏昌：“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准备烧哪三把？” 严宏昌想都没想，就说：“其实只要烧好一把就够了：‘打破大锅饭’！”　　

“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29-29）　　

这不是红口白牙瞎说吗？这不是别有用心诬蔑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吗？我本身出生在农村，二十岁才离开农村，有这样劳动的吗？蒙谁呢？你在农村干过活吗？你参加过农村的分配吗？你有什么根据说“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农村劳动记分有几种形式你懂吗？不懂别胡诌！让我来告诉你吧。　　

农村组织形式及其分配。　　

农村三级组织：最基层的是生产队（一级），往上的是大队（二级），再往上就是公社（三级）。基本的核算分配单位是生产队。　　

生产队的管理形式：一名队长（有的生产队比较大，另设一名副队长），一名会计，一名记分员（兼出纳）。他们都不是脱产的，也没工资拿，一样要参加劳动（甚至在劳动中要带头、做榜样），一样挣工分，只是他们担负管理职务多付出劳动，给予一定的工分补助。　　

工分是分配的计算单位。记分有几种形式：标准记分；定额记分；补助记分（也有协商的成分）；协商记分。　　

先讲定额记分。比较容易量化的工作一般都实行定额记分，因为它的激励作用大些。比如：插秧，收割，送肥，积肥，挖沟等等。　　

标准记分。农村的工作五花八门，许多工作是无法量化的。比如平整土地，耘田，除虫，晒场管理，水利管理等等。无法量化的工作一般采用标准记分。既然按标准记分就得先设定标准。标准设定：全体社员民主讨论确定。一般都是：一级劳动力10分，二级9分，三级8分。高中生课余或假期参加劳动的8分，初中生7分，小学生5分。所谓的标准记分也就是常说的评工记分。所谓评工就是评议确定劳动力等级。劳动力级别的确定，民主评议，公开讨论。当面比较评议，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你认为你强，应该定什么级，不作数，要多数人认可才行。劳动力级别确定之后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一个季度评定一次，有的半年评定一次，大多数半年评定一次。每个人都有晋升和下降的可能。　　

补助记分。队长、会计、记分员等，负有管理的的责任，耽误争工分，因此要给予补助；个别社员遭遇三灾六难，长期不能参加劳动，生活有困难，要给予补助。补助多少，由大伙儿讨论确定。　　

协商记分。这主要针对那些手艺人的。他们在外揽活儿称为搞副业。他们给队里缴款，队里给他们记分。缴多少款，记多少分，就得跟社员讨论商量，订个协议，所以叫协商记分。　　

生产队设一记分簿，由记分员登记每个人的出勤和所得工分。记分是公开的，每个社员都有权核对自己的，也有权核对别人的，每月汇总张榜公布，半年张榜公布，年终张榜公布。每个人的出勤情况，劳动力定级，工分总数，一清二楚，谁也不敢作弊，也无法作弊。　　

分配。一年进行两次分配，上半年的是预分配，年终是总分配。　　

工分值的确定：（生产队总收入  － 农药、化肥等各项支出）÷工分总额。　　

每年夏秋两季稻子即将成熟时，大队干部就组织各生产队队长、有眼力有经验的庄稼把式（乡下人给他们一个美称——农艺师，但不是现在所说的职称），到田间对每块田的稻子进行估产，以此预先确定每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有了这个数据就基本确定每个生产队的分值了，也基本知道哪个队的社员收入高低了。这时叫做预算，真正确定的要等到所有的水田作物、旱地作物收获完毕，这时叫做决算。　　

粮食的分配。分为基本口粮和工分粮两部分，大致按7：3确定比例，也有的按8：2或6：4来确定。定这个比例要开会讨论，全体社员作决定，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口粮以人头分配，不分男女老少，都一样。工分粮谁争的工分多谁就分得多。至于那些旱地作物，因为数量不太多，就像尝新鲜似的，对社员整个生活没太大影响，所以按人头分配，都一样。　　

这里还有个“超支户”和“盈余户”的概念。生产队每分配一样东西都依据国家的定价计算，如果你的工分总值小于你所分配的粮食（包括所有东西）总值的时候，你就是超支户，反之就是盈余户。盈余户分配了粮食还有现钱；超支户就得拿现钱出来领粮食，否则先压着你的粮食，不能拿回家，由生产队保管，什么时候交齐了钱什么时候拿。也可以逐步交逐步拿。　　

没有子女，又年老体衰，不能干活挣工分，这样的户叫做五保户。生产队按基本口粮标准分给他们粮食，完全免费，如不够吃还适当给予补助。总之，分什么东西都少不了他的，就等于全队社员供养他。生活不能自理的，生产队还选派社员去护理。　　

六三、六四年以前，我们队人均全年口粮240--280斤（稻谷），农村干那么重的体力活一般不够吃。后来政府领导搞土壤改良，修筑水渠二十多公里，引淡水灌溉；改良品种；改良耕作技术，改一年一季为一年两季；施用化肥，产量不断增加，到了七三、七四年，人均全年口粮已达到了480——550斤。口粮加上工分粮超过700斤，有的超过800斤。许多家庭一年分配的粮食吃两年。我们家劳力少，工分少，基本上依靠口粮生活，所以，六几年的时候饿肚子，这是事实，但我们没出去要饭。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几兄妹都次第长大了，强劳力了，挣工分多了，吃饭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了。当然，没什么钱花，这也是事实。　　

这就是我二十岁前经历的农村，休要蒙我。你写的东西是别人告诉你的，不是你经历的，我写的东西是我亲身经历的；你到小岗村采访，进进出出、断断续续半年，我在农村一身泥一身汗，摸爬滚打整整二十年，我相信我的东西比你更有说服力！　　

严宏昌和严付昌划在一组，严付昌是他亲弟弟，两家人一直和和气气，从未红过脸。但两家人现在成为一个作业组，如何出勤，如何记工，弟弟严付昌和他的看法首先就产生了分歧。他家是两个劳动力，六口人，弟弟严付昌是四个劳动力，八口人，如果依然按照生产队原先记工的办法，分配时实行“劳三人七”，即工分占三成，人口占七成，严付昌家劳力多，分配上就吃了亏，严付昌就提出要凭工分不按人口搞分配，这样一来，严宏昌一家人又接受不了。　　

三户一组两户捣，　　

还有一户无法搞　　

不如散掉搞个屌（31-36）　　

说到底还是自私自利作怪。在利益问题上，亲兄弟都有矛盾，同样，夫妻、父子也一样有矛盾，亲兄弟因为利益问题不能合作，同样，夫妻、父子也不能合作。是否就该把家庭也彻底瓦解了，把田分到个体的自然人？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62年毛主席就有过论述，大户人家也会分化瓦解，最终包产到户变成个人单干的个体经济。人民公社时代的记工和分配，本来就是民主制定的，有矛盾为什么不通过民主程序解决呢？说到底，他们从骨子里就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 在中国只有四个人会种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农民每年要种什么，何时种、怎样种、种多少、啥时收，以及每年一次的收入分配又将是多少，一切全由这些书记们当家作主的；生产队长也只能管管上工、收工时吹吹哨子。（37-37）　

纯属胡说八道。应该承认人民公社时期，做事情是有计划、有政策的，但也不能说“农民每年要种什么，何时种、怎样种、种多少、啥时收，以及每年一次的收入分配又将是多少，一切全由这些书记们当家作主的；生产队长也只能管管上工、收工是吹吹哨子”。这种信口胡诌如果没在农村呆过的人可能会相信，但我在农村呆了二十年，怎么种，怎么记工，怎么分配，生产队长干些什么，我清楚得很，我是绝对不信的。为了污蔑人民公社，什么脏水，什么恶毒语言都可以用，反正精英们绝对控制了中国舆论阵地，老百姓要反驳也没地方说去。　　

刚解放时，大伙都是单干，那时的人与人和和气气，家家户户都有余粮。分田到户肯定比绑在一起，混在一起强！（38-38）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小岗人要饭不是自然条件的问题，问题的根源是：小岗人根本就没有走集体化道路的愿望。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对他们的教育很不够，他们的觉悟还没跟上来 ，但共产党硬是将他们推上了集体化道路，因此他们从暗地里抵制，到公开的怠工。这是当地党组织、当地干部的错误。但小岗村毕竟只有120多口人，相对于当时中国几亿农民它根本不具有代表性。巴掌大的小岗村绝对代表不了中国的广大农村。以小岗人生产积极性受到伤害来否定党中央制定的路线，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人民公社，只能是资改派别有用心，而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什么根本性问题。　

谁又能想到，在没有一个是中共党员的小岗生产队，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天晚上，小岗人以最古老的歃血为盟的形式召开的那个“秘密会议”，将会载入中国的历史，乃至中共党史呢？　　

谁又能想得到，轰然撬动中国并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变革的支点，会是在江淮大地这个最不起眼的小小村落呢？（41-41）

说到底还是政治上出了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上的问题：党没有在小岗村立足！一九七八年，建国快三十年了，为什么没有在小岗村培养出一名像样的共产党员？这不是政治工作出问题了吗？政治工作出问题不就是干部队伍出问题吗？如果干部得力，建国三十年小岗村还会这样落后吗？会守着人均四亩地饿肚子吗？如果小岗村有三五名党员，会出现分田单干秘密会议的事儿吗？　　

我喜欢用比较的方法说明问题。我们队与小岗村生产队人口差不多，但土地资源绝对比小岗村少，人均耕地面积1.5亩左右。与小岗村人按手印闹分田时比，党在我们队的基础牢得多。全队农民党员4名，另有农民家属党员4名（农民的配偶，在城里工作，周末回家。回家遇到生产队开会研究什么问题，生产队一般都邀请他们参加）。别看才4名农民党员，他们的工作可是有声有色，党有什么政策要贯彻，很快就得到贯彻。当然，队长本身就是党员，一切工作带头干。尽管我们土地没有小岗村多，但我们不会饿肚子，更不会外出要饭。78年小岗村人仍然外出要饭时，我们队的劳动分值已达一毛五。当然，这个分值比起全国大多数农村来说并不高，但它说明了走集体化道路不是小岗村人说的那样落后！如果按同等购买力的方法来计算，当初（1978）大米0.139元/斤，现在大米2.3元/斤，那么，我们村当时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现在的7770元/年。试想想，再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将是个什么状况？　　

这边稻种刚下地，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就响起了张浩的来信。这信，被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信中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是不得人心的。”说这“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54-55）　

看看今天中国落后的农村，落后的农业，散失的人心，是否应证了当年人民日报文章的告诫？毛主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是写在中国农业发展纲要上的。记得周总理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地提出，要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现代化。那是有明确时间表的。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农村仍然是牛拉人犁，四脚朝地背朝天，机械化的影子都没了。农村青壮年到外面讨生活，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靠他们维持农业，中国还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吗？　　

记得1975年初，我们家乡有两条令人振奋的喜讯：一是配合农业机械化的到来，国家在我们县投资兴建一个大型的化肥厂，全套设备从日本引进。该项目1975年9月份正式开工。二是我们公社被定为广西农业机械化试点之一。首期安排大型农机设备25台套；运输设备25套。每个大队从优秀青年中选派4人参加农机具使用培训班。但很遗憾，随着小岗村单干风一刮，这场伟大的机械化运动流产了。化肥厂历经三年建设虽然成功投产，但也因为生产关系的改变，化肥的供求关系也跟着改变，最终无法维持生产，于80年代初倒闭了。与此同时的广州氮肥厂（一个拥有万名职工的大型企业），原本运作得好好的，也是同样的原因，顷刻间倒闭了。　　

我常常想，要不是分田单干，继续走农业集体化道路，从75年至今又经过三十多年建设的家乡现在该是什么样子？呜呼小岗村，你葬送了我们家乡的农业现代化！也葬送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　　

严宏昌毫不示弱，他说：“我光知道，中央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告诉我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包产到户比拢在一起‘大呼隆’好，为什么你们就一点看不到？”（62-62）　

我对改开之后出现的两个提法一直不敢苟同。一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来看，生产力包括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从这三个要素看，我们没有发现科学技术，更谈不上排第一还是第二。但我们可以透过这三个要素进行分析，发现：科学技术隐含在劳动者、劳动工具这两个要素里面。我们知道，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劳动工具也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劳动者是有阶级性的，再先进的科学技术，再先进的劳动工具都离不开劳动者，因此，没有先进的劳动者就没有先进的生产力。所以，说到天边也不可能把科学技术定义为第一生产力。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知道，真理是客观的，而实践是主观的，用主观来检验客观，这不荒谬吗？这不是唯心主义吗？再说，实践是人的行为过程，人的行为不是无端的，是受一定的思想支配的。人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正因为人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所以，人的行为过程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当人的行为执行了正确的步骤和正确的方法，就会产生正确的结果；反之就会产生错误的结果。由此可知，实践的结果不是唯一性的。既然实践的结果不是唯一性的，它怎么能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况且，实践仅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怎么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WL高兴地对陈挺元说：“那好，干上三五年，个人和集体都变富，我就批准你们的‘大包干’，干它三五年。”　　

回到省城后，WL即派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会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人去凤阳总结经验，写出了《农业经济管理一项重大改革——风阳农村‘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的调查报告。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虽经省委认可，却一直是秘而不宣地试验，可是，风阳 ‘大包干’的这份报告，由WL定稿后，于　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　，在中共安徽省委机关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发表。　　

这是安徽省首次借用传媒公开地推出的“大包干”“凤阳经验”。（71-72）　　

问题来了。WL不是说得好好的吗，要“干上三五年，个人和集体都变富，我就批准你们的‘大包干’”。到底“大包干”是否能够使“个人和集体都变富”还没经过事实的检验和证明，怎么就大张旗鼓地推广了呢？从1978.12.4十八“英雄”摁血手印分田单干，到1979.8.8不到一年时间，显然和WL前面说的“干上三五年，个人和集体都变富，我就批准你们的‘大包干’”相违背的，‘大包干’是否能使“个人和集体都变富”尚未得到证明，就以党和政府的名义急匆匆地到处推广是否太草率了？　　

WL对这些突然冒出来的谬论，非常生气。他说：“把‘大包干’责任制说成是‘传染病’，你好，你为什么不能‘传染’别人，反而怕别人‘传染’你？我们不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么，学什么，不学什么，广大农民心里有杆秤，强迫是强迫不了的。”（76-76）　　

话是没错，但事实上矛盾。小岗村不过百十号人，它的分田单干取得成功不能代表全中国农村分田单干也能取得成功，更何况，小岗村分田单干还远没有成功呢。广大农民心里都有杆称，没错。农民心里想的是什么？中央作过调查吗？为什么非要一刀切，不由分说，全国分田单干？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岗村，分田单干未见得成功，因为它比起至今仍然顽强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南街村、周庄公社、华西村差得远。即便饱受资改派攻击诋毁的大寨，它也远远比不上。退一万步说，小岗村人不愿走集体化道路，他们愿意分田单干，就应该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让他们单干好了，为什么非要将已经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全国农民拉回头？十八“英雄”摁血手印后，历史又前进了32年，现实告诉我们什么？中国农业因为颠覆农村集体所有制而进步了吗？广大农民因为分田单干而富裕了吗？毫无疑问，新一轮农村土地流转制改革，一方面它从反面证明：分田单干是几千年来封建式的小农经济的翻版，对于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优越性；另一方面，它将证明土地流转制之后也跟国有企业转制一样，能够富裕起来的只是极少数农业资本家，广大农民仍然富裕不起来！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土地产生的效益将被资本大鳄所鲸吞！土地流转制之后实现的土地集约化经营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集约化经营本质上不一回事儿，一个是资本经营；另一个是人本经营。说穿了，因为我们现在走的已经不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中央文件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不许“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其实坚持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直坚持过的农村政策，事情的根源还得从马克思说起。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彻底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这样表明：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共产！由此可见，分田到户，这就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是共产党人坚持不坚持公有制，走不走集体化道路的一场严肃的斗争。　　

......“大包干”搞得热火朝天，这就引起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的警惕与惊惧，在江苏的省委常委会上，他严肃地指出：“WL在安徽搞资本主义我们江苏不搞……”还在两省接壤处的村口、路口、田头，树起巨大的标语牌，上书：“坚决抵制安徽单干风！”并装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反对倒退！反对复辟！”　　

……湖南省委也曾认为：包产到户是新时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湖北省委则强调：要扎起社会主义篱笆，防止“大包干”的资本主义流毒蔓延。　　

江西省委为防止包产到户在“红土地”上的出现，普遍开展了一次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　　

更多的省、市、自治区，这时专门把已经成为“大寨县”的县委书记，调到有分田到户动向的的县委去当第一书记，以此“以正压邪”……（83-84）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年分田单干，那么多省、市、自治区领导表示反对，这起码说明：一方面不符合共产党的性质；另一方面没有社会基础。谁都知道，已经走上集体化道路的中国农村，再分田单干就是历史的倒退，政治上的复辟，但为什么非要摧毁大寨，扶起小岗村呢？为什么不由分说解散人民公社，罔顾民意强行推行分田到户呢？这是历史、社会发展使然？还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篡权后其本质使然？　　

心态平和下来后，他（严宏昌）开始认真地听大家的批判，甚至认为有的批评也不是全无道理的。比如：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的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他才意识到，小岗村搞的“包干到户”，否定的是立国根本大法上的规定。比如，列举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上《决定》的具体规定, “包干到户”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能说是无凭无据。　　

可是，他想不通的是，现在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吗？既然是“唯一标准”，《宪法》上的规定，和中央会议的决定，经过实践检验发现不对头，就得改，就得变。（90-90）　

首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宪法》未修改之前，任何人是不能违背的！ 违背《宪法》就是最大的犯法！犯法就得法办！　　

我们姑且不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的对错（我在前面已表示了否定），我们也承认《宪法》的规定、中央会议的决定可以改变，但仅仅凭你一个小小的小岗村的所谓实践就能随意改变一个国家的《宪法》吗？更何况你小岗村的实践还远没有被证明是正确的、具有代表性的，凭什么你就胁迫一个国家颠覆了她的立国根本——公有制？当然，问题不在于小岗村，也不在于严宏昌，而是有人想另开炉灶，以此为导火索，炸毁横亘于资本主义道路面前的大山，逼全体中国人民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跟随他走另一条道路——因为他当初曾经主张走这条道路，被毛泽东弄得三起三落，还写了永不翻案的悔过书。他觉得窝囊，他不服气，他认为自己比毛泽东更伟大。其实，毛泽东云游天地了，你硬说自己比他伟大有什么鸟用？有本事在他生前显示你的伟大呀！　　

那一年，不但粮食大增产，还因为遵照了WL的嘱咐，大抓了家庭副业，社员们除留足自己过年用的，就卖给国家三十六头肥猪。那年春节，家家户户都备齐了年货，年三十晚上，不知谁家带头放响了一挂喜庆的鞭炮，这炮声还没落地，整个村子瞬间就被淹没在惊天动地的炮仗声中，那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把个小岗人丰收后的喜悦渲染得天上地下满道儿全是。（109-109）　

我当以为什么了不得的大成就，小岗村126口人，将近500亩土地，一年才卖给国家三十六头猪，这也算惊天动地？都1980年了，才这个水平？说出来也不怕寒碜人！早在1974年，我们家乡就已经实现人均一头猪了。当时的政策是：购一留一。什么意思？就是，你家六口人，养了六头猪，其中三头必须按国家定价卖给国家；另外三头按规定上税后，自己屠宰，可以自己留着吃，也可以拉到市场，按照市场价格自己卖。看小岗人这点出息，就这么点屁事儿，还乐翻了天！

……小岗村的粮食产量虽然上去了，大家的日子也好过了……（113-113）　

至此，本书我已经看到113页了，小岗村分田单干也三年了，我始终没看到小岗村的粮食产量怎么上去了，分田单干前亩产是多少？分田单干三年后的今天亩产是多少？人均收入由多少增加到多少，完全没有具体的数据。这样的改革能说明什么问题？　　

“……家庭承包责任制，安徽是带头的，小岗是有贡献的，全国都已经在实行了，为什么还要强调‘稳定’它呢？你想过吗？这说明，对这种承包责任制持怀疑、反对的，大有人在。”（127-127）

这不是资改派在扇自己的耳光吗？不是说分田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代表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心声吗？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怀疑和反对呢？　　

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多么富足，多么美好，简直就成了天上人间了。但是美国人不知为什么写这样一篇文章——《谁来养活中国》？的确，曾经有那么短暂的一瞬（大概82、83年吧），中国农村出现过农民卖粮难，但那不是因为粮食太多，而是当时国家资金不足，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给农民，所以不能放开收购，即便收购了也不能给现钱，只能打白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备战备荒，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就算天旱三年，农业完全失收，国家也能保证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反倒是分田单干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国家只有三个月的粮食储备，粮库空空如也，一旦战争爆发，或者爆发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手里有钱也没地方买粮去。　　

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也早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人了。只是因为张明楼还在梨园公社当书记，他才迟迟没有把入党申请书递上去。（133-133）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连入党申请书都没递交过，居然就认为自己就是党的人了。学过党章吗？懂得党的性质和宗旨吗？知道党员的标准吗？具体在什么工作上体现出你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光经济上投机，政治上也想投机，还有脸说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严宏昌说：“上海我不了解，中国城市几十年怎么走过来的，我也不了解，但我要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走过来的那种‘吃大锅饭’的集体化道路，已经被农民抛弃了；今天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受到亿万中国农民的喜爱。按局长这么说，上海一直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过来的，上海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需要了？…….”（142-142）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集体化道路是被农民抛弃的？还是被资改派抛弃的？　　

严宏昌说得没错，小岗村要改革，上海要改革，中国要改革，甚至整个世界都要改革。但改革是扬弃，而不是抛弃！洗脚盆里的水脏了，要倒掉，但洗脚盆里还有一个生机勃发的孩子！为什么把孩子也倒掉？　　

显然，WL就是这样一位清醒的政治家。　　

他在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后，一直积极主张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要把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提法删去，将“家庭承包经营”作为中国农村基本经营管理的体制，并长期不变。经过他的不懈的努力，这一建议于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由小岗人创造的“包干到户”——“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终于被载入了中国的《宪法》。（154-155）　

看看，资改派何等霸道！我们不妨把本书第90页的一段话再录下来，与这一段话做个对比，好让我们进一步看清资改派的强盗嘴脸：他们要否定的，不管庄严的《宪法》，说颠覆就颠覆；他们要保护的，哪怕是已经彻底腐败，黄水流淌的僵尸，也千方百计给套上《宪法》这一神圣的外衣，加以保护。请看，90页那一段是这么说的：

可是，他想不通的是，现在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吗？既然是“唯一标准”，《宪法》上的规定，和中央会议的决定，经过实践检验发现不对头，就得改，就得变。（90-90）

资改派推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三十多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情地检验了它：“一朝跨过温饱线，长期未入富裕门”！严宏昌不是信誓旦旦保证：“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一定把包干到户坚持下去，让小岗一年一个样（80-80）”吗？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小岗村分田单干后非但没有一年一个样，反而几十年原地踏步！小农经济早已被证明是落后的，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为什么还要写进《宪法》加以保护？这不是反动是什么？这不是复辟什么？这不是强盗是什么？　　

严宏昌震惊的是，崔志祥提出的那些问题，是有公司法明文规定的，但在会上，许正航依然郑重地把上次已有疑义的公司人事安排，作为小溪河镇党委政府的正式决定予以宣布。（160-160）　　

在前面154页不是说了吗？WL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要建章立制保证改革成果吗？要通过修改宪法，废除公社化，保证家庭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吗？这时《公司法》也实施了，为什么资改派制定的《公司法》居然不管用呢？　　

同样是那个难忘的一九九三年春天，严宏昌当上了安徽省人大代表。　　

这事，非常意外。有小岗人说，这是上面在搞平衡，因为严俊昌当上了小岗村村长，让严宏昌当省人大代表，那是一种弥补。严宏昌却不这样看，他觉得这是有贵人相助，而且，肯定是想起了他曾经是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带头人。（164-164）　　

说实在的，不光严宏昌觉得意外，作为旁观者我也觉得意外。看完通篇，始终不知道严宏昌这省人大代表是怎么当上的。他严宏昌何德何能？竟然当省人大代表？有贵人相助他严宏昌就可以当人大代表，再有贵人相助他严宏昌不就可以当国家总理了吗？再有贵人相助他严宏昌不就可以当联合国秘书长了吗？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民主，中国的法制，除了悲哀我还是悲哀！　　

孟富林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会上可以落实下来的，方方面面支援小岗村经济发展的各项资金，便高达一千三百多万元。（167-167）　

1993年，此时的小岗村虽然比原来扩大了，但也不过312口人。就这么个小小的村，就获得“方方面面支援小岗村经济发展的各项资金，便高达一千三百多万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人均43270元！严宏昌一家六口人，按人头摊的话，光他一家就高达26万元！建国后的哪一个农村会获得如此高额的无偿援助？这是因为分田到户，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的结果吗？　　

此后不久，孟富林去了一趟小岗，并走进了严宏昌的家。他先是问了一些村里的情况，忽然问严宏昌：“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严宏昌不知道孟富林为什么问起这样一件事，他说：“还不是。”　　

孟富林在省委长期分管党的组织工作，他对严宏昌至今不是党员感到不理解，见严宏昌家里来了不少干部和村民，就大声说道：“在场的党员站起来我看看！”　　

严俊昌和严立学先后站了起来。　　

孟富林严肃地问：“你们党的组织生活是怎么过的？党员是怎么发展的？”　　

当着陪同前来的地县领导的面，孟富林对严宏昌说：“宏昌，你的党龄，就应该从一九七八年带头大包干那天算起！”　　

接着，他问当年带头大包干的那十八个人中，现在有多少党员，了解到当时三个主要带头人中至今只有严宏昌一人“不在党”，他告诫村党支部：“那你们这个组织要发展呀！”回头又对严宏昌说：“下次你就参加党组织会议！”（168-169）　

石破天惊！一人代党，一言代法！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没有履行任何入党手续，仅凭一个领导的一句话，就可以追认党龄，就可以参加党的组织会议！呜呼，中国！呜呼，中国共产党！　　

就在孟富林主持召开的研究小岗村发展的联席会议结束后不久，风阳县委就迅速行动，从县里几大班子抽调了十多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班子，开进小岗村……　　

轰轰烈烈忙了一阵子，县里来的人便不声不响地撤走了，以后再没有一点动静。（169-169）　　

事业是人民干的，任何政府、领导都无法包办代替的，没有人民参与的事业能长久轰轰烈烈地干下去吗？　　

严宏昌很是纳闷。为村委会盖上两层楼，在村头竖出个大牌楼，这些，他在省里的专题联席会议上没提过……（169-169）　　

真是蠢猪，你严宏昌算什么，你提过没提过有什么关系，资改派只是借小岗村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为所谓的改革树碑立传，你以为真的为你小岗村发展经济，村民过上好日子呀？一个字：蠢！　

严宏昌想：他在会上首先提议的，是希望有关部门帮助小岗村修一条路，不说方便小岗人，现在来自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参观者，踏着“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扬（洋）灰’路”，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170-170）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小岗人到底用什么为国家争脸面，不是勤劳苦干，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创造财富，提高生活，贡献国家；而是向国家伸手等、靠、要。一门心思与政府做交易：你要树我当样板就得给我钱；你要我为你争面子就得给我买光鲜的衣服。这样，我才好招摇过市，四处显摆。　

（严宏昌）原指望，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在上面 “跑步”前进，为小岗村争取到一点外援，事实上也是，他确实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想想看，那么多的党政官员坐在一起，共同谋划小岗村的发展，拨出巨款，对小岗村的支持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小岗村已经享受到特殊的待遇了，受到各方面的厚爱，是在吃“小灶”了……（173-173）　　

妙啊！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人大代表是干这买卖的！　　

国家拨巨款，各方面厚爱，享受特殊待遇，吃小灶，小岗村应该成长得很快吧？很高大吧？很健壮吧？然而现实却冷酷地告诉我们：小岗村“一朝跨过温饱线，长期未进富裕门”。比起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华西村、南街村，它仅是个侏儒而已。岂不悲哉！　

可WL始终没有忘记小岗村，没有忘记小岗人。这期间，《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多次受WL委托，几乎每年都要来一两次小岗村，看望小岗人。（175-175）　　

WL在安徽时，纵容严宏昌等人颠覆了小岗村的生产关系；到了中央，又颠覆了整个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照他们的谬论，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小岗村应该是一年上一个台阶的。但现实是：小岗村过去要饭，现在仍然要饭，只是不在民间要，转向政府要；不再是个体要，而是以小岗村的名义集体要。不知张广友这位《农民日报》总编辑怎么给WL委员长汇报小岗村的经济成就的？　　

“一个劳动力能种到五十亩地，收入才有可能超万元。”WL思索着说，“现在一个劳动力只能种个十亩八亩的，有的更少，这显然不行。”（179-179）　　

废话！你WL有本事颠覆中国农村生产关系，你有本事弄出十个八个地球吗？还“一个劳动力能种到五十亩地，收入才有可能超万元”，哪来那么多地？八亿农民，每人五十亩地，到火星要去？　

接着严宏昌就带着县、镇两级党委政府的驻村干部，一起前往张家港市长江村，去落实一年前就已经达成的“两村结队”的联合计划…….　　

……长江村要建“小岗工业园”所需的八十亩土地，马上就要，这确实颇费了严宏昌一番脑筋。　　

……长江村给出的每年每亩五百元的租金，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些都牵扯到群众的利益，都是要考虑到的，都得要耐心地做工作。（211-212）　　

真是了得，一个小小的小岗村，居然长期驻扎着县镇两级党委和政府派出的干部，又有各级政府的拨款，小岗村还搞不好，这生产力的解放、农民积极性的提高真不知从何说起。　　

不是说中国第一村的长江村与小岗村“‘两村结队’的联合”吗？怎么变成“每年每亩五百元的租金”租小岗村农民的地了呢？除了土地租金之外，“‘两村结队’的联合”产生的利益与小岗村民有关吗？如果没关，这跟卖血有什么两样？　　

“你们既然有种葡萄的打算，干吗要说办‘工业园’，还叫我们把好好的耕地推平？” 严宏昌很恼火。　　

郁全和说：“以后种葡萄就是了，我们也不想参与。”　　

严宏昌听出了对方的无奈，意识到这事也使得他们很被动。严宏昌越想这事越窝火。本以为有了“小岗工业园”，小岗村从此就抱上了个“金娃娃”，可现在说没有一下就没有了。　　

现在，望着早先还是热火朝天，骤然变得死寂一般的建筑工地，严宏昌欲哭无泪！　　

……他几乎是在哀求：“李书记，这样搞，小岗村还怎么发展？……”（221-223）　　

这就是严宏昌等 “十八英雄”摁血印催生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小岗村的现状。严宏昌，你不是信誓旦旦，保证小岗村一年一个样吗？怎么就“欲哭无泪”了呢？　　

当年，他（严宏昌）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但是历史却把他推到了“大包干带头人”的这个位置上。这个历史，他不允许任何人玷污。（227-227）　　

严宏昌你也太过高看自己了，小农分子一个，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下的农民，何止千万，你怎么就成 了“历史人物”了呢？　　

分田单干就是历史的倒退！葬送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葬送了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段历史是反动的历史，这种复辟行为是丑恶行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还用得着别人玷污吗？　　

提起农民负担，他（严宏昌）同我们见过的那些村长一样，把头直摇。　　

他（严宏昌）说：“小岗的出名，就出在带头搞了 ‘大包干’，大包干’的三句话，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想不到后来的麻烦，也就出在这三句话上。”（255-255）　　

打从分田单干之后，集体就没了，还有什么“留够集体的”？小岗的所谓集体经济，不都是叫化子一样四处去讨的吗，哪一分钱是他们种庄稼、办实业创造出来的？　　

……但是当改革也遭到“绑架”的时候，他（严宏昌）面临的可能将是数不清的麻烦。（255-255）　　

“改革也遭到‘绑架’”，这词儿真有创意（毕竟是作家，富有想象力呀）。我们只知道资改派用“改革”绑架了党，绑架了政府，党的路线被篡改了，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了。他们用“改革”的名义，鲸吞了无数国有资产；他们用“改革”的名义，将六千万国家主人下岗分流，变成弱势群体。他们在“改革”的名义下可以为所欲为！没听说谁敢如此胆大包天，敢“绑架”神圣的“改革”。到底想说明什么？倒打一耙，说“他（严宏昌）面临的可能将是数不清的麻烦”是社会主义给造成的？ 　　

……许多县乡干部黑了心肝，村级干部则往往被置之于矛盾的焦点。因此，“恶人治村”，农村基层政权黑恶化的现象已经出现，农民稍有不从，便进门抢粮，上房揭瓦，动不动就被打被抓。　　

......但如果中国农业体制和政策上的那许多弊端与缺陷，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农民不合理的负担要想得到彻底制止与有效防止，几乎是不可能的。……减轻农民负担尚且如此之难，那么，又怎么才能解决农民富裕、农业现代化，解决城乡差别迅速扩大的问题呢？（258-258）　　

我真糊涂了，质问谁呢？质问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还是质问社会主义被资改派颠覆后代之而起的特色主义？经过无产阶文化大革命洗礼之后，到资改派颠覆社会主义之前，中国农村有“‘恶人治村’，农村基层政权黑恶化的现象”吗？今天“中国农业体制和政策上的那许多弊端与缺陷”到底谁制造的？难道也想栽赃给已经仙逝三十多年的毛泽东吗？　　

随着小岗村分田单干，农业机械化就已经被葬送了，没有农业机械化还谈得上农业现代化吗？　　

严宏昌当初分田单干不是保证过 “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也有个顺口溜，说，‘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体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70-71）”吗？咋的啦，眼下已是2001年，分田单干都已经23年啦，农民仍然富裕不起来、城乡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倒迅速扩大，这种改革要它干鸟！　　

《小岗村的故事》封面赫然写着：“从这里读懂中国”。分田单干，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中国农村走上了致富的快车道，这是资改派自我标榜的。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反而质疑农业体制和农村政策，并为“‘恶人治村’、农村基层政权黑恶化” 、农民无法富裕、城乡差别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迅速扩大而慨叹。我看也跟我一裘样——糊涂了。你一个撰写《小岗村的故事》的尚且读不懂中国，还让我们从你的这本书中读懂中国吗？　　

2004年2月省财政厅下派干部沈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介绍过他刚来小岗村当村书记时的狼狈相：“村里为欢迎我写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下四万多元的债。大包干展览室陈旧不堪，村小学门窗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办起来的自来水、有线电视也停了。”说到这，沈浩苦笑道：“唯一的资本—— ‘名气’，如‘小岗’、‘小岗村’、 ‘大包干’等，还都被人注册了。”（264-265）　　

沈浩，你也太不够哥们儿了！好歹你也是当今官府的一名处长，好歹你也是体制内的人，好歹你也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你怎么就不给资改派们留点遮羞的东西呢？你明明知道，“小岗村”是资改派树的典型，J总、W总都视察关照过的，那怕小岗人一个子儿没有，完全依赖国库，也要将小岗村堆成个人模狗样来。之所以派你去“小岗村”，不就是带金带银去，塑出个光鲜的“小岗村”来，好让资改派拿来炫耀吗？你倒好，一下子就将资改派剥得赤条条，连个三角裤衩都不留，这不等于让资改派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乖露丑吗？　　

严宏昌给我们谈起凤阳县燃灯寺水库综合治理的故事时，至今还十分激动。他说，那事儿，大了。它不光牵扯到一个小岗村，不光牵扯到一个小溪河镇，直接影响到凤阳县东部缺水地区的小溪河、石门山、黄泥铺、燃灯和红心六个乡镇农户的用水。水库还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上的马，一九七九年建成，至今已是二十多年，因为长年失修，工程设施严重老化，启闭的设备已锈迹斑斑，许多渠道严重淤堵，坍塌，跑漏滴冒。可他是周边十多万亩农田的生命工程和致富工程啊！再不治理，便严重危及十几万农户生活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271-271）　　

看看，这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该死的大跃进，该死的人民公社、该死的文革，就是这段时间，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还好，人民公社再怎么糟糕，毕竟还给凤阳县建成了一个燃灯寺水库，并且被誉为“周边十多万亩农田的生命工程和致富工程”。看来严宏昌等十八位“喋血英雄”尽管有能耐摧毁小岗村的集体所有制，并且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也摧毁了整个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但从他的言说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能耐再造一个燃灯寺水库，甚至连维修的本事都没有，这十八位“喋血英雄”的吃喝还不得不依赖这座人民公社时代的遗产！　　

小岗人都说：“大包干”二十周年（1998）时，江泽民总书记来了，那时茅草房改成了砖瓦房；这次三十周年（2008）胡锦涛总书记来，就已经是瓦房变楼房了，不光村子里面变，村里村外都在摇身一变，变得光鲜，让人眼睛一亮！（288-288）　　

当然，正在改变小岗村面貌的，不光是住宅与交通，村子西头拔地而起的小岗村信息中心，已初具规模，据说那是国家档案局和省档案局联手援建的；尽管还正在施工，其鲜明的徽派民居风格已清晰可见，建筑面积将为　一千二百平方米　，总投资一百八十五万元。与信息中心隔路相望的，是省政府拨款二百多万元将要建成的大型广场。到时候，高大的小岗村牌楼、别具一格的小岗村信息中心和偌大个小岗村广场就会连成一片，在村头蔚为壮观！（290-290）　　

而与村头遥相呼应的村尾处，则是一座耗资六百多万元的气势恢宏的 “大包干纪念馆”（290-290）　　

“大包干承包经营制，否定了人民公社体制，这是安徽人民的功劳，是小岗农民的光荣啊！（WL）”（292-292）　　

据的描述看，小岗村的变化确实挺大的，一个小小的村子，一下子涌现出那么多恢宏的建筑，确实了不得。且不说农民盖楼房的投资，仅小岗村信息中心、小岗村牌楼、小岗村广场、“大包干纪念馆”等几项统计，就耗资将近1000万元。你想，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但看来看去，我始终看不出来，这是小岗人创造的成就呢，还是小岗人“被成就”？1998年JZM来视察，整齐划一，将茅草房改砖瓦房，小岗经济发展的硕果吗？不是！2008年，HJT来视察，又整齐划一，将砖瓦房改楼房，小岗经济发展的硕果吗？也不是！小岗村信息中心、小岗村牌楼、小岗村广场、“大包干纪念馆”等将近1000万元的投资，小岗人掏的腰包吗？更不是！也就是说，哪一样都不是小岗人自己干出来的，小岗农民的骄傲在哪里？光荣在哪里？也许以下的文字更能说明问题。　　

WL这些精辟的论述，本该成为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设官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它华美的外表，它所昭示于人的东西却是苍白而又模糊不清的！（292-292）　　

走在到处紧张施工之中的小岗村，张扬雄起之心随处可见，却同时给人以浮躁进取的强烈印象。这些无疑发生在小岗村，却似乎又都与小岗人无更多的关联。（292-292）　　

看罢这两段议论，我们隐约体会到了那么点儿意思：小岗村不过是个被人玩于股掌之间的玩偶，小岗人根本无力将砖瓦房改建楼房，更无力建什么小岗村信息中心、小岗村牌楼、小岗村广场、“大包干纪念馆”等等所谓宏伟建筑，他们也根本不需要建这些东西。其实，小岗人需不需要那无关重要，资改派需要那才最最重要！因为，有了这些才有分田单干的先进性，才有颠覆人民公社体制，复辟资本主义的由头。 　　

他们为我们总结出一组数字，一目了然：十八个小岗人摁下 “红手印”的一九七八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五十元；第二年跃升到了四百元，从此脱贫。但是，当初只知道拼命种粮，人均收入的增长一直缓慢，整个八十年代产粮平均在二十万斤，人均收入徘徊在四五百元。九十年代小岗人调整了种植结构，开始点豆子、种花生、，加强了副业生产，养鸡、养鸭、养猪，……人均收入已升到了一千七八百元。……同时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打工，及至二00三年，人均收入就达到了两千五百元；二00五年突破三千元；二00七年人均纯收入实现了三千五百元。（292-293）　　

小岗村现任书记沈浩说了一句大实话：“小岗人现在的肚子是饱了，钱袋子却仍是空的。” （293-293）　　

无论1978-2007的统计数据，还是小岗村现任书记沈浩的大实话，都清楚地说明，小岗村分田单干之后，并未显现出生产力如何解放，没有一家村办企业，人均收入比起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华西村、南街村、周庄公社差得远，甚至饱受资改派打压的大寨也比它强得多。这种改革有意义吗？十八个小岗人摁血手印分明是傻帽行动，也值得耗资六百万建“大包干纪念馆”？　　

守着土地搞农业，农民要很快地富裕起来是很困难的。最捷径的办法就是进城打工。（294-294）　　

如今，出去打工的，已不仅是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辈也往城里跑了。其实这是WL早就希望看到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岗人终于体会到了走出去的好处。（294-295）　　

“守着土地搞农业”确实是很难富的，这点不用论证，傻瓜都懂。但作为农民不守土地还有什么可以守吗？再说了，哪条法律规定，农民守着土地就一定得搞农业？曼说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就说人民公社时代，全国多少农村兴办企业，搞多种经营？至于现在的华西村、南街村、周庄公社、大寨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是守着土地搞农业吗？　　

小岗村人当然知道走出去的好处，1978年之前不是全村人走出去吗，要饭也比在家里守着土地强啊。但是有一点不要忘了：国情！中国是个什么国家？人口大国！农业大国！WL倒是轻松，颠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两腿一登仙游天界完事了，九亿活着的农民呢，咋办？九亿农民中有一半离开家乡，离开土地，挤到城里去，中国还有城市幸存吗？　　

 严立学虽是当年“三大带头人”之一，到底是快奔七十的人，不能再下田干活，不得不在小岗小学的门口摆个小摊，指望从孩子们那里攒点小钱以维持生计。（296-296）　　

据我们了解，已经或即将住进新居的小岗人中间，不少人都会因为这次乔迁，而背上一笔不小的债务；即便搬进了崭新的楼房，很多人添置不起什么家具，有的可能仍然会家徒四壁。几位摁了“红手印”现在仍健在的老人，一再希望我们代笔，反映他们晚年的困苦。（296-296）　　

这不就道破天机了吗？“小岗”的先进性在哪里？什么“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体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按说国家、集体、个人都应该富得流油了，怎么“血印英雄”们的晚年竟如此困苦？小岗村竟有不少人家徒四壁呢？反观华西村、南街村，坚持走被资改派斥之为“落后”的集体化道路，不需离开土地，不需离乡别井，却少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人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两相比较，集体经济——小农经济，谁优谁劣，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　　

去年（一九九七年）我（《农民日报》总编张广友）两次到小岗村去了解情况，深深感到小岗是落后了，不要说就全国而言，就是在凤阳县也属于下游。全村适龄儿童还没有全部入学，上中学的很少。在村里碰到一个十五岁的女孩，顺便问了问她怎么没上学？读过几年书？她说：“没上过学，一年也没上过。”（301-301）　　

改革改到这份上这不是悲哀吗？都一九九七年了，还有失学儿童，甚至全村没几个上过中学的，说白了，小岗村整个儿就是一个文盲村！小岗人整个儿都是一群文盲！这就是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不丢人吗？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小岗人的领导为什么就只是从上边派进来？实在看不下去！”（303-303）　　

他（严俊昌）说得也确实是事实。在小岗，我们注意到，县里派来的驻村干部确实不少，村民们说，不会少于四十人。既有来自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干部，也有来自工商、税务、水务、邮电、供电、城建部门的干部，当然，更少不了宣传、组织、妇联、共青团方面的干部，总之，县里有什么机构，这里就会有什么人员。（303-303）　　

不过，后来我们也了解到，大部分小岗人对省财厅的下派干部沈浩出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的，说他确实为小岗人办了一些好事、实事。（304-304）　　

没说办了哪些具体的好事、实事。发展了生产，发展了经济，增加村民的收入？没看出来。但我们从其它资料知道，沈浩出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后，为了带领小岗人走上富裕的道路，曾经带领当年摁血手印的那些带头人，那些所谓的改革英雄，到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南街村参观、取经。并且留言： “向南街村学习，走集体化道路，共同致富。”未来小岗村该往哪儿走， 沈浩心中有方向，有榜样，但很遗憾，他没权力！资改派不让他这么干！因为，小岗村是分田单干的榜样，必须走私有化道路，走集体化道路就是走回头路。为了贯彻资改派定下的路线：土地流转，公司加农户；为了拉拢财团投资小岗，沈浩不得不当三孙子，整天陪人喝酒，向人献媚，结果年纪轻轻的便被酒精击倒，壮烈殉职了。不过，可以断言，即便沈浩不死，继续走私有化道路，除非国库专为小岗人开扇后门，否则也富不起来。　　

我们问严宏昌：三十年前，你刚从县城回到小岗村时，当时只有二十户人家的一个生产队，已经分成了八个作业组，这些作业组不是父子也是兄弟了，可你依然认为分得不彻底，要把父子和兄弟的作业组也拆开，包干到每一个小家庭，为什么二十多年后，你反而把已经各自成家的儿女们集中在一起，小灶并成大灶，重新吃起了“大锅饭”了呢？　　

严宏昌的解释是：“现在农民的日子过得依然不容易，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安全感，个人抵御不了的事情太多。”　　

……大家庭，可以大大节约小家庭养育子女的成本，再说了，今天中国农村的医疗、教育及社会福利等等方面的现状一时不能尽如人意，集中一个大家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也能够防范来自社会以及自然界不可预测的风险。　　

严宏昌说：“凭孩子们各自的力量，很难做成各自的事情，至少这个阶段团结起来很重要。”（311-311）　　

这不是x话吗！集体经济时，说是“大锅饭，大呼隆，养懒汉，低效率”；分田单干说是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积极性，这下倒好，又回过头来再吃大锅饭，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严宏昌到底是个农民，还算实在，没说胡话。他上述几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　　

1、                  现行的农村经济体制下，农民没有任何安全保障，以个体的农民根本无法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　　

2、                  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运作成本低，效率高；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抗风险的能力更强。　　

3、                  在一个社会的整体中，人与人、物与物、机构与机构，经济与政治等等，互相联系着的，社会中的个体不可能脱离社会的整体而独立存在，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向前发展。而联合诸多个体，当然就要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到道路。　　

……但马占文还是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决定为小岗村当年 “大包干带头人”，每家每月给予五百元的生活补助。　　

大家在夸马书记终于解决了十八位“改革功臣”老有所养的问题的同时，也就把严宏昌和严俊昌联手促成的这件好事传为了佳话。（312-312）　　

凤阳县委书记马占文通过特批，使十八位“改革功臣”终于老有所养，但十八位“改革功臣”摧毁了整个中国农村经济体系，九亿农民老无所养的问题找谁解决？怒问苍天，苍天无言！　　

第二天的座谈会，组织上安排由严宏昌代表小岗人向胡锦涛汇报工作，但怎么汇报，却让严宏昌犯难。最近不少报刊已经在宣传，说小岗村三十年来的变化怎么怎么大，现在的人均收入已达到六千元，高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两千元。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么！有的还报道小岗办了许多村办企业，一个个效益好得很——这些企业都在哪儿呀？没有，会有个啥经济效益呢？还宣传说，小刚已将村里的一千八百亩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其中的一千四百亩土地以集体的名义，按每亩五百元的价格租给了上海一家禽畜养殖公司，建设商品猪养殖基地，村民已参与分红；剩下的四百亩则是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方式种上了葡萄；此外，还通过土地流转及政策的扶持，发展蘑菇大棚二百亩，每亩收入上万元……不错，村里的土地是租给了上海的一家公司，有这回事，但那不是一千四百亩，而是二百亩；每亩五百元租金，也属实，问题是，上海那家公司租了三四年，却至今没付一文钱，这“屁股”还是村里自己“擦”的。蘑菇大棚也不是报纸上吹的“四百亩”，而是八十亩，更不是“每亩收入上万元”，事实是，蘑菇大棚和长江村搞的葡萄示范园，全是贴钱的买卖，全成了“烫手山芋”！（314-314）　　

严宏昌虽然被资改派利用，充当了摧毁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急先锋，但他毕竟还有点良心，不敢睁眼说瞎话。为了良心，他拒绝了向总书记汇报。他的话道出了小岗村分田单干三十年后的基本现实。　　

严宏昌想：土地承包经营权今后以各种形式真正流转起来了，农村经济的这盘棋就活了，中国农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成为可能，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深入改革的动力也势必将随之而来。因为，农村实现了规模经营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只能是多数人的命运归于平淡，奇迹只发生在少数人那里，要想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那就必须有自己的工业，而让中国的每一个村庄都办起相当规模的工业企业显然又是不现实的，因此，现在中国农村的大部分人口必将走向大城市或新兴城市。（319-319）　　

严宏昌虽是个农民，但是还能看出某些问题的：土地流转“这只能是多数人的命运归于平淡，奇迹只发生在少数人那里”。他看出来了，土地流转解决的不是广大农民的致富问题，而是在农村制造几个农业资本家的问题。那么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严宏昌以为自己很神圣，能够指出一条金光大道：中国农村的大部分人口必将走向大城市或新兴城市。说得轻巧，你严宏昌有本事将“中国农村的大部分人口必将走向大城市或新兴城市”吗？农业人口的转移，不是谁想转移就能转移的，这得工业发展、城市发展形成迫切需要，现有的城市人口已经无法满足，这时，农村人口才能应之而转移。就目前而言，城市人口严重失业问题已将政府搞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大学生走出校门跟着加入失业大军，领取救济，政府还有什么屌能力安排九亿农民到城里就业？坦白地说，土地流转制的实施，在中国农村出现的将是：几个黄世仁、刘文彩；九亿喜儿和杨白劳！断不会使中国农民共同走上富裕的康庄大道！　　

中国农民的希望在哪里？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小岗村的故事》仅是一本故事书，不是一本教科书，它没法解答这个严肃的问题。尽管资改派夸口——“从这里读懂中国”，但我认认真真地读了两遍，仍然读不懂当今的中国。（完）　　

20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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