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同济规划TJUPDI”。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顾问
本文为贺雪峰教授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共同主办，“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的“美丽乡村——2015乡村规划教育主题研讨会”上所做的特邀报告。所刊文章为速记整理稿，文中小标题为整理人添加，未经审定。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和大家交流的机会，听了唐子来老师、李振宇院长和张尚武院长的讲话非常亲切。刚才唐老师做了一个小调查，发现在座真正出生和成长在农村的比较少，待过一个月时间的都比较少。但是我的研究生80%来自于农村，我对我学生的要求、特别是博士的要求，是住村400天以上。我们原来对城市规划和城乡规划不了解，从三农角度看的时候，觉得很多问题可以讨论。
这一次会议要求我做一个发言，我想具体的问题很多，都可以讨论。刚才唐老师和李院长讲的每一句话都引起很多我可以讨论的地方，但是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我还是从我的演讲主题开始谈起。我讲的题目就是——为了谁的农业现代化？
今天研讨会的主题是“美丽乡村”，美丽乡村是一个愿景、一个愿望。现代化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我们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但是在这个美丽乡村背后，我们怎么去达到这个目的?恐怕有很多的路要走。
今天我讲的恰恰是美丽乡村和我们一般理解的现代化有很大差距。规划这个学科一定要是开放的，一定要是多元的，一定要对整个国家的复杂性有认识。要有这样的认识，我就希望借下面我的发言，从与主流的观点有所差异的角度来谈谈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究竟是谁的农业现代化？我们怎么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手段还是目标？我们究竟要做什么事情？要仔细追究下去会有很多不同的结论。
中国特别复杂，地域特别巨大。譬如说上海，相对整个国家来讲就地域不够大人口也不够多，但是却特别重要，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中心。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里面的农村都已经成了城市带的一部分，并且享受到了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很多好处。这就使得上海的农村、城市带地区的农村，具有和其他农村完全不一样的特点。这里的农民也具有和其他地方农民完全不一样的需求。这种需求最后表现为利益，这样一种巨大的利益在沿海地区、在城市带地区里面，使得过去我们的制度安排不适应，从而必然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因此，沿海制度创新非常多，就会引起学者的兴趣、公众的兴趣、中央政策制定者的兴趣。譬如上海松江的家庭农场很重要，而且不仅上海有，广州和武汉也都有，我们有关部门或学者就去调查研究，然后说这么好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全国推广?类似的，在大城市近郊以及沿海城市带里会产生很多经验，不仅仅是农业经验如家庭农场等，还有社区建设经验。最后这些经验就经常被推广应用到全国。
但是如果仅仅把针对这些地区调研得来的经验，以政策的方式向全国去推广，就可能遇到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广袤中西部地区存在巨大的差异，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也存在巨大差异，这都是客观事实。除了沿海地区和一些特大城市的近郊区，很多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比较滞后，传统的农业方式依然有效，对新方式的需求也不是很强烈。因此，美丽乡村作为愿景没有问题，我也看过好的规划经验和典型，认为在一些发达地区这样去做也很好。但是我们看到的美丽乡村，大多做了些高大上的规划，然后又以项目的方式集中了很多资源，结果那些非常贫困地区的占了总数近80%的村庄获得的资源就更少，这些地区就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地区的规划我在报纸上、媒体上很少看到，因为太不典型，但也因为太不典型，就很具有代表性。如果我们简单地把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放在全国，你就会发现不适用，制度就变成了报纸上的制度、新闻联播里面的制度，强行推行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笑话。
下面我讲的是批判性的讲话也是批判性的思维，我希望通过我不一定正确的方式给大家一些启发，未来20年到30年，我们的农业主体是谁？谁来种田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家领导人也问谁来种田，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昨天我跟栾老师交流，讲起在韩国调研遇到80岁的老头和老太太种100多亩田，也不需要请其他人来帮忙，这就很有意思。我们经常说没有年轻人种田，今天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是47岁，太老了。但是如果按照韩国的经验，到80来岁还可以种田，那今天47岁，10年之后就是50几岁，20年之后就是60多岁，也就是说还可以种30年的田，这样的话中国根本不用担心没有人种田的问题。因为按照这样推算的话，我国20亿亩耕地只要2000对老年夫妇就解决问题了。我国目前至少有超过两亿的农村劳动力，再减少90%都可以。但是我们一般认为到80岁还种田，还种100亩田的可能性看起来没有，因为农忙的时候根本受不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谁来种田不是一个假问题。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韩国80来岁的老头老太还可以种100亩田，但是我们看起来就不可以呢?前几年我在农村调研，结果当地人也说，50岁和70岁的人种田，产量是没有区别的，而且都比规模经营产量还高。这就非常有趣，这就说明我们的农民也可以到了老年还种田，50、60，70，甚至80岁的人也还都可以种田，并且产量靠谱，比规模经营还高。这样一来，就不存在未来谁来种田的问题了。那为什么70岁老年人种田的产量不比50岁的低呢?为什么韩国一对80多岁的夫妻还可以种100多亩?因为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我调查的那个地方，当地官员和群众透露，本地农忙大概只需要一周时间，插秧和收割全部机械化，其他时间就是田间管理，管理的好不好、收益多与少，都是自己的事情，甚至田间管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去看庄稼成长的情况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每天感觉心理上特别满足，这种情况下，工商资本式的产业化农业，怎么可能跟小农方式竞争呢?
今天在城里面一般农民工超过50岁就叫高龄农民工，现在高龄农民工有4700万，这些高龄农民工真正离开家乡打工的只有1000多万，其他的都在家庭附近打工，半工半农，这样就可以照顾到家庭和农业，比较方便。但这样的现象，也与高龄农民工到外面找工作比较难有关，城市里面50岁的人不好找工作，55岁就几乎很难找到工作了。所以，虽然很多农民工其实想留在城里，因为城里当然比农村舒适的多，但是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很难生存下去，也没有办法过上体面的生活，就只好回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给农民留下退路，让他回去种田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收入，还有很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生态之间和谐的关系，而且还有成就感，回去就是不错选择，过上落叶归根的生活。给进城失败的农民保留回去的退路，这是他们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权利。假如我们推动土地向规模经营、向工商资本转移，搞这样大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当农民进城失败了，在城里生活不体面，想回去还可能吗?没有任何可能性了，他们回不去了。如果失败的农民回不去了，城市里就有火药桶，城市甚至国家的稳定都成了问题。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为这一部分人的农业、为小农经济、为可能回到农村的这一部分农民工，提供现代化的装备，为他们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我们的社会就会非常稳定，我们的发展就会有更多的弹性，我们就有更多应对金融危机的空间，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就会非常多。
然而，我们整个社会看起来都比较关注高大上的东西，大家都愿意看好的东西，我们都把中国农业和美国农业比，再不济也要和台湾比，没有谁去跟印度比，没有人去和比我们更差的比的。但这样一来，就很可能做出根本不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决策，给我们未来的稳定和发展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打算主要讲5个方面的内容。
“强富美”的农业现代化是我们的目标吗？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业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要美”这样“强富美”的目标，国家大量资源流向农村，农村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但是当前正在全国推进的农业现代化，也许存在着目标与手段的超越，甚至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也错了，核心的问题是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农情，我们究竟应该是当下就现代化，还是10年以后、20年以后或是30年以后？
哪一些地方可以进行美丽乡村规划，还有哪些地方要保守规划?这是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有的地区要把一个市的8000个村全部拆掉重建，他们说最大的困难是缺钱，有钱好办事。这样的话，缺的就不是一个小钱，拆房子要钱、建房子要钱，所有这些钱都缺，没有一个不缺的时候。当然我讲的规划不是在座同志做的规划，而是我们官员有点大跃进的那些规划。中央的农业现代化要求“强富美”，“强富美”很好，但是一定可以全部达到吗?
十七届五中全会文件里面表述，“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同步。”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意思，就是农民进城了，土地流转出来进行规模经营，再在国家的支持下对规模经营的土地推进生产的现代化。既然要进行现代化，土地流转权就一定要稳定，农民进城就不回来了，也回不来了，农村也就进行了彻底的生活结构改变，使得农村发生彻底的、史无前例的变化。
十八大表述稍微复杂一点，“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现在多出了“四化”同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有更多关于农业现代化的表述，比如“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
2013年的一号文件提出：“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继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规模，新增补贴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显然，我们希望通过市场经济，使得工商资本下乡或者农村自发形成种养大户。但是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雇工的规模农业，却往往竞争不过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只要社会服务化体系是好的。为什么竞争不过呢?因为只要搞规模就要雇工，雇工种田是一项工作，责任心很关键。但是那些老头老太，他们种粮食那是自己的事情，而且还当做爱好，有成就感，他们的劳动投入就可以不计成本。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跟他们比吗?种不过，怎么办?国家说给钱，扶持新型农业经济，通过国家扶持来打败小农。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总体上，所有这些文件都连续提出了“强富美”，而且不仅“强富美”，还提出来要大力支持农村发展旅游产业，发展第六产业。除了中央文件，现在社会各界对农业和农业现代化也都很关心。每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最热的话题，就是谁来种田?土地抛荒严不严重?谁来养活中国?并且大家也是这样的观点，老人农业能够养活中国吗?
于是，整个社会都有这方面的看法和担心，政府也说现在的农业很危险，粮食不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就成为重要措施，并且是以培养新型经营主体为方向，以土地流转作为最基本的条件。只要中央一提倡，地方政府就一定比中央走的更远。某省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前不久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要像抓招商引资、抓企业发展一样，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
那么现在的小农农业有什么问题吗?在座的诸位来自农村的很少，可能不太了解情况。我们那边老子农村的就很多，也包括我自己的学生。我们交流下来，发现实际上农村抛荒现象非常少，上海我调研少，但看起来似乎也没有抛荒的现象，这跟我在全国很多地方的调研情况都相似。我在潜江调研时问过当地农民：“你们这里有没有抛荒的?”他们说：“怎么会抛荒，农民只是没有地种，谁会抛荒?土地金贵得不得了，怎么会有抛荒的。”这样一来，规模经营的效益比不上老头老太的小农方式，农村又很少土地抛荒现象，粮食的生产实际上就很安全。虽然我们一直说粮食安全问题，但结果却是粮食不安全到今天，粮库全部装不下了。过去每年粮价在提高，去年粮价提不高了，因为我们已经超过国际粮价。
那么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抛荒的现象呢?也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去年在武汉市调研了几个主要区，有关农业局领导就说武汉市抛荒很严重，最后推动土地流转。至于为什么抛荒呢?因为离武汉市很近，农民不愿意种地，到武汉随便打工，赚钱比种地钱多的多。但我们的调研发现，武汉确实有抛荒现象，但要看到底什么地方在抛荒!靠近山区的高丘陵地区，那个地没有办法种，种十次收一次，十年九旱，十年九不收。但是这些地留给工商资本，工商资本却不要——农民都种不了，我能种的了?工商资本都要好地，要土地很肥沃的地，但是这些地农民不愿意流转，政府就动员，动员的时候就租金很高，一亩租金一千块钱，资本种粮食，能有收获吗?最后有收益吗?要么政府补，政府补不起。类似武汉市抛荒的这些地方，资本却进不去，资本进得去的又都是农民愿意种的地，这个就很重要。
我对潜江的调研就感到非常诧异，潜江市最近四年多时间，有1/3的土地流转给大户资本，并且是通过市场进行规划的长期不可逆的流转。这种现象，其实全国都一个样。但流转给资本之后又怎么办?资本种田不赚钱，最后政府补贴，政府不断补贴，最后大量的土地到资本手上，到大户手上，我们小农种出来的粮食，政府不补贴就不行，政府的负担就很重。
至于大家认为很失败的农业，我看拿日韩台的农业和大陆的农业比就没有办法比。这些地方普遍政府花很多的钱，农民的数量却很少，最后农民也没有富起来。中国十年前还在向农民收税，从农业角度来讲，我们并不差，但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又确实有些问题，那就是食品不安全。我这里讲的是食品不安全，而不是粮食安全问题，因为后者主要负责的是吃饱、不饿死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更重要更基础的是食品安全的问题。
小农的生产在支撑中国农业方面没有什么问题，但却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形成了直接冲突。很多资本下乡，就必然挤占小农的生产甚至生活空间。如果这些工商资本赚不到钱，地方政府又补不起的时候，它们就会流失，就会带来很多问题。我们现在还有2亿多户6亿农民，其中就包括2亿劳动力。我们的农业现代化，现在这种以工商业新型经营主体为主导的现代化，就要求这些小农的大多数都进城去。但是他们短时间内又进不了城，还有很多农民工要回流到农村去，小农的生产方式就是他们就业和收入来源。但现在工商资本长时间大面积挤占农民的就业空间，将使得很多农民无法回流。大量农民工无法回流，或者遇到经济危机需要更多农民工短时间返乡，这种加强非粮化、非农化的现代化倾向，就蕴含着不少风险隐患。
2015年10月25日，农业部发布了一个关于加强对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的意见，可以看出来中央对此高度重视。该文件明确要求，在农村土地流转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命令，不能搞瞎指挥，强调对工商资本租赁农地要有严格门槛。中央的态度和原来有很大的不一样，习总书记在前不久强调，农地流转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不能搞大跃进，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瞎指挥。
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这样一来我们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就与中央强调推动土地流转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农业现代化之间，就有张力。这些隐患一旦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中央就会发紧急通知。
所以说，我们今天对农业现代化的方式，实际上还没有想清楚。究竟怎么搞、谁是主体，这些认识都还没有到位。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充分认识我们的国情和农情。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倡导第六产业，要求加大对乡村旅游休闲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强线上线下营销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研究制定促进乡村旅游休闲发展的用地财政经营扶持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整合农村资源，增加农民收入。最后为了增加农民收入，为了“强富美”，以至于将乡村旅游、乡村休闲的盈利部分，通过金融税收财政土地政策进行支持。这里面存在很多问题。我认为“强富美”不是我们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我们整个社会的认识都在里面产生很大的误导和误区，我的观点不一定对。做规划的同志一定要有批判性思维，我这个批评也算批判性思维，可以讨论。
国情决定了城乡二元结构是对农民的保护
我们国情里面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共有9.5亿农村户籍人口，其中2.6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还有6亿农村人口，其中有两亿农业劳动力。所谓农业劳动力指的是主要收入和主要劳动时间在农村。
对于2.6亿进城的农民工，按照他们目前在城市里的就业状况看，基本上70%甚至80%、90%都没有办法在城市体面安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今天农民在城里打工，但是他们的父母在哪里?他们的子女在哪里?农民工最多把子女带到城里享受城里的义务教育，其他相当一部分在农村，他们父母全部在农村。他们老了之后，很可能还要回去农村，因为在城里没有办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如在村里生活舒服。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9亿人口与农村有紧密联系，9亿人口大概有一半的收入来自于农业领域。这个农业领域主要与土地有关，当他们一旦失去土地的时候，他们在农村就没有办法待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在城里没有办法体面安居的人群，硬要从农村赶出去，赶到城市里，这是非常大的事情。
中国今天看起来像发达国家，GDP总值是全世界第二，还有就是购买力。总而言之，我们的城市基础设施确实不错，但是中国按人均GDP就是7400美元，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属于人均收入偏少的类型。我们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按楼继伟部长的说法，只有50%的可能性。而且这50%的可能性，也需要非常智慧。就全世界来看，一百多年来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除了韩国，还有“亚洲四小龙”另外三个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香港、台湾)以外，基本上没有，中国由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实际上是非常小的。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城市不可能提供大量的让农民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的机会，进城农民工很多会失败，这也与政策和制度有关。农民工进城，生活不好，给他们增加社会保障，增加社会保障，政府出钱?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社会保障，社会出钱，市场行为，谁给你出钱?农民今天都不愿意交社保，为什么?因为工资1/3交社保，还不如今天就用，先过好当下再说。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提供的就业机会，所提供的就业收入水平，也就只能保障今天，不能保障体面的未来，不能保障他全家体面的生活。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没有例外。
在这个意义上讲，既然进城的大多数没有办法体面地在城市里生活下去，我们就要有办法来应对。一个就是中国现在的办法，就是如果进城失败，你还可以回去种田。还有个办法就是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里形成很多贫民窟。
前一种方法，你说农民回去种田，农民工从来没有种过田，还种得了吗?种得了!今天的农业技术，一个是机械化，轻简便农业技术的推广，就使得种田很简单，很容易。中国城乡两元结构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城乡两元结构，但往往不是体制性的。今天体制性的城乡两元结构使得我们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局面，一个农民中国，一个城市中国。过去的城乡两元结构从农村提取资源进到城里，今天相对来讲，农民进城的限制只有你有没有钱，你找不找到好工作，在城里做生意赚没赚钱。他赚了钱，很容易进到城里，进到上海进不去，进北京进不去，进武汉还进不了，进县城进的了。这个很容易，没有任何限制，县城今天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子，农民进城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天的体制性城乡两元结构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限制资本下乡，限制城市过剩的资本下乡。上海的这样一个股市一下涨到五千点，多有钱。在座的也是城市过剩资本的占有者，你们都希望到农村去，买块宅基地，最后享受风花雪月，一年住一个星期，最后土地保值增值。现在很有趣的是，我们的体制性的结构，限制你买，不允许你买，将城市的过剩资本卡住。农民愿意卖?不让你卖。有人说不让他卖太不象话了，为什么要限制农民的权力?当你看今天进城农民70%没有办法在城市体面生活，最终还要回去的时候，回到农村就成了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能不能买卖、是不是市场行为?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
后一个就是像很多国家一样，让农民尽可能进城，并且截断了后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城里人给农民工提供就业和收入的机会，其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差不多，但是我们中国因为有体制性的城乡两元结构，因为农民可以回去种地，所以我们今天的城市面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极大不同。比如我们到印度到拉美到任何一个发展中大国去看，1/3人都住在贫民窟，中国有没有贫民窟?有人说中国的农村就是贫民窟。中国的农村不是贫民窟!贫民窟的生活是什么意思?贫民窟极度贫困，居无定所，难以治理，它的要害是生活没有希望，所有的土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归属，没有根，漂泊在农村，最后除非信仰来世，信仰下一辈子，说这一辈子做善事，下一辈子享福，社会才会安定。但是很遗憾，中国人不信下一辈子，如果这辈子过不好，都吃不上饭，到处都是很贫穷的人，社会就会出问题。我的国情决定了城乡两元结构，这也使中国避免了城市大规模的贫民窟，让农民多了一个退回去的选择。这样的国情是好的国情，这样的体制对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坏的制度，我觉得这是对农民的保护性制度。
中国的农情决定了小农生产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中国今天有两亿多农业劳动力，有多少亩耕地?2亿亩。劳均耕地是十亩。在当前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我们一个劳动力种三十亩地没有问题，耕地不够是个基本事实。农民都认为自己土地少了，都希望扩大种地的规模。这个情况下还推动土地流转，就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在调研的时候，他们干部说，农民对于土地流转态度非常的鲜明，因为一般来讲土地流转的时候，租金会上涨。原来村里自己流转，你进城打工了，自己土地没有办法种，你给你的兄弟姐妹，给邻居种，给亲戚朋友种，多少钱，一百块钱最多两百块钱，甚至不要钱。我地给你种不要钱，你照看我一下父母，照看一下我的房子。这里面租金非常低。农村里面有一部分农民，因为父母太老和子女太小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进城和不能进城。这部分人都留在村里，在村里种自己的十亩田太少，最后把已经走出农村的人的土地流转过来，一旦流转到50亩地的时候，按照一亩地赚一千块钱算，50亩地就是五万块钱。五万块钱的农业收入，在农村生活成本又很低的情况下，就已经是很体面了。这样，这部分人在农村就待的下来，他们在农村自发形成的土地流转市场上获得了好处。
今天大资本进去了，搞大规模经营，一般土地租金会涨，五百、六百、七百、八百、一千。这样一来，资本下乡带来的土地增值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凡是在城里打工的农民都非常欢迎资本下乡，但是真正种地的农民非常反对，极大的反对。那你反对无效，土地是别人的，你原来种便宜地惯了，还想占这样的好处，不可能了。结果就是资本下乡对真正种田的非常不利。我们农民分化非常严重，我们要保护哪部分人的权利呢?我们首先要保护种粮的最弱势的农民，因为他们本来也没有多少条件进城，原来还能通过土地流转养活自己，发展农业，但现在这样的土地流转一来，原来种50亩地的现在就又变成了10亩地了，养不起自己，养不起父母，最后含泪进城了。
中国的土地没有人种，这一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我们中国今天有没有土地抛荒，这个要看情况。土地抛荒的情况也有，因为很多人看到。譬如我这里有一些山区来的同学，说我们村里面土地确实抛荒的，我说不抛荒就奇怪了。十种九不收，水利环境差，土质非常贫瘠，本来应该退耕还林的。我估计这样的部分大概有5000亩到一万亩，这些水利条件极差的地方，常年抛荒，土地就没有办法耕种了。还有一种抛荒，是生产性的抛荒。譬如一块地可以种两季或者三季，但实际上现在很多却不种这么多季，而是只在最高产那季种。比如种水稻，最高产的一季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粮食，要是1300斤粮食最终可以赚1000多块钱，但是要种两季可能最后真正纯收入就降到1000块钱以内了。所以大家实际上是在选择最高收益的那种种植方式，带来了短时间的抛荒现象。
那么为什么种地不划算了呢?因为整个粮食市场，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局面没有改变。粮库里面粮是满的，生产越多亏得越多。所以最近开始粮食收购价也上不去了，太多了装不下了。这种情况下，粮价下跌、抛荒其实都是市场调节的行为，这种抛荒很正常，甚至是好的。季节性抛荒重要在哪里?第一知道土地应该种一季，具有生产能力，还有一季不种可以看做休耕，我们不要掠夺性的去对待土地。我们要看重的是粮食生产的能力，而不是必须立刻都实现这些能力，不要把所有自然资源都变得非常紧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是季节性抛荒，三季改两季，两季改一季，是应对市场的能力。既然粮食生产能力还在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今天粮食缺了，价格就涨了，因为需求肯定非常低，价格一涨农民马上开动马力生产，新的粮食就出来了，粮食就不成问题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保证农民有地可种才是最重要的，至于粮食和土地是不是抛荒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背景，以及当下人多地少，农民在城里面不能体面安居的宏观形势下，保证农民有地可种的应对非常重要。全国几乎70%的农民家庭都有人在城里务工，有人在村里务农，自己土地不退。村里务农的是老年父母，城里务工是年轻子女，一个家庭既有务工又有务农的收入，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家里就每年有余钱。一个人感觉自己穷不穷不在于相对收入，每年欠钱，再多的收入，也感觉不爽。反过来想，今天农民全家进城，进不了上海，全家进县城，进县城好处很大，最大的好处是农民全家团聚在一起了。家庭生活其乐融融。但是假如团聚在一起，父母没有劳动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子女在县城里面的工作报酬降低了一倍，家庭的城市生活支出又极大增长。这个全家团聚的家庭在城里还能其乐融融吗?肯定天天吵架，老年人肯定天天看子女的脸色，老年人就气死算了。
我们今天总体人均户均不过10亩小规模的经营制度，老年人来种，既解决了工作和收入来源问题，又有成就感，还能当成休闲，有助于大家庭的和睦。这种情况下，不仅有助于自富，而且有助于保底。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有些父母不种地也进城了，这些土地就由不愿意或者进不了城的农民接过来，租金也非常低，接管下来就形成了种农群体。这样的家庭在全国占农民家庭10%-20%，不多也不算少，他们的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农业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这样的话，村庄里面，第一是年轻力壮，第二家庭收入完整，第三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的，就会形成非常稳固的社会结构。今天农村大量的资源都进城了，农村为什么还有秩序?很多人以为农村没有秩序了，其实农村今天还很有秩序。我们想象着现在的农民天天愁眉苦脸，但其实原因跟大家想象的很不一样。农忙季节最多两个月，当然种棉花可能不是两个月，种小麦、水稻两个月用不到。还有10个月打麻将，天天打麻将没有意思，这才愁眉苦脸。这种情况下，怎么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才是更主要的问题。
时代不同了，农民天天愁眉苦脸的原因也不同了。现在大量国家资源在投入农村地区，但是如果我们还是按照现在的思路，把资源投入到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话，就会越来越难。所以我们必须考虑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考虑到我们的农村正在产生新的适应当下体制性的结构，并且这个新结构使得我们能够极大的化解我们所想象的小农经济的困境和农村治理的困境。我们应该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去改善农村的状况，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不是通过新型主体为主导的农业现代化去剥夺农民。
农业现代化应当为小农服务，而不是走向新型经济主体为主导的方向
我们有句话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能否服务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小康社会建设。要是农民生活没有现代化，收入没有提高起来，生活不幸福，我们整个社会的小康社会建设就不用谈了、没有用。我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会发现，刚才我说的农民全家进城，收入变少、支出变大，非常不幸福。
现在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一个农民在县城买了一个房子，120平米，娶了媳妇，生了孙子。再过几年60岁，在县城里面因为没有收入，这个时候这个家庭总体上就比较贫困了。当他孙子还小，老年夫妻带孙子的时候，闲暇时间不多。孙子上学之后，家庭收入比较低，家庭开支比较大，还要出入宴会，家庭关系就比较紧张。父母天天看子女的脸色，就觉得在城里生活真是不好，极不自在、极不自由。每天小心谨慎，这时候就非常想念自己农村的房子，想要能够回到农村去，还有房子在，那该多好。其实再过20年，很多现在的农民工也都50、60岁了。如果采用现在的农业现代化方式，农民回不去，将来在城里就会非常难受，甚至思路一条，我们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也会很长。
我在农村调研的时候，很多年前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农民进了新房一般不拆旧房，也不是多占宅基地，也没有很重要的用处，但是通常就是父母住旧房子，孩子住新房子。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不让父母住新房子，那么大，反而让父母住旧房子，不是不孝吗?我去很多地方调研都是那样，孩子住大房子，父母搭个棚子，我就觉得道德太败坏了。后来我去东北，一个老人说，我不喜欢住我儿子的房子，我住在我女儿家里自在。后来我一想想通了，女儿比较强势，女婿不敢给脸色看，住在儿子家里，媳妇老给脸色看。一个朋友去看他，就一个白眼过来，所以喜欢住在女儿家里。所以怪不得农民不住楼房，住平房，旧房子。一般不跟子女吃饭，子女吃香的喝辣的，他们说吃不来，他们吃硬的，我们吃软的，这说起来是口味问题，其实里面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只要住老房子，就是自由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大声说话就大声说话，老朋友说来就来，也不用穿拖鞋。
农村老年人为了自由是可以牺牲住宿的环境、可以牺牲吃饭的质量，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所以再回到农村，其实是自由的问题。而且劳动也是一种权利，城里人活动的权利非常可怜，很多人就是跳跳广场舞，在阳台上种花养草，那么小的一个阳台种那么多。农民却有着广阔天地，想怎样就怎么样。能够自由的回到农村，还能保障劳动的权利，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所以现在家庭里面，城里一派，农村一派，家都是分离的现象也很多，那还有幸福可言吗?我在华中科技大学，我们许多老师子女都在美国读大学，在那里工作，他们家都是分离的，但是我看那些老教授也很幸福，经常电话联系。不是经常在一起就是幸福的，他看到子女、孙子在成长，人的幸福不仅仅是物质的，也不是待在时间的长短，是期待和期望，是真诚的投入、不求回报，希望子女真正成长，要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转化成子女无限的前途，这种情况下老人就很有成就感，就觉得很幸福。我觉得子女生活在县城，父母生活在农村里面，其实也是这种情况。
反过来看，年龄大的农村人生活在农村，也有好处。住房是不要钱的，有社交网络，心理上有安全感，人生有归属的。前不久北京官员讨论，北京除了可以进八宝山的，都有一个焦虑的问题：死了之后往哪里去?抛骨扬灰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又回不了家乡。中国没有无所不在的上帝，我们也没有家乡，那还能不能落叶归根?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农业现代化一定要保证农民的就业和收入，这在现代化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和基础的作用，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作用，只有当前2亿多户小农从农业中获得就业与收入，中国才能获得廉价劳动力，中国才可以成为世界工厂。过去形成的半农半耕结构，未来我们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就靠它了。
第二，农业就业为进城失败的农民工提供了返乡的退路，从而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区和蓄水池。进城农民工无法返乡，中国可能会出现很大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2100万农民工失业，大家很焦虑，真正全部进城没有农业的时候，穷人一般没有存款，马上面临着饿死人，国家即使有钱救济，救济的体系也很难建立。但是我当时调查下来发现，问题根本就没那么严重。“回来就是家里多一双筷子而已。”务工收入虽然减少了，但回到农村后支出也减少了，所以失业也没有多大问题，失业一年二年三年都可以。2000万失业、5000万失业，一个亿的失业也都可以。这样一来，中国对于经济危机就有很强的抵抗力。所以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周期问题，但正是因为农村的稳定，使得我们最后总是摇晃几下子就稳定下来，就没有出太多的乱子。
第三，农业的就业还可能成功解决老年人的退养和农耕的结合。有一句话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你要么有精神上的需求，要么身体上总是运动，最终农村的广阔天地是人和自然能够结合的地方，也是解决中国老龄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退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今天的农业，我们今天的小农经济还在发挥巨大的作用。
当然小农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具体讲了。只从题目的角度来谈一下，我觉得今天小农经济最大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土地太细碎，今天农民不仅仅是人均耕地少，户均不超过10亩，而且10亩往往分在七八个地方，非常不方便。农民说要把十亩地混在一块，他们投入的劳动和生产成本要降低三分之一，农民要土地耕种的方便，但是上层建筑不考虑农民的需要。
第二个问题，我们农业现代化越来越不为小农服务了，越来越为新型经营主体服务。我们国家显然不可能建立两套自上而下的服务体系，一套为新型经营主体服务，一套为小农服务，没有可能性。只能要么为新型经营主体服务，要么为小农服务。他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对立的。在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新型经营主体为主没有问题，但是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小农体系很重要。中西部地区这样一些小农很重要的地方，我们都在为新型经营主体服务的时候，小农就变成了自我失败的预言。小农不行，要打败小农，结果小农就真被打败了。小农其实很重要，却被我们的政策打败了。
要支持农业以及实现农业现代化。一般说农业是基础，农业很重要，虽然农业占GDP不到10个百分点，但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支持农业，所以我们每年有上万亿的国家财政资金投入到农村里面，我们觉得太少了，还要增加。为什么农业重要?其实农业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讲，有三个极其重要的功能，第一是粮食安全，没有粮食要饿死人，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第二农民的就业和收入，这个也非常重要。农民要是没有农业的就业和收入，这个问题极其严重。第三，农村是稳定区和蓄水池。
之所以搞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担负了三大功能。农业担不担负让农民致富的功能?这个不是必须的功能，当然有更好，没有也可以。三大基础功能，这意味着我们给农业大量的支持，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应该围绕这三大基础功能做的。我们要让所有人很富裕，而且要让大家自己上市场上去想办法，但是总会有人失败，就要对他保底，恭喜成功者。我们要让失败者也成为亿万富翁是没有可能性的，农业现代化要围绕为小农服务，小农经济正好可以解决我刚才讲的农业三大功能。
小农种田比资本种田要的政府投入和支持少，粮食产量高。小农种田就为农民提供就业和收入，为我们解决老龄化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应对途径。正是因为农民就业，使得农村成了中国的稳定区和蓄水池，要是所有农业现代化都是把农民撵出去，农业成了资本的规模农业，农民进城了，在城里没有办法体面生活的时候，社会就爆炸了。这样的话，对大多数地区而言，我们要将财政资源用于雪中送炭，用于为小农提供基础的生产生活条件，为他们解决个体在生活生产中没有办法解决的公共服务，并想办法出主意提供支持。
从这样去看的话，我们今天资源的投入，基本上投错了方向，并且这样的投资，很重要的一条要和农民的参与结合起来。今天我们资源大力投进去和农民没有任何关系，最后是项目治国，让基层政府统筹。我前不久到一个县区调研项目，说统筹比不统筹还坏。原来雨露均沾，无论怎么分，大家都能分到点。现在以项目方式的投入，却出现了很多投的时间和地方都不对的现象，而且还有公平性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资源，都被统筹到几个样板村，其他村都得不到了，打造的那些美丽乡村，根本就无法复制。
我们应当从国家的实际状况来理解和评价农村的制度
最后一部分我想讲一下，按西方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来认识中国，就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国这么快的发展，而且发展中的变化也很大，应当出现严重的不稳定问题，但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国一直保持着稳定?原因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制度虽然不是太好，但是也不太坏，可以对发展起到保底的作用。我们不能用小资情绪、用站在外面的态度去看农村。进到农村里面去，你会发现农村非常有趣和谐的一面，我们今天的中国，正是因为有小农经济，才获得了稳定的保证。
今年春节调研时跟农民讨论，一位农民说，自己的邻居很有趣，生了两个女儿，双女，因为计划生育没有要儿子，赚了很多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不再生育了，过了60岁就有计划生育保险，夫妻每个人每年900块钱，养老保险每个人一个月70块钱，一年840块钱，夫妻两个1680块钱，还有低保。按城里生活的话，这些钱没有办法糊口。但是对农民来讲，这个钱很重大、很多。我在全国调查的感触是，所有老年人都说，我们的生活叫有饭吃，没钱花。怎么有饭吃?很简单，土地给到子女种，他不种，子女一年给他五百斤粮食，他吃不完，这个粮食可以养鸡喂猪。为什么没钱花?因为子女每个月给二十块钱，最多五十块钱。你如果抽烟，三块钱一包的烟的话，这些钱也就没有了，到最后三块钱一包烟要节俭，三天抽一包，主要是用来买油买盐的钱。子女为什么不多给?看起来就像是规矩，全国基本上差不多，也有差异，但总体差不多。现在股价一天涨多少钱?五六千块钱农民觉得根本用不完，一定要积攒下来到城里给子女买房子。到最后这个社会结构，只花一点钱，就可以买数亿人的感激和感动，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结构有弹性，有很大的弹性。
社会结构有弹性的时候，只要一点点政策的调整，一点点资源的投入，就可以换来社会的满意度。利益这个东西非常有趣，得到就不可失去。当我们都得到了巨大利益、且都不能失去的时候，一旦发展缓慢，而我们分担的预期却再继续增长的时候，就会由个人聚集为群体、由群体聚集为阶层、由阶层聚集为阶级，每一个阶级一定有政治人物跳出来代表他们，最后是这个社会里阶级混杂，群体之间强硬对抗，那么还怎么稳定?所以说，正是广袤的乡村，为最底层的、处于社会位置最下层的农民提供了退路，最后使得这个社会有巨大的结构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刚才李院长讲的制度性城乡两元结构，对保护农民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和张尚武院长、栾峰老师讨论的时候很有启发。现在搞乡村规划，感觉到长三角比较活跃，像武汉地区等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够活跃。这其实很正常，在长江经济带，以及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都成了城市带的一部分，城市发展所形成的利益最后附着在农村的土地上。我在苏州调研，我看了农民的别墅，建的真好，50万的别墅，城里人花三百万买不了，他认为他是别墅，他享受土地价值性的收益。在城市带地区，在绍兴调研的时候，一个宅基地卖两百万，还不一定买得到，村里人自己买，外面人不卖。这样的情况下，村庄里形成了大量的价值的附着，最终这些价值附着使得地方农民的需要突破了既有的社会结构、既有的制度结构和既有的规划结构，他要进行土地规划。既有钱也有需求，这时候自然欢迎大家去，做规划就有很大空间。中西部地区，大量的人口流出，农民的宅基地最后值不值钱?宅基地不值钱，农民最后进城，这个宅基地的房子五年没住人，十年没住人，自动倒了。倒了要维修，我知道我回不回来?我不知道，不知道去维修吧，我不回来白维修了，但是我要是进城不体面还回来。所以维修不维修，农民就很纠结。一个村庄里面，有二十户人家，有十户人家房子倒掉，还有十户人家住在村里。现在要娶媳妇，旧房子不时兴，建新房子，建到旧宅地，这个地方人气不行，最后大家搬走。国家不可能在这修基础设施，建到这交通不便利、生活不便利，不能建到这里，建到哪里?又没有规划，没有人给我规划。最后我要利用公路作为基础设施，建到公路边上。因为又没有规划，地不是我的，建的时候就没有信心，先打个红字、打个地基，没有人管的时候，建一层的楼房，再没有人管建两层，再没人管装修一下、娶媳妇。
假定在离土地不远的小集镇交通便利的地方规划一处平地，建上基础设施，最后让农民可以自愿搬到这，愿意搬就给你一块地，前提把原来的宅基地复垦。农民为了享受基础设施，最后很快会搬到这里，他就自发不要国家出一分钱，最后形成规划。这种规划比较保守，适应农民的需要，不是一天变成美丽乡村，最后不一定很美丽，但是很适合农村的情况，现在也许不住，但是今后也许就住了。有几种情况。第一，进城失败了，还回来。还有一种情况，进城了成功了，但是子女的成功不等于他的成功。第三种情况，他在北京当了高管，他老了回到村庄里面，有点风花雪月也不错，我到老家生活一下可不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经济发展与规划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中国的差异，南方农村特别是广东、福建、广西、江西，包括湖南一部分，这些地区在解放前的时候，农村里的土地1/3、有的地方甚至一半是公田，到北方，公田只有几块。长江边上三家五家，很少有大规模的聚落。这样的区域差异对人们的心理、对村庄的文化、对社会的结构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也需要讨论、也可以讨论、也值得讨论。
结语
我们一定要理解今天的农村和农业都很复杂，不能在一些地区实现制度创新，就简单变成全国的政策安排，那样会出大问题。全面上来看，我们对三农问题复杂性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产生了很多的愿望，结果非常可怕。规划还是要保守一些，三农政策也还是要保守一些，先要理解当下、要珍惜现在。中国的今天，我们可以用两种说法。第一假定某种制度改变了，今天会更好。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中国今天之所以这么好，正是因为最近三十年的发展，连续二十多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所带来的，而这种增长的背后，恰恰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不好的制度所支撑的，而且这个不太好的制度还可能支撑着我们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我们到时要考虑一下了，这个制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今天讲的不一定对，但都是批判性的，批判性的思维是我们搞规划教育非常重要的方面。可能内容不一定与大家希望的对应，但精神应该是和大家契合的，谢谢。
(报告整理人：邹海燕、栾峰)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