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邓州市文渠乡的村民，在抵制“强拆家园”“强征土地”的斗争中，一直受到政府部门的打压，人被逼死了，还输了理，累告累败。村民一怒，状告政府不作为，随即宣布撤销邓州市政府，自建新政府。他们自刻公章，发“红头文件”，通知开发商停止项目施工，给被强征土地的村民，颁发“土地承包经营证书”。
几个村妇的“大胆妄为”，有似一出荒诞的闹剧，实则反映出了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
城镇化为了谁?由谁来主导城镇化?
村民告政府“不作为”，实际上政府还是有所作为，又有所不为。强征农民的土地，强拆农民的住房，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审批开发商上项目，政府还是大有作为。
保护农民的权益，接受农民的诉求，制止对农民土地的掠夺，打击对农民维权的暴力侵犯，政府是无所作为的。
在土地从农民手里流转到资本家手里的过程中，政府和资本家结成了利益同盟，双方共同对付农民，取得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必要时，对农民的反抗，进行野蛮的镇压。
人民的政府和资本结成利益同盟，共同镇压土地的主人——农民，你说，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工农联盟的国家，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荒唐不荒唐?有了这一个荒唐，才出现了几个农妇宣布撤销市政府的荒诞。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形成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产业化，必然要掀翻农牧社会，由于资本的贪婪性，这种吞并，往往是残酷又野蛮。美国城镇化的历程，是流尽了印第安人的血和泪，流尽了黑奴们的血和泪。
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农村集体经济。工农联盟，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应该探索社会主义的城镇化之路。事实上，我们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发展，必然形成自己的城镇化之路。一大批集体经济组织，已完成了城镇化之路。
不幸的是，今天我们的城镇化“顶层设计”的大师们，政客们，仍然把资本主义的城镇化作为楷模，厉以宁、吴敬琏等大经济学家，一再鼓吹“农民的土地，是最大的金矿，等待我们去挖掘。”上届国务院领导人继请佐利克作了《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规划后，又请另一位世行洋行长作了《中国城镇化》规划的报告，称城镇化将是改革开放的新的增长点。
如何攫取农民的土地?成为一些经济学家、法学家的热门课题，真可说是费尽心机：“让土地私有化”、“重新登记土地确权”、“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出租、转让”、“建立土地银行”、“开放土地流转市场”……等等。目的只有一个，让资本自由地获得土地资源。
这是城镇化乱象的根源。农民说：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千把元一亩的补偿，你们拿去卖十几万，几十万，我们不干!政府说：不干也不行，这是政策、法规。如是，强拆反强拆，强征反强征成为城镇化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人民政府和资本结成同盟镇压人民这种荒唐的局面就发生了。
洋人作出的资本主义的城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水土不服。
有没有一种社会主义城镇化之路呢?有的，中国农民早就探索出了由工农当家作主的建设城镇化之路。走上集体化的农民，早就作出了样板：
华西村是不是城镇化了呢？
南街村是不是城镇化了呢？
刘庄是不是城镇化了呢？
大寨是不是城镇化了呢？
洪林是不是城镇化了呢？
官桥八组是不是城镇化了呢？
……。
这些地方的城镇化水平，早已大大超越了他们所在的城镇。他们所建立的城镇化的合理化、科学化，环境的幽美宜人，令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钦羡不已。
可叹我们的一些改革家，是“外国的月亮要比中国圆”，把这些成功的典范，斥之为“封闭僵化的老路”，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党国英先生，说得更令人毛骨悚然：“跟这些典型走是要死人的。”南报集团和凤凰卫视等大舆论机构，竟万炮齐轰南街村。
当一些地方的城镇化闹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这里却歌舞升平：
没有政府和资本的利益同盟；
没有农民和政府的对立；
没有黑社会的猖獗；
没有农民就业的困扰；
没有配套设施的欠缺；
没有穴居和蜗居；
没有产业上去而城镇空心化；
没有黄、赌、毒的泛滥；
没有环镜的污染；
……。
更不会上演村妇撤销市政府这样的闹剧。
要问城镇化的道路如何走?
只问洋行长，不问华西吴仁宝。
只问厉以宁，不问南街王宏斌。
在群众路线教育深入又深入的今天，国家大事，人民大事，不问国人问洋人。行得通吗?我们走着瞧。
老兵丑牛·东湖泽畔
2014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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