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到底有没有“后悔药”?这要看具体的事情——因事而议，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确实有，且吃比不吃好，吃得越早越好，不吃能后悔死，这就是包产到户的“后悔药”。1981年，南街村党支部在看不到中央文件，让工作组违背中央文件“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精神，只分而不统，按有人将自己凌驾于党中央和中央主席之上，给包产到户上了他的“社会主义户口”,硬让社员违心地包产到户。村上确实成了包产到户人心涣散，各自为政散沙一盘，两极分化那是必然的危险境地。仅仅两三年粮食亩产由千斤以上骤降到500来斤，党组织的威望一落千丈，两极分化已开始出现。社员终于憋不住了，于1983年底用革命武器大字报炮轰党支部和王宏斌。不仅将其贴在村上，还贴在县上。王宏斌和党支部一班人大年一过立即召开党支部的“遵义会议”得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而吃后悔药——收回个人承包的砖瓦厂和面粉厂，随着企业的发展逐步收回包产到户的土地统一搞现代化农场。从此村上的经济年年翻番，到上世纪末已达到14亿，15年增长两千倍，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话讲，南街村的速度比深圳的速度还速度。这就是吃包产到户后悔药的作用。紧接着河南的北徐庄、龙堂村、土古洞村等也学习南街村吃后悔药，都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王宏斌的“三法”是对“三不一少”改旗易道的彻底批判，并以实际行动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实行供给加工资的分配制度，全村26个企业，一个现代化农场和旅游公司，去年产值突破20亿。南街村的后悔药引起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各种新闻媒介的关注，宝岛台湾省电视台也来南街村专题采访报道：南街村怎样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上共同富裕。党组织无能，告诉世人，立党为公的农村党支部连自己村的集体经济都领导不好，怎能建成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话说出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心里话——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本色(质)。除此而外，不管将搞私有化说成什么样的五颜六色，上了他的“社会主义户口”都是变色。
下附《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一文，看看他们吃包产到户“后悔药”在全国和全世界的影响。中国长征能夠胜利，就在于遵义会议吃“后悔药”的结果。现在要深化改革，只有开第二次遵义会，才能从旗帜和道路上解决改革越深化，财富越集中，两极越分化，人民越害怕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人民对以习近平为首的十八大新一届党中央的希望——渴望十八在解决化和怕。
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
贺普霄
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毛主席汉白玉雕像
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系列中的第一部《共富村之路》，应征文及从网上被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风云杂志社、决策者杂志社、中国国际网络电视台、共和国六十年活动组委会等征文录入：《新时期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实践》、《盛世英才风云榜》、《盛世英才理论文库》、《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共和国60年重大获奖理论成果汇编》、《世界重大学术思想获奖宝典》、《光辉岁月——共和国建设功臣精典文库》、《中华风云人物高峰论坛获奖文集》、《中华姓氏宗谱名人典藏》(理论篇)、《英雄赞歌》(论文卷)、《和谐中华——构建和谐社会的楷模》、《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成果总览》(理论与实践卷)、《共和国重大前沿创新理论成果、《科技创光辉》、《中华魂·当代人民功勋》(思想宝库)等，均获得特等奖、一等奖，还有多种荣誉称号，并由中国国际网络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放等
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
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 列 宁
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
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
——王宏斌
南街村之行——一个毛泽东思想村置资本主义于遣憾的事。
——林凯(英国记者)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村上有回汉两个民族，848户，3180口人，总面积1.78平方公里。村办企业——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下设26个厂(公司)、旅游公司和一个现代化农场，是国家大型一档企业，职工万人。村党委下设24个基层支部，村委会辖15个村民小组。村集体致富带头人、村党委书记兼公司董事长王宏斌，包括幼儿园小朋友在内的村民、职工都亲切地称他为“班长”。南街村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村党委领导下，坚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村上实行供给加工资的分配制度，村民除衣服和部分蔬菜还需要自己购买外的一切负担、住房(内有家具、彩电、中央空调、灶具齐全、电话、气、暖、洗澡等)、养老、粮、油、肉、蛋、鱼、娃娃入托、上学一直到大学、博士毕业、红白喜事全都由村上免费供给和负责筹办，过上了带有共产主义主义因素的幸福生活。这不仅在中国引起震惊：乔石、朱鎔基、李岚清、李德生、宋平、侯宗宾、张爱萍、李长春、张震等数十位党、政、军领导(其中将军就有200多名)视察后都给了很高的评价;《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等数百家新闻媒体都相继报道;而且还有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日本东京电视台、英国路透社、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英国《独立报》、法国CAPA制片公司、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荷兰电视台、美国之音广播公司、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美国《波斯顿环球报》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朋友也都远渡重洋到中国的南街村来采访、看共产主义，并通过他们的新闻媒体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报道南街村。
南 街 村 的 特点
京广做伴，
颍水之滨中州临。
村集团，
一大二公，
中外闻名。
山穷水尽焉无路，
有工共富红旗扬。
“班长”带领走《宣言》道，
志不移。
分田地，
包企业;
复又归，
集体营。
靠学用“毛著”，
坚信马列。
“外圆内方”新方略，
三五春秋倍两千。、
创共产主义小社区，
看南街。
从2000年《真理的追求》第12 期上学习了南街村党委的文章《实事求是 大胆探索 加速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2002年中国杨凌农高会期间，听了南街村党委副书记姚国顺同志的报告后，我出自敬慕和好奇之心，带着耳闻目睹的中国农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和大家议论的腐败、私有化、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以及苏共亡党亡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的惨重教训，于2004年5月24日来到南街村，以第二次接受再教育的身份重新学习，“信马由缰”地想去哪儿就去那儿进行参观、学习、访问、看资料，并通过对比，深感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今天拥有26个(其中与国外合资的5个)厂、公司和现代化农场(包括畜牧、水产养殖)、旅游在内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年产值稳定在十多个亿(2013年突破20亿)的国家大一企业——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就在于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高举中国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以人为本(村民是村里的主人，一切为了村民、依靠村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发展的结果。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建党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并非集体化道路本身的问题，而是对这些问题没有及时妥善解决而置集体的优越性和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那就不能“一次被蛇咬，终生怕井绳”。因而，在倒澡盆里的水时，必须把洗澡的小孩捡出来，继承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牢记党的“三大作风”和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的两个“务必”。在创办村办企业时，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延安精神;学大庆人“两论”起家、“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艰苦创业精神;在企业管理上贯彻“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群策群力攻难关……以两次改革为例：粉碎“四人帮”后，当王宏斌入了党并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时起，就着手第一次改革，以改变南街村单靠老祖宗留下的人均几分地搞农业的现状。他用变卖家里的东西，并向亲戚朋友借钱带头集资办起了队办面粉厂和砖瓦厂，学习刘庄走有工共富的道路。当包产到户后出了问题，出现了剥削和两极分化，群众怨声载道时，1984年刚一过年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并逐步将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经营，进行第二次改革(吃包产到户后悔药)——拨乱反正了顶不住“一刀切”压力搞包产到户，使粮食亩产由一千多斤骤减到五百来斤，人心涣散，人民生活水平和党组织威信降低的大倒退局面。从此，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支部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不跟风、不随大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完全彻底为村民服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八大”《党章》规定的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党支部的成熟，党员是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劳动并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先锋战士。当村上富裕后就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现以参观学习后的收获、体会和感想来谈谈南街村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和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方面创造的特点。
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仅12名代表，代表着53名党员，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和帝国主义密探破坏而迫使大会不得不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进行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就毅然决然地在党章上写着，要在中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树起的坚定信念并为之不断奋斗的大目标。许多革命先烈都是为了这个大目标而献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而做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因而，为共产主义奋斗绝不能中途停顿，更不能半途而废。就像王宏斌同志经常说的那样：“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按农民朴素的话来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也要分国家、分地区、乃至一个村一个村去实现”。这就是说，要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必须是一个村一个村的“天下为公”和“大同”，这样才能逐步地做到乡、县、省、国的“天下为公”和“大同”。各国的“天下”都“为公”了、都“大同”了，那就是“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了。这大概就是南街人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依据吧。因而，当南街村在包产到户后出了问题时，发现背离共产主义信念大目标时，其所以能够当机立断吃“后悔药”，重整旗鼓恢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才走上共同富裕，就在于时刻不忘这个大目标，步步不离这个大目标。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必须消灭私有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先让南街村这一点七八平方公里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起来。就这样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和发展，充分体现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威力，在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上，已经有了让世人瞩目和向往的实实在在的“为公”和“大同”——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幼芽”。1994年 5月26日，当王宏斌被邀请到中南海汇报工作时，引起一千多名党、政、军领导的强烈反响。汇报结束后，杨德忠上将非常兴奋地对王宏斌同志说：“你们坚信南街这个路子是正确的，一定要把它干成。共产主义这句话为什么不可讲呢?我们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不是不可讲，而是这些年讲得太少了。”这位中央警卫局的领导，根据南街村的典范说出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要干革命的肺腑之言，也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在背离共产主义信念和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尽管共产主义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但并不是“渺茫”的，经过一代接一代地不断努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如果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共产主义大目标分开，扩大而不是缩小“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是发展、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而是将其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等五花八门的调高让它大量流失而变成私人的财产，让富豪的财产越来越多，广大人民越来越穷，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一些官员特别是那些数以万计的腐败分子，尽管嘴上没说，但实际上也成了苏联解体前一些大官说的“我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那就不仅背离了共产主义大目标，而且被“和平演变”成毁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就会出现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对包产到户私有制的危害可导致工业私有制、两极分化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仰人鼻息的境地。那就真正成了钱学森警告的那样：中国放弃毛泽东思想，放弃公有制，一定完蛋!
二、坚强的战斗堡垒
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有共产党领导。因为共产党的名称和共产主义是联系在一起而不能分离的。以王宏斌同志为代表的南街村党委一班人，就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二百五”、公生明廉生威的典范。从而带出了用特殊材料组成的共产党员和团结奋进的村民。王宏斌“宁为集体造金山，个人不图半块砖”的格言，已成为南街人的共识。不少到南街村参观、考查的有识之士，对南街村党委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无不赞叹地说，南街村党委其所以能在干部群众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身正影直，“五官”端正，即：嘴不歪、眼不斜、耳不偏、手不长、腿不短。
嘴不歪：村党委领导干部评价人和事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是则是，非则非;成绩不夸大，缺点不缩小，不弄虚作假，不把无说成有，不把小说成大，勇于说真话，说实话，坚持实事求是。
眼不斜：村党委领导能全面地、辩证地、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人，善于科学地认识人，正确地用人，使许多有志之士在南街村能施展才能，发挥作用。
耳不偏：村党委领导从不偏听偏信，没有只听正面的，不听反而的;只听表扬的，不听批评的;只听领导的，不听群众的，他们耳听八方，多渠道、多形式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领导决策，改进工作方法。
手不长：村党委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不伸手向党组织、向人民要官、要权、要利、不以权谋私，不损公肥私，不贪占公家便宜，更不行贿受贿，徇私枉法。
腿不短：村党委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亲自检查指导一线工作，使各项措施及时落实，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南街村党员的特殊材料，就特殊在开始创业时为筹措资金，党支部带领党员在火车站打工挣了几万元全部交村上，党员在平时工作中要做到四个决不能：
决不能谁也不顾，自己先富，必须带领广大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决不能台上说人家，台下被人说，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身作则;
决不能喊“给我上”，而要喊“跟我来”，强调干部党员任何时候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也是南街村领导的老黄牛和火车头精神的体现;
决不能怕揭短亮丑，必须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置个人于群众监督之下，并接受群众的监督。这很符合列宁晚年提出的增加工人、农民代表在监察机关的比例，毛主席在延安向黄炎培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发生。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否则，也会像我们的一些国企那样，把集体的财产也会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而变成少数人的私有财产。
人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南街村在党委这样坚强战斗堡垒的领导下，有了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干部做表率，也就有了当家做主、为国家、为集体、为大家而干的团结奋进的村民。在这样和睦相处的大家庭里，村上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在此，仅以村上尽管不给古稀老人安排工作，让他们安度晚年，但谁也闲不住，都志愿找工作干：八十岁高龄的老人自愿在图书馆为读者服务;就连小脚老太婆们也在为村上的环境卫生、安全而忙碌着，还抓住了到南街村偷自行车的刑满释放犯而被群众荣为“小脚侦缉队”。
当承包以后，群众眼睁睁地看着大家用血汗办的砖瓦厂、面粉粉厂两个企业不能为集体谋福利时，就向县上省上告王宏斌和党支部的状，并将大字报贴到村上、县委大院和王宏斌的门口。但王宏斌并没有埋怨群众，也不向上推卸责任，主要在自身上找原因：群众告我们，并不是个人恩恩怨怨，而是对我们党支部的信任，是要让支部带领大家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因而，经党支部大会研究讨论后得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的结论。立即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企业。不难看出，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有了这样的党委领导下的党员，那就必然是领导村民坚定信念，务实重干，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坚强战斗堡垒。原苏联的基层党组织没有说出这样的话，大官却说出了他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被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亡党亡国了。我们的一些国企党的领导没有说出这样的话，把国企化公为私了，甚至挑好的国企先卖，就有“靓女先嫁”、卖的越快越早越便宜越好，真像彭老总在长征路上骂李德的“崽卖爷田心不痛”的败家子逻辑。从而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工人大量下岗，他们却成了一分钱不摊的富翁。有的将价值几百多亿的国企以几亿让官商勾结呑掉。这样一卖，工人阶级的地位就完全变了，不要说是领导阶级，就连主人翁都不是了，只好低声下气、看人家脸色行事地当人家的雇工，在共产党领导下受人家剥削，还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也受“法律”保护的。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像一些新闻媒体说的“替职工说话，替老板办事”、“替穷人百姓说话，替富人官员办事”。还有人民群众“对另一种财富来源越来越不满，那就是通过几乎是盗窃国有资产或者以特权获取资源或土地而得来的财富”。(《参考消息》2006年7月10日)看来王宏斌同志已在二十多年前就将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要不，为什么现在很少或者几乎听不到我们说了多少年的“职工是工厂的主人”、“农民是农村的主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些话。从吉林石化公司等暴露出来的国企存在的问题也不难看出，国企领导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不亚于旧社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职工甚至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只好尿裤，否则就用下岗来整你。有个离婚的女工，中午休息时给孩子打了个课表，就被罚下岗一年。工人和领导收入差距十几倍甚至更多。如今国企“老总”在企业内乾纲独断，员工畏之如虎，完全没有任何参与管理的可能，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杂文报》2005年11月22日)在这样的国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给私企老板打工、把国企卖给私人的工人就可想而知了，农民进城打工还谈得上什么平等呀?要不为什么全国，甚至全世界只有一个加速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像一个磁性极强的磁铁，把中国人民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和朋友，甚至国家元首都吸引到他们那儿来看共产主义;中国几百家和国外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都在宣传报道南街村，甚至连台湾的《工商时报》也针对《亚洲周刊》的一连串报道，在1994年10月30日发表了社论：《评“南街现象”——市场经济改革下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与摸索》。1994年11月17日，《远东经济评论》英国记者林凯发表了《中国南街之行——一个毛泽东思想村置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这就向世人说明，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这个坚强战斗堡垒的领导下，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建设，那必然要致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时，毛主席在接班人的论述中就明确地提出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预言在中国彻底破产，看来南街村已经走在前边了。
三、旗帜鲜明地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多年来，我们经常说私心、剥削都来源于私有制，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消灭私有制和剥削。用南街村人的话来说，“共产主义是天堂，集体经济是桥梁”。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与其他任何阶级政党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立党为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的主要区别，就是公有和共同富裕。因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现在南街村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和大部分生活资料都姓“公”。在管理上不搞个人承包，不搞计时、计件工资，也不发奖金，主要靠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其他工作的统帅、灵魂、生命线作用及其保证作用，以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素质;在分配制度上，不是主要增加工资部分，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地增加供给的种类和比例。公有和供给的不断扩大和增加，可逐渐地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过渡。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那么多的腐败，特别是县以上的厅局、省部级、政治局委员、常委高级干部，就在于私心泛滥和滥用手中的特权之故;就在于他们掌握着国家的主要部门、国企和国家的经济命脉，通过卖国企、合资、股份制、收贿赂等所谓的“改革”潜规则、暗操作而化公为私的结果。1994年11月19日，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根发表了称南街村为《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新闻;1995年4月7日，日本《少年月刊》发表了记者睡鸳鸯写的《用毛泽东思想这种独特的方式崛起的村庄——南街》;1996年2月5日，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图文并茂地刊登了《继往开来——选择过去的稳定和平等，南街村回到了毛泽东时代》……都把南街村搞的公有制、共同富裕和毛泽东、人民公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出外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现实及走什么样的道路研究得如此深刻。中国农村要富起来，并不在于叫乡、村、组，还是叫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名称，而是看走什么道路。解放前不是也叫省、县、乡、镇嘛!好多共同富裕了的农村，就是保持了原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名称，仅无锡市区就有二十多个;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所辖6个自然村，仍然保持着原来10个生产队的体制，已成为全国乡政府外衣下的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共富乡。笔者去河南新乡的刘庄、龙泉村等一些公有共富村参观学习时，当问他们村办公室在哪儿时，不管是本村人还是外村在这儿上班的好多人，也包括青年人在内，都把村委会说成“大队部”而感到奇怪，特别是年青人。因为大队改为村的时间比他们的年龄还大。这“大队部”就是原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办公室，这就是他们以为只有把村委会称“大队部”才能说明她是公有共富的司令部，而不是包产到户的村委会。
四、“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策略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私有化、少数富豪占有国家大量财富、几十亿、数百亿财富的十七、十八大代表、党领导的两极分化亦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因为这和共产党的名称是相悖的。南街村根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少、人每天都要吃饭和河南省是个产粮大省;村上有几百亩坡岗地需要改造成良田，农村、城市都要盖房用砖的具体情况，便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利用农村得天独厚的“土”和农民生产的“粮食”的优势，在土和粮食上狠下功夫——立足农村、发展农村、建设农村、支援城市，即用“农村包围城市”——办砖瓦厂和面粉厂以解决城乡建房和吃饭问题。也就是现在说的由玩“泥蛋”(砖瓦厂)起家到玩“面蛋”(食品深加工)发家的发展策略。要把这件大事做好，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优势，才能走上亦工亦农，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共富之路。这个发展策略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调动了村民集资办厂的积极性，企业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几乎年年翻番，以稳定的十几亿的年产值，跨入二十一世纪，十五年经济增长了两千多倍(70万到14亿)。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南省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话讲，南街村的发展速度比深圳的速度还速度。2003年至2005年扩建药厂、旅游、电厂、面粉厂四大项目第二次创业的成功，使集体经济更加壮大和巩固，村民更加团结奋进。南街村很快就会由食品王国变成食品制药王国。
五、灵活机动的“十六字”发展方针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穷村，在当时所走的道路还是与大气侯“三不一少”对着干的情况下，尽管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已经决定，但要在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后台”的情况下要把村办企业办成国家大一企业，那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但以王宏斌同志为代表的南街人没有被吓倒，经过冷静的思考后，终于根据毛主席在《论游击战》里的“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六字，提出了自己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转”灵活机动的十六字发展方针。对村办企业中无发展前途的麻织厂等立即关闭，对有发展前途的食品深加工龙头主导产业方便面则及时抓紧配套，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把食品加工的下脚料加工成饲料发展养殖业，为村民职工提供肉、蛋、鱼等动物性食品。为能加工出优质的方便面等食品，在不断扩大、挖潜、提高等级面粉厂质量的同时，就连调味品、包装、胶印、彩印、汽车运输等全都在配套之列。这些不仅满足了自己企业配套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对外营业，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王宏斌将其称为：“多业扶着一业上，一业带着多业兴”。多年来南街村的方便面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厂家之一，方便面及其他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还出口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1994年9月10日，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84岁高龄时的老将军张爱萍视察了南街村后，留下了“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意味深长的墨宝。进入本世纪的第二次创业中，由于方便面市场有所萎缩，就缩减而上制药企业。过几年后，这制药企业可能就成为南街村的主导产业之一。
六、“外圆内方”，独树一帜的富村治村方略
南街村党委针对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管黑钱白钱，只要给钱啥事都敢干，只要能弄到钱，啥事都有人干的“向钱看”的歪风邪气，甚至用“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的有损国格、人格的人和事，以及乱引进、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诸多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不断出现和大量出现，在全国到处都搞开发区、特区、示范区的形势下，南街人却创造了既能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也能防止腐败的独树一帜的富村治村方略——“外圆内方”。即通过“外圆”创商海(富村)，与市场接轨，但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绝不能损害国格和人格，用政治思想上的滑坡来换取经济上的增长;严守“内方”治南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在创商海的过程中，不仅用“村规民约”和“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且还发动群众来监督和评论干部，以达到拒腐蚀永不沾。对群众评论不过关的干部，绝不允许他“带病”上岗，即使县上很不错的局长回村当不好办公室主任，也得离岗，绝没有“下不为例”的先例。南街村三大班子(党委、村委、企业)成员都是在生产第一线指挥、战斗，除每天或隔天开碰头会及时研究总结和解决出现的问题外，还用定期的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消灭在萌芽状态。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开战地动员、总结会和合作化初期开田间地头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仅如此，还在1994～1995年用一年多的时间发动群众开展整党整风和反腐倡廉活动(类似于1951年的“三反”运动)，对贪污两万元的一名认罪态度不好的会计，经司法机关查证落实后，判了六年刑。当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像两万元判六年刑在一些大单位能拉一卡车。通过这次活动，不仅惩治了腐败，而且使干部、党员、村民、职工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再教育。当人们痛恨现在的腐败时常用“毛主席好领导，贪污浪费、吃喝嫖赌连根倒;‘三反五反’是个宝，谁敢伸手就挨刀，法宝入了库，腐败很难治”来颂扬和缅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放手发动群众严惩腐败的丰功伟绩。能在短期内打败不法资本家和党内腐败分子的猖狂进攻，促进了三年经济恢复、支援了抗美援朝，使国家安定了三十年。现在的腐败与改革开放长期并存，就在于“以官治官”不发动群众，腐败分子无压力甚至有后台。在南街村，职务的高低和贡献的大小不以工资的多少来衡量，最早是王宏斌，现在的三大班子成员的工资都是250元。这不仅比几千元的技术人员和教师的工资低，而且还比下属厂长的工资低，体现了巴黎公社对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精神。如果要像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垠说的南街村是“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话，那就是用巴黎公社这个精神复活了人民公社。国际合众社则称其为“市场经济下的人民公社”。最早叫王宏斌为“二百五”的那种贬义戏称，现在已经成了以此为荣、人人学习和发扬的“二百五精神”，即不怕吃苦耐劳的无私奉献精神，认准了方向绝不回头、不受外界干扰、干不好不罢休的认真负责精神。王宏斌几十里路走亲戚，只能骑自行车，无权公车私用;他爱人不是“跟上老爷当娘子”的夫荣妻贵的官太太，而是“跟上杀猪的翻肠子”的村民公仆党委书记的妻子，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在村上安排给她的洗衣房岗位上上班的洗衣工。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的亲属都是如此。不像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国家大领导在内，一人升官鸡狗升天，首先将他的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越大，“抬轿子”的越多;“轿夫”的级别也越高;给官员把事办成了，他就提升了。这就是人们在下边常议论的某某当了大官后，把他的兄弟姐妹、儿子、外甥等亲属都提拔到一些重要岗位，有的竟将“二奶”、“三奶”都提到重要岗位。党、政、公安、法院、银行等七名省部高官竟倒在一位越南难民李薇的石榴裙下，给国家财产损失达百亿。南街村的领导没有任何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权，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公生明，廉生威的座右铭——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幸福祥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学有榜样，赶有标兵，弘扬正气，安定团结，不以权谋私和刑事犯罪;村民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病有所医、居有其屋，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就在于他们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党委领导下，贯彻执行了1945年5月，毛主席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说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过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二期第32页)的教导而开创的一个真正中国社会主义本色“外圆内方”的村子，参观者则称其为“一方净土”。被中央组织部命名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命名的“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村”，农业部命名的“全国乡镇企业管理先进单位”和“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命名的“民兵预备役部队基层工作先进单位”，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和中国集体雷锋评审委员会命名的“中国第一雷锋村”……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选为教学实践、政治理论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1995年9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视察南街村时说：“南街是一座精神宝库，是一所好的党校。思想挂帅，政治领先，党校就是培养这个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的。”“你们难能可贵的是不仅抓富裕，更可贵的是思想上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村民的观念很不简单，你们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继承下来。”并亲笔题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群众共同富裕。”1998年5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称：“南街村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把市场经济的优点与传统体制的优点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南街村的‘外圆内方’正好是对一些社会坏现象的批判，它的这种模式有利于我们发挥市场经济的优点，克服旧体制遗留的弊端”;日本《读卖新闻》1995年7月则称南街村为：“对于目前贫富依然有差别，治安不断恶化的中国社会可以断定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这都是“外圆内方”创造的的奇绩。这就证明毛泽东思想不仅能够指导计划经济，而且也能很好地指导市场经济;用它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创造的“外圆内方”，在市场经济中不会走邪。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七、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指导思想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从村办企业发展的实践中，深知科学技术和人才的重要，办好教育与培养人才的关系。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指导思想。在村办企业发展过程中急需大量各类人才时，按当时流行的人才标准，似乎只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才算人才，这种片面的唯学历论的人才观对南街村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而，他就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才”人才观的办学要求和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三好”的人才标准。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视技术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次品，视身体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废品。在这样的办学指导思想、人才观和人才标准要求下，通过招聘、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为村上引进、培养了大批的各类合格人才，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在普及中专教育的基础上，现在在全国各类学校上大学的学生已达200多人，每年有50名大学毕业生回村参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这既不存在上不起大学的问题，也不存在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不难看出南街村的人才观和办学方针已从“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才”发展提高到今天的“既求人人升学，更求人人成才”的水平。为使下一代从幼儿开始就能受到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教育，他们不惜花数千万元的巨资先后兴建起设备齐全的一流现代化的南街村幼儿园、南街村学校(小学和初中)和南街村高中。其中每一项的投资都在千万元以上。从幼儿园到大学(含研究生)的费用全部由村上供给。中小学大门口矗立着基座有毛主席题词的刘胡兰、雷锋塑像，在雷锋像座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题词，让孩子从小就学习英雄人物的高尚品质，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古人云：“德者才之帅，才者德之器。”“德”是指品德情操，“才”是指聪明才干。德胜过才是君子，利国利民;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这已经把德与才的关系说清楚了。古人的“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与王宏斌提出的“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这“危险品”必然“害人害己”。仅用全国数以万计的腐败官员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因而，自古对人才的要求就是德才兼备。南街村的这种提法，既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也符合我们党对人才的一贯要求;也体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和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里提出的“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笔者理解，“德育为首”和“德育领先”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让人非常遗憾而费解的是，我们提了多少年的又红又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我们国家自上而下的文件、领导讲话和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则将其从有到无，现在几乎看不到、听见不见了。连《准则》对又红又专、“红”、“专”的标准都不要了，那教育不滑坡还行吗?
为引进高科技人才，南街村还建有博士后研究工作站和人才公寓。为科技工提供良好舒适的环境和工作条件，让他们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成生产力。
南街村还办有“希望戏曲学校”。除经常为村民职工演出外，还赴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并得到好评;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文艺晚会并获奖。这所戏校既活跃、丰富了村民职工的文化生活，也为社会免费培养了戏曲人才。
八、吃透上边的，摸清下边的，借鉴别人的，干好自己的的发展思路
1981年南街村在顶不住“一刀切”压力的情况下，盲目跟风随大流将队办的两个企业(面粉厂、砖瓦厂)和土地搞了包产到户。结果事与愿违，使集体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和群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而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对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政策不了解和当时的新闻媒体、工作组不管“宜”还是“不宜”片面地宣传“分”而忽视“统”，似乎只有分才是改革。大队领导也怕戴上不改革的帽子而违心地将集体的企业和土地分了。结果犯了没有吃透上边政策，没有结合自己村的实际发动群众充分讨论，没有借鉴刘庄、滕头村等村为啥不把土地、企业包产到户，把集体财产分光而吃了大亏。当初他们其所以办面粉厂、砖瓦厂，就是借鉴了刘庄“无工不富”的经验后才开始走有工共富之路。因而，1984年大年刚过，他们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以后则随着企业的发展，将个人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统一耕种。这既符合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也符合南街村群众的需要而得到村民的支持和拥护。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不断借鉴别人的经验，像给食品企业供面粉到自己搞食品加工、和日本人合资办企业等把自己村发展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团企业。由于下得民心，上符合中央的政策，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这就创出了既能适应农村改革开放，又能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反腐倡廉真正独树一帜的“外圆内方”。日本《读卖新闻》“断定”南街村的模式“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这就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别人的经验和自己的创造结合在一起，他的本领就更大了。
南街村党委为了更好地吃透上边的，干好自己的，在充分发挥村上的老村干部和老人作用的同时，由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等出面，四处寻找对南街村有重要作用的当地离退休干部，把他们请到村上来，于1992年成立了别具特色的“老干部顾问办公室”。这些离退休干部中，有原临颍县副县长、县监察院监察长、县计委主任、县政法委副书记、县公安局副局长等15名。请老干部的目的主要是觉得自己的知识面有限，对村办企业发展经济中一些问题吃不透，请他们来当参谋，把关定向;由于老干部党性强、正直风气好，请他们当村干部的监督员，时刻提醒他们，防止犯错误。在当时那种几乎听不到、看不到共产主义金光闪闪四个大字的情况下，而南街村却是为发展集体经济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之事如此尊重老干部。被聘请的老干部对此举也很感动，因而，村上上门一请，他们都来了。他们到南街村来并不是为了钱和老有所养，连村上给发的报酬都不愿意要，而是充分发挥老有所用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些离退休老干部无论是在公有制大讨论、打假、整党整风，还是在人才培养、村民团结、反腐倡廉诸方面都发挥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南街村的实践证明，离退休老干部确实是国家的“宝”，是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巨大财富。这与一些地方、单位把离退休老干部当成保守、当成包袱、当成他们改革开放的“绊脚石”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一文教单位的老同志向自己单位的报纸写了继承发扬老书记、老校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文章，被主编和宣传部长都认为很好而要发搞时，却被一位副书记知道后取消了。问其故，说老领导好，就说我们现在这些领导吃不开，是给现领导脸上摸黑哩。其实，他们所说的“绊脚石”和“摸黑”不过就是阻止他们以权谋私、脱离群众搞腐败罢了。
九、牢记“三大作风”、两个“务必”
为使思想这根弦不松动，南街村党委除经常坚持群众性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我去南街村时，早晨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前村上播放《东方红》起床，上下班播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三大”活动外，还根据村上的具体情况和发展需要，及时开展“南街人讲自己的故事”、“公有制大讨论”、“思想作风大整顿”、“共产主义小社区大讨论”、“开展党魂教育”、“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等多种活动。开展活动也是南街村的显著特点之一，用它来提醒三大班子领导牢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提高村民职工的集体主义思想，为加速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多做奉献，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严防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发生。根据中科院胡鞍钢的统计资料：上世纪最后五年，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到16.8%。(《西安晚报》2001年3 月24日)如果将这些钱分给九亿农民，每人可得1097元到1397元，再加上他现有的收入，那不就到小康了吗?现以南街村年GDP14亿的13.2%～16.8%计算为1.84亿～2.35亿;再以南街村每年给村民和职工的供给制部分分别以3000元和1500元计，则为960万元+1650万元=2610万元(0.261亿)。再用1.84亿～2.35亿分别除以0.261亿就等于7.05(年)～9.00(年)。那就是说，南街村一年的廉政可提供3200村民和11000职工七年到九年的供给制。这就不难看出腐败对国家造成的损失之巨大。因而，群众就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腐败和三化”(私有化、两极分化和西化)说明其危害的严重并呼吁惩治腐败和防止“三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尽管上世纪九十年代，每年GDP的增长以保七争八的百分比速度在快速增长，但两年的增长才能填平被腐败一年挖下的窟窿。这就不难看出贪污和浪费的罪恶之大。尽管现在惩治了那么多的腐败分子，给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但人们却认为这与一年损失一万多亿还相差很远。从腐败所造成的损失来看，中国其所以穷，近年来并不是经济发展慢，而是腐败太严重了，两极分化已很明显了，严重到建党建国以来之最。腐败和两极分化的严重性，说明了思想政治的滑坡和分配不公，国民经济的增长被少数人占有，有违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新中国刚一诞生的农村和解放前一样，还是那些人，那些地，但为什么要及时搞土改，就在于土地占有者的两极分化太大之故。从人们对腐败和“三化”的担心出发，当唱国歌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人心总有些不安。但在“外圆内方”的南街村，由于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的优良传统，牢记两个“务必”，一年的廉政可提供七年到九年的供给制。从而，不难得出，南街村的共同富裕是以人为本，让人民当家做主走集体化道路干出来的，也是廉政出来的结论。尽管南街人富裕了，职工吃饭不要钱，村民实行供给制，但没有人浪费粮食和集体财富。笔者向南街村索要了一份印刷品资料是用包裹寄来的，感到很奇怪。但到邮局取时经计算，用包裹寄比用印刷品寄便宜9角钱。这在其他单位根本没人算这个账。1998年9月，南街村民兵参加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我们的后备军在前进》民兵方队到达北京住宿点时，带队的村党委副书记、民兵营营长贾中仁提出，不住高档宾馆而换到普通招待所住宿;由于南街人喜欢吃面条，晚餐招待所做的多而吃不了要倒掉时，贾中仁便立即跟服务员商量，让不要倒掉，明天热一下再吃。服务员惊讶地说：“这里剩下的大鱼大肉都倒了，更何况这三盆吃剩下的面条。”尽管话是这样说的，但还是在贾中仁的坚持下留下了，第二天一早热了一下就吃了。这一下招待所的服务员便心服口服地称赞道：“没想到南街村的民兵真是好样的!”这就不难看出，南街人尽管富裕了，但将我们党提倡的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但没有丢，还将其继承下来并在共和国的首都发扬光大受称赞。
十、严格的干部制度
南街村党委对三大班子干部的选拔、考核和任命，是按照党的“三大作风”、接班人“五个条件”、“三要三不要”原则和“四化”标准综合考查、严格选拔和任用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法宝。南街村党委深知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必然就脱离群众，不但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会拒绝甚至压制群众的批评。现在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把党的“三大作风”已经修正成为自己升官发财的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把“三要三不要”修正成汇报时要成绩不要缺点，要建议不要意见，要说今后怎么办，不要说以前为啥没办好。出了问题，上级将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将上级捧着抬着，同级之间互相包着让着。最后必然脱离群众，产生骄傲自满和腐化堕落。这已为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几百名省部级、数千名厅局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的腐败分子所证实。“三大作风”是毛主席对我们党优良作风的总结并让我们永远贯彻执行，是南街村党委任用干部的总纲。“五个条件”和“三要三不要”原则是毛主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分别针对国际共运中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林彪反党集团提出来的(汪东兴同志看了毛主席追悼会的悼词稿后，特别针对“四人帮”把“三要三不要”加进去——天津老年时报)，主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选拔任用干部的“四化”标准，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来的，南街村党委认为其中“革命化”的核心就是为“公”。如果离开了这个核心，将革命化提得再高、说得再多也无用。在南街村谁也不顾，自己先富的人不能入党，也不能当干部。人们都在议论，只靠委任和花钱买来的官，在他们眼中干部“四化”里的革命化就是听提拔他和卖给他官的上司的话;只对他的上司负责，不对群众负责;不怕群众反对，就怕他的上司不信任。这些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连温家宝总理也承认中国许多社会问题与干部选拔制有关，说明这已经引起中央的关注。南街村党政领导班子严格按《党章》和《宪法》规定分别由党员、村民民主选举产生。要选的每位干部的档案都在村民脑子的“硬盘”上储存着。南街村党委对犯错误的干部，停止他们的工作，当他们作了深刻的反省并写好了检查后，就开始在工厂没有工资参加劳动，如能痛改前非，工作成绩显著者，可以恢复其工作，甚至还能提升，但还要给他一段试用期。现在南街村党委成员中，就有犯了错误而改正了错误后提升的同志。有了这样严格的干部制度，你就可想而知南街村的干部队伍了。村党委书记，大家都称他“班长”的王宏斌同志，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全国优秀党务工”等荣誉称号，被连选为中共十四大至十八大代表;党委副书记、民兵营营长贾忠仁同志，被光荣入选 “'98时代人物”退伍军人;前南街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坤岭同志，大家尊称“老班头”的老人，将自己和两户村民在搞包产到户时合办的回民食品厂义献给村集体……南街村一心为公的领导班子，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也是他们就在群众中，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健康能防病的必然结果。
见义勇为在南街村
见义勇为——顾名思义，见到合乎正义的事就勇敢地去做——这是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和美德。《水浒传》电视剧的主题歌中就有，路遇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歌颂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建国后的帮贫扶弱，惩治邪恶;一人有难，大家接济;遇见歹徒，众人拔刀相助……用一句话概括：好事有人做，坏事有人管，将见义勇为发扬光大，在城乡已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和谐景象。然而，在改旗易道向钱看的思想指导下，将见义勇为已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让位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见义勇为的英雄被歹徒刺伤后无钱医治，牺牲后无人管，见了行凶作恶，听之任之，甚至有的父女俩见坏人行凶，给110打手机被歹徒发现并刺伤后跑掉，待警察赶到现场问明情况后却令人失望地说：现在不提倡见义勇为。这就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沿路抢劫贼无数;竟然有将在街上摔倒的老人送到医院后，家人不但不感谢，反说老人摔倒是做好事的人所为……难怪彭真同志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在一次法治会上批评道：从前坏人怕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怕坏人!然而，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奋斗的南街村则不然，见义勇为者仍然是英雄，仍然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将中华民族这一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2009年9月20日下午4时下班期间，突遇歹徒对同事行凶，22岁的村集团调味品公司职工桂二伟同志挺身而出，赤手空拳与持刀歹徒进行生死搏斗，救出了生命受到威胁的同事，自己却被歹徒用尖刀刺伤了胸部，献出了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
桂二伟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得到南街村党委的高度重视，先后召开“向见义勇为好青年桂二伟学习动员大会”，并做出“关于开展向见义勇为好青年桂二伟同志学习的决定”。南街村集团20多个企业、村民开展了轰轰烈烈地学习桂二伟英雄事迹，誓做优秀员工、村民的群众活动：
——向桂二伟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奋不顾身、见义勇为的崇高品德;
——向桂二伟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追求理想、牢记宗旨的坚定信念;
——向桂二伟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向桂二伟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团结同志、乐于救人的高尚情操;
……
接着，村党委授予桂二伟“见义勇为好青年”荣誉称号，并奖励20万元;接收英雄的父母为南街村荣誉村民，终生享受南街村村民十多种福利待遇。2010年1月27日上午，村党委全体成员前往英雄桂二伟家中进行慰问、拜年，并向英雄父母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金。村党委书记——班长王宏斌同志向英雄父母一一介绍了党委的每个成员，并深情地说：“今天，我们党委全体成员来家里看看。二伟同志为救同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党委研究决定，授予他‘见义勇为好青年’荣誉称号，奖励20万元，同时接收英雄父亲桂义功、母亲王翠兰为南街村荣誉村民，终身享受南街村村民的一切福利待遇。”新春佳节将至，班长祝愿英雄家人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并询问英雄父母还有什么想法和要求。英雄的父母颤抖着手从班长手里接过“见义勇为好青年”证书、“南街村荣誉村民”证书时，禁不住心潮激荡，热泪直流。英雄的父亲桂义功泣不成声地说：“党委把二伟看得这么重，又对我们两个这样照顾，我们没啥说的。我这个人也没啥特长，但我愿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南街村的发展多做贡献。”英雄的母亲王翠兰流着泪说：“孩子做这事，做得对。我作为他的母亲，决不会给孩子抹黑，我也会尽力为南街村多做工作。”班长宽慰他们说：“二伟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也是你们二老培养教育的结果。”
临别之际，班长握着英雄哥哥的手，嘱咐他好好照顾父母。在英雄家人的目送下，党委成员乘车返回南街村。
2011年1月9日，南街村党委为进一步弘扬正气、告慰英灵，村党委副书记郑永钦、监管班子主任王保杰、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卢林正等迎着凛冽的寒风，将英雄的父母用车接到了南街村。在喜庆的鞭炮声阵阵、祝福的话语声声中，让两位老人住进了党委为他们安排的新家——南街村朝阳区两室一厅的村民楼。让他们在南街村享受村民所享受的一切福利待遇，颐养天年，无忧无虑地过好后半生，充分享受集体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生活。
这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的南街村党委、村民、职工对中华民族见义勇为英雄的肯定、赞扬和学习，对英雄父母和家人的安慰。
南街人不怕争论
南街村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提法和做法，轰动了海内外，也惊动了上层，还引起了争论，甚至有专程到南街村来和他们争论、反对的“大学者”。下边引用《中流》2001年第七期，第28～29页刊登的王宏斌与一位经济学家的对话。
“1998年2月，从北京来了个经济专家，省、市委办公厅派有陪同人员。来到南街村，一坐下来他就问我：‘你们南街村是靠毛泽东思想发展起来的?’我说，一个人的成长，一项事业的成功，并不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是各方面的。我说，南街村有今天，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领导关心和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以毛泽东思想育人。他说：‘这几个因素各占多少比例?’我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南街人还没有这个水平去量化它，等到我们以后水平提高了再给你汇报。再说，社会上现在还没有这种计量器卖。如果有了，我们可以买一个，把它计量计量，再给你说。他又说：‘你们南街村搞经济，假若经济搞垮了，那不说明毛泽东思想也被你们搞垮了么?’我说，哪能这么讲啊!现在国有企业垮了那么多，下岗工人那么多，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哪能说小平理论不正确?他说：‘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我说，你讲错了，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里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你怎么说是两回事?他说：‘总书记讲的也不一定对。’我说，总书记个人有时讲的不一定对，这也很正常。可这不是他个人讲的，这是党中央集体的意见，是十五大文件，十五大精神。他说：‘十五大也在发展。’我说：发展也有个过程，十五大刚结束，他就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成两回事了吗?他说：‘不管你怎么讲，反正我们这些经济专家百分之百反对你们南街村的做法!’我说：不要说百分之百的反对，就是千分之千的反对，我们南街人愿走这条路，我们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你也管不了。我们争论后，他走了。”
这位有省、市委办公厅派陪同人员来南街村的经济专家，肯定是有名气、有身份、有地位、有后台的大经济专家。人们猜测，他来南街村肯定不是个人行为吧!要不，还未听到哪一位专家下来搞调查研究竟有省、市委派专人来陪同。但从他与王宏斌的对话不仅让人非常惊讶、不可思议，而且也验证了香港经济学教授所说的：“内地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不多”这句话的分量。看来香港这位经济学教授能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他身不在此山中吧!
在这篇文章里王宏斌也提到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有关问题。“有人问我：你们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建成?我说，首先申明，我们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小社区，那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至于说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建成，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和水平。社会上任何人到南街村一看，说‘像共产主义小社区了’，就是像，说‘不像’，我们南街人就继续努力。我们没有制定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权力和水平，只有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奋斗的责任和义务。”
王宏斌答记者问时，有人问“南街村这种做法会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宏斌答：南街村这种做法能不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而是中国高层领导考虑的事情。我们作为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只有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不是处在乱世，谁的政策好、得人心，谁就可以得天下。中国高层领导如果认为南街的做法符合中国实际，有推广价值，它就可以燎原;如果高层领导认为南街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没有推广价值，那它就不会燎原。还有记者问“南街红旗能打多久”?王宏斌答：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是红旗，但我们认为南街的做法是正确的。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上符合党的基本路线，下符合群众的意愿。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南街村创业十几年，经济增长了2000多倍，这足以证明南街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再看坚持改革方面，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与日本客商合办了4个合资企业，引进了资金、设备、技术，学到了外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科学的经营策略。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南街绝对没有脱轨的地方，在我们南街不存在“党的领导没力量，社会主义没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商量”的问题。至于我们的路子是否真正符合群众的意愿，请到南街村参观指导，请各级各界的朋友到职工、村民中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感受职工、村民焕发出的劳动热情，亲耳听一听职工村民对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肺腑之言，从中就可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正确的东西没有人敢把它消灭掉。我们坚信南街的路子是正确的，一定能走下去，干成功。(熊焕发，李火烨主编《解读南街村》第77～78页，名家出版社，2002，香港)这话讲得多么客观、多么实事求是呀!
是南街人的南街村
当历史的车轮刚跨入2008年，老天陛下有意给人发怒，几十年不遇的冰雪使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受灾，其经济损失达1111亿元。紧接着这场冰雪灾害，从《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又人为地将这种“冰雪灾害之风”逆向从南方刮到北方中原大地——河南省临颍县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利用南街村集体经济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热剌冷讽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领导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给王宏斌扣上“红色资本家”的帽子。甚至连南街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唱革命歌曲、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不搞私有制也被指责是“大崇拜毛泽东思想”。就连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也在手离心口地为这些胡言乱语在呼风唤雨。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1期)编辑部以“南街村 一时的迷途，还是神话的破产?”为标题毫不掩饰地说：“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早已梦断魂消。而今，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而且一时似乎还有模有样，自然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和好奇。”从文章的标题就得知，他们将南街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歪曲成不是“一时的迷途”，就是“神话的破产”。文内则更加露骨地攻击“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是“早已梦断魂消”，并放出南街村的公有共富是“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的谬论。多大的口气呀!的确，小小的南街村可比这个大杂志社在世界上有名多了。这样一来，该杂志社作为集体经济的反对者也就出名了。不过，这种反对，只能促进南街人更加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请问这家杂志社：共产党与其他阶级政党的区别是什么?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上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党章》、《宪法》规定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又是什么?难道这些还需要别人再给做启蒙教育吗!?在攻击南街村的文章中，还有意将“2006年9月4日，第五届全国‘村官’论坛在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大寨村举行”时的一张照片——“大塞村的郭风莲(左)被授予功勋‘村官’后与华西村‘村官’吴仁宝(中)合影”(右边与吴仁宝在一起的那名女功勋“村官”未提名——笔者注)和“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天津大丘庄‘庄主’禹作敏”的照片放在一块(该期第32页)。把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天下第一村”的村官和“功勋”村官的合影硬要跟禹作敏“庄主”放在一起，可见其绞尽脑汁精心策划的用心之良苦了。这就不仅要否定南街村，还要通过吴仁宝和“功勋”村官来否定所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公有共富村。由于该杂志社是站在反对、恶意中伤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上，因而其观点必然是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台，用正面和反面人物的两幅照片来暗示、侮辱这些“功勋”村官致富带头人和禹作敏是一股道上的车。要不作如何解释。至于该杂志社的记者林海、尼克的立场、观点就可想而知了。这就叫歪将带不出好兵。不过，这两位记者也说了些公道话，他们引用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评价王宏斌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有信仰的人，信仰共产主义”;个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严于自律的人”;他认为“这些骂声并不仅仅是因为南街村的经营问题，更在于南街村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这就一针见血地击中了骂者的要害。《南街村报》主编盛干宇称王宏斌，“他没有一点私心”，“按他的能力和社会影响，如果为自己，想发财，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还有人说，“他就是不离开南街村，要是想当官，早就当很大了。”这就说明了王宏斌在南街人心目中的位置。然而，这两位记者对王宏斌答他们问时提到的南街村为了上市才搞的所谓“股改”时说，“我们同时还签订了一个声明，这个股权都属于集体股，个人没权利拿走。”事实证明王宏斌说到做到，他们一直是按这个声明办的。你们也没有找出他们不按这个声明办而化公为私的任何证据。他俩为什么不把这个声明附在后边呢?是一时的疏忽，还是有意在回避，或者是出自其他原因和目的。这只有他俩清楚。不过这话还给他们留了条后路，暗示出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或者出自良心的责备。
令人费解、不可思议的是，《南方都市报》在刮这场人为的冰雪之风而打头阵的上官敫铭的“‘红色亿元村’南街村发展真相”一文，竟抽梁换柱地连南街村在搞“股改”时那个“声明”一字不提地说，村上60%的股份归“三大班子”和姚喜兰所有。这样掩盖事实真相的所谓“调查”，将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这位“共产主义引路人”就自然变成“红色资本家”而包装成是“经过记者深入调查，我们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等等，这样就可弄假成真了。这是他们有意以假乱真地将澡盆里洗澡的小孩拣出来扔掉，让人看到的只能是剩下的肮水一盆了。这就为他们的假相把读者诱进他事先划定的圈套里——“究竟是谁的南街村”?——他们不敢直说的不言而喻的结论了。对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社和记者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问题，是爱什么、恨什么，爱憎分明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
还有，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也在同期《南方人物周刊》上用他对公有制那些荒诞不经的理论胡说什么，“人们却糊涂地以为不搞土地承包也可以维持集体农业经济效率”，“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地给胡说八道加盐添醋地增味润色。这位研究员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事实的话，请他也能反思一下前边向《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那几个问题、请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中的“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方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可拘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的精神认真学习一下;再迈开他的两脚去安徽风阳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和南街村看看，他就会明白是自己在信口雌黄。李岚清副总理于1996年4月13日考查了南街村后说，“我想这个经验要很好地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整个这个路子很好，一是有一个好班子。农民讲得很对，关键是有王宏斌这样的好带头人、好班长。”这就叫“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位研究员大概不会不知道毛泽东主席对真理标准这句名言吧，要不他怎能有意说出这样的胡言乱语呢?公有共富是农村所的研究员应该研究的课题和职责吧!
正当春寒料峭，以上刊物否定南街村走集体经济道路，并给其大降“冰雪”灾害之际，《大河报》3月25日16版，专版刊登了“小岗村重走集体合作之路”一文。小岗人“想得很清楚，个体式的农耕作业只能吃饱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合作的道路。”这是小岗人几次组团去南街村参观学习后才寻求得到的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否能真的走这条路，还得靠实践来检验。也就在这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委、江苏省委、武警部队、国防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等主要领导和将军们也来到南街村考查、调研后，都给予高度的评价，称赞南街人是新农村建设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南街之路是广大农村的典范。中组部研究室政策法规局副局长李炎溪3月中旬在南街村调研时，伸出大拇指称赞王宏斌，“你能够带领南街村民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让全村群众都富起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功臣”;“如果全国农村都像南街村这样就好了。”4月份，南街村喜获漯河市“善待农民工十佳企业”称号。不少省市党政领导将要组团带队陆续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和考查，看来这些反对者对南街村会起到正面宣传有时还起不到的积极作用。真要感谢反面教员了。
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南方都市报》上官敫铭的“究竟是谁的南街村”?是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领导下，坚持村民是村上的主人，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团结奋进的南街人的南街村。南街村26个村办集体企业、一个现代化农场和旅游公司，村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姓公为村民集体所有，村上没有老板，没有暴发户和贫困户的两极分化;村上首先划清“八大”《党章》规定的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村党委的成熟;村民的医疗、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博士毕业)和住房等十多项福利全由村上供给;村民过上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你们反对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南街人，只能激发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地将其走下去。小岗村和全国好多村去南街村学习取经后，其所以都选择要走集体经济这条路，就在于它是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必由之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名称是不可分离的，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就要实现共产主义。要不为什么从一大到十八大都把它写在《党章》上呢?请把你们的“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收回去，好好反思一下吧。王宏斌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是几十年如一日地领导南街人走向共同富裕的带头人。他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请将你们给王宏斌扣的“红色资本家”的帽子收回去自己戴吧!也告诉党国英研究员，走集体道路不是人们糊涂，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现在不是王宏斌多了，而是太少了，你说的中国前景的“暗淡”，才是真正的光明。在此，也用王宏斌答尼克和林海问时的话奉劝这些刊物和人，“争议是正常的，争议越大，对南街村发展越有利，我们不掏广告费就做了大广告。但争论要争在尖子上，不要同样一个灯泡，安在南街村就变成红色，安在其他地方就不是红色了。灯泡没变，可能是我们自己得了红眼病。”
络绎不绝的海内外参观学习者来南街村游乡村都市，观红色文化，品南街产品，感集体优越已是人心的向往。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是南街人的南街村，她岿然屹立在祖国的中原大地!
从小岗村的忧虑引出的思考
二三十年前，全国都在学习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据《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北京)的陈桂棣、春桃采访该村村长严宏昌时得知，村上已经穷得他这个村长连一分钱的办公费用都没有，出去开会，添置办公用品全靠自己掏腰包。但让他自豪的是，他这个村长全靠在深圳打工的两个孩子、一个当记者的孩子和老婆搞养殖来支撑着。尔后，驻小岗村的干部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后留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两年后的2004年11月，在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带领下一行十三人中，有村委会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及当年最早分田按手印的十八名发起人中的四人，来到南街村学习，寻求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南街村档案馆，沈浩书记紧紧地握着张天顺副馆长的手并非常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分田搞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呀!”是呀，严宏俊老人说出了承包后农村的现状，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村上留下的就是“993861”部队。“99”重阳节，代表古稀老人;“38”妇女节，主要代表中年以上的妇女;“61”儿童节，代表留守儿童，有的家庭只留下儿童。打工挣钱的目的首先是为孩子上学。这些孩子与有钱人被宠坏的“小皇帝们”相比，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孤儿。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蓝皮书》称，“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了养老和住房，超出了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父母为了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只得忍痛和自己的骨肉分离。有的孩子甚至连父母的模样都记不清了。因为供一名大学生需要13.6个农民的年纯收入。(《报刊荟萃》2006年第七期第40页)有的家庭父母都出去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孙子，有的只留下孩子，晚上孩子提心吊胆地睡不好觉。有的家晚上失火将孩子烧得面目全非，父母几年打工的工资还不够给孩子看病。像这样的留守儿童中国有5800万。有的给黑心矿主打工，出了矿难家里还不知道，就像被反动派抓去的兵阵亡了一样的无下场。因而，小岗村人参观学习了南街村后纷纷表示：“南街之行让我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我们一定要学习南街精神，务实工作，付诸行动。”沈浩书记(据有关资料介绍，是省政府财政厅处级干部、小岗村第一书记)在档案馆留言薄上欣然写下：“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小岗村人经过几次参观学习后终于愿意重新走上这条公有共富之路。从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包产到户到愿意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算得上一次新的飞跃。只有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走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走向共同富裕，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实现《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消灭，两个决裂”。沈浩能不能像史来贺、王宏斌、刘志华、田雄他们一样，领导小岗村走这条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还要靠实践来检验。然而，他却猝死在为小岗村弄钱而舍命陪“君子”饮酒过量的酒精中毒。
学习南街村
小岗村人几次参观学习南街村并要重新走集体合作道路说明，用私有制剌激的包产到户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更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向南街村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将集体的土地包产到户给个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计，更不是包产到户就是社会主义。打个比方，拉车拉到半坡上而拉不动时，可以有意识地向后退一步而得到缓冲再向上拉，这种退是为了进;有的没有退就一直拉上去;退下来后再没有进即再向上拉的，就像小岗村人说的那样，虽然解决了温饱，却未进富裕门。至于把公有企业承包给个人，王宏斌已得出了“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的结论。笔者认为这才是地地道道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精神。据《中国工商时报》2005年12月12日报道：民营经济到2005年末，内资民营在GDP比重中约占49.7%，外商和港澳台比重约占有15%～16%，两者相加约占65%左右。(《中国剪报》2005年12月14日)(据有关资料，现在公有已不到四分之一，私有已经超过四分之三)所谓民营实质就是私有经济。这个比重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还低——1952年国营和私营工商业产值比重已占67.3%，超过了私营。(《报刊荟萃》2006年第八期第28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30年来改旗易道的“国退民进”已将其比例颠倒过来了。这还是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但有的经济学家却说，这个量变不能代表质变。这是否要改变哲学上讲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大概只能用得上赫鲁晓夫创造性地性发展了的那个马列主义——修正主义来解答了。从2007年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物价猛涨，肉食等食品翻番，大米、面粉普遍涨50%以上，但笔者所在地农民的小麦等原粮只波动在0.95～1.05元/斤。其所以如此，人们在下边议论物价猛涨的根源在于，那些垄断行业说涨就涨;加工、流通领域特别是商业已经基本看不到国营了;有时也能找到，但却是承包者的“招牌”而不是实质。那怎能控制市场并抑制其涨价?《瞭望》新闻周刊等刊物已指出，“警惕外商并购危及中国产业安全”,有的还提到中国的粮食和食用油已被外商控制。现在学了南街精神的，都是按照小岗村人说的已经走向或者正在走向共同富裕。和南街村在同一个县的北徐庄，在1987年的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坏了的水利设施使两千亩耕地基本绝收的情况下，迫使要为村民干一番事业的党支部书记徐德全痛下狠心，卖掉了自己的两头牛和磨面机，拿上3 600元到村上;退伍军人、村委会主任徐奎生，把部队发的安家费一分不留地也拿到村上;全村干部将全年7 000多元的工资全部拿出来;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徐明勋，把准备盖房的25 000块砖拉到井台。这就实现了徐德全说的“集体没有钱，咱们自己掏腰包，集体兑钱从我开始，干部带头!”就这样干部带头带动了群众集资，向南街村学习，发展集体经济，走有工共富全面发展的道路，并得到王宏斌人才、技术、资金的大力支援，到2000年产值已达四亿多，过上了和南街人一样的共同富裕的生活。人们称他是由南街村“克隆”过来的。现在的年产值已超过10亿，成为食品加工、饲料养猪为一体的大企业。还有临颍县的龙堂村、新安县的土古洞村、兰考县一些村、山西壶关县的小蓬善村、山东鱼台县、吉林梨树县等不少地方的村都在学习南街精神，重新走集体化共同富裕的道路。
噢，这就是集体经济在“一刀切”包产到户中无可奈何花落去，吃“后悔药”后无可奈何花又开，创造“外圆内方”、工资加供给相结合分配制度的南街村!科学发展的南街村!外国人来中国看共产主义的南街村!
我们相信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一定会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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