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贾按：12月13日，首都之窗网站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进一步加强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本市将制定高峰时段票价差别化方案并择机出台。北京地铁2元时代“明确”终结。专家称，北京大量的人有事没事就坐地铁，应该提价，不过提到3元、5元恐怕也解决不了高峰期拥堵问题，除非涨到特别离谱的地步。
地铁提价真的能够解决北京交通的拥堵问题吗？事实上，地铁只“拥”（拥挤）不“堵”（堵车）。我们主要分析地铁出行的主要部分--上班族。为什么地铁比公交贵还有大量的人选择乘坐地铁？不“堵”、快、能够准确地从城市的一个地点到达另外一个地点，是地铁能够提供的“比较优势”。北京城市的急剧扩张和地价的狂飙突进，致使绝大多数人的上班地点和住宿地点距离较远，所以不可能采用半夜起床步行上班的方式。那么在路面交通即公交在高峰时期的严重拥堵现状下，大多数人就愿意采用路下交通即地铁的出行方式。路面交通不确定性极大，堵车一两小时都属于正常波动范围，也就没有人愿意冒着这么不确定的“迟到”风险而去承受扣薪水乃至解聘的代价。
城市中心高房价致使上班距离远、路面交通拥堵而别无选择是地铁广受欢迎的根由所在。照这个分析思路，若想解决地铁的拥挤问题，要么使上班族居住在上班地点附近，要么使路面交通变得通畅。而地铁涨价根本无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在高峰期转用地面交通只会使得路面更“拥”更“堵”，这对于上班族而言根本行不通，所以上班族只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在非高峰期使用路面交通，即凌晨五点起床出行，这个对于工作压力极大、争分夺秒睡觉的上班族而言无疑是进一步的折寿方案；另一个就是承担地铁涨价的成本，直到地铁涨价的成本超过城市中心和城郊房租的差价，那么上班族会选择到上班地点附近寻找房子租住。然而无论是承受地铁的高价，还是去上班附近租高价房，显然都极大地提高了其生活成本，这无疑是在制造革命形势。更别说，房价并非一成不变，城市中心的房价一定会趁地铁提价、人心思迁的这种大势继续上扬，坚定排斥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中心，坚定维持一个卖方市场。
问题是结构性的，只要发展模式不变，北京人口还是这么多乃至继续增多，任何基于交通工具本身所做的文章，都无法改变北京的交通现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没有出路。唯一的解决方案，可能就是“部分迁都”。
就像何新在今年向中央提的议案之四：考虑未来水、资源、人口及环境问题，建议国家考虑将天津设为陪都，以及北京的部分职能及机构疏散迁离到中部地区的提案。）
下面推荐老田的文章：
老田：现在是认真考虑迁都的时候了
有些自由派人士还没有养成用头脑思考的习惯，但是却养成了本能地骂街的习惯，说政府这个没有做好那个没有做好，其实有些事情经过大脑想一下，就知道是做不好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上的可能性不是唯一的思考出发点，如果需要过多的投资来解决过小的问题，按照市场经济的效率规则就是一种“不可能”，正是由于很多自由派人士和公知们完全不应用“市场经济的效率规则”思考问题，所以往往被网友讥讽为“摆姿态”，并进而认定这群人对真正的普世价值毫无感觉。
在改开搞三十年来，一个经验性的观察结果是：中小城市工业破产向大城市集中，内地破产向沿海集中。也就是说，改开搞三十年来，产业和经济集中的现象有增无已，各省的省会城市都理所当然地成为本省第一大城市和经济最发达地区，全国当然是北京上海成为最发达城市了。除了经济之外，文化和政治功能也高度集中于北京。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我们看到北京就像摊大饼一样越摊越大，人口高度膨胀之外，城市占地面积也同样如此。
我们只能从现象上说，北京的人口和地盘是大大地增加了，相对于中小城市和县城的“严重发展不足”，北京的情况恰好反过来是“严重发展过度”。过多的人口密集地拥挤在北京地区，这导致北京市的市政建设出现一个尴尬局面：投入越来越多，但是所能够发挥的功能却日益下降。我记得2002年在北京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位晚来的朋友抱歉地说：因为在京昌高速公路上被堵一个半小时。不管自由派人士如何想象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如何高估集权体制的专制和恶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北京市修筑高速公路之后主观上肯定不是为了鼓励堵车。北京几乎拥有全国最宽广的街道，最多最完善的城市高速交通网，但是堵车现象却是全国最严重的，也就是说，北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花了全国最多的钱，但是取得的效果却是全国最差的。也就是说，一个愿意使用头脑的人很容易了解，一个政府不管多么能干或者不能干，有些事情肯定是处于控制之外的。
为什么改开搞年代投资反而更加高密度地集中在权力中心城市，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从未得到认真剖析，到底是权力撬动了市场投资主体，还是反过来市场价格机制养肥了权力，没有人提供权威答案。但是，现象上我们都清楚，现在的大城市越来越不得了啦，大的不得了还花钱如流水，武汉市区中间长江上建了大桥就有7座大桥，除了长江一桥是毛时代投资一个多亿建成之外，哪一座的投资不花个几十亿。现在江底下还有一条汽车隧道，第一条地铁的隧道在修，至少还有修上若干条地铁隧道，投资动辄几十亿上百亿。
很多人简单地认为GDP上升了，经济就繁荣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但是，相反的例子没有人愿意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及其运用费用，恰好反过来，不仅不增加人们的净福利，还构成一种实实在在的负担。政府投资越多，基础设施利用率越高，老百姓相应地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就越长，“无工资上班时间”就越多，老百姓的“人均净福利损失”就越大。硬要说有什么好处的话，显然，由于市政设施投资和交通营运形成的GDP数字可以在每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间添一点光彩，如此而已。
毛时代由每个人的工作单位提供住房，大多数人都住在上班地点附近，相当一部分人口上班选择步行或者骑一下自行车，这样，毛时代城市人口人均所需的市政设施投入，仅仅需要今天的几十分之一就可以了。我有个朋友家住上海梅陇，但上班在浦东，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高达五六个小时，因为年轻尚未成家干脆带上铺盖卷睡办公室拉倒。毛时代武汉重型机床厂的上万工人，都住在工厂的宿舍区，上班地点很近，每天上下班所消耗的路途时间不过刻把钟而已。因为改开搞以来雇佣政策的短期化和流动化，以及住房私有化和市场化，人们大概很难指望在上班地点附近拥有住房了，这个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大概永远都不可能“复辟”了。换句话说，人们居住地点和上班地点的距离的延长，客观上提出一个城市人均基础设施投资上升的要求，而且，由于城市人口密集和空间布局困难，人均基础设施投资数量的上升是呈现一种指数上升趋势的。
老田是职业农民出身，一肚子农民思想，看到城市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花钱如流水，老是抑制不住地设想：要是把这几个亿拿到县城去，足够建好几个县城的交通网了。但是，老田这种农民意识在城市永远没有市场，现实是反过来的，中国的市政设施投资中间绝大部分，永远投资于边际投资效益最差的大中城市。大体上可以断言，一个城市越大其投资效果就越差，要说今天中国市政设施投资效果最差的城市，北京上海肯定名列榜首。政府工程今天是中国很大的一块投资，但这块投资密集投入效率最差的大中城市，这个现象很难鼓励人们形成“市场经济改善投资效率”的信念。
如果说，交通问题对于人口过多的城市而言，已经越来越没有低成本解决方案的话，显然，城市排水问题就更大。因为城区面积扩大，建筑物密集程度提高，几乎全部城市地面都“硬化”了，硬化地面的后果之一是阻断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循环，全部降雨就不再补给地下水而是直接转化为径流量，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对雨水排水系统的压力。而且，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大，流程延长就需要更大的落差，否则就很难保持水流速度，而加大落差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这意味着从城市中心开始向外围的排水管网的埋深度要逐步提升，这就加大了土建工程量，实际上就是要多花钱，而埋深过大的管网在修理和使用上都不那么方便，这也是要多花钱的。而且，排水管网自流不可能完全拟合自然的地势，最后必须用电力提水，这也要花钱。当然，花钱不是问题，只要能够增加GDP数字，但是，如果花钱过多，就算是如今天中国政府一般有钱，也很难填满市政设施恶性膨胀那张“老虎嘴”的，大概可以预言，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个北京市政府最终能够解决好排水和交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在技术上应该找得到解决方案，但是，在人均投资数字和单位投资效果上，就算是北京市政府有钱十倍，也肯定会心疼的。
以前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可以指望通过改变政府的投资计划和生产力布局，减少或者遏制北京的工商业投资和人口膨胀势头，现在看来，这个已经不可能了，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天然具有中国第一流的吸引力，商业投资和人口就像是被“强力磁铁”吸引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吸引到北京，现在据说北京的吸引力已经开始辐射海外了。北京市人口和GDP的高速成长势头，看来是“内在地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无法在市场条件下得到解决。暴雨导致京城大街上淹死人，潜在地体现了市政设施边际投资效果极低的恶果，要实现北京大街排水良好，技术上肯定有解决方法的，把排水设计从目前的几年一遇提高几十年一遇，管网改造也许再投个几千几万亿就可以实现，市场经济作为韦伯所竭力称道的“理性化社会”，永远需要计算投资效率，那些花钱多使用概率低的项目永远列不上议事日程。
北京的困境在于：由于三十年来的过度扩张，市政设施的边际投资效率已经足够低了，解决一个小问题所需要的花费也远远大于人们的想象，也就是说，对于北京市而言，解决任何小问题都需要一大笔投资。这样，从反面设想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更合理了，而减少北京人口和城市规模，显然比一味地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效果要好，能够更好地解决北京的困境，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内在不可逆转的规律，投资密集于北京是不可调节的;所以只剩下行政解决方案，最强有力的、釜底抽薪式的解决办法是“迁都湖北”，这庶几能够降低北京市政规模的膨胀势头，同时抑制市政设施和管网投资效果急剧下降的势头。这个方法能够很好地实现北京市人口南移湖北，在宏观上一能够节省很多基础设施投资，例如为了给北京送去三峡的电能，超高压输电线路的投资就有数百亿之多，而为了给缺水的北京送去汉江水，中线南水北调工程投资数目则超过千亿。不过，这与北京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相比，都还算是小钱。
现在是认真考虑迁都的时候了。北京人均的交通和基础设施投资，与中等城市相比要高出十倍以上，但是，最后的效果却要差得多。新首都只要把人均基础设施投资降低百分之几十，就能够省去成千上万亿资金，这一笔资金足够把新手段建的花团锦簇的。假如迁都到湖北中西部的地区，例如在襄樊南方荆门北方的某个地方，选址重建一个新的首都。也就是说，只需要把市政设施“边际投资效率”提升百分之五十，节省出来的投资就足够新首都的建设费用了。鉴于改开搞三十年来权力中心必定会发生人口膨胀的规律，湖北中部地区不缺水，而且可以就地取电，很有利于新首都的低成本膨胀。
作为一个合理化建议，在新首都建设中间，应该有远见地缩短人们上班的距离，借鉴毛时代的经验就是由单位提供住房，这样，就能够把人均所需的城市交通设施投资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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