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的开始？（集体土地帮助农民对抗资本下乡）

注：这是一篇发表在今年6月的《中国研究》第7－8期上的论文。此文是目前对农业资本化所造成的中国农村阶级分化加剧的最全面的研究。同时，此文也展现，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农业资本化的扩张过程中为农民提供了对抗资本的资源。对于土地私有化的观点，此文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批判：没有土地私有化，农业现代化照样可以展开；而土地一旦私有化，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将更为惨烈。

终结的开始？　　

——当代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阶层的分化　　

张谦 John A. Dohaldson（杜强）　 　

原载：《中国研究》

摘要：中国的农业生产正在远离传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劳动力、土地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将规模生产重新引入到中国的农业生产中， 这种生产规模超出了家庭所有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的能力。因此，长期在中国存在的农民阶层的经济基础正在逐步转型，农民阶层的分化正在开始。根据在云南和山东两个省的实地调查，本研究发现并归纳出六种存在于当今中国农村的生产形式，这些生产形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耕作，它们的存在显示着农民阶层的分化正在通过这些多种形式展开。本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不同程度上保护了农业生产者。　　

在过去数十年里，洪先生和他的一家一直在斗南村的土地上辛勤耕作。豆南村位于云南省，因为其优质的新鲜蔬菜而在中国非常知名。虽然自从1980年以来，洪先生和他的邻居一直都是在集体分给他们的一小块土地上耕作，近年来，斗南村的村民们开始大规模种植蔬菜，并将蔬菜卖到富裕的沿海地区，且因此给斗南带来了新的繁荣。洪先生通过耕种自家责任田和给邻居充当临时工而获得了一定的种植蔬菜的经验。 他很快就掌握了充分的技术和资金，从而能够租耕其他家庭的土地。通过这种方式，洪先生在最多的时候在昆明附近租耕了的10至20亩的土地，产量大大提高。在拥有了这么多土地之后，洪先生自己的家庭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力来耕作。因此，他不得不雇用非正式的临时工。这些工人大多是来自云南省内的贫困、边远县的移民工人。现在，洪先生的家庭已经不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再仅仅是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而是还使用着家庭之外的土地和劳力。洪先生和数百万其他乡村居民一起，正在参与中国乡村最新的一项变革——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民阶层的分化过程。　　

象洪先生这样，不再从事长期存在的、传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的农业生产者， 在今天的中国正在迅速地增加。中国经济的快速转型和现代化给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领域也应该不会例外。但是自从三十年前实行了包产到户制度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却基本保持不变。过去的几年来，中国的农业阶层开始逐步松动，发生变化。然而，在农业生产的组织中发生的这些变化的性质以及这些变化将给乡村社会带来怎样的转变还没有受到学者关注。像洪先生家这样的农业生产的新类型显示，新型的生产方式正在中国农业中出现，延续了千百年的中国传统农民也许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试图描绘出中国正在兴起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阶层的变化：劳动力、土地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如何将超越家庭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局限的规模生产重新引入到中国农业中。我们认为，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阶层首次开始分解。　　

各种学说的理论家——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到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预言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传统的农民会消亡（Edelman 2000）。但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经验一再显示了农民阶层的生命力，尽管农民阶层的确承受着来自城市资本、国家改造和全球化经济的压力（Bryceson, Kay, and Mooji 2000）。即使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中国的农民阶层仍然是一个理论上的特例：很少有其他地方的农民象中国农民这样顽强地抗拒着转变。　　

过去50年间发生在中国的激烈的政策变化只是导致了农民阶层的扩展（Bramall and Jones 2000）。50年代初期的短暂的土地改革将土地所有权赋予了农民，将乡村经济变成了数量众多的规模很小的农民家庭生产。而这些家庭又都服从于一个权力不断加强的国家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汲取（Shue 1980）。随后的集体化运动完全改变了土地改革分田到家和以家庭为生产基础的做法，并将消除小农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Kelliher 1994）。然而，集体化远远没有消除农民阶层，而是由国家在贫苦农民面前取代并扮演了传统的地主角色，强化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这一政策带来了诸多不理想的后果（Friedman 1990;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1991; Zhou 1996）。第三次的政策转变，是在1978年到1984年间完成的去集体化。人民公社解散了，土地的使用权（但不是所有权）直接还给了农村家庭；中国乡村再次成为了小农经济的海洋，而农民作为一个阶层也得到了强化(Bramall and Jones 2000）。1984年后，尽管中国乡村见证了工业化、大规模的民工潮和乡村治理的变革，但是农业生产的组织还是基本延续着80年代初期形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路线。同时，农户继续使用家庭劳动力去耕种小块的而且常常是分散的责任田。在移民、市场化和地方非农就业的增长的推动之下，一些农业富余劳动力（即农民家庭的成员）转向了非农业的和农村以外的就业，因而导致了一些学者称为的“农民阶层的衰退”（ Bramall and Jones 2000, p. 262）。然而，正如布拉莫（Bramall）和 琼斯（Jones）（2000）正确指出的，农业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在中国乡村的有限发展决定了“农民阶层的延续”（ p. 270）。因此，尽管以上三次主要的政策调整对于农民阶层有着大不一样的政策目标，但却都维护甚至是加强了农民这一阶层。　　

如果这几次主要的政策调整都没有改变农民阶层，那么什么力量可能给中国乡村带来长久的结构性变化？布拉莫和琼斯（2000）提出，劳动力和生产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农民阶层的分化。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在这里提出，农村市场的迅速和持续的发展已经启动了中国农业生产的第四次变革：农业现代化。接下来，我们首先回顾论述关于中国农村自1980年以来变革的文献。我们将“农民”定义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将以此来更深入地探讨在改革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是如何延续着中国的农民阶层。然后，我们要阐释为什么我们认为随着近来中国乡村的市场化发展，在现代农业开始出现的时候，长期以来未被改变的中国农民最终开始分解。这之后，我们将介绍我们的研究设计、个案的选择和我们通过实地调查总结出的新的农业生产者的类型。在接下来的实证部分，我们详述农业生产者的六个新的类型以及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最后，我们会探讨经验研究的发现的理论意义。　　

难以改变的中国农民：没有“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的“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　　

自从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乡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针对这些变革和趋势，英文文献中已有很多的研究。最初的改革就是从农村开始。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使用权归还给农民家庭，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权力来选择耕作的庄稼种类和销售剩余产品（White 1998; Zweig 1997; Kelliher 1992）。激励机制的提高，农业技术的创新，新建立的市场机构，以及大量的政府投资，都促使农业产量显著提高（(Rozelle, Jikun, and Otsuka 2005）。　　

然而，到80年代中期，在以农村为基础的改革的最初浪潮过去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将关注的重心更多地转向了改革工业和发展城市。而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进一步减少了与农业人口的传统联系，并寻求与非政治化了的农民保持一种更为疏远的关系（Kelliher 1994）。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资缩减了（Ash 1991），而财政上的分散化所带来的更严格的财政控制和上级政府财政拨款的减少，更进一步加重了基层政府的负担 (Wong 1991; Oi 1989）。结果是，乡村地方政府，尤其是那些位于沿海地区的，开始依赖乡镇企业来促进经济工业化和拓展税收来源（Oi 1992; Wong 1992）。而且，农业产量的提高使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更加严重，而地方的非农业工作却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移民因而加速（Fan 2005; Guang and Zheng 2005; Solinger 1999）。另外，农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异显著提高，这种差异主要取决于家庭中是否有在当地的或者是移民的非农就业（(Walder 2002; Parish, Zhe, and Li 1995）。更进一步，尽管经济整体发展迅速，与80年代初期的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相比，在这个时期的有些时候，农村的贫困没有变化，或者还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Ravallion and Chen 2007; Khan and Riskin 2001; World Bank 2001）。　　

最后，自90年代中期开始，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也影响了乡村社会。在这段时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失去了活力，许多地方政府开始私有化乡镇企业（(Kung 1999; Whiting 2001; Hongbin and Rozelle 2003）。同时，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的其他消极影响也开始显现。许多乡村政府要么因为当初不审慎地向乡镇企业贷款而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债务，要么因为地方乡镇企业的萎缩而面临着税收来源的缩减（Ong 2006; Li 2006）。结果，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向农民征收额外的税费来转嫁自己的经济负担、 缩小财政上的差额和支付不断增长的政府人员的工资（(Unger 2002; Bernstein and Lu 2003; Li 2002; Chen and Chun 2004）。乡村治理恶化，社会紧张加剧，政府和企业侵犯农民土地权利更成为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问题（Guo 2001）。另外，许多试图改革乡村政治的措施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例如，村级选取在约束乡村政府的腐败和提留方面收效甚微（Oi and Rozelle 2000; Bernstein and Lu 2003）。而且，尽管中央政府推行了乡村税费改革这一补救措施，但许多研究者认为，对于解决农民负担，这不是一个长期可行的措施（Li 2006; Yep 2004)）。　　

尽管这些变革对中国的乡村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这些变革本身并没有改变作为农业生产的农民这一阶层。同样的，尽管已有大量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文献，且涉及了相当广泛的问题，包括乡村的工业化、乡村治理、移民、生产力的变化和土地争端，至今却还很少有研究关注中国农民阶层正在经历的转型。这至少可以部分地归因于这种转型出现的时间不长。在过去的多年中，直到90年代中期，与非农业领域的迅速变化相比，小农经济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农户继续在他们所承包的小块的集体土地上用自家的劳动力和资本来种植和收割庄稼。　　

要研究农民阶层的变化，关键是要对富含政治色彩的并且常常被误用的术语“农民”[1]进行清晰地定义。在这里，我们将这个术语用作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而不是用作为松散的描述性的词语，我们采用沙宁（Shanin）的广为使用的定义：　　

农民是“使用简单工具和自家的劳动力，主要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为了自己的消费，也为了完成对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力阶层的义务，而进行劳动的小规模农业生产者。”（Shanin 1971, p.3）　　

沙宁的分析指出了农民的四个关键特征：1、家庭农场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2、耕作是谋生的主要手段；3、基于小型乡村社区的传统的文化导向；4、本身缺乏政治权力，这具体表现为其他阶层通过政治上的征服或者经济上的剥削而获得对农民阶层主导地位（Shanin 1971）。[2]沙宁认为，在这四个标准之中，第一个，即家庭农场，是农民最重要的特征。　　

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对中国乡村的分析之中，我们看到，在第一阶段，即土地改革，中国农民完全符合这四个标准。然而，在第二阶段，即集体化时期，就显得比较模糊了，因为家庭不再是农业生产的单位。劳动力的使用在集体公社层面上集中起来，家庭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是通过公社将资源分配给社员，而不是通过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有些时候这需要还根本就不能得到满足。然而，其余的三个特征是依然存在的。耕作还是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尽管国家试图改革地方文化和政治结构，传统乡村社区的权力关系和文化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不变 (Bianco 2001;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1991）。而且，国家对农民的控制更加强了。　　

乡村变革的第三阶段，家庭承包责任制重建了农民阶层的根基——家庭农场。当然，这个阶段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包括乡村的工业化、移民和市场化。但是，尽管农业人口不断地通过乡村工业化和移民向非农就业输出——这一过程被路易斯（Lewis）(1954)和库兹内特（Kuznets）(1955)描述为现代领域的扩张发展——依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人口却继续着传统的生产模式，农业生产仍然是被小农经济主导。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农业人口至少到1994年还一直是增长的（(Bramall and Jones 2000）。另外，市场化仅仅局限于农产品销售。通过市场出售富余谷物和副食品并没有改变基本的结构性事实，即这些农业生产者仍然是“主要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自己的消费生产”（Shanin 1971, p.3）。因此，在第三阶段，尽管中国的乡村经济经历了迅速的“去农业化”（即非农领域的壮大），而对于农业人口而言，他们并没有经历“去农民化”，农业领域还是由以农户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或者小商品经济生产主导。离开农民阶层的唯一途径就是离开农业进入非农领域就业，而农民阶层本身保持不变。　　

农业现代化的兴起和农民阶层的分化　　

这种没有去农民化的去农业化是否还可以描述中国的乡村？农业生产的模式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对中国的乡村社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诸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因素是如何被不同成员控制，以及又是如何被组织进农业生产的？这些控制和组织在各成员之间是如何形成政治关系和社会不平等的？　　

基于多个原因，我们认为这些变化早就应该到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已经开始。首先，在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被认为是滋生自发的小资本主义的温床。这也是为什么集体化被认为可以消除小农家庭耕作的经济基础，也可以消除农民贪恋财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当时被称为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从而改造农民这一社会阶层(Marx 1887; Kelliher 1994; Katz 1992）。在集体化失败之后，中央最后还是选择了让农民回到他们集体意识中一直存在的生产模式中去：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既然“紧紧被小农场思想所控制”的中国的农民，现在终于可以在他们的小块土地上耕作了（Kelliher 1994, p. 410），新的生产方式岂不应该在中国乡村大规模地自发生长吗？　　

第二，去集体化的批判者——无论其意识形态——长期指责将公社土地分给家庭生产之后导致生产规模缩小了（(Hinton 1991; Dong 1996; Li, Rozelle, and Brandt 1998; Brandt et al. 2002; Bramall 2004）。其他东亚国家或者地区，诸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了减少由于土地改革带来的农业产量减少，都在一定程度上转而把因土地改革而过分细分的土地进行整合（Bramall 2004）。[3]同样地，中国政府也一直在试图提高农业的产量，从而带来提高生产规模的压力。一个经常被采用的做法是将工业资本通过多种渠道，诸如“龙头企业”，引进农业生产（Waldron, Brown, and Longworth 2006）。我们预测这些企业的进入，以及国家的其他提升规模和推动现代农业生产的举措，将会显著地改变小农经济的图景。　　

第三，生产资料缺乏流动而使诸如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无法通过流动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然而，近年来各种生产资料市场的迅速发展最终弥补了这一不足。劳动力的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de Brauw et al. 2002)）。曾经非常严格的户口制度尽管还在继续将农民工视作二等公民，限制了他们在城市的发展机会，但是，它已经不再能够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流动了（Solinger 1999）。相当一部分的劳动力流动是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非农业领域。另一方面，农业领域因为劳动力过剩和经济回报甚低而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劳动力输出的领域。尽管在社会科学的文献中，劳动力从一个农业地区流向另一个农业地区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这种流动的可能性已经是存在的。我们将要看到，随着农业内部出现了更多的回报丰厚的就业机会，这样的劳动力流动已经开始了。　　

同时，资本市场在中国乡村还没有充分发展。由于相应改革的一再失败，国家管理的农村合作信用社体制问题重重，腐败严重，且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工业企业发展而不是支持农业（Zhu, Jiang, and von Braun 1997）。然而，另外两个方面的发展补偿了资本市场的不成熟。首先，中国农民的小规模生产——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点——意味着数量不多的资本就足以使他们迈开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步。这些少量的资本或者是来自于农业的利润，或者是农民工汇回老家的打工收入（Hare 1999; Ma 1999），或者是来自改革所带来的其他机会。第二，地下金融在中国通过血缘关系网络或者非正式的诸如钱会这样的金融机构（Tsai 2002）在运作着。如果这样的地下银行可以在沿海地区帮助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它也应该可以帮助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最后，在先前，土地的不可流动性是中国乡村开始农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乡村的农田（以及大多数的林地和各种形式的荒地）都是归村庄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根据合同由农户所有，使用权的分配主要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权利而分配的（Brandt et al. 2002）。虽然村集体不时根据人口的变化而调整土地的分配，但是每个农户拥有一块土地这一权利在理论上是被保证的，也是在经济上不可被剥夺的。但是，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土地的租赁市场在许多乡村地区迅速发展，使得属于集体的承包土地在农户之间流转，农业生产的规模也因此增大（Zhang, Ma, and Xu 2004; Kung 2002; Brandt et al. 2002; Rozelle, Jikun, and Otsuka 2005）。例如，有研究发现，在发达的沿海地区，一些村子里，高达60％的集体土地通过租赁市场流转（Zhang, Ma, and Xu 2004）。其中，在浙江农村，从市场上租赁土地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14％，但控制的土地却比其他农户土地的总和还多。　　

农田是市场进入农业生产的最后一个领域。一旦这块最后的领域发生瓦解，我们就能就非常有理由推测，新的生产者将会进入农业领域，超越家庭耕作的新的生产方式也将出现。农业现代化将最终出现在中国，伴随着这一现象，中国农民阶层的分化也将开始。　　

选择案例和发现模式　　

我们所预期的变化是否在中国农村发生了？本研究意在了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开始，以及它可能采取的多种模式和给农民带来的变化。研究主要是基于2007年我们在中国的两个省对一批农产品的生产所做的田野调查。考虑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形式在沿海和内陆可能有所不同，我们调查了一个东部省份和一个内陆省份，即山东和云南。（我们也结合了之前在其他省份开展的田野调查的发现以及一些二手资料。）在每个省中，我们研究了那些在生产上超越了个体家庭的劳动力或土地局限的农业产品。另外，在选择案例时，我们还考虑了从农户、到地方企业家、国内公司、跨国公司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等各种成员在扩大生产规模上的作用。在山东，我们研究了水果、蔬菜和家禽的生产。在云南，我们考察了茶叶、咖啡、芥末、蔬菜、鲜花、水果和橡胶的生产。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访谈了政府官员、农业生产者、企业家、经理、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介入了这些庄稼的种植、收割、销售和运输的人员。同时，我们访问了这些作物的产地，既去了田边，也去了农户家，以期亲眼观察正在发生的变化。在这些地区，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都出现了，但方式各有不同，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这篇论文是我们关于中国农村社区深刻变化的研究计划中的第一步。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大规模生产商业作物的实例，这些规模超出了家庭生产的局限，要么需要更多的土地，要么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或者两者兼有。我们将此划分为六种不同的形式，而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作为另一种形式（见表格1）。在进行分类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两个向度上存在差异。一方面，对劳动力和土地的控制和使用不同。所有这些形式都超越了家庭生产，使用着超过集体分配的土地或者家庭之外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控制和使用土地和劳动力发生的变化导致了各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发生变化。一些农民得以控制更多土地和劳动力并提升了他们相对于国家或者企业资本的权力；而另一些农民则失去了控制力，不得不服从于新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行动者的控制。乡村居民与所承包的土地和自己的劳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些居民的地位也从传统家庭生产中的“农民”（peasant）转向了“农业生产者”（farmer），并最终成为部分的或者完全的无产阶级 “工人”（worker）。另外，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农业生产者的政治权力也在变化。但是，农业生产者政治权力的变化不是线性的。反之，农民相对于其他行动者的权力在农业现代化的最初几个阶段是得到提升的，但随后又开始削弱。同样的，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收益也是变化的。虽然相比于原来，基本上是提高的，但是，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加深，这种变化也不是线性的。　　

总的说来，这种分类指认出了农业现代化在中国乡村发生的多种路径，以及去农民化是如何沿着每一条路径展开的。我们将这些模式放在一个表格内，并标示出每种模式农业现代化的程度，并不是暗示这是一个阶段式的模型——不同模式将沿着表格中的次序而发展。相反，我们将这些形式看做是同时存在的平行的路径，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一种形式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为另外一种形式。接下来，我们将详细阐述这个分类中的每种农业生产形式。　　

模式一：自给自足的农民（Subsistence Peasant）　　

农业现代化的所有路径和去农民化的起点是众所周知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生产。如前文所述，通过长期合同的方式将土地使用权分配给中国几乎所有的农户，中国政府取消了曾经在毛泽东时代管理农村的公社。尽管每个农户必须向国家上交一定配额的粮食，国家通过低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收购，但是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销售多余的粮食。[4]在这种体制之下，如前文指出，大多数的中国农业生产者应该被认为是农民，也完全符合沙宁的关于农民的定义。因此，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这种家庭生产形式在中国还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在富裕的沿海省份之外比较普遍，我们将这种形式称为“自给自足的农民”。[5]因为集体化时期缺乏生产动力以及生产力低下，几乎所有地区的农业生产者都从公社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由于对自己的耕地拥有受到保护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基本上是在农户中平均分配（Unger 2002; Findlay 1997），农民可以在种植、生产和收获上自行决定，他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同时，因为拥有土地使用权，农民在其他成员——也就是希望扩大农业生产的企业家和公司——面前也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实力。然而，将集体的土地分配给农户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农业生产规模的缩小。这种小规模的生产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经济力量催生了期望通过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来提高生产效率新的生产者。　　

模式二：商业化农业生产者（Commercial Farmer）　　

“商业化农业生产者”是在改革之后的几年中适应农业生产规模扩大需求出现的最初的几种形式之一。商业耕作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务。例如，黄宗智（Huang）（1990）曾经记载了在晚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就已经有高度发展的商业耕作了。然而，农村家庭的商业耕作在集体化时期被取消了。它的再度出现有赖于农业产品的市场化，没有市场化，商业化的农户既不能销售他们的农产品也不能买进粮食。尽管许多农户通过出售他们自己种植的富余的粮食或者经济作物，但他们生存需要的满足并没有被商业化——他们依靠自己的土地和粮食去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通过商业耕作来获得现金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　　

所谓商业化农业生产者，我们指的是这样的农户：他们种植农作物（主要是副食品和经济作物）完全是为了商业交换，然后通过在市场购买粮食——而不是自己种粮——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用商业化的方式来满足生存需要给农户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变化。虽然还是依赖于家庭劳动力和承包的土地，但是这些家庭通过市场满足生存需要，这就使得他们经常与远在村庄之外的交易者和社会过程直接联系起来。这些农户或许会被这些交易者通过不平等的交易条款所压制，但是他们一般不再直接受制于诸如乡村政府这样地方上其他群体。　　

陈先生是一位住在云南省普洱市的商业化农业生产者。他原先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种玉米，现在却已经完全改种咖啡。陈先生一家和其他许多邻居和亲戚一起在80年代初期从临近的景谷县搬迁过来。当时普洱当地政府允许他们使用任何他们能够开发的土地。这些移民家庭便一起劳作，将山坡上的原始森林砍去，将山坡变成耕地，并形成了一个叫大开河村的新村子。尽管村子在名义上拥有这些新开垦出来土地的所有权，但这些农户家庭实际上拥有着土地的使用权。陈先生家从种植玉米到种植咖啡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发展。起初，当陈先生一家在自家的土地上种植玉米的时候，陈先生偶尔会到一家叫“北归”的生产咖啡的乡镇企业工作。在得到现金收入之余，他也学到了种植咖啡的技术。紧接着，当雀巢公司开始在这个地区广泛收购咖啡豆的时候，陈先生从为北归公司工作转成在自家的田地上种植咖啡。很快，与邻居们一样，陈先生家的20亩土地不再种玉米，而是完全改种咖啡。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陈先生家将咖啡豆全部出售给雀巢公司。雀巢公司也是个很可靠的买家，按照国际市场的价格收购咖啡豆（根据陈先生和其他一些人透露，一些精通电脑的村民甚至会在互联网上查看国际市场的价格）。　　

自此，陈先生一家完全放弃了自给自足的生产。他们承担了很多风险，其中有许多风险是超出他们家庭的控制的，例如咖啡豆的价格就是根据全球市场决定的。尽管咖啡豆的价格变动伤害了一些咖啡农的经济利益，陈先生说这些变动对他家的伤害不大，因为他至少每年都能赚点钱——这些钱足够他去买粮食和其他需要的东西。1999年的霜冻使他家的生计受挫，也是全家最艰难的一年。但是，因为被冻伤的咖啡树在第二年又重新长出来，陈先生没有象一些邻居那样，放弃种植咖啡。 通过种植咖啡陈先生得以购买了一些对咖啡豆进行初期加工的设备，使用这些设备他可以在将咖啡豆运到雀巢公司之前进行脱壳、清洁、干燥以及分类。陈先生家已经买了第二台卡车，并用这辆卡车将咖啡豆运到雀巢的收购站，或者购买粮食、原料以及其他需要的东西。卖咖啡豆带来的现金收入使得他们可以将两个孩子送到普洱市去上学，只在周末才回家。　　

与数以百万记的中国其他家庭一样，陈先生家在从家庭生产往商业化耕作的转变获得了不止是经济收益上的好处。这些农业生产者依靠国际市场价格耕作，而同时他们也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几乎没有农户能够完全只靠自己来脱离自给自足的生产而进入商业化耕作。为了从粮食生产进入商业化耕作，大多数的农户都需要一些外在的推动力来帮助他们学会如何耕作新的经济作物，提供必须的资本，以及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能确保有收购市场以减少风险。在有些情况下，当道路（甚至是最基本的土路）将该地区和市场以及外面连接起来，商贩能够进来收购作物，这就会刺激农户提高他们产量。很多时候是企业家和公司提供了必须的技术、资本和市场。例如，以陈先生家为例，最初的外来的推动力就是北归咖啡厂。对于陈先生和其他许多类似的人来说，在北归咖啡厂工作是这些家庭最终转向基本上完全从事咖啡种植的第一步。这家后来被私有化了的地方乡镇企业，，为陈先生提供了学习咖啡种植技术的机会，并帮助他获得了非常需要的现金。随后，雀巢公司提供的相对稳定的收购市场又进一步鼓励了陈先生和他的亲戚放弃自给自足的耕作，而完全改种和加工咖啡豆。据一位雀巢工作人员介绍，雀巢公司通过直接向陈先生这样的农户收购咖啡豆，大约收购了普洱市咖啡豆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对这些农户而言，雀巢公司给他们直接提供培训，或者培训当地的技术员，然后由他们再培训种植咖啡的农业生产者。这里的咖啡豆被送到雀巢在东莞的公司， 加工成销售到的国内市场上速溶咖啡。　　

无论是北归这样的国内公司，还是雀巢这样的跨国公司，这些私人企业都只是自给自足式农民向商业化耕作转变的一个渠道。有些时候，尤其是对于特别贫困的农民来说，国家是唯一的推动力，有能力和资源驱使他们从自给自足向商业化耕作转变。例如，在贵州西北的一个特别贫困的山区，土地都是岩石，耕作困难，产量低，使得自给自足式农民很难脱贫。当地镇政府采取了有风险的一个办法，鼓励农民从种植粮食转向种草，因为草是少数几种可以在多石土地上种植的作物。镇政府然后帮助农民获得小量的贷款去购买母牛，在草地上喂养。政府并且组织和建起了一个市场，牛可以在这个市场拍卖和出售。尽管存在一系列问题，例如贷款的偿还率低得令人失望等等，这些政策还是帮助自给自足式农民转变为商业化农业生产者。然而，如果没有国家来引导农民并提供必须的资本、技术和市场，这个镇的农民就不太可能或者愿意接受完全放弃种植粮食的风险。　　

以上的事例证明，农业生产尽管还是将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但已经从自给自足向市场导向的商业化农业转变。这些商业化农业生产者与个人、公司、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个人、公司、国家这些行动者影响着农业生产者与市场的交往。　　

模式三、企业化农业生产者（Entrepreneurial Farmer）　　

当农业生产者雇用家庭外部的劳动力或者租赁别人的土地，或者两种现象兼而有之，这样的农业生产者就从商业化农业生产者转为了“企业化农业生产者”。这两种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区别以及与其他形式的农业生产者的区别在于，农业生产通过获得额外的土地或者劳动力而超越了家庭的局限。在本文导言中提到的洪先生家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洪先生通过雇用劳工和租赁土地而成为了一个企业家。他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他种植蔬菜已久，能够种植技术密集型的昂贵的一些蔬菜，诸如意大利莴笋（Italian lettuce）。他将蔬菜卖给收购商，收购商再卖给主要是广东的外地市场。这种生产方式使得洪先生家（以及其他类似的农户）可以获得超过10万元的年收入。　　

除了依靠家里的五个劳动力之外，　洪　先生在需要的时候还从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上雇用帮手，采取半天（上午15元，下午20元）或者一天（35元）的计酬方式。在当地劳动力市场雇来的临时工都是云南或外省的贫困地区来的移民。在获得暂住证之后，他们一般带着全家而来。这些临时工一般租住村子里的老房子，让孩子在当地学校就读，付本地人一样的学费。这样，这些外来的劳动力也获得了种植蔬菜的经验。与租种土地不一样，劳动力的雇用总是临时性的，没有正式的合同。然而，企业化农业生产者和临时工往往发展出稳定的关系。例如，洪先生平时一般都雇用着几名帮手，他通过以往的交道知道这几个人有必要的技术，并且可靠。　　

洪先生说，当地的土地市场主要是农业生产者为了扩大有利可图的商业化生产而自发形成的。临近县的一些村子过去主要是自给自足式农业生产，农户和当地政府都愿意将土地租赁给洪先生这样的企业化农业生产者，这些土地租赁者往往再雇用当地农民来为自己种地。这些农民转变为农场工人，不仅获得了更高的收入，而且学到了有利可图的技术。这样的土地租赁一般都是通过正式的合同，往往持续几年不等。近年来，洪先生的一些邻居变得更加富有冒险精神。在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后，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他们甚至远到越南去租种土地，在那里经营蔬菜农场。在中国东北地区，农业生产者也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去租赁土地，雇用当地劳动力，经营商业化农场。　　

在斗南村从商业化向企业化耕作转变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至少是在初期通过大量的工作推广蔬菜种植技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外地的农民在为这些企业化农户工作中学会这些技术，然后他们再回到自家进行种植，从而使得技术得以推广开来。例如，临近地区的农民很愿意将土地租给斗南的农业生产者，然后再留下来给他们打工，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当五年的租赁合同到期之后，这些雇用劳动力再收回他们自己的土地，开始种植蔬菜（尽管这些蔬菜往往是不太值钱的品种，例如大白菜）。随着雇佣劳动力（尽管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与下文论述的模式五非常相似）转变成为商业化甚至企业化农业生产者，上述运作方式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圈子。我们认为像洪先生这样的企业化农业生产者是中国农民转型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利最高的。与商业化农业生产者一样，企业化农业生产者也与一些外来者形成了新型的关系，这些外来者包括供应商，收购商（正如洪先生案例中的一样），本地或国外的公司，这些关系主要是通过市场来联系的。　　

模式四、合同式农业生产者（Contract Farmer）　　

在第三种模式中，主要的行动者是农业生产者（当然其他行动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或大或小的、国内外的正式的机构化的公司也可以在组织更大规模的、资本化的农业生产中成为主要角色。在这种情形下，企业通过与一个地区的大量的农业生产者签订合同而形成生产基地。[6]在这种关系中，企业一般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技术、培训、服务，在许多情况下还提供启动资金。尽管农户仍然控制着家中的土地，作为与企业所提供的支持的交易，他们与企业签订合同，规定收购价格，并将所有的收获卖给建成基地的企业。我们将这些人成为“合同式农业生产者”。　　

山东的一个肉类加公司诸多的此类生产方式的一个例子。它为肯德基加工鸡肉以及为其他隶属于百胜国际餐饮集团（Yum！Brands）的公司提供产品，也为温迪国际快餐连锁集团（Wendy）提供产品。另外，这家公司还有一个鸭肉加工分厂，以及两家分厂生产诸如电视晚餐（TV dinner）一类的微波炉加工食物。这家公司估计每天处理20万只鸡和60吨预加工食品（尽管它的生产能力是100吨）。这家公司建立于1988年，现在据称有8000工人，每年营业收入超过8亿元。这家公司原先是粮食局下属的国有企业，但是在2001年完全脱离了粮食局，成为了一个股份公司，所有工人都持有该厂的股份。该公司估计它的大约40％的产品来自于农民直接通过合同建成的一个基地。[7]为了建成基地，该公司与周边的大约1万家农户签订了合同。公司为签订合同的农户提供刚刚孵出2至3天的小鸡和小鸭，并且提供饲料、技术和饲养的建议。公司保证最低的收购价格，农户只要送来鸡鸭立刻能够收到钱款，这样经过过去十年努力与农户建立了坚实的关系。　　

与该厂签订合同的农户基本同意该公司的说法，认为该厂是有一些投入的，诸如动物饲料、技术和安全饲养的培训（部分是为了抗御禽流感）。例如，赵先生的农场有3个鸭舍，养着超过8600只的鸭子，他将成鸭（喂养了46天）卖给该公司。通过与该公司合作，赵先生说他家每人每月能赚750元，也就是每年家庭收入18000元。然而，赵先生指出，该公司因为规模大，有市场地位，从而占有主导地位。利用这些因素该公司将收购价格压得很低，赵先生家养的鸭子的收购价只有一元一只。赵先生不能将鸭子卖给其他收购商，因为他从该厂领到小鸭子的时候为每只都付了很高的定金。赵先生住在一个正在城市化的地区，国家为了城市发展而征用土地，他家的土地已经从人均1.7亩缩减到了人均0.3亩。现在，　赵　先生家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种植粮食了，而是将他们的大部分土地用来养鸭子，仅仅保留了小块土地来种植西瓜和一些其他自己家吃的作物。　　

关于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的方式，我们还看到了很多例子。例如，在云南东北的昭通市的一个相当贫困的地区，农民们签订合同种植出口日本的日本山葵（horse radish）——一种生产芥末的植物。在云南的许多咖啡和茶叶加公司也都拥有自己的生产基地。而且，一些像雀巢这样的公司开始是试图发展这样的生产基地，只是在后来遇到困难时才转向其他模式。　　

从很多方面来看，合同式农业生产者与商业化农业生产者很相似：他们的生产都是在自家的土地上进行的，他们仍然控制着从集体承包的土地（或者部分地控制着），他们通常为了商业交换而全部种植经济作物，与外部的行动者交易，依靠市场获得生活资料。但是，这两种形式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存在区别：合同式农业生产者因为缺少资本、市场和技术而不得不与一个更有实力和资源的企业形成正式的合约关系。企业通过提供必须的资本、技术或者市场而降低了农业生产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和利润率。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农业生产者仅仅提供劳动力和土地。相反，像种咖啡的陈先生一样的商业化农业生产者，他们不需要雀巢提供资本或者技术支持，因而能够在多个咖啡收购商之间进行选择，可以为他们的产品赢得市场设定的价格，有自由将产品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不是由签订合约的公司决定价格。　　

理论上，合同式农业生产者也拥有着一个优势：他们通过与公司签订合同为自己的产品获得一个保护价，从而避免市场风险。在调查中，我们经常发现农业生产者，有时甚至是当地政府，期望从签订合同的公司获得保护价，但是常常不能如愿。例如，云南省保山市是另外一个咖啡产地，当雀巢考虑在当地建立一个生产基地的时候，当地政府希望雀巢提供保护价，但是这个提议却使得雀巢转向了普洱，因为普洱市没有提出要保护价。[8]事实上，即使在合同中有明确的保护价，在实际操作中也未必生效。养鸭的赵先生的合同中有保护价，但是，他说当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的时候，公司只要提高销售给农民的饲料和药品的价格就可以抵消它付给农民的高于市场的收购价格。　　

因为企业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像赵先生这样的农民的收入可能比他们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时候要好，但是他们一般没有商业化或者企业化的农业生产者情况好。一定程度上正因为在与公司的交往中处于下风，合约式农业生产者无视合同，将他们的产品卖给其他的买主。而这些买主因为不需要像合约公司那样承担生产成本，因此可以给农民出更高的价格。这就造成了一种被称为“中间贩问题”（middleman problem）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中间贩在生产基地逡巡，悄悄收购合同工农户的产品。强化合同和抵制中间贩成为了公司与农业生产者之间的争议，并因此导致一些合同关系的破裂。如前文指出，雀巢开始是采取合约模式，但是因为中间贩的猖獗而不得不放弃。那些能够成功维护生产基地和抵挡中间贩的公司要么是依靠非正式的机制，例如人际关系，要么是依靠市场垄断，要么就是因为基地在地理位置上难以进入。因此，我们认为，因为与广大农户维持合约关系的困难，合约形式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种方式是不稳定的，也很有可能是短暂的，会向商业化或者下面要讨论的其他形式转变。　　

模式五、中国特色的半无产农场工人（Semi-proletarian Farm Work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在签订合同的公司看来，要长远地解决中间贩问题只能是加强对种植和收割过程的控制，改变农民的利益驱动结构。因而在现实中创造出了另外一种生产基地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基地租赁土地（使用权）——通常是向作为集体所有者的村子租赁——然后雇用村民作为公司雇员耕作土地。这些村民是集体的成员，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在一些案例中，农户还是在集体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上耕作，种植公司要求他们种植的东西，只是这些土地现在已经租赁给了公司基地。在另外一些案例中，土地被重新整合，各农户土地之间的界限被消除，农场工人耕种公司基地的土地。即使农场工人还是在集体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上耕作，一个深刻的变化发生了：他们现在只在生产过程中提供劳动力，而土地的使用权——以及处理土地收益的权利——已经被公司掌握了。　　

通过这种途径，农业生产者变成了半无产者，他们仍然还拥有集体土地——实际上是将土地出租给公司而收取租金——但是在同时，他们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给公司以获得工资。他们拥有集体的土地，这一点使得公司必须给他们工作，因此他们获得工作的方式与无产阶级工人是不同的。　　

我们在这种形式的称谓前加上了“具有中国特色”，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中国乡村没有土地集体所有和使用权分配到农户这种独特的机制，这种形式不可能出现。在这种形式中，建设基地的公司一般是与集体建立合同关系，而不是与单个的农业生产者建立关系，这一点与合同式农业生产者是不同的。因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禁止村子的领导将农民赶离土地，这也使得公司不能够剥夺村民在公司基地的工作。如果没有这种限制，圈地运动会使得这些公司轻易地将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导致他们失业。　　

与本文提到的其他一些公司一样，山东裕华枣业公司开始也是一个乡镇企业，后来被卖给了一家私营企业。公司从1987年起开始大规模地种植枣子，将他们销售到外地市场。这家企业有三分之一的枣子是采用上述的生产方式生产的：他们从村集体租到30年的土地使用权，雇用了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村民，让他们种植枣树。这些农场工人根据他们种植枣树的面积而获得工资。裕华不是根据农场工人收获的枣子来付酬，理由是公司拥有所有收获，而工人的劳动已经由工资来支付了。通过一系列的监工、经理和层级组织系统，裕华控制和管理着租来的土地和雇用的劳力。结果是，据称他们几乎没有农场工人将枣子卖给中间贩的问题，私自贩卖被认为是偷盗公司财物。　　

与裕华枣业公司一样，台湾芊蕙花业（Qian Hui Flower Company）位于云南省呈贡县，也是通过与集体签订合同的方式租得了它拥有的土地的70％，租期最少7年。它然后再付给农户月薪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栽种花卉。这家企业目前在云南有10家这样的基地，基地气候各异因而可以栽种不同品种的花卉。这家企业强调指出，一旦农户签订了合约，他们不能单个地退出合约，因为合约是通过村委会签订的。和裕华一样，中间贩也没有对芊蕙构成大问题。因为将产品私自出售构成犯罪，芊蕙通过与当地执法机构合作来强化执行与农场工人的合同。　　

建立这样形式基地的公司中有单个企业家，也有进行跨国交易的大型的国有企业。　刘　先生是美国公民，他投资了4个畜牧厂，而且拥有云南的唯一一个有规模的牧场。他的一半的土地是从个体农户那里租来的，这些农户再在他的牧场中工作。国有企业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则是在西双版纳的橡胶园投资。中化集团为了响应政府号召帮助该地区通过橡胶业发展起来，通过与村集体签订合同的形式租赁了该地区3个村子的3大片土地。该集团向农业生产者提供化肥和种子，这些农业生产者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和收割橡胶。集团通过层级机构进行管理，将农业生产者分成小队，每个小队再分成小组，每小组管理40至50亩橡胶园地。　　

在这些案例中，我们看到农户的确从这种模式中获得了经济利益。但是，与商业化、企业化和合同式农业生产者相比，这些农业工人的政治权力是最低的。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半无产阶级农场工人”显然失去了一些自主权和经济利益。与合同式农业生产者相比，这些半无产阶级的农场工人不仅没有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尽管他们一般因此获得了租金），他们在生产过程中还受到公司更严格的控制。因此，与合同式农业生产者不同，他们对于收获产品完全没有控制权。他们获得的薪酬是对他们的劳动的补偿，而与产品无关；他们基本也没有机会打破公司的控制去将产品卖给中间商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尽管有这些缺点，但是，在乡村居民缺少资本和技术的时候，他们不能自己独立耕作，与企业家或者公司合作采取这种方式还可以在收入上有所提高。从公司的角度看来，这种方式相对而言没有什么麻烦，可以获得土地控制权和克服中间贩问题。然而，我们将要看到，公司已经发现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大的权力来控制雇员、生产过程和收成。　　

模式六、半无产农场工人（Semi-proletarian Farm Worker）　　

与前述的形式不同，这种形式之下，公司拥有或者控制着生产基地的土地，雇用农村工人。这些工人仍然还对自己的土地拥有使用权利，但是他们的土地是在别处——通常被转租给了亲戚、邻居或者企业家了。因此，这些劳动力被归类为“半无产阶级的农场工人”：他们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得薪水，但是还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尽管他们不再直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　　

位于云南的百果洲果汁公司在巅峰时期曾经控制着2万亩土地，用来种植果树以加工果汁。与其他采取这种形式的基地一样，这家公司通过开发原先没有人种植的荒地来获得土地——百果洲是与当地林业管理部门签订合同获得了林地。公司然后雇用和培训移民工人来种植西番莲果和菠萝，这是他们用来制作浓缩果汁的原料。这些农民工主要是来自于云南的贫困地区（诸如澜沧县和墨江县），还在老家拥有土地，在新的工作地获得暂住证。公司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生产基地地处偏远。因为在云南南部土地稀少，该公司基地距离县政府所在地有100公里。在这个热带地区经常出现的降雨使得公司的交通问题更加恶化。而且，公司为了改善道路、港口、学校以及其他基础设施而进行了投入，这些投入使得他们很难与没有任何投入的中间商在价格上进行竞争。同时，其他竞争产品诸如橡胶的价格上升使得公司很难维持生产水平。然而，能够控制基地的土地使得公司能够部分地解决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　　

位于云南西部的大红坡咖啡农场拥有一个7000亩的基地，其中4500亩种植咖啡。公司建立于1989年，当时是乡镇企业，地方政府派出了一个副乡长做领导。1998年，政府将公司的债务私有化，清理了资产，将整个公司卖给了这名副乡长。公司租赁了荒地——主要是一些山坡——作为自己的基地，租期到2030年。公司从农业银行获得了资本支持，也从世界银行获得了一个专项贷款，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当地政府在初期也帮助公司吸引贫困农民来到基地种植咖啡。　　

在大红坡，种植和收获的全部过程都被公司紧紧地控制着。与采取这这种形式的其他公司一样，该公司提供土地、培训、化肥、杀虫剂、种子以及其他东西。公司在当地有一套层级管理体系来管理农场工人。600多名农场工人（168家农户）被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都由一组全职的监管人员和技术员（公司总共雇用了15名全职监管人员和技术员）来管理。公司通过这个层级系统将每个生产程序传达到农场工人，这些指令包括何时施用化肥和杀虫剂以及何时开始收割。种子、化肥和杀虫剂等资料也是公司通过小队发给工人家庭的。公司不向工人收取土地租金，但是为每亩土地核定了一个产量标准。在这个产量标准之内，公司和工人按照6：4的比例分配产品，而超过标准的产品则完全归农场工人所有。公司人员认为产品是全部属于公司的，但是他们指出，公司决定将一部分产品让给工人——除了工资之外——是为了更好地吸引工人。公司对土地的控制以及对整个生产过程的严格监控使得农场工人与在自己土地上工作的合同式农业生产者相比拥有少得多的自由度。农场工人很难“偷窃”产品将它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中间贩，因为公司可以相对容易地为每户家庭的土地核定产量，而且如果他们一旦这么做，还面临着更可怕的后果——公司将这种私自售卖行为看作是盗窃公司财物，因而会将工人开除。因此，公司人员称中间贩问题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家公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仁慈的雇主。不仅仅是因为这家公司将收获的一部分很大方的给予工人，而且它还提供土地让移民工人盖房子（当然，这不仅是满足生活必须，工人还可以住在田间，可以很便利地照看庄稼）。因为“荒地”在这个地区比较容易获得，而劳动力又比较紧缺（该地区的大多数人口是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尚不习惯在企业中作为雇员来工作），这就意味着公司必须提供更好的条件来吸引移民工人，而这些移民工人在老家拥有土地也增强了他们讨价还价的权力。许多在建立基地中采取这种方式的公司都受制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能够掌控的土地极少是现成的耕地，而是开垦出来的荒地，地理位置偏僻，这是中国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另一个产物。在访谈中，公司人员一再强调，如果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土地，但同时又不必负担拥有土地权利的村民，他们就不会不辞劳苦地来开垦荒地了。是租赁集体所有的土地并雇用村民劳动，还是开垦荒地和雇用移民工人，在这两者间进行选择，不少公司会避开前者，因为前者会带来公司、村集体和村民之间的一系列复杂关系。　　

模式七、无产农场工人（Fully-proletarian Farm Worker）　　

在中国出现的最后一种形式与第六种形式很相似，区别只在于这种形式的农场工人是没有土地的劳动力，除了出卖过去力之外，他们没有其他谋生方式。北归咖啡公司成立于80年代，隶属于云南思茅县供销社，在1998年改制为股份公司，由县供销社持有大多数股份，所有工人也都持有股份。在公司掌控的一万亩生产基地中，一半是从农业生产者那里租来的，一半是原先的荒地，公司从村庄集体那里长期（50年）租来的。公司一共有2000名农业生产者，其中的大多数是定居的农场工人，他们来自贫困地区，主要是云南东北的昭通市，这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9]这些工人将全家都迁到了这里。然而，与前面的形式不同，该公司鼓励农民放弃他们在家乡的土地使用权，从而获得当地的户口，但是这种户口并不赋予他们分配集体土地权利。尽管这些农场工人有权在思茅参加村一级的选举，但是他们在思茅和在老家都没有土地权利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重新安置的农民工成为居住村庄的二等公民——他们是村庄的成员，拥有政治权利，但是对集体所有的土地没有权利。这个群体的无产阶级化在另一个现象中显现得很清楚：大多数这些移民家庭的男性不得不到其他行业中去做临时工，而妇女则在咖啡农场工作。　　

这种安排方式使得农场工人紧紧依赖公司。工人可以从三个途经来挣钱：第一，他们每照看一亩地的咖啡树每天可以挣得15元；第二，作为激励工人的奖金，公司也根据工人出产的咖啡豆的重量付给收购费用；第三，在收割的农忙季节，如果被公司雇用来收割，他们可以获得相应的收入。像大红坡一样，在北归，公司也完全控制生产过程。考虑到北归更大的规模（北归有600户人家的2000名工人，而大红坡只有168户的600名工人），公司将生产按照三层进行组织：公司（company）——农场（farms）——小队（teams）。小队领导是从农场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农场层面的管理人员却都是公司的全职雇员。总体上，有超过30名领取薪水的人员管理着这家公司，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管理着生产过程。　　

这家公司认为，农场工人比他们原先的处境要好得多。既然这些工人自愿从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移民到普洱来，公司的这一说法应该是事实。公司估计这些农场工人每户每年挣两万至三万，这要远远高于昭通市的任何一个县的纯农业收入。尽管这些贫困的农场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收入提高了，甚至脱离了贫困，但是在政治和社会权力方面他们是我们所论述到的所有模式中最弱的。对于贫困的农民而言，在通过外出打工或者采取其他形式以期改善生计的时候，土地是他们生存安全的保障。而北归让农场工人改变了他们的家庭户籍，实际上是让他们放弃了对土地的权利，使得他们完全依赖于公司和基地。另一方面，公司为了吸引农业生产者到基地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公司利用这种依赖的想法。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移民工人被重新安置在诸如陈先生（商业化农业生产者）所在的大开河村。因此，在那同一个村子里，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模式下的农业生产者毗邻而居，但却情形迥异。大多数被重新安置的无地的农场工人居住在村子中央由北归公司盖的房子里，也有一些人家散落地居住在田间——也是公司盖的房子。而陈先生这样的商业化农业生产者则住在在自家地上自建的房子里，房子被咖啡树丛包围着。尽管这两类村民互相之间也有社会交往，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两类人身份上的差别。　　

结论　　

中国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迅猛发展在如下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这些生产因素如何被控制和使用，农业生产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各种行动者——个人、国家和企业——在农业生产内部和之外又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成熟的农业产品市场使得一些农户可以完全放弃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而改种经济作物，他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于商业交换，从而成为商业化农业生产者。另一方面，劳动力和土地市场使得企业个人和公司能将农业生产扩展至超出传统的家庭小生产的范围，从而进入与其他行动者关联的新的雇佣和权力关系之中。结果是，超越传统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耕作的各种不同生产方式在中国农业中出现了，从而在总体上，农民阶层开始沿着多种路径发生分化。在中国有些农村地区——例如，号称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和交易基地的山东省寿光县和已经将农业全部转为商业花卉和蔬菜生产的云南省呈贡县——传统的农民已经很罕见了，因为几乎每个农业生产者都要么是商业化农业生产者，要么是企业化农业生产者，要么是被农业公司雇用的农场工人。　　

中国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发展已经受到了广泛的研究(de Brauw et al. 2002; Rozelle, Jikun, and Otsuka 2005; Zhang, Ma, and Xu 2004; Zhang 2008）。但是，本研究是第一个来分析这些市场发展是如何改变中国农业的生产关系、改变中国的农民阶层的。中国农村市场与众不同的特征创造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独特模式。本研究所指出的中国农业转型中的多种路径就证明了这一点。　　

本研究强调了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如何影响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的，以及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业生产者，帮助他们抗御外部资本的控制、剥削和侵占的。几乎我们访问过的所有公司都表示希望能够发展自己的生产基地。这种愿望并不奇怪，因为生产基地可以帮助他们稳定和控制生产，管理农场工人，处理好“中间贩问题”，等等。尽管中国缺乏足够的受过教育和有技能的工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司在这个方面的发展，但是基地发展的首要障碍还是土地的匮乏，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从农户手中夺得集体土地困难很多。事实上，已经建立了生产基地的许多公司和企业家不得不依靠开垦原先没有生产力的土地。这是公司能够获得土地的一个可行的选择。然而，在中国能获得的可耕荒地是有限的，而且在持续减少。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公司并不担心竞争者会在短期之内复制它们的模式。对于不少公司而言，缺少未开发的土地严重阻碍了它们的发展，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设法使用农民和农业生产者目前正在耕作的土地。农业生产者的土地使用权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可以与公司抗争的政治力量。因此，云南的一些公司到老挝、越南和缅甸寻求土地和发展生产就不足为奇了。　　

在看过各种关于在中国土地被侵占的报导之后，我们很惊奇地发现在中国农村关于土地的权利与使用的规范其实相当有约束力。我们的确遇到过一些农业生产者，他们的土地因为城市化而被侵占，因而对此不满；我们也遇到一些农业生产者，他们对征用土地的交易很满意，喜欢因此而带来的收入和城市户籍。我们还遇到一些农业生产者，他们的土地因为其他一些原因被国家征用了，例如靠近云南丽江的“艺术村”（art village），但是这些土地在几年之后还是完全抛荒。然而，我们却从来没有发现，土地被从农业生产者手中拿走用于建立农业生产基地。实际上，与政府官员、公司经理、企业家、学者以及农业生产者的访谈都显示，保护农业生产者土地所有权的规范和制度齐全有力。对于强迫农业生产者放弃他们的土地以建立公司基地的想法，我们大多数的受访者都感到惊讶。　　

在研究中看到，城市扩张大量造成了农田被侵占，但是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却并没有带来很多侵占农户田地的行为。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双轨制——城市土地国有和农村土地大多为集体所有。这种双重的土地制度给予了国家征用乡村集体土地的权力——但仅仅是用于非农业生产，以及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使得目前在全国的征地获得了一个合法的理由。然而，目前并没有合法渠道来征用集体所有的、分配给农民或者农业生产者的土地来用于农业生产。　　

当然，也有一些公司强行使用他们的政治影响。例如，村集体就可以强迫农民和农业生产者将他们的土地租给基地，这是一种形成半无产阶级农场工人（第五种模式）的办法。一位企业家利用他和当地政府的关系而将林地算作了荒地，从而可以从村子里购买到这块地，使它成为私有土地并开发成果园。同时，他的妻子就来自那个村，因而能够左右村委会的选举结果，进而有助于形成有利于基地发展的决定。尽管公司可以使用权力，而土地短缺束缚了公司和企业家的发展，但是我们没有在调查中遇到为了建立生产基地而强夺土地的情况。　　

在许多国家，农业现代化是以对小农户土地的剥夺来展开的，这种方式在土地的整合过程中牺牲了农业生产者或者佃户的利益。在中国，尽管有大量关于合法或非法侵占农地的报道，在农村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尊重却使得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没有导致大量的农业生产者和农民的离乡背井。而且，在有些模式中，大规模的生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者的。例如，商业化和企业化农业生产者模式中，农村居民从农民转变成为农业生产者，成为农业生产中的行动主导者，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首要得益者。然而，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利用率的进一步提高，企业家和外来的企业将更多地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尽管农业生产者还是能够在经济上获利，但是，随着他们从农业生产者成为农场工人，他们的政治权力却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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