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我们在谈论致富问题时,一定不能忘记“无工不富”的道理,工,就是工业。从事农业的中国农民的共同致富之路,从整体上看起始于毛泽东时代,得益于毛泽东的领导、部署以及坚韧不拔的探索。工业化是毛泽东新中国建设的总体战略,这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但是在研究中,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对于在中国农村,由农民所进行的工业化过程,常常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下面我们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引子,以毛主席关于农村工业的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影响的讲话、批示为脉络,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毛主席不仅看得远,看得深,关键他总是看的准,他抓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多么准确呀!
引子 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2年底党中央按照毛主席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途径和步骤,它的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二者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这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
它的根本思想,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1952年9月以后,毛主席曾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在6月15日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中央宣传部着手起草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
毛主席在修改这个提纲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为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准,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原来估计十五年左右时间完成,但在实际执行中,于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接着又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工业——社办工业的发展。
根据毛主席的构想,人民公社将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他指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9]每个公社都要有自己的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交通业,有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根据这一构想,各业都必须有所发展,尤其是工业,要大力发展,要实现“公社工业化”。为此,中央要求人民公社从农业生产中抽出一部分人力、物力来搞工业。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全国各地的农村都掀起了兴办企业的高潮,工厂企业在农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一、1959毛主席为社队企业作了神奇预言: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
毛泽东这个人是个神奇的预言家,谁也不敢怀疑这一点。有趣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还在不断发现他当年的一些预言又在兑现。比如象华西村、南街村、大寨、刘庄、周家庄等等一大批共富村的崛起,我们追根朔源,又找到毛主席那里,因为这些共富村共同特征以及今天的状态,似乎就是在实现50多年前。
1959年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赞扬社队企业的一句名言——“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后来,主席还在有关吴仁宝领导的华西大队的调查材料再一次作了同样内容的批示,我们知道华西村的社队企业,也就是后来讲的乡镇企业在全国首屈一指,吴仁宝也是举世闻名的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之路的红色企业家。我们再一次感受到老人家的神奇。
我们为什么要说吴仁宝这批人是红色企业家,因为他们是在新中国正在摸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现存的模式可供参考,但是在精神上,在基本的理论指导上,以及在关键的环节上,还是有保障的。
比如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性质,就为农村大队一级,也即是现在的村一级,提供了企业化经营的组织基础,大队党支部在政治上是一个坚强的堡垒,1959年毛主席对社队企业的提到“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这种高度,无疑指明了方向。
虽然后来在1960年代调整时期,社队企业做了一些整顿,但是主席在大方向上,在农村的整体规划上,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那个“光明灿烂的希望”。
二、1966年毛主席在“五·七”指示里再次提出:农村“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1962年有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特别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需要保留的企业,应该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分别情况,转给手工业合作社经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或者改为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个别企业,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由公社继续经营,或者下放给生产大队经营。”“公社经营的企业,都应该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积极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1966年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提出:“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到1970年,全国社办企业有47400家,是五七指示前的1965年(12000家)的近4倍。而这1966到1969年,恰恰是文革的高潮时期。
1970年这些社办企业的产值达到26.6亿元,是1965年(5.3亿元)的5倍。
如果加上那一年队办企业的40亿元产值,1970年社对企业的总产值就达到66.6亿元。
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提出要建立县、社、队三级农机修理网。会议指出,毛主席曾提出“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已经过去15年了。必须切实抓紧今后10年的工作,大力发展小钢铁厂、小煤矿、小农机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等“五小工业”,以促进农业机械化。为落实会议精神,国务院又专门召开农业机械化会议,进一步要求社队企业逐渐增多,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提供物质基础。此后,全国各地的人民公社陆续办起了一些农机修理、修配厂(站),许多大队办起了农机修理点,随后又在这些厂(站)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批机械加工业,从而使社队企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三、1975年毛主席关于社队企业的批示
1975年9月5日,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在学习《河南日报》发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与《1974年12月28日华国锋同志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后,认为华国锋的信和河南的报道强调的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农村要发展工业企业的主旨,说到了他们的心窝里。于是写信给毛主席,建议改改1962年中央关于社队“一般不办企业”的规定,积极发展农村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
当时正值毛主席病重期间,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立即审阅,并在“来信摘要”栏头位置用红色铅笔写下:“小平同志:请考虑,此三件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批示后,中办以文件形式在当时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上发给与会者。
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介绍了回郭镇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经验,并配发了题为《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工业》的评论员文章,认为社队企业是壮大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因而呼吁“要满腔热情地对待社队企业”。
随后,“社队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到1976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已发展到111.5万个,总收入达272.3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23.3%。
1975——1978年,社对企业的产值为234亿元、303亿元、435亿元、493亿元,年均增长28.6%。
1976年社对企业数为100万家,1978年超过150万家,共有2800万工人,占农村人口近十分之一,当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社,近百分之八十的大队都有自己的工业企业。公社和大队的收入三分之一来自工业企业。
吴仁宝领导的华西大队,1976年工业产值达到28.2万元,占全年收入的54.4%,超过一半。
1978年工业产值达到69万元,银行存款就有100万元。
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等集体就是在办社队企业时打下了工业基础,所以在别人忙着分土地分集体财产的时候,他们坚持集体富裕的方针,开始“闷声发大财”了。
从1959年的人民公社大办工业时指出“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1966年再提出“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直到年迈病重时对这样普通老百姓的一封信还如此重视,可以看到毛主席对农业工业化的念念不忘。
如果按毛主席的路子走,中国的农业哪会像现在这样伤脑筋。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认真回顾这些历史事实是很有必要的。
伟大的人与伟大的预言,这只能在历史的长河里得以体会。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是陈毅元帅描述红军游击战的,其实搞社会主义建设,走共同富裕之路何尝不是如此。
毛主席至今还在被某些人误解以至于谩骂,吴仁宝、王宏斌、郭凤莲他们不知历经了多少艰难困苦,才带领本村的乡亲们走到今天共同富裕之路。
可是,无论如何,希望就是希望,伟大就是伟大,光明就是光明,灿烂就是灿烂!
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伟大的希望,是需要象吴仁宝他们这样的红色企业家领头干出来的,这就是毛主席抓落实的高招,他通过农业学大寨,顺理成章的培养了一大批红色企业家,那个时候叫干部,干部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毛主席神奇的预言,神奇的兑现,靠的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道器变通循环,这是大智慧,强勇气,靠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才是我们所必需的。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毛主席是中国农村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伟大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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