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硬要把合作化事业与尚未实现的“机械化”扯在一起，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假说没有权力的扶持，这种说法恐怕会被视为精神不正常。农业的家庭耕作有多么脆弱和不完善，对合作化事业的需要就有多么殷切，这个脆弱和需要乃是“古已有之”的。中国古代知识界的政策辩论中间，儒家和法家都曾经设想要“修复”家庭耕作的不完善之处，但是都没有成功。成功的关键在于：需要在乡村社会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组织，没有这样的组织就什么也办不成。
2011年年初，与社科院文学所的几位学者一起，去了一趟饶阳县的五公村，这个村子是毛时代著名劳模耿长锁领导的先进合作典型，于1943年就成立了“土地合伙租”(相当于初级社)，1952年就成立了全村为单位、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大合作社。由于五公村的实践，在时间上远远领先于政策设计，所以，这个村子两次遭遇到河北省委派出的“砍社工作组”，但都被村民强硬地“顶了回去”。
在分田时期，杜润生等人宣传过一阵“只有机械化才有合作化”，这种宣传中间含有一种“生产力发展水平绝对决定生产关系”的公式化想象。按照这种想象，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之前是一个不可能事项，合作化只属于尚未达到的更高生产力水平的未来。
但是，从过去的历史和农业生产现实看，合作化作为一种超越家庭生产单位的制度安排，始终是迫切需要的，这种需要的迫切性，是与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不完善性紧密相关的，换句话说，家庭作为生产单位有多么不完善，对合作化的要求就有多么迫切。从穷困的五公村村民的遭遇看，一遇到天灾就往往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遇到意外损失基本的简单再生产就无法维持。1943年农民私下成立的土地合伙组，其第一批成员、中农李玉田在退组之后遭遇困难年景，结果是卖掉了自己的土地和妻子去渡过难关，而耿长锁的兄长因为无法生存也曾经被打发去关东，这种困境是五公村部分村民寻求合作道路的内在动力。
不仅最底层的农民希望克服家庭耕作的脆弱性，古代中国的上层一样有着这样的强烈需求。有一句老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农业社会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间，家庭都曾经作为最基础的生产单位，由于其内在的脆弱性和不完善性，无法有效保证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稳定，结果使得农民(以及依赖农民而生存的统治阶级)的生存处境的极为不稳定，特殊情况下往往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成本。在原始的农业公社崩溃之后，农业的基础性生产制度的不完善，就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制度困境，每一个王朝中间，有抱负的皇帝和能干的大臣，每每都试图“修补”这一不完善的农业生产制度。
各种“修补农业基础经济制度”思想最终收敛为两种政策主张。吕思勉在总结古代学者们的政策争论时，给出一个精炼的概括：儒家的政策主张是恢复“井田制”，法家的主张是“节制资本”，而王莽则把这两家的主张付诸实践结果都失败了，此后，学者们才感到灰心丧气，一方面觉得基础制度确实不完善，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制度“修补”的难于实现，由此陷入思想上的“消极”，结果催生了魏晋玄学。(参阅《吕著中国通史》第五章财产)
井田制在原始的共产主义公社崩溃之后形成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家庭已经成为一个耕作单位，但是，基层社区还有着很大的干预生产资料再分配的能力，能够实现“三年一换土易居”，此时农民虽然已经没有了生产过程中间的合作，但是，生产过程之外的“土地保险”还有。有了这个保障，就可以把“失地流民”数量降低到一个可接受的低水平，从而在宏观上保障政治稳定。井田制的功能性作用，是通过保障“农民有地种”而保障国家的政治稳定。这个制度近似于分田到户早期的大队和生产队，这两级机构当时还有能力对耕地定期按人口进行重新分配，从而对农业人口履行“生产资料保险”职能。
法家的节制资本主张，实际上是希望介入农民的市场交易行为，防止农民因各种“交易行为”而破产，李悝曾经设想过一种近似于后世的“常平仓”制度，试图对农产品进行“价格保护”，防止“谷贱伤农”;而王安石的“青苗法”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设计，希望由政府在农民困难时期给予低息贷款，避免农民在谈判地位最低的时候，受到强势交易对手的掠夺。法家思想的核心是试图以政府对生产过程之外的流通环节进行深度介入，避免发生富人依仗优越的市场地位剥夺穷人，以此降低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
儒家和法家政策主张，都非常准确地指向了“家庭作为生产制度的脆弱性”这一根本性方面，但是，两种主张在实践中间都未能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其设想“不务实”，而是在“执行力”方面遭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儒家的井田制主张，要求社区中间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对土地进行定期再分配，而法家的主张要得以实施，就需要依托乡村社会中间建立起有效的政权机关，但是，这两者都建不起来。历史的演化中间，乡村社会原有的强有力的公社(这很符合儒家的需要)随着“天下为家”(耕作单位家庭化)而弱化，等到强制性国家政权出场时(春秋战国时代)就逐步陷入解体，早期儒家思想始终对国家机器的强化过程抱有敌意，但是儒生们两千年来硬是没有找到建立起新的社区权力组织，所以，井田制始终是一个“批判性的想象力”——仅仅用于观照现实生产制度的不完善性。而政权下沉到乡村，迅速遭到高成本的限制，运作成本超过农民的最大供养水平，因此皇权不下县成为一个历史常态;按照梁漱溟的看法，历史上很多事情是由相反的方面所“逼成”的，历史上所谓的“与民休息”“不干预”政策本质上是干预成本过高以至于无法干预，“皇权不下县”不过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而已，而不是出于“黄老之学”或者某种思想主张。换句话说，社区权力自从崩溃之后就再也未能重建过，而行政系统的高成本也使得政权无法在乡村获得必要的执行力，所以，儒家和法家都看到了问题，但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两千年来一直是流于幻想。
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好想法”，而是长期缺乏“好手段”，才放任一种不完善的生产制度——“小农经济”——万万岁的，很多人都知道它不好用，但是人人都拿它无可奈何。从这个意义上看，农业要“社会主义”(追求一种生产或者生活单位上超越家庭局限的新制度的努力)，问题反而不在“经济上的需要”(这是从来都需要的)，而是在于政治上(或者行政上)的可行——如何在乡村社会再生成足够“执行力”。作为一个反常事态，毛时代在全国普遍建立了低成本、高执行力的基层政权，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合作化事业的进步，今天的共产党再也没有能力建设那样的低成本政权了，所以，有再多的好想法也会跟古代儒家法家的先生们一样流于空想而无法实现。
从五公村的实践，去对照历史经验，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耿长锁和耿秀峰两人恰好具有代表性。这两个人都看到了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和生存单位的严重局限性，都希望改变这个现实，耿秀峰本人是一个积极的主张者和思想者，但恰好他本人不具备在乡村社会生成“执行力”的条件。
五公村人今天回忆耿秀峰的时候，仍然肯定他是一个好人，也有好的想法，而且还很有公心，但是就是缺乏“领导能力”或者“号召力”，他曾经自告奋勇担任一队的生产队长，但是“玩不转”，搞了几天就搞不下去了。他本人从省供销社病休回村之后，长期干的一个活儿，就是推上小车，在村子里为大家修路;在分田到户之后，他还曾经给邓小平等领导人写过三封信，表示自己的“不同政见”，结果曾经引起河北省公安厅的同志登门拜访，他本人竟然不服软，还非常强势地伸出双手让对方“上铐子”。耿秀峰不仅对合作化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坚定的主见，而且还有着公心，有服务精神，还是文盲充斥的乡村中间少有的“文化人”，照说，这是一个很合适的干部人选，但是，他终于未能胜任队长职务，这从另外一个方面昭示了乡村社会“执行力”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反过来，耿长锁没有文化，由于穷困，也未能成为合作化事业的理想发起人，穷人作为发起人永远要遭遇一个“是不是想要占人便宜”的追问，由此就矮人一截，在土地合伙租成立伊始他并未受邀参加，而是在合伙租遭遇困难濒临散伙的第二年，人们才想到邀请他参加。也是由于穷困，他不得不兼营副业并外出打短工，由于土地少不足以维持生存，不得不开辟“副业门路”成为打绳能手，还曾经是“打短”的头头。也正是因为曾经“穷过”，反而对于合作改变穷人处境有着深刻的执念，在国家出台“五保”政策之前，耿长锁就已经开始设计对缺乏劳动能力的村民的保障制度，并把这个设想带到“八大会场”上讲述。
作为穷人，对于穷困地位所带来的苦痛和尊严损害有着深刻的记忆，孔夫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耿长锁始终注重把集体经济建设成为所有人的依靠这个理念，不能让村民处于求告无门的地位上，为此，他与一切有悖于此种精神的力量进行不屈不挠的博弈，这是耿长锁思考集体分配规则和市场盈利规则的出发点，他坚定地反对省委进行“百分之百按劳分配”的设想，也从不利用机会去市场上牟取暴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对过度依赖化肥增产的方法，始终追求把大家组织起来充分挖掘潜力增产——一种依靠劳动密集投入的增产方式。我们访问一个地主的后代，他也高度肯定耿长锁的贡献，说整个村庄都得了他的好处，很明显，这位地主后代是把合作化的增产成就与耿长锁个人联系起来给出解释的，不过，如果仅仅从农民组织成本一般情况下难于解决的认识出发，而耿长锁则解决了这个千古难题，他这个评价也算是合理。
耿长锁的认识，对于那些无限接近于庙堂的学者们来说，过于朴素和平常，过于常识，缺乏“理论高度”，似乎不值一提。 即便是在乡村舆论环境里，耿长锁的组织成就也不是那么好理解的，张启回忆说：老爷子身板不高，缺乏成为劳动模范和农村带头人的体力条件，曾经亲口问过他，他到底是怎么成功的?老爷子嘿嘿笑着回答：从自己的打绳生涯中间，得出一个颠扑不破的认识——几股麻皮只有“拧起来”成为一根绳子才有劲，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超越家庭生产的局限。而农民“拧不起来”则成为历史的常态，今天也是这个样子的。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初稿
附录：《中国乡村 社会主义国家》书摘
马克·塞尔登、弗里曼、毕克伟《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老田按：1943年为了应付华北大旱，在“合作迷”耿秀峰的鼓动下，五公村的耿长锁领导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开始只有几户非常穷困的农户参加，后来逐步扩大。合作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努力所能达到的限度，特别是在副业方面有突出的表现，由于表现特别好，土改时期甚至有官僚曾威胁不肯解散合作社并实行分田到户的耿长锁，要把他的合作社打成“富农组织”。这个合作社顶住了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最终生存下来了，取得许多重要的成就，仅仅是因为集体化就增加了土地240亩(因为平整土地清除界线、迁坟和改造河滩)，占该社1958-1960年三年平均土地面积的11%，此外依托合作社这个经济组织，五公村实现了多个方面的进步，详细的情况见书摘内容。
该书的是三个美国教授，他们从1978年开始进行回溯性研究，曾先后19次访问过五公村，考察的时间跨度为1935-1960年。该书提供了一个北方村庄的真实案例，让人们可以看到1/4世纪中间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演变，特别是该书提供了很丰富具体的材料细致地描述了贫苦农民在饥荒面前的无助地位，有益于认识中国农村的过去和现在。书的们早先曾是美国学界相对激进的左派，对费正清为代表美国汉学界主流长期持严厉而不妥协的批评态度;在邓小平改革后，他们在精神上似乎失去了归依，最后急速右转。在该书的叙述中间，其主题和观点方面往往脱离事实材料的说服力量，明显怀有一种“浪子回头的热切心理”，显示了他们为回归主流而决心牺牲理智和逻辑。中国的研究者大多不愿意费心追溯长时间序列的枯燥数字，因此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就格外有价值。
要说明合作化是错误的，最有力的论证就需要说明——集体努力不可能实现个体努力难以实现的潜在利益，反过来，如果在个体努力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还有很大的潜在利益空间，而且通过集体组织的作用，又可以比个体努力更好地逼近这个可能性边界，那么，集体农业就是值得推广的努力方向。一般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崇尚个人努力和市场价格机制，不承认集体努力优于个体努力，这三位教授在书中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回归主流理论的急切心态，急于否定中国的集体农业成就，这个隐含的主题恰恰与中国官方“要面子”的取向形成强烈的反差。三教授原本希望从搜集到案例资料足证主流学术的道理——合作没有任何效益，但非常遗憾，中国官方却“开玩笑”地提交一个模范村庄——一个合作效益发挥得十分充分的案例——让他们去研究(假如让他们研究小岗村肯定就不会有这个矛盾了)，结果，村庄巨大的合作效益与教授们要说明的道理完全不能吻合。虽然教授们最终还是千方百计地坚持了自己的“道理”，但是细心人总是可以发现道理与史实的严重脱节。考虑到这本书出版后还获得过列文森奖，看来是教授们的苦心还得到了嘉奖，是立场而不是学问得到了美国学界主流的承认。
下面是该书的书摘，段落末尾的阿拉伯数字是原书的页码：
第一部分 饥荒
1368-1749年间，自然灾害平均每7年劫掠饶阳一次。
饶阳地区年降雨量平均508毫米，其中70%集中在7、8月份。(P23)
在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主要通过救灾，给穷人提供一些短期生活保障。1732年，有140万斤储备粮，大约人均12斤，储备在饶阳县的中心粮仓。(P24)
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了下来。(P30)
按照约翰·布克所编的资料，在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在最穷的地区，饿死的人也最多。(P30-31)
1932年，肆虐的罅沱河淹没了全县1/3的地方，毁坏了庄稼，在洪水经过的地势低的地区，冬小麦无法耕种，因而1933年6月颗粒无收。相反，该县南部则遭到严重的旱灾。1933年夏发生的洪水淹死了耕畜，全县一半居民无家可归。(P33)
1935年，国民党委派一位新县长王文斌到任时，老天仅下17英寸的雨。他警告说，饶阳已经处于变成荒地的边缘，“土壤贫瘠……没有足够的水”，老百姓的生活“不堪设想”。王县长的资料表明，200年后，农民比18世纪40年代遭灾更多，气候也更加恶劣。1748年，饶阳县有23753户，大约12万人，到1935年，已增至33184户，192819人，人口增加了60%。按照王县长的调查，1933年耕地面积从545500亩降至512800亩，减少5%。1748年户均土地面积22.7亩，到1935年仅15.4亩。(P33-34)
1744年和1935年的饶阳有一个重要差别，即国家对天灾的反应能力不同。乾隆政府提供财力物力，救济难民，但到了20世纪，清朝脆弱的保障网络已经整个地消失了，应付紧急状况的粮仓没有了。县财政也陷入赤字状态：收入65838银元，而支出(大部分用于警察方面)则达71083银元，其中仅仅100银元用于抚养孤儿和救济穷人。与清朝政府相对照，1935年发生洪灾时，中央政府没有给予救济。王县长向第二区和第四区的地主征用了13万斤粮食，因为仅有这两个区有余粮，每100亩私有土地捐献150斤粮食，可谓杯水车薪。(P35)
文化成了充满竞争的领域。虽然很多难民逃到关东和沿海城市去做工，但其他人则希望原有的和新的神灵会保佑他们。他们在610座庙宇中求雨，祈祷免遭蝗虫、水灾、疾病和抢劫。有些人则到天主教堂寻求救济。此时冀南约有78358人改信天主教，约占冀南人口的1%略多。(P36)
找水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课题。在富裕的定县，地下水接近地表，将近一半农户使用水牛。在偏僻的饶阳，很少有人出得起资金、劳力和材料挖一口起码4.5米深的水井。(P37)
1936年五公村285户共1390人，耕种4620亩土地。平均每户16亩，人均半英亩多一点，接近全县平均水平。在五公村仅有4户拥有土地80亩以上，而最多的为123亩，出租土地不超过24亩。这些富裕家庭中的首富也与其他人一样下地劳动。仅有80亩私有土地(占总面积的2%)出租给佃农，租金平均一亩3块银元，在1935年其价值相当于75斤粗粮。租约一般为3年。土质最好、利于灌溉的土地偶尔也出租10年以下，专门种蔬菜，每年租金8-10银元。(P40)
贫穷是普遍的，即使富裕家庭也仅仅在节日时才吃细粮。
平均五口之家耕种15亩土地，在好年成里能够收获2250斤粮食，除去每人生存需要300之外，用于种地开支、修缮、税收、家庭日用品、衣服和应付紧急情况，或支付结婚、节日和葬礼的开支已经所剩无几了。1935年，购买一亩土质好的土地要花100银元，150元可建造3间标准房，婚礼和葬礼开支分别为70元和100元。1块银元可以买25斤粗粮。(P40-41)
五公村的贫穷还反应在它的生态环境上。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的高地上，不在罅沱河的洪泛区内。它的主要问题是干旱而不是水涝，地表没有水，1936年时仅有36口水井，大部分在属于李氏宗族的土地上。有时轻微的干旱都会导致粮食明显的减产。严重的旱灾则意味着挨饿、妻离子散、逃荒甚至饿死。(P41)
南李、北李和张氏这三个宗族在困难时期通过向较穷的宗族成员出租150亩土地来帮助村民，地租只有平均水平的1/3，并允许无家可归者住在各个宗族的祠堂里。(P43)
党的的地方政权――饶阳县人民政府在五公征收了10万斤粮食。村长李子厚核算了免税部分，然后向每家分派缴税义务。村长估算五公村4470亩地，通常可生产804600斤(每亩180斤)粮食，先扣除个人免税的312750斤，余下的491580斤粮食应上交20%略多一点，即10万斤税粮，如果产量较高，则实际比例就降低，反之则高。每年上交10万斤粮食仅为12%略多一点。
这一年征收土地税的总量与以前国民党强加的征税水平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税收欺诈没有了，以个人免征点来分配税收负担，对较穷的农户有利。(P69)
1941年年中，即第一次税改之后第三年，抗日政府开始第二次税改，实际统一累进税。(P70)
统一累进税则对高收入者按较高的比率征税，有一担应税粮的农户的征收比率为10%，有两担的则为12%，三担的为13%，依此类推，最高为40%。70
1941年夏，在冀中九县(包括饶阳)对27个村庄的战时调查表明，36%的雇工获得足够的土地而成为被共产党划入贫农的自耕农，另外20%已达到党称之为中农阶层的地步，还有1.8%已经成为富农。在原来的贫农中，28%已经上升为中农，0.4%转变为富农。这种土地平均化税制改革的另一面是，富农中有34.9%下降为中农，8.1%变为贫农。五公村拥有土地最多的五户农民面临着实物税猛增的局面。设想一下：在总数495亩土地中，他们自己耕种的395亩良田，每亩产量200斤，在免交了11700斤之后，按照40%的最高税率上交67300斤，这个数字是合理负担税的最高税率的两倍。(P71)
较为富裕的农户寻找税制改革的漏洞。李建亭试图以谎报产量和土地数量来逃税，李春龙把土地暂时“转让”给宗族中最穷的人。由于穷人交低税或免税，转让土地的纳税率很低，穷人成为逃税诈骗的同伙。事实上，李让亲戚耕种他的地，不用交税，而土地仍是他的。当这种措置被察觉，他被强迫正式转让土地。李春龙拒绝这么做，并纳了税。传统乡村精英的庇护人不再拥有压倒一切的政治权力。71
1940年，毛泽东号召在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减租最大幅度规定为25%。在五公村，这意味着地租将从每亩3元降为2.25元。
1941年11月初，来自饶阳第四区政府的工作队进驻五公村，外地人黄宝芝和田乱子在此推行双减四个月。可是在五公村，租贷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1936年仅有80亩私地(占总数的3%)租佃给25户耕种，到1940年初，租佃的土地数量下降，包括减少不平等和消灭租贷在内的减租目标，已通过税制改革悄悄实现了。(P72)
税制改革在没有引起新的破裂的情况下，修复了乡村中很多似乎遭到破坏的裂痕。革命也是一种重建。统一战线把相互敌视、有时桀骜不驯的宗族和社会团体凝聚在一起，进行抗日。1938-1940年党的改革政策使经济复苏，愈合了社会裂痕，使党成为乡村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力量。(P73)
当干旱和可怕的霍乱遍及华北时，斗争变得异常残酷和激烈。由于日军抢走了粮食，一些村民只能剥树皮，吃树叶，以此挨过饥荒，留下一条活命。(P73)
1942年夏，日军与经过五公村西的小股八路军打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此后他们决定拿这个村子开刀，在数小时内，烧毁了110间房屋，抓了20个男青年，杀掉了几个人，抢走了牲口、粮食和家具什物。邻村也遭到严重损失。(P74)
在日军春季进攻期间，550位饶阳爱国者被杀害。此外，在饶阳最大的一次战役中，由冀中抗日政府领导人吕正操指挥的近500人的部队在罅沱河北遭到突然袭击，全部牺牲。村民们以极大的代价为抗日部队提供给养。五公党支部已从1939年的43名党员扩大到1942年底的63人，其中13名妇女。村里还送70名青年参加八路军，李万义是其中之一。(P75)
和平维持会也征收日本人强加的税款，他们从每200斤粮食征收75斤额外税款。不过日军征收的税款是不定期的，当他们需要供给时，就命令维持会征收。维持会尽可能欺骗，使日军尽可能对村里的粮食产量估计很低，同时又不得不按要求征收和上交税款。
对日本人的服从使生命和财产得以保住。(P76)
在抗战中起领头作用的五公人，有63人在战时入党，70人参加八路军，20人加入当地游击队，大约有30个非党群众活跃于抗联下属的各种组织，或在和平维持会工作，加起来约有150个五个人献身于抗日事业。对于近300户的村庄来说，这个前半个世纪没有受到席卷中国的主要革命浪潮影响的地区，战时动员十分成功。(P80)
当通过愈合乡村的裂痕，促进对立阶级的团结，领导武装抗日，实现经济和社会改革，尤其是税制改革，在广大边区(如冀中)，建立了群众广泛支持的根据地。它正在产生一种组织结构，一种实际上由党凌驾于经济和政治之上的军队和政权机构。在战争期间，党赢得了许多朋友，并越来越有能力把她的意志强加于人。
他们忠心耿耿地为抗日服务，其中很多人和他们的孩子都入了党，参了军。在五公和整个饶阳县，人们的关系重新组合，出现了团结一心的局面。乡村孕育了一个新国家和富有生气的民族主义。(P81)
1943年，旱灾加上日军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有数百万人饿死。
与1936年的4470亩相比，五公的可耕地到1943年已下降至3892亩。人口则从1390人下降到1347人。但税制改革减少了5户最富裕家庭所拥有的土地，使之从465亩降为279亩，从而增加了生存的可能性。这场席卷华北的静悄悄的革命，把无数农民从1943-1944年大旱灾的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943年，五公村几乎颗粒无收。在从1942年5月日军发动进攻到1944年春旱灾结束期间，五公村320户有101户为了活命而卖地卖农具。此外，29户卖孩子，25户外出乞讨，21户逃离五公。90头牲畜中有2/3被卖掉，15人被饿死。
其他地方更糟，就在五公村北面，死神大步掠过杨各庄的沙土和碱地。没有水，地是白色的，坚如岩石，杨各庄的大多数人逃荒走了，27户卖儿卖女，饿死30多人。(P84-85)
1960年五公公社的平均亩产远低于200斤。由于翻耕的土地很少，虽然糟糕的30年代平均水平也低于200斤，可是现在人口比那时多得多。这样一来，粮食危机非常严重。到1960年，中国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和猪的产量比1951年还少。由于50年代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均水平更低了。(P335)
全国有2000万――3000万人饿死，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P336)
1960年，河北的灾情最为严重。五公的产量减到310斤，全村共产量72万斤，勉强达到1959年的2/3。售给国家2万斤小麦。1960年五公人均粮食分配下降到大社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仅270斤。(P334)
饥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在受浮肿病的折磨。皮肤表明肿起，闪闪发亮，如果皮肤受压，就不再弹回原状。因饥饿而变得虚弱的五公干部病倒了。合作迷耿秀峰带着肺结核病回到五公，早就准备“去见马克思”了。五公村和储存的宝贵食油留给孕妇，使健康的年青人勉强挺得过去。但病人和老人就麻烦了，按会计耿连民的记录，12个老人早早去世。(P334)
第二部分 合作社
与新章程一样，第一次选举反映了来自第八军分区的外乡人的意愿。他们撤了打绳者耿长锁的职，让“模范工”耿秀峰取而代之。耿长锁则从事他的专长，负责副业生产。耿书普任副组长。种田能手张近仁负责农业生产。秀峰缺乏种田和其他工作的经验，这样他就无法循例进行领导。他的革新思想使他并不关注日常事务，而这些事对合作社的成功至关重要，他具备的只是与党的上层领导的关系，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信仰。104
耿秀峰认为，把已经是朋友、邻居、亲戚关系的和具有相似经济基础的家庭组织起来，是很有意义的。而在宗族与土地、农具和耕畜的所有权上的显著差异，则会酿成毁灭性的争端。105
林铁的部下、负责冀中地区农业工作的张克让视察了该合作社。张已听到有关该合作社的正面报道，就亲自来看看。他与耿长锁、乔万象和卢墨林进行了交谈，对合作社克服困难、帮助并救济特困户的事情印象很深。他指出，合作社在发展有利可图的绳子买卖，和把农副业结合起来上取得了成功。他赞赏合作社的劳动分工，它使乔万象的会计技术、耿秀峰的思想、耿长锁以身作则的领导能力和买卖知识、张近仁的种田技术有了用武之地。在别的地方，干部们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耿老板却不同，接受的是义务。张克让提出要向耿合作社提供技术援助。114
合作社施用大量的有机肥，大约每亩1000斤。社里的土地几乎没有任何灌溉条件，合作社也拿不出供挖一口浅井的100元钱。无论如何，在可能退社的社员地里挖井是一种冒险。春天和初夏旱灾日趋严重时，社员们就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浇在干巴巴的地里。116
耿合作社情况好转的一个迹象是，较贫困的家庭投人的土地产量要比中等收入的自耕农高。116
给穷人带来稳定收入、避免在饥荒中饿死、使穷人能够结婚的这些条件，刺激了人口增长。1936一1946年间，五公人均土地面积从3.3亩降为2.8亩，人口加速增长十分明显。129
外来宗族结成联盟，把5户(全部姓李)划为阶级敌人。125
在1946年耕者有其田运动之前，10年渐进改革构成了一次土地革命。五公村最富有者的土地通过和平途径减少了1143亩。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这种和平方式维持了农村内部的团结。李华歧和李建亭两家的土地已从203亩减至76亩。但在1946年，党的领导人坚持，人人在阶级斗争和重新平均分地中，都要向“先进”看齐。而如果不在农村进行阶级斗争，打倒“阶级敌人”，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129
五户地主和富农为了减轻税收负担，被迫把几块土地抵押而不是卖给较穷的族人。属于庙宇和宗族的几小片地也以优惠的租金让给穷人耕种。五公村便把这些土地的产权转让给这些耕种者。再有，虽说允许地主和富农有足够的土地维持生计，但除此之外的任何土地都须分给最穷的人。129
在调查了另外四个目标户之后，可供重新分配的土地共计145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3%。被没收的土地不止这些：属于庙宇和宗族的150亩地也全部被没收。最后，5户富裕中农被逼交出30亩地。总之，在1946一1947年冬，共有325亩(占全村土地面积9%)被分给贫困家庭。130
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农和在战争时期获得上地的新中农占农户的50一80%，贫农只占人口的10一40%，在这样的乡村，土改进行的较为彻底①。党撤回了分裂农村社会、损害绝大多数自耕农利益的重新平分土地的政策。146
一旦生活被冻结在单一模式中，命运便被永远地封存不变。在充满阶级斗争的土改中产生的不是解放和平等，而是一种类似于种姓等级制的东西。抗日活动分子和五公早期党员李凤祥是饶阳的一支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他在五公村被定为富农，这样的阶级成分能够结束一个人的政治命运。有些远离老家或在革命队伍中爬得很高的人，可以用“革命干部”这类美妙的词语取代该死的家庭成分。147
1946年土改把长工耕种的土地，和土地所有者典当、出租、抵押或“贷出”，即实际上在耕种者手中的土地，真正地转让给耕种者本人。1948年初，工作队宣布，1945年分地无效，收回土地，把它和其他没收来的财产一起重新分给土地最少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已在耕种它。148
1949年，由于天公作美，政治安定，耿长锁领导的合作社迎来了连续第二个丰收年。粮食亩产达到329斤，创了记录。合作社对获得成功充满了信心。那年春天，合作社买了两头骡子和一辆大车用于副业生产，后来证明这是那年的一大成功。花生油收入增长了近五倍，相当于34009斤小米。副业兴旺则主要靠从县供销合作社借来的榨油机。(乡村中间的工商业利益，最终要由优势地位的群体攫取，这没有什么奇怪，合作化之后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开始接管这一部分利润)
1949年，五公村369个自耕农家庭中，也有很多获得丰收，小麦亩产平均120斤，仅比耿的合作社低20斤。但有些家庭落在后面，被迫卖掉一些土地的大约有15家，李文瑞就是其中之一，他家中有妻子、母亲和8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人帮他到地里干活。处于败落中的还有李相，他在土改前作过长工，在田间管理上没有经验，且缺少农具和牲口，他家的粮食勉强够吃。当地的一位中间商安排李卖掉了1.5亩地和他家的房子。国家是允许买卖土地和财产的。
张庆周也卖了地，他的儿子得了重病，而为了换取医药费，张把3亩地卖给了园子附近的某个人。(P163)
到1950年，河北省近70万农户中，仅60户加入了这类组织(指半社会主义合作社)。这60户中，耿合作社就有17户。政府继续支持耿老板，春季，省里送来17.5厘米的新型耕犁，取代普通的10厘米耕犁。不过合作社179亩地分成78块，因而政府送来的大犁用处不大。
1950年，副业收入上升到6万斤小米，主要还使花生油收入增长了31%。副业产值连续第二年占全社实际收入的45%。(P166)
这一年，合作社改变了副业分配原则，拿出70%而不是60%的净收入分配劳力。可由于利润提高，投资人并不介意。5年前外乡人强加的类似改动曾遭到村民反对，而根据当地条件做出的选择却使一切变得不同。迫使所有农民接受某一中央政策，这种束缚限制了经济自主权。在耿老板的领导下，社员们在副业上投入了4.7万斤花生。1951年，合作社的赢利足够使耿长锁盖一栋新房子，他拆掉了两间旧房子，买了粘土砖和木料，扩建兴旺的花生油生产用房。集市上流传这句话“要赚钱，就要建立长锁这样的合作社。”
省领导注意到耿合作社连续三年丰收，遂决定把耿定为省劳模，并邀请他参加11月在保定召开的河北省第一次劳模代表大会。耿就合作社的历史作了发言，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五公村赢得了声誉。(P167)
1950年6月，村干部们估计，在五公有37户富裕的，326户够吃的，仅有34户缺粮。他们认为，除了146户“老中农”(1936年时的中农)之外，五公另外有239户新中农。通过税制改革这一静悄悄的革命，到1950年时大多数农户已达到中农水平。用1936年的标准衡量，仅有12户贫农。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改善。(P168-169)
在那年干旱的春天，耿长锁组织社员挑水到地里，这些人抱怨，到远处担水太苦了，也许不必这么做。当社员们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而错过了每年春天在邹村举行的为期5天的庙会时，抱怨转为愤怒。使情况更糟的是，春天降雨时，其他人竟嘲笑社员们是在浪费时间。但在炎热的6、7月份，8000桶水浇在80多亩地里，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每个村庄都有井，但合作社的庄稼长势最好。粮食产量竟令人难以置信地上升了42%，相当于478斤小米。
1951年，政府急需很多棉花。五公村自耕农不愿卖，因为国家定的棉花统购价为一斤皮棉8斤小米，这价太低了，而在市场上，任何东西的价格都比这高。但是耿老板迫使合作社1952年的棉花种植面积上升到53%，而社员们却不接受这一决定，夜里起来破坏种棉就是一个信号。(P171)
教育得到了发展。许多女孩开始上学，虽然在50年代初，3/4的女孩仍上不了学。县政府为小学配备了教师。
饶阳县还建立了第一所现代的县卫生院，虽然死气沉沉、简陋、人员不足、缺少诊断设备，但却为闭塞的饶阳带来了现代医疗保障。卫生院的主要工作是预防疾病，改善卫生条件，帮助当地村社建立卫生站。(P173)
由于有国家支持，耿合作社在1951年产量创下了记录：小麦亩产170斤，玉米245斤，高粱250斤，小米220斤，甘薯2200斤。(P178)
由于国家开始控制农村市场，且集中控制主要作物的交易，结果使全国的农村经济一落千丈。耿合作社把利润丰厚的副业当作报废的榨油机一样扔掉了。副业总收入从1950年的6万斤小米一下子跌到1952年的7000斤。(P181)
在十月集体农庄，耿和其他人听说，一台斯大林型拖拉机每天能耕450亩地，且有23厘米深，而在五公，完成这个任务需要150人，150头牲口，150把犁铧，还只能达到10厘米深。拖拉机和集体农庄是实现无法想像的富裕的奥秘所在。(P185)
由于旱灾的进一步恶化，饶阳县委书记王永来要求1500名区个村干部重新考虑生产计划。他说，战胜旱灾和超过大名县的最好办法是组织起来。每个区要树立10个模范村，50个模范合作社和互助组。对旱灾的恐惧常导致投靠合作社。由于长期处于衰败和频频受灾之中，许多农民喜欢减少风险，却没有注意到，这种转变也可能减少富裕的希望。(P192-193)
集体耕种的热潮产生了组织危机，不满情绪集中在挖了23口新井的计划上，它必须在夏末之前完成。人们为井的位置争吵不休。村民们都不想让自己的水被别人偷去赚钱，也没有人愿意徒劳地挖井。结果是在一些很好的地方浪费了许多井眼，一部分村民没有从挖井中得到好处，不满和担心便开始出现了。(P195-196)
灾情日趋严重时，混乱也在增长。8月，一些党员开始建议，合理的发展要求把村里所有的资金集中起来，服从一个中心。合作迷耿秀峰抓住了这个绝好的机会，把全村集中起来，组织一个统一的合作社，这在中国农村还从未尝试过。五公村将克服土地零散，消除合作社与个人的进展状态。秀峰强调，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消除把较穷的农户和合作社、与较富的农户和合作社分割开来的差距。一切都将繁荣起来。这个激动人心的步骤是战胜旱灾和最近组织的大量小合作社失败的最好办法，合作社越大越好。(P196)
张振生提出在村子的4个区，分别组织4个中型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分成几个生产队。如果能以这种规模进行合作，那么全村组成一个合作社就有根基。他认为合作迷耿秀峰的宏伟计划是不成熟的。
合作迷耿秀峰反驳道，张的主张更加不切合实际。哪儿有领导4个大合作社的一应干部呢?在诸如公平的土地划分等问题上，这4个合作社不会有冲突吗?(P196-197)
耿老板在秋收减产之后，召集村民开会，把他们编入全村规模的合作社。他强调，旱灾证明，除非把所有人都组织起来，否则他们就很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旱多单干户的产量只有他的合作社的一半。大社是他的合作社10年历程的逻辑延伸。苏联的集体农庄证明，大规模的合作社是获得高产和实现农业机械化所必需的条件。(P202)
在10月、11月40天的时间里，每个合作社和互助组之间及内部均召开了马拉松会议。耿老板和支书张振生支配着会议。
最后，干部们一致同意成立唯一的全村规模的大社。
干部们做出最重要的经济决策。村民们在掂量了这一计划后认识到，他们的耕畜、农具、水井和机械，将由全村唯一的权力机构控制，然后再把它们分配到小队，每队耕种一整片土地;先按各队生产表现计算收入，再依据劳动力和土地入股的股息分配到个人。
吝啬鬼李辉廷叹道：“我们好不容易改造了沙碱地，挖沟渠，亩产达到480斤，三把旧铁镐已变成了9头骡子。我们最好不要与它们合在一起。” (P203)
缺少劳力的农户强烈要求耿老板，在农业上土地与劳力以7：3分成，在副业上资本与劳力按9：1分成。可结果是对半分成，这是耿老板合作社在1951年底所采用的，也是河北省官方喜欢的方案。(P204)
得到上层领导的批准之后，1952年11月8日召开大会，正是宣布成立全村规模的耿长锁合作社。全村93%的农民共395户入社，它们成为创始社员，仅有29户没有入社。(P205)
1953年春，中央委员会决定，纠正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间的急躁冒进。华北局指示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让五公村的大社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
4月20日，由12人组成的省工作组来到五公，以确保五公贯彻中央的政策。
工作组强调，由于五公是非常著名的模范合作社，所以如果大社管理不善，会使其他人不敢走社会主义道路。(P208)
此后，工作组便做支书张振生的工作。但原先对扩大规模持保留意见的张却支持耿老板。工作组召集由96名党员组成的五公支部开会。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党员屈从于压力。最后，工作组召开全体社员会议，组长郭方在会上宣布，上级领导很不满意。他要求缩减到80户这一规模，而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超过这个数字则难以解决管理上的问题。(P209)
几个星期过去了，郭方对耿老板和张振生的抵制很生气。对外地人逃避窘迫时手忙脚乱的形象，幸灾乐祸的村民记忆犹新，抱怨牙疼的郭宣布，他要去饶阳治病，并指示副组长主持三天工作，然后就去了饶阳。在那儿，他向上级回报了耿的不合作态度。在邹村集市上，有关五公陷入混乱、大社失败了、“个人自由”受到侵犯的谣言四处流传。有关可疑分子控制了五公支部的谣传甚广，还有人说张振生、耿长锁和五公96名党员都受到了审查。(P209-210)
工作组组长郭方回到五公，宣布了林铁的指示：缩小合作社规模。指示要求村党支部命令党员们放弃这一试验，而拒不接受就是违背省委最高权威的指示。
这一次，工作组有了战果。有将近80户农民宣布退社。而更刺激点儿的是，有20名党员，其中包括西村老党员、前支书和民兵队长徐满堂提出退社，并与其他党员组成小合作社。共有108户社员退出，287户留了下来。(P210)
从经济上看，忠于耿的农户与退社农户之间，主要差别在于占有土地多少。留在社里的农户人均土地2.5亩，退社农户人均3.8亩。(P211)
定县专区行署与河北省水利厅联合派出一个打井队到五公村，用柴油机打出全村第一口大水量的井。(P211)
1953年东北发生水灾，粮食减产，产量远低于计划指标，陈云为此制订了粮食由国家控制的政策。
按合作社的账本进行征税和设定售粮定额，远比对付1亿个家庭容易得多。最重要的是，在粮食流入农民手里之前，国家就先从合作社中取走了应交的定额。强制性的低价收购粮食，使统治集团摆脱了竞争，确保城市、军队膨胀中的国家机构和推动工业化所需粮食供应。(P216)
在庆功会开幕那天，耿长锁站在五公村东的平台上第一个发表讲话，叙述了合作社10年来的历史，耿提到毛泽东的《组织起来》的讲话，仿佛是它激发创办了合作社。耿机敏地声称，他和其他社员10年来所做的事，都是遵循了毛主席的教导。他宣布，虽然目前只有287户社员，但不久将发生到全村规模。(P218-219)
张克让的部下一直在寻找建立河北第一个拖拉机站的场所。从1947年开始，张视察过的大部分合作社都已经解散，只有耿合作社坚持下来了，所以287户的五公合作社，似乎是保障拖拉机站长工的最好赌注。(P219-220)
1953年12月28日，五公村民和来自其他地方的劳模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拖拉机。周围30多个村庄，1万多人聚集到五公，盛况空前。大约有30台25-54马力的拖拉机开进村庄，它们分别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制造。当第一台拖拉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翻耕土地时，村民们惊呆了：未来的梦想实现了。(P220)
对于原先退出大社、现在又回头的108农户，耿老板表示欢迎。以前从未入过社的6户也要求加入，使社员增至401户，仅有23户没有加入，其中包括那些成分不好的和在“群众监督”下劳动的农户，以及拒绝加入的贫农家庭。(P221)
卢顾问回报说，1953年底，13个生产队在1954年合并为11个，1955年又变成10个。每个生产队以统一的标准管理自己的土地、耕畜和农具。在获得大致相等的土地和劳力之后，每个生产队各自负责增加收入和积累。社员的收入是基于大社的收入、每个生产队的表现和社员个人的贡献综合计算的。不过，让卢广感到失望的是，无论干部们如何调整收入分配方案，设法按照个人、生产队、和大队的成绩进行付酬，可个人的付出和所得之间还是没有多大关系。(P226)
定额制度确立了数百项任务指标，从犁一亩地，到种棉和收割小麦等，它是奖励最能干劳动力的计件工资制。在废除了市场作为决定收入的手段时，新的官僚机构不得不为所有主要工作制订定额，还有质量的评定。公允地定出这么多标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簿记也十分麻烦。每个生产队还要为每个生产小组甚至为个人制订定额，对特殊任务完成的数量、质量和速度要给予特殊的规定，并确定工分多少。定额制度代替了简单而平均化的、不鼓励勤奋劳动的工分制，它要求有严密的官僚控制和保持详细的记录。(P228-229)
1953年-1954年冬，五公平整出面积从108亩到717亩不等的长方形田地，改变了由1300多块很小的私田所组成的像一块块补丁似的的地表。这些田看上去像苏联集体农庄一样，虽然祖坟依旧点缀其间。县领导帮助五公与邻村交换了分散的600亩地，以利于拖拉机耕种和打全村用的水井。虽然原来的小路没有了，但大社却增加了150亩可耕地。由于田地的重整，各户的小块土地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许多村民紧张不安地看在眼里。(P230)
卢广为定额制欢呼，昨天的懒汉已开始早出晚归地干活了。与苏联一样，鼓励斯达汉诺夫式工取得非凡的成绩。卢回报说，当八队队长要求正在收割的妇女去做饭时，她们坚决要求继续干活，直到干完为止。以前，五队和七队的社员情愿回去排队磨镰刀，现在他们都随身携带磨刀石，而且社员们相互帮助，结果按时完成队里的任务。卢写道，为了增加收入，人们为争得定额任务而吵吵嚷嚷。(P231)
1954年，耿老板计划用87口机井进行灌溉;经过热闹的宣传，省里决定提供机器。五公属于第一批采用先进工业技术的村庄，自1955年起，就有两台机器。但与许多预定的规划一样，这一计划被悄悄地搁置起来，直到1969年，五公才获得先进的柴油机。省里的挖井专家把技术传授给9名当地青年。(P232)
1954年，为了扩大灌溉面积，村干部组织了61人的挖井队。……12个男子实行三班轮换制，晚上点煤油灯继续干，40天就能挖一口井。踩动轮子是非常累人的活，几星期下来，布鞋就磨破了，他们的妻子便缝制新鞋。
以前，五公人挖一口井必须付给外乡人1万斤小米。现在省里和专区派来技术员，为五公提供木料和钻井装置上的其他宝贵物资。1953年，省农林厅从天津调来两个人，到五公演示沙地挖井技术，帮五公挖了第一口现代水井。(P233)
这支挖井队在1953年共挖了17口水井，并提出挖87口水井和117条灌溉渠的3年计划。在五公村南面，最深的井有115米，村东南面最深的井达170米。挖深井要花费几千个劳动日，大约4000元人民币，其中一部分由省政府资助。邻村的农民没有得到挖深井所需的国家提供的技术和财力物力，他们嘀咕道，五公的井正在偷他们的地下水。对那些不受欢迎的村庄来说，五公及其在权力机构中的熟人，似乎是一种威胁。(P233)
花费巨资挖井是在缺乏任何全面的土壤和水文调查以及任何开支结算的情况下进行的。到1954年为止，五公村已经有99口水井，1050亩灌溉农田，而在挖井之前仅有300多亩。在此后的10年中，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灌溉面积仅仅增加了450亩。人们筋疲力尽地苦干，可结果离目标还很远。在50年代中期，3/4的土地没有灌溉条件。
50年代在五公参加挖井的李过、侯昆、张文通认为，村庄的富裕依赖于他们彻夜苦干和经受寒冬的能力。他们也喜欢逛集市，近的到小堤，远的则到冀鲁边界、五公南面的故城县，去传授五公人的方法。(P234)
拖拉机耕地不是免费的。1955年村民们每亩付给拖拉机站1.2元。国家的财政援助使拖拉机、燃料和全体人员提供廉价服务成为可能。拖拉机站的服务区域达14个县，目标是几年之内再从苏联或东欧进口拖拉机，把服务区域扩大至全国2000多个县中的100个。1955年，五公拖拉机站扩大了它的服务区域，把饶阳县周围的20个刚成立或者经过扩大的农业合作社包括在内。(P236)
1954年，大社的粮食亩产从前一年282斤增至352斤，而1955年又降至283斤。这些数量远低于1951年小合作社的最佳成绩(1951年每亩478斤)，但比贫穷的冀中常年产量高得多(P245)。
1955年，五公人听从技术顾问的建议后，将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了一倍多，达到624亩，产量从1954年每亩30斤的高产水平，激增至每亩轧棉74斤，创下了该村的记录。(P246)
1954年和1955年分配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五公创办了耿老板在苏联看到的服务体系，包括一个日间托儿所，一个配发中药的药房，一个妇幼保健站，它使农村妇女生育更加安全。还出资兴办了一个老年之家，它由一名60岁的妇女管理，但不久就关门了。大社照顾了45个贫困户，其中17户是残废军人或军烈属，受到特殊照顾;有10个贫困户缺少劳动力，14户少地，11户缺少种地经验，也即他们被迫放弃了如木工、小贩和零售商这些职业，改以务农为生。
1954年，五公发放3.8万斤粮食救济贫困户。(P246)
1954年，未来的村支书杨同被派去管理夜校，即人民学校，它是由青年团创办的。满腔热情并与人和睦相处的西村年青人报名入学的人数，一下子从52名上升到93名。学校是文化青年的活动中心。五公人夸口说，到1954年止，86%的学龄儿童全在初小上学，6人在饶阳中学念书。年轻人出版双月刊《社员生活》杂志，主要是登载诗词小说，讨论农村生活。(P248)
村里刚开设的阅览室有省报，有几本杂志，还收集了400多本书。55名年轻人加入五公村剧团，上演了《妇女代表》和其他现代戏。当和平发展允诺农民们恢复许多他们喜欢的文化生活时，妇女们在繁荣的文化复苏中表现得特别积极。(P248)
国家提倡女童上学。在饶阳的学校里，女孩的成绩常常比男孩好。在50年代，男童和女童都接受小学教育，有些女孩还当上了班长，但当升入初中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时，一些农村父亲却坚持让他们的女儿留在家中。(P249)
在富裕的五公村，村民们高兴地注意到了光棍汉的减少，都说与过去旧社会相比，只有疯子不能结婚了。不过即使在50年代中期，也不是所有的饶阳汉子都能赚到足够的钱结婚成家。(P251-252)
五公村无法不受反抗风潮的影响。1955年7月的一天晚上，村北种的500亩棉苗被连根拔掉。(P253)
耿长锁对那些因失去土地而收入受损的人，感到特别歉疚。他说，在大社，收入都是按照土地和劳动力分配的，而如果每天报酬提高了，那么全村426户中有363户以上在集体农庄的收入要比在大社多。很少一部分调查人员乐观地认为，随着土地红利的消失，246户收入会提高，但173户会遭受损失。即便是按照耿老板的乐观估算，也至少有56户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共96人受损失。(P262-263)
废除土地红利，使五公村有5户共9人断绝了收入来源，因为他们太老，身体太弱或残疾，什么活都不能干，也没有子女赡养。干部们配给了2500斤粮食作为口粮，人均277斤，可这不够吃。另有20户老弱病残者还能干一些轻活，他们申请补助16802元。(P263)
五公村的一等村民发现，1955年末，126户农民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的集体化口号，包括那些拥有较多土地和良田的家庭，以及一些人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反对者中有军烈属和无子嗣、晚年无人赡养的家庭，而有树木和有牲口的家庭也在其中。与1953年关于大社的争论不一样，不仅传统精英和新的富农，而且很多老革命和出身卑微的人都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反对者，正如官方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中所说的一样。
五公村干部们努力让恐慌、愤怒和犹豫不决的人们放心，他们的利益在废止土地红利之后会得到保护。1951年因买了4.3亩地招致耿大发雷霆的李辉廷不愿屈从，他悲叹道“如果我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无所获，那我吃什么?”1954年他家的收入592元，包括200元的土地红利在内。干部们解释说，如果废止土地红利，两个壮劳力每年劳动300天，那么按每个劳动日1.1元计算，全家收入共计660元。(P265-266)
1955年，在相对富裕的五公合作社，一个劳动日的价值是0.74元，而经过20多年之后，五公集体农庄的一个劳动日价格才真正超过1955年的水平。(P266)
模范地位给五公带来极大的好处。1956年，除县城以外，饶阳最大的邹村医院开始搬到五公村边，最后它变成了五公医院，为饶阳南部20个村庄提供医疗服务，并得到专区的资助。这一搬迁表明，国家的新模范的地位远比旧的集市中心高。287
营化迫使李宽玉的中药铺关门大吉。由于国家控制了商业，公开的中药市场消失了。许多家庭自己种植的草药仍在残余的黑市上买卖，但由于五公与国家的关系很密切，且厌恶市场，许多有价值的药便在五公毫无用处。更糟的是，虽然医院提供了传统以及现代的医疗保障，但五公的中医大夫却没有草药供应，被迫放弃中医行业。老年人抱怨说，走到村西头的新医院真难。他们不喜欢陌生的大夫，不喜欢排队等候，填表和付挂号费。他们一旦生病，便在家里让熟悉的医生上门看病，买他们认为可信的草药，但国有化商业和集中化的医疗体制结束了这一切。如果某人讲述有西医大夫的当地医院的实际成就，那么许多一直不信任外乡人的村民就会抱怨这一损失。288
(1956年)7月，毛号召向“地主和富农的反革命活动”发起进攻，攻击对象迅速扩大到所有怀疑集体化和其他政策的人。290
国家把那些1947年土改中推行阶级斗争路线和后来通过农业手工业集体化、压制贸易活动、捣毁所谓的农村封建文化、侵犯农民利益的人称为革命者，即使这些人造成的危害人命关天，他们也至多被认为是头脑发热或走在时代前面。291
揭露违法乱纪、寻求民主或激发农民们更多的经济积极性，是要冒被捕或被当作政治罪犯、人民敌人的风险。有可能被划为右派的行为都会危及自身和前途。左的错误可以原谅，右的错误却不能。291
毛断言，正确的思想观念能释放出神奇的生产力。1958年1月，他宣布，所有批评快速集体化是“冒险主义者”的人，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右派分子。他说，一旦右派的观点得到肃清，生产奇迹就会涌现出来。
毛坚决认为，中国农民将齐心协力地走共产主义道路：均贫富，废除货币，军事化劳动，消灭市场，严禁商品生产，一句话，废除所有形式的私有财产和剥削②。302
5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耿长锁听到毛的法定继承人刘少奇公开地说，“辛苦几年，享福千年”⑥。毛保证，大集体农庄将使中国一天之内完成别人20年时间完成的任务。303
毛轻视市场经济中科学种田的生产前途，为了能够共同富裕，他提倡进行重新组织和广泛的劳动动员。305
党没有注意吸取五公村顾问卢广所总结的教训，即仅有宣传不足以使农民苦干并干好，而是提倡把全国农民变成刻板的半军事化劳力。在五公，奖励和报酬、大棒与胡萝卜常常诱发高强度劳动。那些在最脏的地方长时问劳动的人得到公开表扬、那些没有达到高指标的人公开受辱。一旦劝勉失败，毕生都依靠履行诺言的领导人就倾向于借助更多的强制手段。306
河北省试图通过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义务劳动解决水的问题。，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冀中完全依靠水库和运河里的水。它们是在1958- 1959年动员了数百万劳力用锄头、铁铲和手推车建造起来的，遵循了毛在3月成都会议上对水利专家的批评，水利建设要调动群众积极性。筋乱哄哄的行动常发生意外，滥用地下水增强了土壤的盐碱度，造成了浪费和巨大损失⑩。不久，1963年发生了可怕的大水灾。有关不利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的观点，实在是言过其实。308
1959年，河北农业厅厅长张克让调到北京，担任恢复的华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自40年代以来，张一直是五公的庇护人，他有15年没来五公了。任凭机构怎么混乱，五公仍有一些高层的朋友，权力关系网仍很稳固。315
公社在理论上是资源合伙、扩大劳力规模、防范大灾的一个途径。通过合并36个村庄的财产，扩充了公积金，这样就能买电力设备、片车、上厂和挖井的机械等单个村庄买不起的东西。农村将赶上城市，体力劳动者将赶止脑力劳动者，贫困者将赶上富裕者。广泛的劳力动员使平整土地、提高土壤肥力、挖灌溉渠、修筑大坝、挖井修路成为可能。那时，机械化将有用武之地，而在农村，星罗棋布地都是工厂，不再被资产阶级科学家误导的农民科学家播种改良过的种子，研究出优良的耕种方式。
但实际上，扩大了的管理机构威胁到五公村民的利益，因为它比邻近的其他村庄富裕得多。他们在这次合并中所受的损失，要比1953年加入大社时原始合作社社员的损失大得多。312
不管如何宣传公社是组织劳力和分配收入的单位，三个扩大了的生产队其实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收入分配的主要单位。313
邹村的区政府所在地资格被取消，有20名医生、30张病床的县医院分院原坐落在邹村集市，1956年开始以很快的速度搬到了五公。专区大量拨款资助耿老板的医院，这对五公来说可是条财路。饶阳县医院与大多数313农村医院一样，深受财力匮乏之苦，又无权要求国家增加财政预算，就连冲洗地板的消毒剂也很缺乏;由于没有足够的厕所，病人就在地板上小便。社会主义政策禁止私人医生开业，因此村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寻医问药。现实政治只允许报道和预测增长与成功。
林铁悄悄地另外拨了200万元给五公，以修建一座电站，扩大拖拉机站，建造一个日产40万块砖的砖瓦厂，创建一个农具修理厂和运输队。315
邹村集市的盛大春季庙会，曾经每天吸引两万多人到此，现在也被迫关闭。庙会被当作“封建文化”现象而遭禁止。当私有小块土地消失，摊贩和手艺人被并人集体单位，货币也不再在乡村流通时，定期集市便萎缩了。在华中和华北的落后山区，破坏市场的情况最为严重。干部们通过急进地摧毁副业和市场，来表明对毛和公社的信仰。这些贫困地区产出的微薄公积金被白白地浪费掉，粮食吃完了，人们也筋疲力尽。由于当地市场被取消，要走到一个工厂、中介市场或行政中心，去获取盐、布匹和紧缺经济物资等任何东西，都需要5天时间。319
呼吁关注造成饥懂之事实的人，只能使自己或其家庭成为牺牲品，遭到同样受侮辱的命运。政治语调传递出丧钟，乡村一片沉寂。320
毛不同意中国进入世界粮食市场购买救荒粮。官员们继续宣传像徐水和河南这些快速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地方。大跃进猛烈地冲向悬崖绝壁。321
农民们还听说，在河南砍掉了其他庄稼种甘薯。1959年夏，在饶阳玉米和其他庄稼长势良好的村庄，干部们命令社员们像这些模范地区一样干。当为了种甘薯被迫砍掉好庄稼时，妇女们嚎淘大哭。由于种得太晚，甘薯通常只有手指那么大。323
与30年代一样，经济衰退使家庭丧失了传统的支配行为道德的能力，宗族和村庄开始脱钩，家庭内的争斗变得更加险恶。人们用“穷架”来表示可怕的斗争。家庭关系疏远，许多家庭破裂了。325
1959年夏，五公村支仔张端召集村民们，讨论从田里迁移坟堆的问题，他提出把坟迁到一个公共地点，即村子南边、最初有90座坟的南李宗族公墓。凶猛的张坚决认为，迁坟既能保持对已为他们做了许多的党的信仰，又能让他们自救。革命意识能够产生出财富。平整更多的土地，就能改善灌溉条件和机械化耕种。张建议把棺水用于生产方面，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用它，因为坟墓的气味渗到棺木里去了。
张先邀请村民们迁移祖先的遗骸，后来他召集会议进行讨论，可众人缄默不语。他要求，如果大家同意迁坟，就举手。每个人都举了手。但民主程序是表面文章。就连村里的实权人物也闭口不言。几乎每个人(尤其是老人)都存有疑虑。但党已决定了。327
五公谨慎地设法限制免费供应，从各户分得的收入中扣除饭钱。人们依然在公共食堂吃到非常多的蔬菜，而且在经济条件恶化时，外乡人也到五公食堂来吃饭。像五公和相邻的王桥这些比较富裕的村庄，都经历过像抢劫一样的吃白饭，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被施舍给外乡人了;由大跃进造成的饥荒促使村与村、户与户之间的对立，因此农民们越来越依赖于普通的亲331戚关系。在情况稍好的村庄，宗族成员在帮助情况更糟的亲戚。
革命战争很快巩固了一种体制。它不仅通过传统的个人关系，而且还通过区域和制度结构的分布来保障特权的存在。
河北省石家庄山区虽然遭到经济上不合理、文化上疏远的大跃进政治的严重创伤，情况仍比其他边远地区要好些，因为它是主要的军事根据地，而军队控制着获得宝贵资源的优先权。343
鉴于林铁的关系网在河北省有很高的地位，五公村在大跃进饥荒中所受的灾难便不像邻庄那么严重。1959年，当饥馑日趋严重时，五公村依靠林铁的资金建成了一个发电厂，以此来庆祝人民共和国诞生10周年。一些家庭用上了电，几个家庭有了稀罕的收音机。成串的电灯为突击队夜间+活提供照明。344
所有商品，从细粮到书本、自行车，都在准确的等级关系中按照跟中央的接近程度进行分配。346
像耿口这样的普通村庄，不可能有稀少的昂贵的木料，为果园上篱笆。耿口村民们说，他们不能阻止五公的年轻人去偷他们的水果。五公有栅栏，而耿口没有，这展示了两个世界，受宠的一个得到保护，井纳人国家轨道，另一个则遭遗弃。为了防止窃贼来偷，耿口村民只得在成熟前便将苹果摘下。349
指令性经济给那些失宠者造成全国性经济短缺。由于被国家偏爱的单位垄断了宝贵的人员和资金，因此，享有特权者到底如何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以及什么时候需要，这本身的随意性就造成大量浪费。40年代末把牲口送给耿老板，1953年把拖拉机开到五公，1959年建造电厂，以及获得化肥和草药的特殊途径，都反映了特权的政治逻辑，它无益于经济效益的提高。350
在饶阳，由国家提供资金的、供老年退休职工生活的养老院没有关门，它按照城里的标准提供食物。有很多人要求住进这家有40多张床位的养老院。不过，只有那些政治关系过硬的人才能住进去。无论政策路线怎样，物私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五公从县里宝贵的化肥中得到最大的份额。而可怜的耿口村到处寻找化肥，但一粒一也未找到。35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持续反对市场和私有财产的斗争，结果将进一步损害弱者的利益，而更加强有力地巩固了特权者的地位。其实越是一大二公，结果就越是两极分化，使最穷苦者永远陷入贫困，同时加剧了攫取国家资源供应的热衷程度。355
包括耿老板在内的党、政、军国家网络试图表明，勒紧爱国主义的裤腰带，忠于禁欲主义的信念，国家和集体农庄就能保持强大。饶阳的于部们宣布，农民在人均留下极少的360斤口粮后，须把所有粮食卖给国家。农民们不相信360斤就够了:“够不够，三百六”。饶阳所有的老人都相互诉说，在旧社会，当时他们年轻力壮，在一个为期5天的集市上，他们就能赚到相当于15}斤粮食的钱，接近很多人辛苦一整年所挣到的一半。1961年秋，耿老板了解到，由陈永贵领导的、迅速崛起的山西模范村—大寨，也把360斤最低口粮以外的所有粮食都卖给了国家。他立即把五公的口粮改为359斤，其余的卖给国家。不管大跃进造成的灾情有多大，争取巩固体制的逻辑引导着诸如耿这样的人寻找显示革命热情的途径，以取悦于国家领导人。
耿老板和他的同僚们为了获得国家垄断和分配的资源，与国家建构的政治竞争原则保持一致，这便是五公获得拖拉机、技术援助和电站的秘诀。刘少奇主席送给模范县徐水的干部们一台崭新的莫斯科牌电视机，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有国家体制中的高层人物才能赠送这么贵重的商品。366
普通中国农民面临着通过迁移、副业、农民家庭经济、市场活跃的机会，寻求生存保障和改善家庭生活的困境，这与那些控制着特殊资源的在国家网络内调动的干部所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天地。教条主义者倾向于把受排斥者的生存行为当作自私的和资本主义的。这些资本主义的萌芽被看做是一种威胁，须经革命斗争即转变世界观、动员群众和发动进一步清洗的阶级一斗争来加以消灭。在中央一级，反对教条主义创始者的人们发现，在苏联于1960年代成为巾国的敌人之后，已很难证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正当性。改革者们经历了一个更加艰难的时期，以证明政策选择的合理性。这种政策有可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从血凭空被断定会导致剥削、贫困和两极分化，因此，与革命所承诺的共同富裕背道而驰。鉴于改革有利于使经济从教条主义灾难中复苏，毛逐渐把改革看做破坏实现革命目标的行为，耿的看法与此相同。当时的中国构筑了反对改革的思想、利益和制度，而这些改革本可以使占压倒多数的中国农民走上强大和富庶之路。368
当废止土地红利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原自耕农徐平文心烦意乱，好几天没有出门，他为了增加土地，毕生拼命挣钱干活，现在却未得到任何补偿便被从手中夺走了。他的女儿被请去说服他，她说，去年全家土地收入为235元，劳动所得为243元，明年虽然土地红利没有了，但集体农庄给劳力的日工资将增加一倍多，全家收入将比去年增加304元。这个数字是荒唐的。耿老板尝试着另一个策略：着重强调原来的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大社已经结束了那种动荡不安的状况，集体农庄将比这个更好。虽然徐家在40年代的饥荒中，其20亩地曾减至7亩，但仍说服不了他。(P266)
五公村试图说服这些反抗者：集体化符合每个人的长期利益。拖拉机站的十几名工作人员和县里的干部，挨家挨户地消除村民们的疑虑。后来提升为衡水专区农业局局长的拖拉机机技术员张根托和县委行政办公室的王玉昆，都来到村中不肯服从的农民家中做工作。村中第四、五、六、七生产队中反对者最多，这些生产队拥有良田和最好的灌溉条件，以前是种菜的自耕农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李氏宗族的根据地。就连受过训练的宣传员李万义这样的干部都不能说服他们。李氏宗族的成员担心，权力更加集中在压制他们的干部们手中，后果会如何?疑虑和恐惧依然存在，但所有人却不得不加入，交出土地、牲口、树木、农具，统统集体化。(P267-268)
五公村的章程规定，集体农庄将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对牲口、大车、水井、犁和树木进行公正的补偿。即使在相对富裕的五公村，也用了两年才给予补偿，而且村民们感到数目太小了。其他村中情况更糟。大多数集体农庄把买价压得很低，并且从未对征用的财产按允诺的价格付钱，因为并没有储备资金。(P269)
由于集体农庄控制了家庭建房，五公可以展开重建全村的远大规划，并开始消灭弯曲的小巷。直线和正方形看上去是有力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的。这个计划描绘了直线排列的砖瓦房的特点，每户都带有围墙的院子。(P269-270)
1956年1月，五公村公布了它的发展计划。10年规划的开始阶段，是平整土地、填沟，把30亩干涸的河床变成平坦的肥沃的庄稼田，将其开辟为菜园。五公村再也不是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令1953年来访的作家们震惊的沙丘。徐树宽发动了一场从沟塘挖淤泥、积自然肥的冬季运动。村民们整个冬天都忙于填沟和平整干涸的河床。与别村交换了更多的土地，田地都作了重新改造和分配。(P273)
集体农庄的第一个冬天，村民们筋疲力尽，挖了4000马车淤泥，以平整土地，提高肥力。(P274)
(1956年)天空爆裂，暴雨连绵，洪水冲进了干裂的地里。华北受灾人数达1500万，仅河北省就有4500万亩庄稼被毁。历史学家可以回顾晚清道光年间和1939年大水灾，但必须为社会主义政府的救灾反应作正面宣传。
村民在凶猛的张端和民兵的带领下，使用传统技术日夜奋战，在居住区周围建造了一垛2米高、2米宽的泥墙。墙没有被洪水冲垮，家园保住了，但花生、棉花和其他秋作物均淹没在几英尺深的水里。棉花从1954年每亩74斤的高产，下降到24斤。(P276)
1956年，粮食产量62.9万斤，仅为1954年的一半，实为1955年的70%。(P278)
五公村也想方设法帮助贫困户。水灾后，便把2万斤救济粮分给救济名册中的38户。此外，25户军烈属和五保户也获得了救济，总共有10%的家庭靠救济活了下来。(P279-280)
1956年，该村增加了副业投资，集体农庄创办了10个小企业，包括一个木工厂，一个榨油厂，一支运输队和一个林业组。五公村唯一的财政储备金为副业提供了资金。到了岁末，人均收入仍比前年下降了30%，正好44元。(P284)
1956年，五公小学增设了五年级和六年级，然后开办了一所三年制的初中，吸引了邻村每年有能力付出3元学费的孩子来上学。在饶阳农村，受过8年教育的人凤毛麟角，五公也是如此。初级中学有240名学生，13名教师和职员。全县唯一的高中在县城。(P289)
尽管发生了种种制度变迁，从30年代末的税制改革开始到1958年，饶阳农民的日常生活仍陷入现代化之前的贫困之中。天若下雨，小路积满了水，人们只得守在家中。没有下水道，食物也很简单，且千篇一律，早饭是玉米糊，中午煮粗粮，晚上接着吃。几乎吃不到肉、家禽、鱼和新鲜蔬菜。家里没有椅子、沙发、床、收音机和钟。妇女用石头和从很远的井里打来的冰冷的水洗衣服。(P300)
由于传统武术衰落，它在反右运动中间被斥为封建迷信，青年团便推广现代体育运动，尤其是篮球和乒乓球，建造农村学校时，建筑工人首先搞好篮球场，以便他们能从现代体育中找到乐趣。(P301)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冀中完全依靠水库和运河里的水。他们是在1958-1959年动员了数百万劳力用锄头、铁铲和手推车建造起来的，遵循了毛在3月成都会议上对水利专家的批评，水利建设要调动群众积极性。(P308)
社部设在五公的红旗人民公社于1958年9月9日宣布成立。不久，更名为五公人民公社，下辖原饶阳第四区所属的四个乡镇，共5万人。耿长锁担任社长。但耿无法有效领导拥有该县1/4人口的单位。(P311-312)
1958年，参加五公公社组织的工程劳动的人，每天的报酬是0.2元，同年，五公村一个劳动日也从三年前介于0.71-0.8元之间，下降到0.49元。1955-1959年间，劳动的天数翻了一倍，可人均收入却在下降。国家无节制和无偿地使用劳动力。1958年9月，五公和其他村的劳动力向西跋涉几公里，到桑园挖灌溉渠。是年冬，五公人又开挖了1980米的灌溉渠和15口水井。水泥管代替了竹管，放入越来越深的井里，水却似乎在消失。(P316)
9月，五公村派45个劳动力到东面145公里的泊镇去炼钢。(P316)
到1959年底为止，通过迁坟而增加了60亩耕地。但还有很多坟地散落田间，老人们反对迁坟。(P328)
1958年秋收之后，五公村建立了10个集体伙房，接着合并成一处，地点在原南李祠堂内，但很快又分成三个集体食堂，各队一个。军事化的食堂没有桌子，没有屋顶，也没有取暖设备。在门外用砖头堆个墩子，上面架块纠木板，人们自带凳子、碗和筷子。1958年秋，由于有绝大部分男人在建筑工地劳动，妇女被迫下地收割，许多人便欢迎有大炉子和大锅的公共食堂，因为没有时间在家做饭。一些年轻人也喜欢在吃饭时有机会交朋友，而不再在等级森严的家庭中服从于老人(P330)
饶阳大部分村中的公共食堂挨过1959年和1960年的冬天之后就关了。五公的三个食堂办得时间稍长一点。赞同大跃进的共产主义观点的聪明人张朝可认为，五公办公共食堂是件好事。他回忆说，1959和1960严重困难时期，它们使一些人免遭厄运，不用出去要饭。但他又说，人们对大食堂从来就不认同。(P331)
五公谨慎地设法限制免费供应，从各户分得的收入中扣除饭钱。人们依然在公共食堂吃到相当多的蔬菜，而且在经济条件恶化时，外乡人也到五公公共食堂来吃饭。(P331)
1960年，河北的灾情最为严重。五公的产量降低到每亩310斤。全村共产粮72万斤，勉强达到1959年的2/3,可耿老板仍忠实地卖给国家2万斤小麦。1960年五公人均粮食分配下降到大社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仅270斤。(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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