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插栽有先后，村里的稻谷成熟也有先后，村民也正如次第成熟的稻谷，分批次被城市收割，剩下的“晚熟者”，就被遗弃在田地里，孤寂，寥落。
2013年10月12日中午1时许，太阳很大，77岁的会新扛着锄头走过一片青中吐黄的稻田，稻谷快要收成了。
在他的记忆当中，因为插栽有先后，村里的稻谷成熟也有先后，谁家的稻谷先熟了，就会请别家的劳力帮着收割，次第进行。现如今，这个传统早已无以为继，因为村里种稻谷的，就剩下他一户。
其实，村民也正如次第成熟的稻谷，分批次被城市收割，剩下的“晚熟者”，就被遗弃在田地里，孤寂，寥落。大片的良田同时被遗弃，长满荒草，枯黄如生锈的长剑。
这里是粤北，翁源县。农村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现代化是怎么一回事，但一二十年间，一切都被现代化默默地颠覆。
他们被卷进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市场所构筑的一个等级结构中。还留在农村的人，就像当代社会学巨擘齐格蒙特·鲍曼所揭示的，成为被这个等级结构所淘汰、抛弃的“人口废品”。
社会变迁的机制，残酷得让人意识不到是否能适应—因为必须适应。
逃离的途径
除了这一次，下排村从未在任何新闻报道里出现过。
会新的妻子，七婆，从厨房出来，站在门口废弃的水井边，脚下围着8只母鸡，整条巷子里没有其他人。厨房对面是一排白色的一层小楼，有5个房间，现在他们一家就住在这里。
这里原本不是他们的家，而是会新的族弟家。族弟一共4兄弟，都早已搬离这个村子，到县城去生活。
原本下排村有近200人，90年代开始，人们分批离开，现在只剩下4户，12个人。这4户12个人分别是：会新、七婆、儿子大能、儿媳妇大能嫂、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阿光和妻子阿线;友全和妻子阿春以及他们两岁的孙女小菲;初文。
其中，友全一家和阿光一家都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子，随时可能搬走，初文一家在县城租住，迟早也会离开。能够坚守这个村子的，现在看来只有会新一家。
村里的房子都已经很破落，毁坏它们的不是时光，是缺乏人气，而归根到底，是一个被称之为“现代化”的进程。
最早一批离开村子的是那些“有单位”的人。比如会新的哥哥，他是个教师，还有阿随，他是个转业军人。因为“有单位”，家属也被安置好，于是举家离开。这些人的搬离大约在80年代末，和现代化、市场化都还没有什么关系，属于被纳入国家体制的人逃离农村的那个进程的一部分。
第二批，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抛开姓资姓社的争论后，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地发展。有头脑的人走出去，做建筑，慢慢成为包工头、开发商，或者做其它生意。
第三批，是从90年代后期至今，主要是年轻劳动力，去珠三角打工，存下来一点钱，买了房子，把家里安顿在县城。或者是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读了大学，找到工作，把一家人接走。
第四批，就是友全、阿光以及比他们更早的一些人，他们在农村辛苦一辈子之后，用毕生积蓄到县城买了房子。这个时候房子已经太贵，一些买不起房子的人，就去县城租房。
前三批的人，在大多数农村都是少数，而第四批则占据主体。农民们用半辈子乃至一辈子在农村拼命干活积存下来的收入，做一个城市梦，用血汗钱反哺着城市。
这个过程有点像筛糠，先出来一些米头，再出来一些幼糠，最后剩下一些颗粒过大的无用之物。剩下来的人，就继续生活在农村。
这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价值评判过程。20世纪80年代，所有人都一样，种粮为生，无分贵贱。90年代，市场提供的机会慢慢显现之后，人的价值就有了变化。有能力与发展大势越早对接的，就越快获得财富，越早离开农村，越受人尊敬。一批接一批，人被物化，被以经济能力为标准进行社会地位的分级，被崇仰，或者被遗弃。
这种变化，使得“离开农村”成为农村里共同的价值观，不管离开后干什么，总之剩下来就是一种耻辱。
房地产的另类刚需
大能嫂现在已经能说本地话。六七年前，她被中介人从广西的偏僻山村带出来，带到了下排村。大家至今都不知道大能花了多少钱，村里人估计不会超过2000元。算下来，除去中介费，到达大能嫂父母手里的最多不过1000元，父母因为太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女儿更好的生活。
非此，大能娶不到老婆。大概在2000年之后，在县城没有房子的男青年，已经很难娶到老婆—这一情况不局限于某个村，而是远近乡村的普遍现状。
过去，当大家都贫穷的时候，贫穷本身并不会成为婚姻的障碍，只要身体、精神没有残疾，行为没有法律、道德上的瑕疵，男青年一般都能找到老婆。一旦有一部分人先有钱起来，而他们的价值观又开始主导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穷人的婚姻问题就无辜地跟着一起掉进了金钱的泥潭之中。
友全的一个外甥，在媒人介绍下连续相亲四五次，好几次双方都能对上眼，只是因为在县城没有房子，最终告吹。那时，他的父母刚在农村修建了楼房，穷尽积蓄还举债数万，目的正是为了让儿子娶到老婆，然而建成之后发现毫无作用。无奈，他们默默地重新开始，积累去县城买房的资金。
婚姻之需，催动着县城房地产的蓬勃发展。2005年，1平方米大概在500元左右，2011年，已经是三四千元。婚姻是人的一种“刚需”，这时却转化为对县城房地产市场的十分强大的刚需，卖出去的房子，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婚房”。
这里寄托的，是农民们逃离农村的愿望—岳父母希望女儿能够离开农村，推动公婆们尽力帮助孩子离开农村—这个愿望很质朴，但又让人很难简单地理解为质朴。
友全的姐姐和姐夫，即外甥的父母，如果当时用在农村建楼房的钱去买房，早已足够，但几年过去，房价已经翻倍。越是贫穷，就越要为同样的生活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些一分一角存钱的农民，发现钱总是存不够，儿子娶妻无望，有些人就只能托人去广西、云南乃至越南去“带一个”。
大能很难奢望在县城买得起房子，因为他总是挣不到钱，所以他老婆来自广西。
在父亲会新这一代，家里就是极度贫穷。为此，会新只能去别的乡镇做上门女婿。在农村里，谁都看不起上门女婿，所以他们一家人在母家总受欺负。后来因为无法忍受，大概10年前，会新把家搬回了自己的下排村。正好，这里人去屋空，有的是土地和住房。
大能这个广西媳妇也曾颇让他们一家人头痛。刚来的时候，语言不通，让人以为是个傻瓜。她很不习惯异地生活，总想回家，有一次胡乱坐车“回家”，去了湖南，差点饿死街头。现在已经掌握本地话，但偶尔闹别扭，想回家，就跑到县城车站去，最后都是不敢上车，又自己回来。
六七年里，她没有回过一次家，大能也没有去探望过一次岳父母，甚至不知道他们家的地址。
反向的“留守”
初文已经60多岁，是友全的堂哥。
下排村剩下的4户人家，辈分关系是这样的：会新是叔叔辈，被称为“七叔”;初文和友全是会新的堂侄子，阿光又是初文和友全的堂侄子。这个村子一共只有12个人，但按辈分仍有五代人。
最小的一代就是小菲，今年两岁，再过两年，她就要去县城读幼儿园，那时友全夫妻可能也就不再回来。
初文之所以孤零零一个人住，就是因为儿子在外打工，孙子上了小学，妻子到县城去租了一间房子照顾孩子读书。
初文说，原来这里有小学，有三四十个学生，10几年前被撤掉了，所有孩子到“生产队”的小学去读书，要走三四公里的路。现在“生产队”的小学也只剩下10几个学生，而在几年前，还有200人左右。原来镇里的中学也在四五公里开外，有好几百学生，几年前也关闭了。
以前，以民办教育的形式存在的小型学校，像细胞一样深入每一个偏僻的村子，新世纪以后，学校不断收缩，最后全部集中到了县城，现在，一些乡镇里连一间中学都没有。
教育的远离农村，也是像下排村这样的村子被遗弃的重要原因。
10月11日上午9时，翁源县烈士陵园门口的邮政局，前面有五六级的阶梯，上面密密麻麻坐满了老人，足有三四十人。进入烈士陵园，里面闲坐的、跳舞的、听戏的、唱山歌的，尽是老人。
他们刚刚送完孙辈到附近小学上课，然后在陵园内活动等待着下课。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老人接送孩子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一个人租住在县城照顾孩子，家其实还在农村。因为教育的远离农村，年轻人虽然并未外出打工，老人、小孩却仍然换了一种方式“留守”，这种特别的状态，相当于把一般意义上的“留守儿童”反过来理解。
这不是农村的城市化，而是城市的农村化。因为教育的需要，到县城去买房子，也成为一种强烈的愿望。抛弃农村，是必须的选择，尽管这些青壮年离开农村之后，可能一无是处，事实上还干着农民的活。
友全在买了房子之后，对于要不要搬到县城去长住，就和妻子阿春狠狠地吵了一架，甚至谈到了离婚。阿春认为辛苦一辈子，就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不让人看扁，而友全觉得，在农村自己很自在，知道自己是谁，随便一转身都有的是活儿干，在城里他手足无措。
“而且我一去到城里的房子，浑身都酸痛，晚上觉都睡不着，睁着眼到天亮。”友全说，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离开下排村。
看上去，因为教育原因，或买或租，农民纷纷进入城市，似乎是一种值得乐观的发展趋势，然而许多家庭其实因此经受着从前难以想象的心理折磨。
下排村几年前还住着13个人，另一个是老温，一位70多岁的婆婆。她有3个儿子，大儿子一直在蹲监狱，小儿子一般好几年见不到人，也没成家，只有二儿子阿安状态正常。原来温婆婆也在县城带孙子上学，后来因为眼睛瞎了，被送回村子里一间幽暗的泥砖房里，阿安和妻子仍然留在县城谋生。
温婆婆生活无法自理，经常没有饭吃。友全说，自己常常在吃饭的时候给她送一份，但如果自己不在村里，或者忘记了，温婆婆就只能饿肚子。有时太孤单，想要找人聊天，温婆婆会沿着墙根摸向有人声的地方，为此常常摔进污水坑里，挣扎得全身都是恶臭的泥浆。
几年前—村民的叙述里总是找不到确切的时间—她在墙根下摸到了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下一站：荒芜
下排村迟早要成为空村，这也是许多中国农村共同的宿命。不远处的上排村，原来有300多人，现在也逐步流走，剩下100人左右。
友全一家估计在两年后就会离开，阿光一家会待得久一点，但也不出数年。初文更不用说，一个人生活在这里，不会太久。更现实的原因是，他们都老了，初文60多岁，友全和阿光都50多岁，农活快干不动了。
现在踏踏实实种地的就剩下会新一家子。友全、阿光帮人锄草—原来的山林被烧掉，种上了速生的桉树林，桉树苗还小的时候，草长得快，常年需要有人打理，他们事实上成为了雇佣工人。初文种点儿青菜、玉米和地瓜。
人少，地多。现在12个人中能劳动的9个人，种着原来近200人的土地，结果必然是耕地大面积丢荒。肥沃的稻田，至少有1/3已经长满了经年的茅草，难以复耕，也没有人愿意再花精力去复耕。至于原来种植大豆、花生和地瓜的旱地，则九成以上已经被抛弃，变成了荒山的一部分。
在这一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农民已经变得不爱土地，甚至恨上了土地，因为被绑在土地上，是一种没出息的耻辱。
初文至今还记得普遍农耕的时候，也就是20多年前，村与村之间会为了土地发生冲突。“我们这一片还可以，因为算下来大家都是同一个祖宗开枝散叶下来的，有问题好解决。其它地方有些村与村之间，几十几百人为了争田地、争水，扛着锄头打群架是常有的事。”
下排村以前是抓阄分田地，因为肥瘦之差，也会有点儿争端。现在，初文说，谁还要田地呢?因田地打架?那更是不可想象。
村子前面是一片沃野，原来是整个村子种植水稻的地方，水稻意味着生存所系，一点儿土地都很珍贵。而现在，有些种了桂花树，等着长大了拿到城里卖钱，有些种上了桑叶用以养蚕，还有一点儿水稻，其它则爱种不种，要荒就荒。
去年，曾经有一个外地老板，来这里租下了这一片沃土，用来种植甘蔗，但因为地处偏僻，路太小，砍下来的甘蔗没有大卡车司机愿意来拉，最后有相当一部分坏在了地里。因为卖不出去，腾不出土地，过了春耕时节地还没有还给主人，老板还多支付了租金，亏了个血本无归。今年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一个地方，人少了，狗就会多起来。现在进入下排村，首先迎上来的一定不是人，而是一群狂吠着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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