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38年在延安窑洞里，发生过梁漱溟和毛泽东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 毛泽东是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里把握中国社会的问题，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而梁漱溟是在这辩证关系之外、把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为二元对立的关系，以此为前提来强 调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殊性。今天面对中国的农业转型，这样的争论再一次回响。中国市场化改革三十余年后我们是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理解中国农业转型的特色呢，还是把特色当做独特呢? 争论的具体焦点是: 中国的农业转型是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的小农经济，还是开启了农业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农业资本化有什么特征?面对资本下乡，小农是否有所谓的坚韧性?
从赞比亚的中国农场主吐槽说起…
2008年我在赞比亚做田野调查期间，在一次周末聚会中听到中国农场主们一起抱怨作物收成被当地人偷窃的苦恼，他们说中国哪有这事儿啊，这是赞比亚特色。在交流完各自被偷的经历以后，其中一个说，这也不是中国农场的独特经历，赞比亚本地白人、黑人农场也是一样的被偷。接着他传授了一个白人农场主的看法，“你就打算每年有10%-15%的收成被偷，就当做为社会作贡献了，也就这么回事了，没有必要(烦恼)。”那时，这几位华人农场主在赞比亚已经有10年左右的经营经验，他们基本上是在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农垦公司来到赞比亚，后来自己买了农场，成为私人农场主。旁听他们的交谈，我对他们吐槽的问题颇有印象，当时我除了联想到斯科特的“日常反抗”，一时也没有更多的想法。至于为什么在赞比亚这样的情况比较普遍，而中国没有，我考虑过这么这一个解释：中国农村是熟人社会，赞比亚大农场里，农场工人不一定是本地人。
可是几年后，偷窃甚至哄抢农作物的情况在中国农村也有所耳闻了。被偷窃的对象可能是资本下乡的公司，但也可能是招商引资的本地合作社。 为什么中国农场主抱怨的赞比亚特色在近年来中国也出现了呢?看来我原来设想的“熟人社会”、“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区分”貌似有理，但不能解释中国农村近来发生的偷窃、哄抢。原因更可能是赞比亚当地村民和资本化农业的关系，在中国也开始出现了。中国农业转型带来了经营主体的变化，重塑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尤其是资本化农业与当地村民的关系。如果赞比亚的中国农场主对中国国内这些情况有所耳闻话，那么他们会意识到，他们冠名的赞比亚特色并不是赞比亚的特色，至少并不独特。
什么是“特色的”，什么是“独特的”?在中国，很多人说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特色，的确，但是，这一特色并非独特，赞比亚的土地有94%受习惯法保护，也就是说属于酋长代理的部落所有制，部落成员均可从酋长那里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尽管习惯法对于赞比亚土地兼并起到了一定的阻力，但是这一阻力并非不可克服，世界银行和赞比亚政府在不断鼓励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在农业领域积极招商引资。农林渔占赞比亚GDP的20%，占全国劳动力的80%。全国110万农户中，75%的农户是小农户， 经营规模在1-5公顷左右，主要靠手工劳作，较少购买农资，产出大多归自己食用;17%是新兴农户, 经营规模在5-20公顷，购买的农资，兼有家庭劳动和雇佣劳动，产出主要供给市场;8%包括了商业农户和企业化农场，商业农户规模在20公顷以上，高度机械化，使用长期雇佣和季节性雇工;企业化农场规模达数千公顷，由专业人员经营，使用雇工 。
赞比亚小农户中很多依靠务工，包括农业务工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来维持自身的简单再生产。“半工半农”不是中国独有，在第三世界其它国家也常见，早些年沃勒斯坦等认为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的很大不同是第三世界拥有大量的、没有完全脱离农村的半无产阶级。赞比亚农业主体的各种类型，在中国大体都已经存在，当然各类的占比和具体特征在两国会有所不同。 就小农户而言，中国小农户比赞比亚小农户在农资方面更加依赖市场，农产品的商品率也更高。
通过赞比亚的调研经历，我对“赞比亚特色”或“中国特色”的提法有了许多的谨慎和怀疑。在主流话语里，中国农业常常以美国农业资本主义为参照，人们或以此反思中国农业转型的不足，或以此强调中国的独特道路。诚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农业转型承接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脉络和一些体制特色，然而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三十余年后，我们是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理解中国农业转型的特色呢，还是把普遍性和特殊性当作二元对立的关系，强调特殊性呢？
再访毛泽东与梁漱溟，列宁与恰亚诺夫之争
1938年在延安窑洞里，梁漱溟和毛泽东关于中国问题曾经有过争论，毛泽东是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里理解中国问题，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而梁漱溟是在这辩证关系之外、把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当做前提来强调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独特性。今天面对中国的农业转型，这样的争论再一次回响，只不过参与讨论的学者这次参考的是列宁和恰亚诺夫关于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俄国农业发展的争论。通过重读列宁和恰亚诺夫，《开放时代》2015年第五期的专题的几篇文章关注的问题是：
•中国的农业转型是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的小农经济，还是开启了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农业资本化有什么特征?
•面对资本下乡，小农是否有所谓的坚韧性?
农业道路的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中国的未来。中国三农正遭遇着千年未有的沧海桑田，希望这场讨论能帮助回答“中国农业往何处去”这一基本问题。
争鸣的焦点问题
这期专题中，黄宗智和贺雪峰基本上认为中国农业仍然以小农或小规模经营为主体，小农经济不仅具有价值上和功能上的合理性，而且在现实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贺雪峰称这样的观点为小农经济派 (贺雪峰 2015)。这两位学者激烈批评了以龙头企业引领规模化农业的政策导向，提出了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并各自倡导如何使小农与社会化生产对接的政策建议。严海蓉、陈义媛、孙新华、陈航英、黄瑜的四篇文章则提出了争鸣。通过宏观数据和案例分析，他们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已经开启了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资本积累的动力和农村的社会分化同时伴随着中国农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小农虽然数量仍然庞大，但是在丧失主体性，而开始直接地或间接地隶属于资本化农业。
以小农经济的主体性为出发点，黄宗智认为今天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需要建设小农场+合作社的一体化体系。而建设这样的合作化体系则需要走出崇尚农民自发性合作和崇尚规模经营这两个误区。日本、韩国、台湾的农民合作体系发挥了政府的扶持功能，避免了英美大而粗的规模化经营，从而建立了小而精的东亚合作化模式。
今天中国是否有条件来建设这样的体系?黄宗智认为，尽管公益性合作社的发展在中国面临着“十分强大的制度性障碍：国家全力招商引资，偏向资本主义企业和大户、偏向借助个体逐利的激励机制来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具有“比战前日本农政更完全更有力的农政体系”来实践日本二战后的的合作化改革。在黄宗智看来，这样的农民合作化道路不仅是“农政民主化”，而且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突破口。
然而事实是，今天日本也在失去维持合作体系的条件。资本主导的逆向土改正在席卷亚洲各国的小农，侵吞他们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通过斗争获得的果实。在亚洲许多国家，小农正在被资本化农业所驱逐，土地再次呈现加速集中的趋势。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在2003年至2013年间，规模农场增加了54%，种植园增加了19%，而小农数量减少了16%。 日本也不例外，自2000年来，日本农民的数量下降了40%，而农业生产公司的数量翻了一倍，达到14,333个 (Grain 2015)。
如果中国实践日本战后的合作化模式，问题的关键是黄宗智指出的“十分强大的制度性障碍”如何克服?除了国家招商引资等行为是制度性障碍，资本主义企业和大户的行为和利益诉求是否也是发展公益性农民合作社的资本障碍?中国今天的农业转型有哪些推动力，能否能够提供日本当年合作化的条件呢?
作为小农经济派的代表人物，“为谁的现代化?”贺雪峰对中国农业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今天中国农业的主要矛盾是小农户难以与社会化大生产对接。面临着一矛盾，如果说黄宗智的倡导是东亚模式的合作社，以此解决农户与市场的对接问题，那么贺雪峰倡导的是国家支持基本农业设施的改善、村社统筹共同生产事务。与黄宗智对经济和治理民主化的关怀有所不同，贺雪峰以世界体系的基本逻辑和结构作为必须接受的前提，把中国当前的发展总目标设定为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此为本。三农的价值、功能和定位在于为总目标服务，此为末。在一本末关系框架中，贺雪峰提出了三农的底线功能，即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农业就业、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农村稳定器。在三大底线功能中，贺雪峰认为三农作为“稳定器”的功能最为重要，是否服务于这一功能因此成为衡量农业现代化的方针，成为评价政府政策的指南。贺雪峰认为推动强富美的农业现代化政策是本末倒置，因为国家扶持农业规模经济主体的方法恰恰有悖于三农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而农村自由经济和市场内生的农民分化则与三农的稳定器功能并行不悖。
本期四篇论文对上述中国“小农经济”的判断提出了争鸣，对农业转型提出了与黄宗智、贺雪峰有所不同的看法。 这四篇论文显示中国农业的资本化伴随着无产化的趋势。针对当今中国农业资本化的讨论，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引入了列宁-恰亚诺夫的争论，他们计算出中国农业雇工大体比例为3%，因此认为中国的农业资本化没有伴随无产化，中国农业转型符合恰亚诺夫的命题。在本次专题中，几位再访列宁-恰亚诺夫之争。严海蓉、陈义媛、孙新华计算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雇工比例远远高于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呈现的3%。但是这几位关于中国农业资本化性质的分析没有局限于农业雇工。农业雇工虽然是讨论农业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不是唯一维度。因此，在农业资本主义的内涵上，这四篇论文与2012年的专题有不同的看法。黄宗智等似乎把农业资本主义等同于使用农业雇工的大农场，把农户经营等同与非资本主义。然而本专题四篇论文认为小农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并不形成各自独立的平行体系，并不分别代表非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性的存在，在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中，无论是资本化的大农场，还是普通小农户，都动态地存在于同一个生产关系里面，相互关联，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小农户和资本化主体在这一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农业资本化一方面把越来越多的小农排挤出农业，同时也使未被挤出的小农吸附到农业资本的产业链条上。在此背景下，小农家庭经营的存在本身既不足以说明农业的非资本主义化，也不构成另类的道路。
从列宁关于农业资本化道路的论述延生出来，严海蓉、陈义媛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既存在着自下而上的动力，即通过农民分化产生的资本化经营主体，如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外出包地农场主、甚至一些地方龙头企业，也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动力，即资本下乡，而且还存在着上下并举的动力，即国家资本通过支农政策下乡与农村大户精英的资本结合，加速推动规模化和资本积累。从改革初期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二十年间，中央主要通过鼓励农民分化来推动自下而上的资本化。最近十来年，中央和地方一方面继续支持自下而上的资本化，鼓励种养专业大户、合作社，一方面开始支持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如鼓励龙头企业跨区运作、企业集群建立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贺雪峰（2013）认为小农立场即国家立场，然而，严海蓉、陈义媛的研究表明，国家立场并非小农立场，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鼓励农民分化，推动农业“去小农化”。
孙新华以一个农业乡镇为调研点研究农业转型，具体回应了2012年专题导言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把河镇农民分化分为两个阶段，2007年前是 “有分化未突破” 的量变阶段，以中农和小农的分化为主，2007年后随着政府积极推动农业转型，分化进入资本化主体兴起的质变阶段。资本化主体的兴起以土地集中和农业雇工的存在为条件。政府帮助创造的正是土地集中这一条件。随着土地从小农和部分中农流出，他们需要通过农业务工来补充自身生存的条件，资本化主体需要农业雇工的条件也同时一箭双雕地实现了。在河镇，资本化主体农业雇工率高达30%以上，远远高于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呈现的3%。河镇农业一方面有着资本化主体的新兴，一方面有无产化的趋势。
孙新华的研究也使得我们不能无视农民的分化，尤其是中农的分化。即便是在“有分化未突破”阶段，河镇的农民分化也不能从恰亚诺夫的人口学视角来解释。在分化突破的质变阶段，部分中农加入兴起的资本化主体中，而部分中农则变成小农。贺雪峰教授把中农看成农村的稳定力量，然而研究显示中农有内在和外在的不稳定性。内在不稳定是因为他们具有资本积累的动力，“河镇的很多中坚农民都有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只要总收益不断增加，即使增加雇工他们也非常乐意。”外在的不稳定是使中农保持为中农的社会条件不可能稳定，这些条件迟早会变化。当在政府推动下，条件发生变化，内外因结合，部分中农的扩大再生产的愿望得以成全时，另一部分中农则成为小农。
陈航英的调查研究在同一乡镇展开。他的论文很好的回应了这一问题，即小农户面对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什么。陈航英的观察发现，资本主体的出现也再造了“小农”，使得小农不再是八十年初相对独立的直接小生产者，而成为资本主体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提供者。黄宗智认为小农面临的问题主要在流通领域，而陈航英的研究显示资本主体对小农的排挤和覆盖虽然包括流通领域，但也发生在生产领域，直接吸取小农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
陈航英的研究和黄瑜对广东雷州半岛养虾的研究同时反驳了黄宗智和贺雪峰提及的恰亚诺夫的命题，小农的坚韧性---这是小农经济派的乐观主义源泉。然而，这一乐观似乎是建立在一个错位的假设之上，以为资本与小农的竞争是刀对刀、枪对枪的竞争，以为市场竞争是谁多打粮食、谁多养虾的竞争。实际上，今天资本与小农的竞争是航母对小帆船的竞争，资本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覆盖，攫取全部或部分产业链利润，以此取胜，压倒小农。陈航英的研究显示与资本化主体相比较，小农从购买农资到农产品销售有许多吃亏的环节。而黄瑜的研究正是展示了资本如何从上下游延伸到生产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在大量地流失，直到中国农村出现空心化、出现老人农业，出现未来谁来种地的担心，因此小农的坚韧性值得商榷。以小农的性质来说，现在的小农已经不同于八十年代初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小农，本期有四篇论文认为现在的小农，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资本，为资本提供土地或劳动力，或为资本承担其不愿意承担的生产环节的高风险。此小农非彼小农也。这些们认为形式的貌似背后是实质的不同，主体性的不同。农民的农业、社区的农业比资本的农业的确有优越性，不是攫取利润方面的优越性，而是更可能发挥农耕在文化、生态、社区的维护和再生产上的多功能性。但是我们应该客观清醒地看到在市场化、 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小农在分化，小农的独立性被不断扼杀，这种可能性也被不断地扼杀。
参考文献
环球传媒网.河南许昌：800亩高梁遭哄抢 业主损失上百万, 2013年9月24日，http://www.sdxinwen.com/news/bencandy.php?fid=44&id=1748
贺雪峰. 小农立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黄宗智.《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导言.开放时代，2012 (3): 5-9.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开放时代，2012(3)：10-30.
南风窗. 哄抢合作社谜局调查.2014.25期, http://www.nfcmag.com/article/5162.html
严海蓉，陈航英. 农村合作社运动和第三条道路：争论与反思. 开放时代，2015(2).
Grain: Asia’s Agrarian Reform in Reverse. April 30, 2015. http://www.grain.org/article/entries/5195-asia-s-agrarian-reform-in-reverse-laws-taking-land-out-of-small-farmers-hands
Jorgensen, S. L. and Z. Loudjeva.2005. A poverty and social impact analysis of three reforms in Zambia: Land, fertilizer, and infrastructure. The World Bank, Social Development Papers No. 49.
World Bank.2003. Zambia, the challenge of competitiveness and diversification. The World Bank, Report No. 25388-ZA.
Zambia National Farmers Union. n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in Zambia’s Agriculture Sector, 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s/zambia/231771/PDFs/ZambiaNationalFarmersUnionInvestmentOpportunities.pdf, 2015年 5月30日查阅。
Zhang, Qian Forrest and John A. Donaldson: “The Rise of Agraria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gribusiness and Collective Land Rights.” The China Journal, No. 60 (2008):25-47.
Zhang, Qian Forrest. “Class Differentiation in Rural China: Dynamics of Accumulation, Commodification and State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5:3(2015): 338-365.
1. 陈义媛、孙新华在田野调查中都发现了这个情况。合作社被哄抢的案例，参见环球传媒网(2013)，南风窗(2014)。《南风窗》报道指出哄抢可能是一出被导演的戏，然而即便是戏，也说明哄抢在中国农村已经不是不可思议的情节。
2. 此处分类来自世界银行关于赞比亚的农业报告(Jorgensen and Loudjeva.2005; World Bank 2003)，而各类农户占比数据来自赞比亚农场主协会的报告 (Zambia National Farmers Union, nd)，尽管后者发表日期不详，但是根据报告的内容可以估计于2014年或2015年发表。
3. 在一次研究生课上，我和学生讨论張謙和 John A. Donaldson(杜強)的文章(Zhang & Donaldson 2008).班上一位来自缅甸的学生认为，文中给出的中国农业经营的5种类型中，除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半无产化”(即土地被村集体承包给公司，村民给公司打工)这一类型在缅甸没有外，其它的类型缅甸也都有。
4. 张谦首先开拓了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论述，最近他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农村阶级分化的文章见Zhang (200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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