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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基础凸显弱化趋势:农村的老弱病残养活着14亿人口

郭春孚 · 2011-12-22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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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基础凸显弱化趋势:农村的老弱病残养活着14亿人口  

   

郭春孚  

   

中国的农村谁在种地?老弱病残。  

健壮的青年农民哪去了?都进城打工去了。  

他们为什么不种地,非要进城打工?  

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我们最担忧的问题。  

中国的崛起基础越来越薄,这将对我们的崛起进程产生非良性影响。  

中国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农产品的需求量自然也是世界第一位的。过去常说:“仓中有粮,心中不慌。”近年来,虽然中国的农副产口产量呈现小幅增长态势,粮食基本自给,蔬菜、水果、肉、蛋、鱼、奶等也能保障供给,有的蔬菜和水果相对过剩,……但是,这一切不能掩盖相关的、深层次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广大的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要素逐渐削弱,而且越来越弱。  

现在,这一代坚守在农村的农民,即使是老弱病残,还能维持农业生产,如果他们过世了,从下一代开始,谁来种地,就真成了大问题。  

农业的基础地位被摊薄、被弱化、被动摇,直接原因是大多数健壮的青年农民外出打工,深层次原因是政策的偏差导致经济发展方式畸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构想未能落到实处,发展战略坠入顾此失彼的不均衡黑洞,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农业经济的虚假繁荣等。  

   

青年农民大批向城市流动  

务农的青年农民越来越少了,大部分都流向了城市。青年农民为什么不种地,非要进城打工呢?我认为直接原因是:  

(一)城市高速发展,农村发展缓慢,有的自然条件差或十分恶劣的农区基本未发展,大部分农民依旧生活在低水平的温饱状态,有的奋斗了30多年还没有脱贫,有的脱贫户因灾、因病或意外事故返贫,生活十分贫困。即使是发展较快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和生活质量也没法跟城市比。城乡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农村的落后,甚至凋敝,对新时代的青年农民缺少吸引力;而城市的繁荣,生活的丰富多彩,对这一代青年农民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农村失去了吸引力,城市的诱惑力有增无减,农民自然要向城市流动。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向往美好的生活和在美好的地方生活,是人的共性,而这一代青年农民受过中学教育,由于国家允许公民自由流动,他们见多识广,了解城市现状,自然会告别家乡,进城打工。这是可以理解的。  

(二)农民种地的收入低,进城打工的收入高,而且打工挣钱可以排除自然因素的影响,比种地保险。有的农区的农民种一年地只能收入几百元或几千元,有的还得倒贴。大家都知道,农民进城打工很辛苦,干的都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但收入并不高,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很大,可是比种地的收入要高,而且可以避免天灾的影响。用他们的话说,打工一年可以保保险险挣一万左右,种地就没保证了。年景好收入高些,遇上天灾就可能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现在政府提高了粮价,但一家一户种的那几亩或十几亩地(山区一户有几十亩地的),粮食产量是很有限的,除了留足口粮,卖不了多少钱,农民靠种地致富根本没指望。进城打工,这是大多数青年农民的明智选择和唯一出路。  

(三)农村市场落后,农民增加收入的选择性几乎为零,而且看不到前途,没有出路,城市的可选择性强,机会较多,所以青年农民必然要舍家进城。  

农民需求旺盛,但购买力有限,农村市场发育迟缓,有的地方基本没有市场,或有场无市,在农闲时期,农民无事可做,除了种地,没有可增加收入的其他渠道。也就是说,农民增加收入的渠道单一,而打粮种菜的收入又极为有限。因为收入少,农民不敢花钱,总是节衣缩食,投入在改善生活、提高生活水平上的钱很少。  

在农村,放眼望去,除了庄稼,就是黄土地,他们找不到致富的门路,看不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只好进城另谋生路。  

(四)农民基本没有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只是个别农区才有,大多数农民为生老病死而担忧,所以要在青壮年时期想方设法多挣钱,农村没有挣钱的路子,就只好往城里涌。可以这样说,农民一家人的花费,要在青年时期挣够,只靠种地是办不到的。他们的致富路,在农村几乎被堵死,所以就要进城。  

农民既要供孩子上学,还要给孩子结婚准备钱物;又要防止生病住院,又要积攒老年的开支;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生活负担很重,没有多少存款,所以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改善不明显,生活质量很低。城市高福利,农民无福利,这种福利格局逼迫农民在青年时期为挣够一辈子的花费而四处奔波。  

(五)农业经济发展慢或不发展,城市非农经济大发展,特别是私有经济高速发展,对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有着巨大的需求。可以说,现在的农业发展模式和发展体制根本无法消化农村劳动力,而农村的大批剩余劳动力不可能长期固定闲置。人是活劳动,自己会流动,农村用不了,必然向城市流动。城市有需求,农村有剩余,青年农民向城市流动就具有了无须多言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工厂或其他生产单位,为了降低成本,不愿支付高工资,所以出现了“一边是民工荒,一边是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的怪现象。  

“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主要是企业减少工资支出的利润最大化追逐效应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挤压效应造成的,也与一些大学生过分强调专业对口或不愿意从事强体力劳动有关。但根本的问题是劳动岗位是相对有限的,而劳动力蓄水池的水总是满满的,于是在就业上的恶性竞争就不可避免。  

总之,是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城市居民、劳动者与企业主的天壤之别,才导致青年农民大批向城市流动。  

   

农业的基础地位呈现不稳态势  

农业的基础地位变得空前脆弱,甚至出现了不稳固的格局,大多数青年农民进城打工是直接原因。然而,这不是决定性因素。造成农业的基础地位空心化、劣质化、动摇化的深层次原因是:  

(一)政策的偏差导致经济发展方式畸形,而农业政策的偏差和没有落到实处,致使农业成为“口头上重视,实际上轻视”的萎缩型发展现状。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畸形的或不对路的,所以才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农业政策的失误也是的确存在的,不能否认。这些年我们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多少?农村市场形成和发展了吗?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村还在吃毛泽东时期的老本。30多年来,根本就没人下功夫培育农村市场,政府也没有用心抓。大多数乡镇干部都在城里买了房,人在农村,心却在城市。  

一方面是农业政策有问题,需要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是好的农业政策根本就没有落实到位,说得多、做得少。这个责任不完全在乡镇干部,各级政府都有责任,而且我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和发展体制有问题,造成一些有事业心、想为农民多办事的乡镇干部有心没胆子、有力无处使。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构想未能推开,仍然停留在文件上、口头上。城市高速发展,不仅大城市早已步入繁荣期,而且中等城市也进入大发展阶段,仅从私人轿车拥有量来看,中国的城市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主要街道的车辆拥堵问题,已成为我们的城市病之一。  

然而,大部分农区的道路还是土路,能买起汽车的人家屈指可数,能买起四轮车的就是富裕户了。  

农村的住房建设还是封建社会的水平和格局,四处乱建房,没有整体规划。  

农村的商店、饭馆及文化、娱乐、体育设施和场所等少得可怜,好多农村是一片空白,连一个篮球场也没有,更别说足球场了。  

(三)发展战略坠入顾此失彼的不均衡黑洞,农村和农业发展长期被置于一边或搁在其后,农民利益被有意识忽略。一些个腿长,城市腿长;一个腿短,农村腿短,这样走路怎么能稳健?怎么能走得快、走得远?农村这个短板必然会拉中国发展的后腿,终究会使中国的发展速度慢下来。我们为什么不未雨绸缪,尽可能地及早缩小城乡差距、谋取均衡发展?  

中国的发展战略是2020年、迟至2030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如果就城市讲,中国已经是超小康社会了,可以名列发达国家行列了,可是广大的农村与城市的发展水平相差很远,仍然处于落后状态。更严重的、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农村与现在的城市水平就差很远,再过一二十年城市会更发达,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会拉得更大。虽然农村可能会加快发展,但要赶上现在的城市水平就很不容易,况且城市也在发展,而且由于基础相对比农村好得多,所以会发展得更快,农村永远也赶不上城市。而且,如果政策不调整,农村很有可能徘徊不前,有的不适宜人居的地区还会倒退。如果农村发展永远也赶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永远比城市落后得多,这样谁还会在农村生活,谁愿意种地?  

农民实现不了小康,而农业人口占大头,无论城市多么发达,城市居民多么富裕,都意味着中国还没有实现小康。  

(四)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农业经济的虚假繁荣,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背后,是农业经济的低水平扩展或很多农区的回归旧社会。我国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城市这一块,农业经济和农区经济基本是老样子。有的农区在草场上多开垦了几块地,粮食产量增加了一点;有的则在山上多开了几片果园,有的水果产量相对过剩了;或有的农户承包了荒山,种植了经济作物,物产丰富了,……这都是低水平扩张,虽然增加了经济产出,但科技含量很低,甚至没有科技含量,名为发展绿色经济,实际上是广种薄收的现代版。  

很多农村种地还在使用木耧、铁犁、锄头、镰刀,与战国时期没有多大区别。农业经济的虚假繁荣,使一些不了解实情的领导人头脑发热,以为农产品过剩,农业形势十分喜人,所以忽视了农业生产。  

调查结果显示,很大一部分农田的产量低于人民公社时期,而且造成了一部分耕地的掠夺式种植,投入少,产出自然就低。不少村级领导干部形同虚设,没有发挥作用,因为根本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制度性安排和可操作的机制。一家一户种地,谁用你管?你又管得了谁?  

   

中国农业发展需要给力  

现在,农村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儿童。依靠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绝对不可能的。农业的衰败将严重掣肘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经过调查发现的一个触目惊心的大问题。  

中国城市和工业经济崛起效应很强大,但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国家、政府和城市给力。解决“三农”问题任重而道远。  

针对存在的问题及形成原因,特提出如下对策:  

(一)合理增加农民收入。农民种地几乎是零和游戏,增加农民收入是夯实农业基础的必要措施。“扩内需”的着力点主要是扩大农民的需求,而不是扩城市居民的需求。城市居民的需求和购买力基本是稳定的,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再怎么扩也就是那么大,使上再大的劲,也只能是费力不讨好,瞎子点灯白忙活。  

农副产品大幅涨价是下策,会导致相关的工业产品增加成本,物价涨幅超过城市居民的认同感和可承受能力,这样的连锁反应不是我们能应对了的,因为恶性通俗膨胀必然会影响经济良性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经济学研发表明,有轻微的通货膨胀可以拉动经济发展提速,维持经济发展处于正常状态;如果通货膨胀越过轻微质度,不断向高位攀升,价格高企而坚挺,就会破坏经济发展要素,导致经济恶性循环,从而加快经济劣化趋势,使优的变劣,使劣的更劣。  

我们应该实行按产量发给农民补贴的政策,因为按人头发补贴会造成不务农但户口在农村的人也领补贴的不合理现象,按种地的亩数发补贴会产生少数权力和资本所有者非正常在农村、牧区或山区圈地但不种植而领补贴的无理现象。  

农业产量要由乡镇成立工作组去具体落实。现在,一些乡镇干部无事可做,天天在家睡大觉,不上班领工资,给他们找点事干也是合情、合理、合规的。  

(二)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农业和农村发展模式、发展体制,建立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农业新格局和增进机制的灵活性,势在必行。农村城市化,农业经济机械化、市场化、企业化、科技化和生态化,是中国农区的发展方向和必由之路。  

农村城市化,是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度的发展模式,是发达国家证明了的正确道路,旨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农业机械化是种、养、加等生产过程的基本实现方式,旨在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使农民工人化,缩小工农差别;农业市场化是加快农副产品适时、低成本流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旨在建立和完善城乡市场的对接机制,筑造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架构,实现一部分农副产品的就地转化增值,减少运输成本和流通过程中的损耗;农业企业化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和实行现代管理制度的最优选择,旨在将现代管理制度引入农业组织和农村社会,克服农民自私、任性、散漫、合作性差的天性,削减无组织、无纪律、无原则、凝聚力弱的恶习,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水平,增加劳动效益;农业科技化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升级农业发展模式的有效手段,旨在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农业生产能力,实现旱涝保收,以相同的资本和资源投入获得更多的收益,增进农业经济的产出率和劳动回报;农业生态化是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必选方向,旨在优化农业发展环境,提高农副产品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土地、山坡、湖泊、河流和森林等有限资源的永续利用。  

工业反补农业,也是必选方式和有效举措。否则一旦农业萎缩,粮食产量滑坡,工业经济就会失去支持和后盾。  

一家一户分田单干,不是现代社会农业发展的模式,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能为现代化提供足够的基础性支持。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要实现全面现代化,就必须优先实现农业现代化,降低农产品的劳动要素成本,垂直增加农业产出。将解放出来的农业人口流动到第三产业,加快发展服务性行业,建设广大的农村市场,推动农产品的高速、有效、适时流通,减少农业经济的消耗性支出。  

“分田单干”的政策必须改变,而且改变的时机早已成熟了。  

在农村实行和推动自由经济联合体,“产—加—销”一条龙、优化式、高效益运营,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但不要强迫每一户农民都加入自由经济联合体,而要坚持“自由进入”的原则,即使只剩一户农民不愿意进入,也要允许他继续单干,不要歧视,而要尽可能帮助他发展。  

“全面市场化”是错误的,但农村和农业市场化的程度远远不够,讲“市场化”主要是针对农村和农业。没有开始市场化的农区,要赶紧行动起来,在市场化上大做文章,使市场化成为农业和农村二次发展的启动力;在市场化方面已经起步的农区,要进一步加快进度、扩展广度、开拓深度、提升质度,推动市场化水平日益增进,以完善相关的机制打造强大的发展后劲,使市场化分步升级为欠发达农区综合发展、持续提速的推动力。  

以典型引路,学习、借鉴和参照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等发展的成功模式和实践经验。  

如果农业发展体制和发展模式改变,农业的补贴性支出就会省下来。将这一笔巨款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三)全面启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将城乡一体化战略构想真正落在实处,而不是只写在纸上。全面启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时机早已成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美国宣布2017年从中东撤军,全面侵华战争可能在2020年前爆发。我们一定要用好10年左右的机遇期,尽快组织实施城乡一体化新世纪工程。  

中国分步骤发展战略是正确的,先发展城市,后发展农村没有错,但“后发展”不等于不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重点发展、偏向发展、高速发展已30多年,农村该加快发展了,否则迟早会出问题——农民都进城,将城市挤垮了,城市的生态环境会急剧恶化,而且城市不能无限扩大;没人种地了,粮食产量减少了,进口又受限制,大家都得挨饿。  

可能会有人说,没人种地了,粮价就要涨,粮价高了种地能挣钱了,就会有人去种地。这就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很浅薄的。别的不说,仅考虑粮价,就会得出让人心惊胆战的结论——如果粮食缺口大,粮价自由上涨,很多人吃不饱,就会引发社会动乱。地球人都知道,粮价再怎么涨,总有一个限度,政府不可能让粮价像房价一样无限制地涨上去,因为国民对物价涨幅有一个承受底线,一旦突破这个底线,就会有意见,就会激化矛盾,就会有人闹事。  

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农村占中国的比例太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灭城乡差别。但是在今后30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农村居民可接受的城乡差别,应该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也是可以做到的。这就是说,城乡一体化发展不等于同步发展,而是通过一体化模式共同发展,扭转城市和工业经济高速发展、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的局面,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为最终实现同步发展打基础。  

(四)坚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财富和资源公平分配、合理共享,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人类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  

中国的社会财富已经形成了倍增效应,问题不在于蛋糕太小,而在于蛋糕分配不公和不能共享。少数人分配得太多,吃不了,成了与贫穷相对的另一种负担——得了富贵病;绝大多数人分配得太少,不够吃,成了产生怨气和矛盾的主要源头之一。  

中国的资源包括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文化艺术和生态等都是比较充裕的,问题是未能实现资源的优级分配和有效共享。  

财富的私人、地区和部门垄断,与资源的私人、地区和部门垄断同样严重,阻滞了优化和共享目标的实现。建立财富和资源公平分配、合理共享的体制机制,已经成为考验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课题。  

向富人增税,让劳动者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不仅对劳动者有益,对富人也有好处,而且富人从中获得的利益比劳动者增加的收入更多。一定要作出明确规定,增加的税收主要用在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村社会环境上。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多吃多占使一些人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不仅透支了别人的消费,造成了他人的贫困,而且会毁了富二代或富三代;更多的人只能节俭度日,挣扎在温饱线上,而且由于机会资源的不均等和不能共享,堵塞了穷人成为富人的通路,购买力渐趋萎缩,城市经济必受牵制,久而久之,还会激化社会矛盾,劣化社会环境和发展格局,引发阶级革命,最终会毁了整个社会。我想,大家一起玩完的结局谁都不愿出现,富人更不愿历史的悲剧重演吧?  

(五)切实为消灭差别而努力。从人性、人权和法律的角度来说,人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贫富之分。差别是由偏私的理念、政策、法律和制度等及由此产生的机会不均等造成的。我们建立平等的、公正的、优级的社会,就必须渐进式消灭社会差别,步骤性地构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和价值标准,向资产阶级法权宣战。  

照搬西方模式进行的“全盘私有化”、“过度市场化”和“价值金钱化”,以及与之相适应建立的一篮子“权贵式体制”和反向理念,造成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官民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等进一步加大,形成了抵近极限或超越底线的两极分化以及大规模的负面效应,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  

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最文明的社会,起码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更文明。而文明的社会是高度人性化的社会。发展经济只能使社会越来越人性化,而不能反人性发展。虽然自私也是人性之一,但它是非良性的有时甚至是恶性的,对社会的危害有目共睹。我们只能弘扬良性的人道,声张正义,而不能相反。必须坚决反对恶劣的人性,用理性抵消人的兽性,防范和控制私欲的超高频膨胀。一定要为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而努力,为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争取在2050年前后把我国建成发达的文明社会。  

   

“老婆孩子热炕头,二亩水地一头牛。”这是旧社会农村殷实人家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现在的农民已不再满足过这种“小农幸福生活”,但对安定的生活还是向往的。农民进城打工不是个好现象,大多数都是被逼无奈的选择。谁愿意背景离乡,到陌生的地方靠出卖苦力度日?而且还要忍受老板的白眼甚至责骂,有几个人心甘情愿受这份窝囊气?将老人和孩子们留在农村,独自远走他乡,哪个不想亲人?而且他们的性需求长期压抑,又怎能不渴望有个安稳的家?  

对于“三农”问题,我们再也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往上数三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农民;理性面对现实,没有一个城里人能离开农民生存下去。楼房再高,不是白面、稻米、青菜,不能吃;轿车再多,不是果汁、鲜奶、茶水,不能喝。城市居民需要农产品,农民需要工业品。在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大背景下,城市居民离不开农民,农民也离不开城市居民。所以,城市居民要为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出力。特别是从农村进城的“新移民”更不能忘本,不能忘了农村,不能忘了农民,更不能忘了农业,一定要为解决“三农”问题尽最大的努力。  

毛泽东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解决“三农”问题,是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实现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关键。维护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坚持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是我们矢志不移的战略目标和选项。毛泽东的话既形象又深刻,对我们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领域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对加强国家安全、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和保持非霸权国际身份认同,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取决于长板,而取决于短板。农业面临危机,农村正在萎缩,就像坍塌的白矮星,如果我们不发力拯救农业和农村,当这一代老弱病残的农民去世后,农村就会完全空心化,农业就会严重缩水,我们就有可能挨饿,工业因农业短板的制约而由长变短,国民经济因农业扯后腿而一蹶不振。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时不我待。及早让在城市打工的青年农民回家吧,建设新农村需要他们,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他们,中国崛起需要他们,中华民族复兴更需要他们,不仅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未来。  

   

   

 2011年12月22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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